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宏志 　　把地圖打開來，你會看到密密麻麻的交通網路，有很多路途是相通的，只是真實生活上你不一定用得到或想到要用，譬如說，理論上你可以從香港搭乘火車一路(經過許許多多奇怪的目的地)通往倫敦，但很少人實際上這麼做，他3.們多數是選擇搭乘一趟毫無風景也毫無過程的飛機，睡眼惺忪地到達了地球的另一端。 　　有一位旅行作家卻在他新英格蘭的家中看著牆上地圖，看出了從他家通往波士頓城裡的通勤火車可以接上開往芝加哥的火車，而芝加哥又有長途火車可以抵達德州，在德州你又能找到火車通過邊境前往墨西哥，這個時候你已經離開北美洲了；墨西哥又有火車前往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然後再通向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如果還要繼續往南，那火車還能帶你再通往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然後你離開中美洲進入了南美；這火車線繼續接往哥倫比亞再進厄瓜多，還可以通往秘魯，從秘魯往南你可以 選擇往狹長的智利，還是東折經玻利維亞前往阿根廷，阿根廷一路向南，我們就來到阿根廷南部高地，也就是所謂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火車的終點在高原上一個小鎮叫伊斯奎(Esquel)，按照阿根廷大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說法，「那裡雖不是撒哈拉，但卻是阿根廷最像撒哈拉的地方，那裡什麼都沒有。」 　　打開地圖用放大鏡仔細看，的確有一條代表鐵路的彎曲綿延細線，讓你可以從波士頓一路搭乘火車，直到這「什麼都沒有」的阿根廷南部高地，穿過十三個國家和無數個城鎮，穿過一萬公里和各形各色的地景地理以及無數種文化歷史。是的，你從波士頓出發，最後終將到達老巴塔哥尼亞，問題是，你會瘋狂到想要這樣做嗎？ 　　有一位旅行作家確實想到這麼做，也真的做了。否則我們將如何有今天這本奇書可茲閱讀討論？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1941- )是當今文壇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寫小說與旅行文學，兩者都舉世矚目。他的小說也充滿了旅行，代表作《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 1981)曾拍攝成電影，描寫的就是一位美國作家棄絕文明，攜家帶眷前往南美洲宏都拉斯，想在叢林蠻荒建造理想家園的故事。《蚊子海岸》的故事描寫的不是浪漫詩意，而是大自然的殘酷，滿懷理想的作家真正面對的是人類孤獨自賴的艱難，甚至連累他的親人紛紛受難；這是一個自我發現與理想幻滅的故事，可說是另種角度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也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被拿來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6)作比較。 　　保羅．索魯自己則是另一個瘋狂的旅行者，在他另一部有意思的旅行作品《大洋洲的快樂島嶼》(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 1992)中，他本來只是要應邀到紐西蘭作一個幾天的新書宣傳，但他的行李包括了一張帳篷、一個睡袋，以及一艘可折疊的獨木舟，結果他流浪在太平洋裡，一共划遊了五十一個島，最後停在夏威夷，直到書本結束時還沒有回家。 　　索魯的旅行作品常常發人深省，但不一定是來自旅程中的觀察；事實上他對旅行過程中的地方與人物的觀察有時尖銳得令人不快。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一篇書評說：「如果他這麼不喜歡他在路上所看到的人與事，他又何必勞煩去寫一本旅行作品。」保羅．索魯也許是太世故也太犬儒了，他常常一下子視破許多人間的虛偽，對凡夫俗子的愚言愚行尤其有敏感的了解與記錄，我們不要忘了他的另一個身分是小說家，日常生活的荒謬有時是比壯麗景觀更值得記錄的事。 　　索魯最銳不可當的反省在於他對「旅行書寫」的觀察，譬如說多數的旅遊作品的「美滿結局」是回家，他就寫下了一本「旅行者沒回家」的奇特旅行書(《大洋洲的快樂島嶼》)；又譬如說，多數的旅行作品的重心在一個獨特的「旅遊地」，索魯就刻意創造一個沒有旅遊地的旅程，也就是我們即將要閱讀的這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1979)，這本書從一開始就乘坐火車，一直坐到鐵路的盡頭，從波士頓郊外社區坐到阿根廷南部高原，走到無路可走，旅行就結束了，這場旅行沒有目的地，只有旅程。 　　