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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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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的解方

  • 作者:黃光國
  • 出版社:時報出版
  • 出版日期:2020-09-01
  • 定價:380元
  • 優惠價:79折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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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虫VIP紅利價:285元
本書適用活動
2020尊榮感恩月/外版強推

內容簡介

美中新冷戰,夾縫中的台灣,是危機還是轉機? 美國禿鷹的伺機攻擊手段, 中國從潛龍到見龍的叫戰反擊, 看這場「中西文明對抗」如何的衝突與未來走向! 國際局勢變化瞬息萬變,政治黑天鵝滿天飛。一場全球一起面對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港版《國安法》施行,將美中的衝突上升到最高級。這場衝突清楚體現中西文化的差異,當中國不再秉持過去《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的政策,美國政治人物持續以「禿鷹」視角來主導世界局勢的性格,徹底打亂了世界的秩序。 各國分析家指出,只要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必定仿效美國統治西半球的模式,圖謀統治亞洲;美國勢必全力以赴,阻止中國成為地區霸主。現在,美國主導的體系告終,亞洲世紀來臨,二十一世紀世界權力版圖的改寫,正在我們的眼前發生,宣告美中雙方安全競爭必定愈來愈激烈,戰爭也很難避免。 本書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清楚剖析當前的現實,面對美國「禿鷹」的步步進逼,並且聯合世界各國共同抵制的中國,中國知識份子為何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目前兩岸的現狀是「一中兩憲」,傳統稱為「中國」的領土上,存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憲政體制。雙方若能對此取得共識,便可以「對等」的互動,展開和平談判,並建立穩定的兩岸關係。這也是本書主張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台灣的知識菁英缺乏反思的能力,深陷「自我殖民」的困境之中,正一步步踏入「大國政治的悲劇」而不自知。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的知識菁英更需要的是反思自省的能力!

目錄

第一篇 潛龍勿用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第二章 大國政治中的潛龍 第二篇 亢龍有悔 第三章 「五四意識型態」的形塑 第四章 科學與辯證 第五章 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 第六章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築高墻、廣積糧、不稱霸 第三篇 見龍在田 第七章 文明對抗下的戰疫 第八章 新自由主義瘟疫 第九章 「超限戰」的交鋒 第十章 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 第十一章 「普世價值」的反思

序跋

自序 國家講座教授/黃光國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操勞、庸庸碌碌的存在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實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能夠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意義,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海德格所說「面對死亡的存在」似乎是個人自己的事。然而,《聖經.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與戰爭、瘟疫和饑荒同在。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必須一起反思存在的意義。   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總共有七千五百萬人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一半。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義大利人本主義的詩人和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5-75),寫了一本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書中描述十個年輕人為了逃避黑死病(black death),而躲到鄉下,聚在一起,十日之間講了一百個故事,控訴當時教會的貪婪、腐化和無能,成為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宣言書」。 定義我們的世代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也有類似的故事。牛頓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充分感受到啟蒙運動時期新思想、新方法、新發現的衝擊,開始努力向學,並激發出雄心與創造熱情。一六六五年夏季他文科畢業時,發生倫敦大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五),劍橋停課,他回到林肯郡舊居躲避。此後一年多的這段期間,他日夜不休地專注於研究工作,日後他所有的重大發現,包括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以及三稜鏡的折射和散射實驗,都在這段期間獲得突破性進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啟蒙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月二十三日,美國新冠疫情受災最嚴重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公開表示:這場瘟疫結束之後,「將重新定義一整代人」。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然則,我們該如何界定我們下一代人呢?   在我看來,這場疫情的發生,基本上是大自然對於人類文明的考驗,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道法自然」的意義。因此我決定調整寫作方向,撰寫這本《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本書的主旨是:依照美國克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禿鷹」性格,在美、中「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是下「西洋棋」,一有機會,就步步進逼,利用「棋子」,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只能以「潛龍」自命,跟他下「圍棋」:綜觀全局,沉著應變,見招拆招,步步為營,謹慎出手。 「潛龍勿用」   由於本書的主要訴求是華文世界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幫助大家看清楚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大局」,因此,本書內容共有九章,分為三大篇。第一篇「潛龍勿用」包含兩章,第一章〈西方文化中的禿鷹〉,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為基礎,說明什麼樣的文化及歷史條件,形塑出美國政治人物「禿鷹」性格。