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香港雨傘佔領 2014年臺灣318太陽花 2013年巴西熱帶之春 2013年土耳其佔領蓋齊 2012年魁北克之春抗議 2011年紐約佔領華爾街運動 自2007年反叛經典《革命將至》出版後，全球抗爭不停 隱形委員會又一批判政治、鼓動造反的力作，深刻檢討當代起義和運動的共同盲點。 隱形委員會——法國政府的眼中釘、搜索多年仍無法確認對象的反動組織，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L’insurrection qui vient（台譯《革命將至》，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層層剖析我們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及經濟體，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並且直接指導人民如何反抗、推翻掌權者。這本小冊子以23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流傳，儼然成為抗爭運動的地下最高指導手冊。 《革命將至》後的7年間，發生了2011年紐約占領華爾街運動、2012年魁北克之春抗議運動、2013年土耳其占領蓋齊運動、2013年巴西熱帶之春運動、2014年台灣318太陽花運動、2014年香港雨傘占領運動……反抗活動以如此的速度席捲全世界——一如隱形委員會當年所預測，抗爭已經來臨——可是，卻沒有一場真正的革命。 隱形委員會藉由一場從未發生的革命，重新思考繼承左派血脈傳統的革命主義者理想。如果我們繼續單純地從美國為何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或者台灣為何發生318運動的在地脈絡（如黑箱服貿、中國因素等）去理解這些抗爭，我們將無法挖掘出其中深層的共通性意義，所以隱形委員會試圖從世界的視野，去理解各地升起的煙硝，並建立起一套關於抗爭的理論架構。 更為了不讓資方的智庫們獨享詮釋世界的話語權，他們必須發聲。在這個當權者擅於製造各種煙霧彈的時代，我們要撥開大量垃圾資訊、踏過審慎包裝的震撼新聞、擺脫如影隨形的危機感，而在推翻和取代的革命模式之外，該如何在時代裡找到行動的法則？ 我們每個人看似都是獨立的個體，但當一個人的死亡足以激起群眾，一起粉碎社會謊言的堡壘，我們已經互相連結，我們都是朋友。這是一本向多數人喊話的宣言，犀利清算了抗爭運動累積上千年的錯誤、麻醉和愚昧，嘗試消化這7年間世界各地發生的動亂，以及理解這個世界到底在哪個誤解的枝頭上開了花。蟄伏7年的隱形委員會，並不是對這個世界或對反抗灰心，而是在深刻反省，而現在是時候敲響鐘聲，預告朋友們：你我即將在下一場抗爭碰頭。 【名人推薦】 鐘聖雄（眉角雜誌總編輯）

譯者導言 前言 第一章　慶祝危機　歡度新恐懼 第二章　他們想逼我們服從治理，我們將不會向這種挑釁讓步 第三章　權力是物流。讓我們堵塞一切！ 第四章　Fuck off Google 第五章　讓我們消失吧！ 第六章　我們唯一的故土：童年 第七章　所有都是共同 第八章　今日利比亞，明日華爾街 結語

　　二○○八年，隱形委員會出版了《將臨的起義》（L’insurrection qui vient, 台譯《革命將至》）一年之後，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開始暴發，整個金融市場幾乎瓦解，而最終為其付出代價的人對這個機制毫無所知。二○○八年起，我們見到了全球一波又一波的暴動、示威、遊行。起義已經來臨！從二○○八年雅典的暴亂起，到多事的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佔街運動、倫敦的暴亂，以至最後的高潮二○一一年十月發起的全球「佔領運動」。說那是最後的高潮一點也不過份，雖然有點令人感傷。在此之前，有見於處境的險峻，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預言著末日的來臨（apocalypse），其實他們才是最虔誠的基督基——雖然滿口嘮叨著宗教是「精神鴉片」，但內裡卻渴望著基督的再次來臨。基督教的末日論（Eschatologie）裡，一個大災難會來臨，然後是最後審批，以及新的生活的開始。Eschaton，希臘文的意思是「最後留下的東西」。我們清楚地見到最後留下的只是被遺棄的、失去希望的我們，還有在緊縮政策下越發陰暗的未來。那些製造了災難的政客、投資銀行家，卻照常拿著豐厚的花紅，對佔領者冷嘲熱諷。「佔領華爾街」之後，我們見到美其名曰「遍地開花」的微型抗爭運動，如城市耕種、手工作坊、合作社等等。我們或者可以自我安慰，這些運動將會影響下一代人；然而，條件是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將無法消化這些潛在的抵抗。 　　七載之後，《致我們的朋友》總結了過去幾年來發生的運動，同時清算了自反全球化運動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並不是去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因為它們會接踵而來，而且那只是用來響應政客們掛在嘴邊的偽善的口號：「讓我們共渡難關」。