在《大洋洲的快樂島嶼》裡，作者離家時忍受不住離婚的痛苦(「當我獨自一人，基於習慣，我只睡在床的左側，醒來時看到旁邊的空曠，加倍覺得孤單。」)，書本結束時他親吻著身旁的女孩，並寫道：「當你快樂時就像是回家了。」索魯不是不知道旅行作品是要回家的，只是他自覺地用了另一種回家的概念，一場旅行連結了兩個婚姻(或關係)，一個人在旅行中變身並且治療，以另一個新的自己出現，旅行就該結束了。 　　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裡，索魯一開始就短暫提到另一本旅行經典《察沃的食人魔》(The Man-eaters of Tsavo, 1907)，抱怨作者沒有提到離家時的細節，書本一開始人已經來到非洲，彷彿一切為英雄事蹟作準備，但你總得離開家呀，也總得和行李作一番狼狽的搏鬥。可是沒有，多數的旅行書不寫這些瑣事。《察沃的食人魔》其實是一本「狩獵旅行」經典，記錄的是上個世紀末，英國政府計畫從肯亞海港蒙巴薩(Mombasa)建造一條鐵路直入烏干達境內，更從印度運來三萬五千名建築工人，結果有兩頭獅子「做到了德國人做不到的事」，把整個大英帝國鐵路建築工程完全停擺了下來，因為這兩頭神出鬼沒的獅子一共吃了(或咬死了)超過一百個工人，引發工人們的恐慌性罷工。一位工程師、業餘的獵人帕特森(J. H. Patterson, 1867-1947)以他的謹慎和毅力，和兩隻「察沃的食人魔」周旋，最後獵殺了這兩頭獅子，也寫下這部史上最驚險的狩獵傳奇，最近才被拍成好萊塢電影，而那兩頭獅子的標本也還放在芝加哥的博物館裡。 　　《老巴塔哥尼亞快車》則有意識地把離家作為起點，作者索魯搭上郊區前往市區的通勤火車，車內多數人是要去上班的，人群中只有一個人的終點在遙遠得無法想像的地方，到了市區換上長途火車，但這「長途」比起旅行者的旅途還微不足道，車上也沒有其他旅客了解或相信他的終點在更遠的地方。火車更迭，景觀變換，熟悉的場景逐漸陌生，終究完全陌生；最後你走到盡頭，那裡空曠無涯，大片草原滿布野花，對很多執意的旅行者也許旅行才要開始，但索魯卻說：「這是我的終點。」 　　因為他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 ◎文／詹宏志 　　寫出原創性旅行文學的第一個門檻，應該是一條具有獨特想像力的「旅行路線」。因為真正的「空白之地」(Empty Quarer)或「未測之地」(Uncharted Land)早已隨古典探險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前，探險家們來到又一個全新之地，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正進入一個從未被血肉之軀注視過的新地域。」(We were now getting into areas never viewed by mortal eyes.)這種偉大的句型現在只能搬上火星去用，吾生也晚的小輩旅行者，再也沒有資格使用這樣不合時宜的修辭。那麼，現在的旅行者從那裡可以去尋求一種真正的「新經驗」，供我們內思反省，進而產生文學呢？ 　　地域不新，途徑卻是新的；道路不新，理由卻是新的。這是新一代旅行者仍可以源源不絕找到新經驗，更不斷創作出耐人尋味的旅行作品的原因。美國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 1941-)就是其中一位想像力最奇詭的旅行作家，他的其他幾本旅行文學作品，都包含了某一個匪夷所思的旅行路線，譬如在《老巴搭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1979)裡，作家索魯從波士頓的自家門口出發，搭乘平日上族通勤的火車，一路接駁換乘，景色更替變化，一站換過另一站，他竟這樣一路穿越整個北美洲，再穿過中美洲，垂直而下數千公里，一直走到阿根廷境內的巴塔哥尼亞高原，直到鐵路戛然而止，那幾乎是道路的盡頭，無人的所在，作家才說：路途已盡，我可以回家了。想想看，這是何等獨特、何等不凡的「旅行路線」。 　　十五年後出版的《赫丘力士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 1995)一書裡，保羅．索魯再接再厲，想像那不可想像的路線，這一次，他看上歐洲文明起源的地中海海岸，如同約翰生博士曾經說的：「我們所有的宗教、幾乎所有的律法、幾乎所有的藝術，以及幾乎一切使我們脫離野蠻的東西，都來自地中海海岸。」(All our religion, almost all our law, almost all our arts, almost all that sets us above savages, has come to us from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衝著這句名言，索魯因而決定沿著海岸把地中海繞一圈。 　　