第二章〈文明對抗中的禿鷹與潛龍〉,回到當前的現實,說明面對「禿鷹」的步步進逼,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第二篇「亢龍有悔」包含四章,第三章從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分析「五四意識形態」的形塑。第四、五章從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殷海光、胡適、胡秋原、及其他知識分子在「後五四時期」的互動,討論〈科學與辯證〉及〈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築高牆、廣積糧、不稱霸〉是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早上,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中華文化論壇」閉幕式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當時臺灣正在舉行總統競選,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同步鬧得如火如荼。作為「亢龍」之「侮」,這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對中共當局殷切期望。   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生了「八國聯軍」之禍。正當大家對港臺兩地的政情發展憂心忡忡之際,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竟然在武漢爆發開來! 「見龍在田」   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包括五章,第七章〈「文明對抗」下的「戰疫」〉比較中國和西方對抗新冠肺炎的不同方式。然而,一場「戰疫」的勝負,並不足以決定「戰爭」的成敗。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疫情控制的治理無能,主要原因在於一九八○年代英、美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第九章〈「超限戰」的交鋒〉則以二○二○年五月最後一週,中、美、臺、港之間所發生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共解放軍鷹派少將喬良所謂的「超限戰」,其實已經開打,涉及各方的勝負得失,也已經隱然可見。   第十章〈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從歐盟及亞洲國家在「亞洲世紀」所展現出的外交智慧,說明所謂的「米洛斯對話」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品。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可以用「一中兩憲」破除「自我殖民」的迷霧,其要訣則在於第六章所說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第十一章〈「普世價值」的反思〉則是分析非裔男子佛洛伊德被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美國「間歇性」暴動,說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性價值」,其實具有一定的時空特性,希望可以幫助中國知識分子跳脫本書系第二冊所謂「自我殖民」困境。   本書第六章〈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我反思中國在經過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得出的一項結論: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方向跟本書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中所謂「市場至上」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以這樣的對比作為參照點,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的相關論述,而且可以理解未來美、中「文明對抗」可能的發展方向。舉例言之,在本書停筆之後的七月初,我以〈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為題,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二○%的財富,○.九%的人分享另外的二○%,其他九%再占四○%。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百二十萬人受到監禁,四百八十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二十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臺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這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評估美國當前的「文化戰爭」。七月初,解放軍在西沙演習,美軍隨即派出兩個航空戰鬥群到南沙演習,在兩周內又進行第二次。隨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發表「南海島嶼主權聲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回應:「中國的兩百萬軍隊不是擺設,而是中國的鋼鐵長城;中國的東風導彈也不是用來打靶的,而是用來打野狗豺狼的;中國的核潛艇不是用來在海底旅遊的,而是用來打擊不速之客的;中國核武器不是用來嚇唬誰的,而是用來自衛的。有誰想嘗嘗滋味兒,想好了你告訴我。」   這種回應方式正是本書第六章所提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相形之下,蔡政府對件事的反應卻是教人感到訝異不置。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臺灣成圍堵中國的代理人〉:   本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南海聲明」,一反過去美國對南海爭議「不持立場」的態度,明確支持二○一六年國際仲裁法庭裁定結果,認為九段線非法,且島嶼皆為岩礁,不得主張南海海域主權聲索。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國的這個動作是「劍指北京」。問題是:這個聲明不僅認定目前有我國駐軍的「太平島」是礁非島;而且否定了我國在一九四七年宣布「南海疆界」時所主張的「U型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而蔡政府外交部竟然表示「歡迎」。   很多人對蔡政府的反應感到「不可理解」。其實蔡英文的對外政策有脈絡可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很清楚地指出:由於美、中兩國都已經擁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面對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最有利的策略,是採用「圍堵政策」,自己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用「隔岸觀火」的計策,支助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替他打「代理戰爭」。   米氏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實力不足以對抗中國,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不會無條件地配合美國,所以圍堵中國並非長久之計。他大概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不計代價的替美國打「代理戰爭」。   二○一九年十月,蔡政府宣布編列二千五百億預算,採購六十六架F-16V型戰機,平均一架要價三十七.八億新臺幣,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公布的第五代匿蹤式F-35A戰機,每架只要二十三.七億。給臺灣的舊型F-16V每架價格竟然貴了十四億!   