事實上，所謂「難關」只是一種用來欺騙和麻醉中產階級的「創作」。在這些災難背後是一個更大的災難：一個存在的災難。真正的危機是「形而上的」：人們忘記了甚麽是生活。或者，如作者說的，西方文明已走到了盡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西方文明是可以死亡的，現在卻已成真實。或者，在《將臨的起義》以及《致我們的朋友》裡，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想要瓦解西方（défaire l’occident）的願景，以擁有一種新的希望以及生活形式（forme de vie）。但瓦解西方，並不是意味著東方便是可取的，在過去幾百年的殖民化和全球化之後，所謂「東方」的存在本身已是問題。 　　*　*　* 　　瓦解西方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它的「民主」。如作者所說的，所謂的民主來自古希臘。而古希臘的議會的原型便是戰場——戰場上死屍堆中毫無生氣的手，跟議會上那些踴躍舉起的手同出一徹。雖然我們可以懷疑這個橫跨二千五百年的聯繫，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和平的政治只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而已。最後，我們將民主雙手捧給了那些代議者。這些代議者，不只出現在國會、議會、大廈管理委員會，而且出現在佔領運動、抗爭運動的大會裡。這些是經由二十世紀末反全球化運動傳下來的陋習。我們都耳熟能詳：在每一次運動之後，總有幾名自稱為領袖的人出現，他們成為了運動的代言人，而由他們組成的官僚委員會變成了運動的「決策委員會」，將和政客的磋商以及內部的討論吹捧成整個運動的策略。無論那是「太陽花運動」還是「雨傘運動」都沒有例外。最後，總有一些政客等待最好的「收割時機」來發表由他們的助手代筆的激昂的演講；最後，那些代言人總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下一屆議會的候選人——原因可能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議會以外的政治。我們也必須留意到，這些被媒體標籤出來的運動，以及被吹捧出來的政治明星等，最後都只是用來平息運動的手段而已，因為只有將運動標籤為它所不是的東西，才可以徹底地消滅他們。這些不是犬儒、不是刻薄，而是從反全球化運動十幾年來得出來的教訓。當然，在運動的某些轉折期，這些陋習被抑制了，例如在開羅的「解放廣場」、香港的「雨傘運動」期間，在某些佔領的地方，大會消失了，代表也不見了，那一刻人們終於感受到一起抗爭的美好和快樂。 　　國家的治理術（Gouvernementalité）一直都在進化。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放棄了權力的集中化，相反地，它將權力以基礎建設的形式物質化、去中心化——誰控制了基建便控制了國家；另一方面，它放棄了同一性，放棄了「社會」這個用來將人口捆綁在一起的概念，相反地，它宣布社會已死，它標榜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企業。這些個人主義在數碼基建裡找到了最佳的表達方式：他們將自己的存在——無論那是法律上的身份認證還是日常生活——都寄放在平面電腦、iPhone、臉書裡面。這進一步允許一種基於「控制論」的治理術。甚麽是控制論（cybernetics）？控制論是在上世紀由一班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一起發展出來的理論，其中的的佼佼者是著名的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控制論背後有一套本體的（ontologique）理解。雖然這些科學家們並沒有直接用到本體論這個字，但我們卻可以作出這樣的閱讀：任何存在物都可以被視為反饋機制（Feed-back loop），也就是說活動的結果可以反饋到系統來改進它的機制。維納將控制論的概念應用到飛彈、動物、人類。 　　控制論治理在美國情報局合約員工愛德華．史諾登事件（Snowdon affair）之後變得十分清晰，全球頓時生活在監視的恐慌中。無論那是商業機構還是政府機構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它們通過個人資訊的收集，再加上演算法的分析，決定了誰最需要什麽，誰最像是恐怖分子。而最後，那些不使用流動電話，沒有臉書帳戶的，便是最有嫌疑的人。在《將臨的起義》出版不久之後，法國警方在中部的一個小村裡拘捕了九名據稱是這本書的作者，原因是他們涉嫌破壞基建，以圖阻止將核廢料從法國運往德國的火車。雖然警方沒有任何表面證據，但其中一個以「恐怖分子」將他們拘捕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流動電話，而且行事祕密。 　　