地中海不算大，只有將近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約等於七十個台灣的大小，比新疆則略大三分之一；但它沿岸的民族與文化卻既多元又多彩，上方是歐洲，下方是非洲，東邊則是亞洲，而西邊露出一個極狹的開口：也就是歐非兩洲遙遙相望的直布羅陀海峽。穿過它，你就進入了更浩瀚的大西洋，往北可至英倫三島或北歐，往南可繞過好望角，找到往印度與香料群島的另一條航道；而繼續再往西航行呢，再往西你就和哥倫布一樣準備要發現新大陸了。只是古代歐洲人並無意穿過直布羅陀海峽，他們相信出了海峽，不過是一片空漠汪洋，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一直要等到「大發現時代」，歐洲人才走出海峽，看見全新的世界。 　　直布羅陀海峽最窄的兩端，一邊是位於西班牙半島卻歸英國管轄的直布羅陀(Gibraltar)，另一邊則是位於摩洛哥的休達(Ceuta)，兩個地方正是希臘神話中赫丘力士第十件苦勞（捕捉格里奧尼斯的紅牛）時所立的兩根石柱，這也是本書書名《赫丘力士之柱》的由來。作者並不想直接從海峽此岸到達彼岸，他繞了個大遠路，從直布羅陀出發，沿地中海岸向東，經過西班牙的東海岸，然後是法國的蔚藍海岸，你緊接著就遇見義大利，往南你還得看看西西里，然後過義大利的鞋跟來到南歐，包括四分五裂的前南斯拉夫和文明搖籃的希臘各島，再向東，你先遇見的會是既歐洲且亞洲的土耳其，然後你就來到所謂的「東方」(The Levant)，包括敘利亞、黎巴嫩、和以色列，再轉了個彎，別管蘇伊士運河的誘惑，你就來到埃及，這時方向已經轉回向西，你現在正沿著北非的海岸，將經過利比亞、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最後來到摩洛哥，回到直布羅陀海峽對面的另一根「赫丘力士之柱」，這樣，你已經環繞了地中海一周，周長約三千六百公里，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同的歷史地理，不同的語言飲食。這就是作家保羅．索魯從此柱到彼柱的「環地中海之旅」的路線計畫。 　　旅行文學的第二個門檻是「文學」，但這幾乎沒有方法，也沒有規則，只有文學家自己的體驗和創造。保羅．索魯出了名的是一個尖刻犬儒的旅行作者，他對路上所見所聞的鋒利言詞有時也讓某些忠厚的讀者無法忍受，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遊記並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歡迎，所以他開宗明義就調侃自己說：剛剛讀到這裡就喃喃自語：「他又來了。」的讀者們，您可以放棄了。 　　但文學有百種面貌，索魯的風格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毫不留情，也絕不隨俗。他讓你看見的不是表皮，而是進入皮下組織的顯微鏡；而如果你願意冒著自己的自尊也受一點點傷害的風險，讀到的確實是極其敏銳的觀察以及冷面笑匠式的幽默。索魯的旅行一向別出心裁，但卻深入人群，他流連在觀光客不到的偏城小鎮，繞行到難得邂逅的僻路，與當地人談天辯論，記錄荒謬卻真實的人生面向。他不是美麗景點的描述者，更不是奇風異俗的採擷者，他書中記錄的多半是人物，以及與人的對話；但奇怪的，似乎這種平凡的事物在他的筆下，卻產生比虛構想像更驚人的戲劇性。 　　我曾說索魯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因而他的旅行有時顯得有點「反旅行」；而他的旅行文學也常常反旅行文學，刻意與習見的旅行文學背反。索魯似乎是一位深怕落入「俗套」陷阱的作者，尤其害怕俗套的「結局」。所有的旅行文學都隱藏一場「治療」或「救贖」，旅行者出發是一個人，回來是另一個人（通常是變得更有智慧或更悲天憫人）；但索魯絕不掉入這個陷阱，他讓地中海之旅變成一個循環無解的儀式，他在結語時說，中國、秘魯之旅治癒我的中國病、秘魯病，但地中海之旅並沒有治好我的地中海病，他似乎沒有因此完成一個通過儀式，旅程完成，經驗卻未完。他說：「我知道我將像重回博物館一樣重回地中海，去看或去想。」地中海之旅，彷彿是靈魂故鄉的追尋，是祖先崇拜的加強。《赫丘力士之柱》一書止於他去拜訪住在摩洛哥的美國前輩作家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 1910-)，鮑爾斯也像索魯一樣是位追尋者，他的小說《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49)正是一個世代以前流浪追尋的代表之作，保羅．索魯，看似與其他事物斷裂隔絕，這場拜訪行動卻是傳統的接續。是呀，不要錯看言詞尖銳的人，他們只是需要保護他們脆弱柔軟的內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