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那一天,蓬佩奧宣布售臺十八枚MK-48重型魚雷,每枚一千萬美元,價格比三年前賣給海軍的同批魚雷,貴了將近一倍。外交部長吳釗燮同樣二話不說,非常大氣的表示「歡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幹過中央情報局長,有人說他是「把國務當特務幹」。他費盡心思要在亞洲找可以幫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沒想到臺灣竟然願意出人出錢,高價向美國軍火商購買「堪品」,甚至「廢品」,現在連領土主權都可以雙手奉上。   臺灣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嗎?蔡政府隨著蓬佩奧的「魔笛」起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重新出版其《大國政治的悲劇》,特別加了一篇附錄〈向臺灣說再見〉。「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當臺灣付出一切代價,最後的結果卻是「真心換絕情」,那才是真正「大國政治的悲劇」。   二○二○年七月底,李登輝跟王曉波同一天過世,我在《中國時報》上又寫了一篇〈李登輝.王曉波.中庸之道〉: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王曉波逝世。當天晚上,李登輝也跟著走了。這兩個人代表了臺灣政治光譜上「統」、「獨」兩個極端,他們過世後,媒體的報導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對於臺灣前途和兩岸関係的未來,他們在我們心理力場上所産生的張力,卻應當等量齊觀。   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曉波。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基層軍官,母親章曼麗卻參加共產黨,來到臺灣後,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槍斃。我經常聽他談起幼時生活困苦的情形,說他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和平統一」,而被人認為是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開始推動「敎改」。這是臺灣從「四條小龍之首」跌落雲端的開始。翌年,我出版《民粹亡臺論》,批判他的「黑金政治」,臺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從此浮上枱面,而日益尖銳。   在我看來,「統一」的最大障礙在於兩岸社會和文化的鉅大差異。二○○五年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主張統一之前,雙方先面對「一個中國、兩個憲政體制」的客觀事實,「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中共必須彌補「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傷痕;臺灣也不必刻意搞「去中國化」,造成下一代人的認同混淆。   二○○七年,我託朋友送了一本《一中兩憲》給李登輝,當時並不期望他會有所回應。不料翌年八月,竟然接到他辦公室的電話,邀我到他挹翠山莊的住處,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嗎?」除此之外,他最在意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會面時他送了我三本有關於他自己的中、英、日文著作,其中一本的題目是《細道之奧:誠實自然》,很明顯的是他希望以「誠實自然」走入自己的「細道之奧」(深處)。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感性地說,他最近很喜歡一首源自印弟安人的「千風之歌」。他並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將它的歌詞譯成中文:「不要在我墓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去。我已化為千縷微風,守護著你,守護著這塊土地。」   事後,李登輝並沒有公開提倡「一中兩憲」。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餘生》主張的是「兩國論」。蔡英文上臺前,動員青少年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當時敢於挺身而出,「橫眉冷對千天指」,抗拒這股民粹狂潮的人,唯有王曉波一人而已。   王曉波的堅持和勇氣,代表中國人民歷經滄桑後覺醒的民族主義。現在李登輝的「餘生」已經走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登輝的情感其實只是想要激起一股「民粹主義」而已。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臺灣的最佳選擇,就是「一中兩憲」的中庸之道。蔡英文在臺灣已經執政這麼多年,應當不難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吧?   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史觀」,幫助中國知識分子看清楚未來大家該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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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文化中的禿鷹   「潛龍」一詞取自《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所謂「潛龍」,具有兩層意義,一是指中、美「文明對抗」格局之下的中國知識菁英;其次是指中國知識菁英構成的群體應當持有的「勿用」心態。先談前者。 第一節 「內明」與「借光」   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討論會」上作了一場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其講稿的結尾部份感嘆:「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在這篇講稿中,余英時從歷史學者的角度檢視,清末民初以來,在激烈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被「邊緣化」。他在結論一節中指出: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   我們可以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這種「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黃光國,二○一一),「自我」(self)處於外方內圓圖形中兩個雙向箭頭之中心:橫向雙箭頭的一端指向「行動」(action)或「實踐」(praxis),另一端則指向「知識」(knowledge)或「智慧」(wisdom);縱向雙箭頭向上的一端指向「人」(person),向下的一端指向「個體」(individual)。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五個概念都有特殊的涵義,都必須作進一步的分疏。   上述理論模型與本書之論述最有關連的兩個概念,是「知識」和「智慧」。今天在中國及世界上大多數高等院校中所傳授的「知識」,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產品,是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人以「二元對立」的「離根理性」(disengaged reason)建構出來的,所以余英時說: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   從現代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中華文明中「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傳統,本質上是一種「智慧」(wisdom),而不是西方意義中的「客觀知識」(object knowledge)。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而去追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但又不知道「德先生」和「賽先生」在西方文化中的演變過程,所以余教授說:中國「五四」後期所歌頌的「啟蒙」,其實只是向西方「借光」。   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所以才會陷入「兩邊都靠不上岸」的「雙重」困境。   由於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在「雙重邊緣化」的困境裡,所以我們必須以「潛龍」自命,在涉及中美「文明對抗」的議題上,承認自己「底氣不足」,抱持戒慎恐懼的「勿用」心態,牢記「亢龍有悔」的教誨,把握「持其志勿暴其氣」的原則,認清對手的「禿鷹」性格,小心應付,絕對不可剛愎自用,做出任何誤判。 第二節 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文明對抗」的格局中,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必須」扮演「潛龍」的角色,而且「只能」扮演「潛龍」的角色,是由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型態所決定的。美國的「禿鷹」的角色亦復如是。這裡我們必須先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美國為什麼會有「禿鷹」性格。 雅典與斯巴達之爭   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許多西方學者即已指出: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描述並分析古雅典(Athens)和斯巴達(Sparta)之間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戰爭,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基於恐懼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應這種威脅,雙方無可避免要發生戰爭,最後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修昔底德 早在公元前四六○年之後,雙方便開始爭鬥,期間並曾互訂停戰協議。到了公元前四三一年,雙方正式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大戰」。這場雅典及斯巴達兩集團之間的戰爭就是一場打群架,小城邦深知戰爭會帶來滅族之危,不得不在兩強中依附明主,以求自保。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場雅典與斯巴達之爭,它卻涉及希臘島群的各個城邦。古希臘是有奴隸制的公民社會,城邦之間的戰爭非常殘忍,敗者男人被屠戮,婦孺成奴隸,所以戰時各盡全力,戰況非常激烈。 大國的恐懼與利益   當時的雅典與斯巴達各有許多大小城邦盟友。為了維持既有影響力及榮譽,雅典力圖維持其霸主地位,乃領導群英,組成「提洛同盟」(Delien League),斯巴達則組成「伯羅奔尼撒聯盟」(Peloponnesian League),以為對抗。公元前四六○年,一個小邦米加臘退出斯巴達聯盟,加入雅典為首之聯盟。雙方開始發生軍事衝突,期間曾經停戰若干年後,才在公元前四三一年,爆發第二次大規模衝突,成為主要的決戰。 伯羅奔尼撒戰爭   一個新興強國為什麼不能與既存強國友好共存,非要挑戰,取得霸權不可?雙雄對立的典型範例,說明兩強必爭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恐懼,因為戰爭結束,即是清算的開始。「勝者全拿」的邏輯提醒強者一定要以戰爭來固本。   第二是利益。每一位強國領導人一定要爭取國家利益,才能得到全民的支持。   第三是榮耀。強國是霸主,在國際上是最高權力者,這是榮耀,也是使命。至於敗者,只有「認輸」,俯首為奴。   修昔底德在書上分析戰事有利於斯巴達的原因:當時的雅典主要敗在軍事力量的衰落。其自豪之海軍,經過多年爭戰,已經疲態已露,經濟也發生困難。雅典未能善待各盟友,但斯巴達則以解放者之姿,救助雅典各小城邦的人民。換句話說,斯巴達人更瞭解心戰之重要。 米洛斯對話   這場數十年的戰爭,留下許多動人的事蹟。其中以「米洛斯對話」(the Melosad Dialogue)最值得吾人深省。米洛斯為一小島城邦,在兩大集團之間,希望以中立姿態,求取生存。   它先是對斯巴達示好,並以金錢為禮,冀求平安。後來看到惡鬥開始,企圖另投明主,乃與雅典商討和平大計。修昔底德在書中記下了米洛斯領導人與雅典談判代表之對話,並作了深度之評論。   雅典為壯大自身的陣營,要求米洛斯合併。米洛斯反對,反而要求雅典予米洛斯以中立地位。雅典直截了當指出:米洛斯如無意被併,那就將族滅城亡。雙方展開攻防談話,成為著名的「米洛斯對話」。最後,雅典認為沒必再浪費時間,當場下了「最後通牒」,聲稱:「強者做他可以做的,弱者遭受他必須要接受的」(強者為所欲為,弱者俯首聽命),成為「米洛斯對話」的中心思想,也是西方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   米洛斯領導人力陳:在眾神保護下,其他城邦看到雅典大欺小,強壓弱之惡劣行為,會同情米洛斯,起來協助米洛斯。   雅典代表堅稱:以強勝弱乃「自然法律」。雙方會談不歡而散,雅典迅即攻進米洛斯,男人被殺,婦孺淪為奴隸,米洛斯從此消失。   修昔底德分析:雅典之所以用武力解決問題,乃是因為任何讓步,等於是對米洛斯示弱。為了震懾其它城邦,以武力解決與米洛斯的爭端,實為唯一策略。 「自我」與「自性」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於三千多年前的希臘神話。我們可以從我所建構的「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說明: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一則希臘神話仍然會影響當今世界的「大國博奕」。 在〈自我曼陀羅模型〉中,「人」、「自我」和「個體」的區分,是Grace Harris(一九八九)所提出來的。她在深入回顧人類學的文獻之後,指出:不論是在哪一個文化裡,人格都包含有「人/自我/個體」三重結構。不同的文化可能使用不同的名字稱呼這個結構體的不同組成,但其結構體卻是一致的。即使是心理分析學派的創始人佛洛伊德也認為:人格是由「超我(super ego)/自我(ego)/本我(id)」所組成(Freud, 1899),它跟「人/自我/個體」是同構的(isomorphic)。 「人/自我/個體」和「超我/自我/本我」雖然是同構的,其理論脈絡卻完全不同。前者可以幫助我們用「認知」或「行為」的語言,建構所謂的「科學」理論;後者則是適合於用「全人」的觀點,從事心理分析或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工作。 在這兩個系統裡,self和ego兩個字翻譯成中文,都叫做「自我」。可是,如果我們要用英文討論「科學微世界」的建構,必須使用self;如果要用心理動力的模式(psychodynamic model),討論個人在「生活世界」中的「行動」,則必須使用ego。兩者各有不同的適用範疇,學者務必慎思明辨。 集體潛意識   佛洛伊德的分析理論只考量「個人潛意識」(personal unconscious),未考慮「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無法處理文化傳承的問題,這是他和榮格兩人理論分歧的關鍵所在。榮格晚年作品《基督教時代》的最後一章,試圖用「四方位體」(quaternity)來描繪「自性」的結構。在他繪製的許多張圖中,有一張是由正反兩個金字塔構成的八面體(ogdoad)。我在深入思考榮格心理學的思路之後,刻意以之作為基礎,跟我建構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相互結合(黃光國,2011;Hwang,2011),建構出「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黃光國,2019;Hwang, 2018)。 八面體由兩個對反的金字塔組成。下半部倒立的金字塔代表「集體潛意識」,兩個金字塔之間的「四方位體」,代表出生的那一剎那。八面體中上半部的金字塔代表出生之後的生命。懸在其間的〈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代表個人生命中某一特定時刻「自我」所處的狀態。當「自我」以其「意識」回想他過去的生命經驗時,從出生到現在所有的生命經驗都儲存在他的「個人潛意識」裡。可是,即使運用個人所有的「生命智慧」,他的意識也很難進入「集體潛意識」之中。 「種族記憶」的影響   以八面體來說,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探索的範圍僅及於正向金字塔底層的「個人潛意識」,榮格心理學則要深入探討存藏於倒立金字塔中的「集體潛意識」。從榮格的心理學來看,「集體潛意識」是指從原始時代以來,人類世世代代心理經驗的長期積累,沉澱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深處;其內容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普遍存在每一個人身上。它影響著個體「意識」和「個體潛意識」的形成,使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都隱含著民族的集體因素。個人潛意識一度曾經是意識,而集體潛意識卻從來不曾在意識中出現過,它是客觀的,跟宇宙一樣的寬廣,向整個世界開放(Jung, 1969)。   從這個角度來看,「修昔底德陷阱」是儲存在西方人集體潛意識中的一種「原型」。從「文明對抗」的角度來看,今天的美國像是當年的雅典,中國像是斯巴達,台灣的處境,則像是米洛斯。從西方文化「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許多西方學者早就認為「中、美終須一戰」。然而,從東方「陰陽互濟」的文化傳統來看,卻未必盡然。這一點,我將留待本章最後一節,再作細論。這裡,我們必須再從歷史的視角,說明美國「禿鷹」性格的由來。 第三節 帝國主義的「永恆利益」   本書系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一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從第十五世紀,歐洲國家展開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列強一向是秉持「大欺小,強壓弱」的原則,在發展殖民帝國主義。從西班牙、荷蘭、到所謂「日不落帝國」的「大不列顛」,幾乎無一例外。「伯羅奔尼撒」戰爭兩千多年後,中英「鴉片戰爭」開打之前,在英國的下議院中,就發生過類似的辯論。 「白色金子」   一八四○年四月七日至九日,英國下議院針對鴉片貿易展開辯論。國會該不該撥款對中國發動戰爭?當時英國反對黨的議員格萊斯頓(William E. Gladston, 1809-1898)慷慨激昂地發言:「我不知道而且也沒讀過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或是比這場戰爭會使我們更永久蒙羞的戰爭!對面這位先生竟然說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是為了保護臭名昭彰的走私貿易!如果它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現在卻升起來了,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撤回來!」   格萊斯頓堅決反戰的發言,使下議院議員感到震撼。戰爭撥款案無法通過,戰爭無法發動。辯論持續了三天。最後,關鍵人物站出來了,當時鴉片被稱為「白色金子」,是十九世紀最值錢的商品。鴉片非法貿易使英國對中國的鉅額貿易赤字變成貿易盈餘,其數額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生產向印度出口的工業製成品,和英國統治印度殖民地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利益實在太大了。 永恆的利益   英國外相帕默斯頓(Henry J.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原本表示:「他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利禁止鴉片輸入中國」,現在卻宣稱:此事涉及維多利亞女皇的尊嚴,同時講出他不朽的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我們的職責就是追求利益!」帕默斯頓發言之後,下議院表決,結果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通過對華用兵軍費案。鴉片戰爭發生之後,反對黨議員格萊斯頓當了首相,他也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堅決反對者,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狂熱鼓吹者,而促使他改變態度的理由仍然是「國家利益」!   用「自我」與「自性」的心理動力模型來看,所有儲存在西方人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都可能成為儲存在他們「社會知識庫」中的「知識」,並成為在現實生活裡指引其「行動」的「智慧」。   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西方文化中的「正義」也可能是個人「做人」(person)的一種理想。這一點,從鴉片戰爭開打之前,格萊斯頓在英國下議院慷慨激昂的發言就可以看出來。然而,當他們考量到「國家利益」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可能發生改變,這可以說是西方版的「義利之爭」。 第四節 美國的「擴張主義」   甲子戰爭之後,中國開始步入「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幾乎沒有還手之力,種下了清朝覆亡的遠因,同時也醞釀出對中國近代歷史影響深遠的「五四意識形態」。這是後話,我們將留待本書第二部分再作細論。這裡要談的是:與英國同屬英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美國,如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深」,用同樣的手法,取代英國十九世紀「日不落帝國」的霸權地位。 擴張主義 美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從一七七五年發動獨立戰爭成功之後,便採取「擴張主義」(Expansionism)的政策,從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擴張,在美墨戰爭中,打敗墨西哥,使其承認德克薩斯為美國領土,並割讓加利福尼亞。南北戰爭後,從沙俄購買阿拉斯加(一八六七),開始往太平洋發展。 一八五三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領所謂「黑船」的「密西西比號」等三艘軍艦,繞過好望角東來。七月八日,出現在日本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強迫當時執政的幕府開港,放棄鎖國政策。 隨後,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他路經台灣的時候,發現台灣非常適合作為美國向東方發展的根據地。台灣島上豐富的煤礦,可以供應商務輪船與海軍船艦補給燃煤。由於中國海上海盜出沒頻繁,培里更建議在台灣建立美國的海軍基地,企圖將太平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有意或無意地使美國成為後來日本侵略中國的「影武者」。 日本侵華的影武者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世界的霸主。當時採取「擴張主義」政策的美國,正忙著擴大自己的地盤,並不想獨立與中國為敵,而是跟在列強之後,用「蠶食鯨吞」的手法,獲取最大的利益。 在鴉片戰爭後,美國援《南京條約》之例,與清廷訂立《天津條約》,要求清廷開放五口通商。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是獨立戰爭中曾建立軍功的李仙得(C. W. Le Gendre)。本書系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一章〈被出賣的台灣〉曾經仔細說明:李仙得如何誘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先挑起牡丹社事件,接著又派兵併吞琉球,順理成章地將琉球轉化成為「沖繩縣」。   牡丹社事件發生四年後,李仙得同時在紐約及橫濱出版《進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認寫書的動機,一部分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全盤接受歐美文化,是亞洲國家的「模範」;在地理上,日本又是比較鄰近美國的東方國家,他認為:兩國應當建立密切的關係,共存共榮,互惠互利。 亞洲近代化的「模範」 什麼叫做亞洲國家的「模範」呢?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知識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開始發展軍國主義,主張「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一躍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張日本應當全盤學習西方,包括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開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體《時事新報》上發表言論,為這場戰爭「定性」並「定位」: 這次戰爭雖說是日清兩國之爭,但實際上卻是一場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來,已經「近代化」的日本,無疑是代表「文明」與「光明」的一方,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代表了「野蠻」與「落後」。「落後就該挨打」,作為老牌殖民帝國主義的美國,當然十分欣賞這位「後起之秀」,認為日本是亞洲近代化的「模範」。 為戰爭加柴添火   一八八四年底,中法戰爭爆發,日本駐朝鮮公使趁機策動開化黨人金玉均引日軍攻入王宮,挾持國王,並組織親日政權。事變後,清廷應朝鮮請求,派袁世凱率兵擊敗日軍和開化黨,救回朝鮮國王。當時日本的力量還不能與清軍抗衡,因此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跟清廷代表李鴻章談判,簽訂《天津條約》,雙方約定同時從朝鮮撤兵,將來朝鮮國若發生重大變亂,清、日要派兵,必須先行文知照。 在牡丹社事件後的第二年,日本藉口軍艦「路過」朝鮮江華島時,被朝鮮士兵砲擊,而爆發連續三天的武裝衝突。「江華島事件」後,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允許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駐使臣;日本並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以分化清朝廷與朝鮮的朝貢關係。此後,日本對朝鮮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朝鮮的統治階層也開始出現親日的「開化黨」。 一八九四年一月,朝鮮發生東學黨之亂。六月一日,朝鮮向清廷求援,清廷決定出兵,內閣總理李鴻章依約知會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鮮,但亂事平定後,日本卻不撤兵。七月九日,美國受朝鮮之託,請協助勸清、日双方撤兵。當日本拒絕時,美國僅在形式上表示遺憾,實際上美國軍火商卻大賣武器彈藥給日本,為其軍事行動加柴添火。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戰爭終於正式爆發。 在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美國政客的「禿鷹」性格。用一個比喻來說,在中美「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人下的是西洋棋,他們最擅長的本事是拿大陸邊緣地區的國家或政府當「棋子」,向中國進攻,自己則是像「禿鷹」般地在旁邊「觀戰」,等到時機成熟,再伺機下手,謀取最大利益。 「以散地易要地」 甲午戰爭爆發後,隨著威海衛、劉公島相繼陷落,二月十三日,清廷任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約。出發前,李鴻章知道,慈禧太后堅持不可割地。當他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領土的野心,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反倒力勸各國公使,不要過問此事。   當李鴻章與田貝談到全權大臣應否同意割地時,田貝明白表示:「日本已宣布可以接受『答應割地與賠款的全權大臣』,其他人都不會受到日本接待。假如清朝堅持不割地,不必多此一行。」他更直截了當地告訴李鴻章:「不必再向歐洲各國求助,只要專心向日本求情,盡力避免割讓大陸土地。至於大陸以外的島嶼,應是無可避免。」   三月二日,李鴻章以「割地」為交戰時常有之事,只有「暫時委屈」的理由,向清廷請示。朝廷大臣害怕日本侵入北京,紛紛上奏慈禧太后:「以當前情勢來看,只能顧及北京,至於邊遠的土地就不用考慮太多」。此時,清廷對於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割棄「邊地」總算有了共識。 三月四日,清廷授予李鴻章決定和約條款、署名畫押之全權,當天下午,他與田貝長談,田貝建議,割地的原則是「以散地易要地」,也就是,割讓台灣各島,盡力保全全中國大陸。李鴻章對於田貝的建議,只有點頭稱是,隔天田貝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密談的內容。 「裝成朋友的敵人」 從東、西文明交會的歷史經驗來看,日本這個美國人心目中「文明開化」的「模範」,是在美國「先輩」的「循循善誘」之下,才學會如何實踐殖民帝國主義。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菲律賓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美國公使田貝教李鴻章「以散地為要地」,而簽定「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三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爆發,美國開始扶持菲律賓境內的反西班牙游擊隊。西班牙戰敗後,美國立即改變態度,以武力強制將菲律賓納為殖民地,菲律賓才發現美國原來是「裝成朋友的敵人」! 夏威夷原本是一個獨立王國。其後美國和日本的殖民和商業不斷進入。南北戰爭後,美國逐漸加強對夏威夷的控制,夏威夷王室準備與日本合作,抗衡美國,兩國展開爭奪。一八九三年,美軍登陸夏威夷,發動政變,廢黜女王,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國」。一八九八年,美國戰勝西班牙之後,順勢將夏威夷吞併,實施「軍事佔領」,成為美國的一州,「以身作則」,教導日本人怎麼搞殖民帝國主義。 第五節 美國的「禿鷹」性格 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自立國以來,一直是奉行「強凌弱,大欺小」的原則,對於比他弱小的國家,會肆無忌憚地發動戰爭。但是對於他有所顧忌的對手,就會展現出「禿鷹」性格,唆使別人替他打「代理人戰爭」,自己則在旁邊「隔岸觀火」,看情勢的發展,再伺機下手,從中獲取最大利益。這種「禿鷹」性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可以看得最為明顯。 英、德大戰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後,歐洲列強為了爭奪海外市場與原物料來源,不斷在外交上合縱連橫,努力擴大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並進行軍備競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已經是戰雲密佈,大戰一觸即發。到了一九一四年,新興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組成同盟國,挑戰當時作為世界霸權的英國;後者則和俄國、義大利、日本組成協約國,兩者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在戰場上展開廝殺,美國則是利用其「中立」的地位,隔著大西洋,開動生產機器,不斷生產軍需用品,主要賣給協約國,同時兼售同盟國,兩邊得利,大發戰爭財。   英、法兩國為戰爭需要,不得不向美國銀行團借錢。以摩根財團為主的銀行團掌握的戰債愈來愈多,美國在國際關係事務的處理上,便開始偏向協約國。   開戰前,英、德兩國都從美洲進口物資。開戰後,英國海軍把德國的航線完全切斷,糧食、藥品,以及任何補給品都不許運入,德國國內陷入饑荒。德國海軍無法與英國對抗,只好用潛艇襲擊。剛開始,德國潛艇遇到開往英國的商船都是先發出警告,讓商船上的人棄船上救生艇,然後再擊毀空船。英國人立刻派出武裝商船,等德國潛艇浮上水面警告時,開炮射擊。德國只好搞無限制潛艇戰,不事先警告,就把船炸沉。 禿鷹得利   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警告德國:不得傷及美國利益。一九一七年,協約國中的沙皇俄國內部發生革命,退出戰爭;羅馬尼亞也宣告投降,義大利更是敗象畢露。威爾遜擔心戰局對協約國不利,損及美國的利益,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理由是因為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導致一千多名旅客喪生,其中有一百多名美國人。其實這艘船早在兩年前的一九一五年五月姿日,就已經被擊沉了,事後的調查顯示,這艘船上確實有五千箱運給英軍的彈藥,並不是純粹的民用商船;而且德國在此事之後,為了怕激怒美國,早就停止攻擊客輪了。但威爾遜領導下的美國,其實只是需要一個宣戰的藉口而已。世界八大列強中最龐大的一個國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短短幾個月之間,美軍參戰人數從四十萬增加到四百萬,一船船的美國大兵跨越過大西洋,踏上歐洲的土地,整個戰局立刻改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國內爆發革命,威廉皇帝被推翻,德軍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適時扮演了「救援打手」的角色,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影響到英國「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對德國訂下苛刻的賠償條約,種下納粹在德國崛起的原因;同時決定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則在中國激起了「五四運動」,中國代表最後也沒有在合約上簽字。難怪法國元帥福煦事後評論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 「救援打手」   我們可以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來說明:美國政治人物為什麼會偏好在別人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扮演「禿鷹」的角色。〈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將人際關係分為「情感性關係」、「混和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三大類,個人分別傾向於以「需求法則」、「人情法則」和「公平法則」和他人進行互動(Hwang, 1987;黃光國,2009)。   我曾經一再強調:〈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的副標題雖然是「中國人的權利遊戲」,其實它是普世性的社會互動機制(Hwang, 2010,2019)。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初,對於「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美國都是最重要的「資源支配者」,可以將軍需用品賣給雙方,影響雙方的戰力。等到雙方打得精疲力盡的時候,牠再挺身而出,對其中一方扮演「救援打手」,並對另一方扮演「禿鷹」,以追求美國「永恆的利益」。   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約四千萬人,美軍陣亡人數為十一萬六千五百餘人。這是美國在「關鍵時刻」扮演「救援打手」所付出的代價。由於扮演「救援打手」可以讓美國以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又故技重施,在戰爭初起時,堅持「冷眼旁觀」的「中立」立場,耐心等候「出手」時機的到來。 「易卜生主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戰爭威脅迫在眉睫,對日寇是戰是和中國政府和人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當時,有人主戰,有人主和,也有和稀泥者,各派吵吵鬧鬧,莫衷一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公開表示中國的軍事力量不能與日本抗衡,中國應當想方法「忍痛求和」,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十年的和平。同時警告政府當局「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依照胡適的構想,在這十年中,中國應全力發展現代軍事工業,阻止日本以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   當時胡適在學術文化界及青年人心目中聲望崇高,而有「青年導師」之稱,他的主張也分外引人注意。隨著日本軍閥步步緊逼,華北告急,抗日救國呼聲一天比一天高漲,胡適仍堅持他青年時代主張的「易卜生主義」,號召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之時愈應冷靜,把握時機,努力追求知識,一如易卜生所說:「你的最大責任,就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作為將來救國的憑藉。胡適因而受到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一片咒罵。   一九三六年七月,胡適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當選為副會長。它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更為提升。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胡適認為: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雖然尚未準備充分,但事到如此,大戰以不可避免,但是在戰之前,還是要做最後的和平努力,當局「外交路線不可斷」。 「情義相挺」   淞盧抗戰爆發後,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面對悲壯慘烈的戰爭場面,又看到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大受感動,同時態度也為之改觀,認為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守軍還是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作戰;而日本軍隊也不是永遠打不垮的「鐵軍」,經國一番思考斟酌,胡適決定公開明確支持蔣介石的抗戰政策,並提出「和比戰難百倍」的新論點。   鑒於胡適在美國知識文化界的聲望,蔣介石想請胡適以非正式外交使節的身分,到美國疏通國際關係,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但胡適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貿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而且也不知道出去後「能做些什麼」,所以直截了當地謝絕,並說:「目前戰爭已經很急,我不能離開南京,我要與南京共存亡。」   在蔣介石親自出面勸說無效的情形下,只好請傅斯年出面,敦促胡適出洋為國效力。傅斯年苦勸良久,胡適仍不為所動。最後,傅斯年流淚說:「我要事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這是為了抗日呀……」聽到這裡,胡適也留下了熱淚,終於說:「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答應赴美。   下一章將會提到,胡適二十七歲在哥倫比亞大學學業告一段落,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時,曾經受到學生的質疑,當時身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聽了他幾堂課之後,出面相挺,胡適終於化險為夷,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我曾經多次指出:〈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雖然是普世性的社會互動機制,但其中「資源支配者的心理歷程」跟先秦儒家所主張的「仁、義、禮」倫理體系卻是互相對應的。更清楚的說,傅斯年曾經有恩於胡適,現在它扮演「請託者」的角色,請胡適在國家艱難的時刻,以他極為稀有的資源「國際聲望」,為國效勞,胡適只好答應「情義相挺」。 美國堅守「中立政策」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胡適輾轉抵達檀香山,二十六日抵達舊金山,開始擔任非正式外交使節,為國效勞,他自嘲為:「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   當胡適到達華盛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陪同去拜訪羅斯福總統。羅斯福很關切中國戰局,並問他:「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過冬天」,胡適聽到這個問題,心中為之一震:「想不到美國佬如此輕視中國!」他有些激動地予以肯定答覆,並且說道:「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我想總統會以明快的眼光,很快判斷是非!」通過胡適的解說,羅斯福進一步瞭解了中國的軍事情形,同時也理解中國人民需要美國政府幫助的迫切心情。可是當時美國政府奉行「中立主義」政策──不管你們中國、日本或是其他國家如何開打,打到什麼程度,美國都是袖手旁觀、一律置之不理。這個政策使身居總統高位的羅斯福也無法對胡適做出任何承諾。臨別時,羅斯福緊緊握住胡適的手,態度誠懇地說了些安慰的話,令胡適深為感動。   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來看,羅斯福見面時的「輕視」,使胡適覺得「失面子」,他和胡適時的「安慰」,其實只是西方人對於「朋友」關係的「表面工夫」。在中國戰場方面,從一九三一的七七事變,中國展開全面抗戰以來,美國始終袖手旁觀。在歐洲戰場方面,一九三四年,希特勒逐步突破《凡爾賽條約》;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入侵衣索比亞;一九三六年,希勒勒、墨索里尼協助西班牙法西斯首領佛朗哥打贏內戰;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地利、捷克;墨索里尼併吞阿爾巴尼亞,美國也是不動聲色。羅斯福總統怎麼可能因為跟胡適的一席話,就改變美國的「中立政策」? 資源輸往日本   一九三八年九月,國民政府召回在美國四處碰壁的大使王正廷,並於十七日發表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落入日軍之手。二十四日,蔣介石正式下達放棄武漢的命令。二十五日,武漢淪陷,日軍沿長江一線開始向西南大舉進攻。這時候,原集中在武漢三鎮及周邊進行防禦的一二九個師,總共一一○萬國軍,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國國土精華盡失,徹底陷入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絕境。國民政府的抗戰武裝力量,已經沒有一個完整的師可以繼續作戰。外援方面,除了向蘇聯購買的一點有限軍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所謂民主國家皆袖手旁觀,幾無片甲之助。駐美大使胡適與奉命前往美國借貸的金融家陳光甫,正在拜訪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懇求美國當局盡快借款,為即將崩潰的中國政府「打一劑救命針」。這時候,美國的鋼鐵、石油及其他戰略物資,仍然源源不斷地輸往日本。 一九三九年七月,希特勒進攻波蘭,二戰在歐洲爆發,納粹勢力席捲歐洲,羅斯福總統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後,美國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通過《租借法案》,支援它的盟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不宣而戰」,以六艘航空母艦裝載四百餘架飛機,配合其他各型船艦,組成龐大艦隊,在南雲忠一中將的指揮下,偷襲珍珠港,炸沉、炸傷美國各型船艦四十餘艘,炸毀、炸壞飛機四百五十架,造成美軍四千五百餘名傷亡,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日本不宣而戰 翌日,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國會對日宣戰,同一天,中國政府對德、意、日三國宣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紐西蘭、自由法國、波蘭等二十多個國家,也相繼對德、意、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宣告全面爆發。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下,十二月二十二日,蔣介石電令國民黨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編組成中國遠征軍,以羅卓英、杜聿明為正副司令官,進入緬甸,配合英軍對日作戰。這是中國軍隊首次反守為攻,走出國門,與同盟軍隊一起夾擊日軍。 第二天,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國軍事代表,對太平洋戰局發表演說:「日、美開戰之初,日本不宣而戰,偷襲檀島,使美國遭受重大損失……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權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 蔣委員長這一席話,聽得中方人員百感交集!當時最有實力制衡日本的美國,不但隔岸觀火,而且暗示日軍把戰火燒向積弱的中國,以保存他們在東南亞的利益。在日寇步步進逼之下,中國軍民已經孤軍苦戰長達四年半矣! 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死亡人數高達七千五百萬人,其中美軍戰亡人數則為三十八萬人。二次大戰之後,歐亞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幾乎淪為廢墟,美國本土根本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因此一躍成為獨霸西半球的巨強,並在東、西冷戰時期間,扮演「自由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在政治上反共,在經濟上開始和英國一起推行「新自由主義」,而開始播下「新自由主義瘟疫」的種子。這一點,本書第七章將會作仔細析論。 從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聽從季辛吉的建議,跟中國建交之後,美國人便信心滿滿,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最後一定可以「轉化」共產主義。不僅美國人有此自信,甚至「自由世界」中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對此深信不疑,這一點,在本書第四章〈科學與辯證〉和第五章〈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將分別仔細討論。 一九九○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崩解,有些西方國家的知識菁英以為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已經走到「歷史的終結」,從此之後,全世界都會採取美國式的民主政制。不料「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後,卻一路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成長。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甚至可以開始跟美國「叫板」!美國的知識菁英開始擔心:美、中兩國的關係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並形成「大國政治的悲劇」?這是本書第二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作者資料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基本資料

作者:黃光國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歷史與現場 出版日期:2020-09-01 ISBN:9789571383378 城邦書號:A2203033 規格:平裝 / 單色 / 30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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