*　*　* 　　只有對當前治理術有詳細的分析，我們才能找到打擊它的相應方法，而不是只做對稱性的對抗。作者指出要以封鎖和佔領的方式來阻止基建的運作，因為國家和資本主義都依賴著這些流通。同時，抗爭者也要理解各種科技的運作，從而改變佔領的基建的用途（無論那是發電廠還是其他工廠），以圖和其他的運動可以產生共鳴。作者並沒有因為批判控制論治理術而敵視科技，或者將它貶為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提出發展一種新的技術倫理，以及利用技術來對抗矽谷的創新科技。最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共同」的概念：我們怎樣在新自由主義的陰霾中繪製出一幅新的地圖，由此我們可以重新找到與地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的連結？ 　　與「共同」相違的不是「國際」，而是「本土」。本土只是全球化空間規劃的分泌物而已。在此之前，那只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並不叫它本土。以本土之名來抵抗只是一種被動的、反射性的反抗，最後變成為法西斯的溫床。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開放的，多語言的連結，重新組織起一個大型的運動。翻譯這本書的目的，如作者己指出，「革命的工作已部分地成為翻譯的工作。沒有起義的世界語。 反抗者不是要學會無政府主義者的語言，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要通曉多種語言。」 　　——　譯者　一月二十七日

　　起義終於來臨了。以如此的速度，在這麼多國家，二○○八年以來，這個世界的結構正在逐步瓦解。十年前，如果你預言一場暴動，只會惹來在位者冷笑，今天，那些嚷著要有秩序的人卻宛如小丑。我們知道，沒有東西是肯定的，沒有東西是有保證的，本．阿里（Ben Ali）的突尼西亞，埃爾多安（Erdogan）的土耳其，社會民主的瑞典，復興黨的叙利亞，被鎮壓下來的魁北克，或者以沙灘、bolsa família（家庭補助計畫）和鎮壓警察而享譽的巴西。我們繼而見到的是：穩定已經完蛋。政治如是，從今以後在想獲得AAA信用評級之前，他們都要三思。 　　一場暴亂可以隨時擴散，無論是出於什麼理由，在任何國家，將到達哪裡。領導者如履薄冰，隨時被自己的身影嚇倒。Que se vayan todos（驅逐遊蕩者！）曾是一個口號，現在已變成廣為人知的格言——時代進行中的低音，從每個人口中低語傳遞，在最沒有人期待之時，卻屹立如板斧。那些最狡猾的政客承諾結伴而行，因為他們沒有選擇。這是無可救藥的反胃，純粹的不可取，堅決地拒絕是當前唯一可取的政治力量。 　　起義已經來臨，但不是革命。我們甚少見到如過去幾年，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從希臘到冰島，這麼多官方權力機構被衝擊。人們佔領城市的中心，在那裡扎營，設立路障，食堂以及臨時木屋，舉行決議集會，很快地建立政治反思，如往昔的罷工。時代正在發展出共同的場地，一開始是 「All cops are Bastards」（ACAB，所有警察都是混蛋），自此之後一種奇妙的國際抗爭力量將城市的圍城推翻，從開羅到伊斯坦堡，從羅馬到巴黎，或者里約。 　　然而無論這些失序有多混亂，各地的革命還在暴亂階段便已經熄滅。好聽點來說，政權一時的改變，滿足了改變世界的訴求，然後又回到原狀。説得難聽一點，革命成為某些人的踏腳石，他們藉革命之名來消滅革命。在一些地方，如法國，由於有信心的革命力量並不存在，於是容許一些人——法西斯主義者——佯裝自信，毫無顧忌地炫耀。無力感加劇。 　　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這些革命主義者都被瓦解了。這並不是說因為自從二○○八年，我們沒有達到革命的目標，而是我們持續地與革命脫節。因為我們失敗，我們可以責怪整個世界，想像千萬種感受，各式各樣的解釋，甚至科學的解釋；或者我們可以質疑敵人部署在我們身上的支點，決定了我們的失敗中非偶然但又重覆的特性。或者，我們可以質疑革命者在左派繼承的某些東西，它們不只導致失敗而且產生一種幾近普遍的憎恨。倡導得不到的道德霸權便是由左派繼承的傾向。所有類似這種無法持續的想法企圖規範生活的正確方式——進步主義的，明亮的，摩登的，正確的，解構的，非骯髒的。而任何有暴力想法的都不知不覺地被遣責為改良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蒙昧主義者-狹窄-老土-過氣。革命主義者與左派激烈的對峙，不單沒有令他們分開，而且將他們壓置在左派的陣地。放手吧！ 　　打從《革命將至》，我們便處於一個狂熱的時代。我們閱讀，抗爭，與來自不同國家和持不同理念的朋友討論，我們同樣遇到時代隱藏著的問題。有些朋友去世了，有些飽嘗監獄之苦。我們堅持著。我們既沒有否認要建立世界，也沒有攻擊這個想法。我們從旅行中回來了，並帶著肯定：我們的抗爭並非游離的、分散的，彼此忽視的，我們深信必須互相連結。我們之所以以為彼此之間是分散的，只是因為媒體操縱了我們的感知（這是反起義的工作，由微不足道的規模開始）。我們不處於分散的抗爭年代，而是來自同一世界性的革命浪潮，我們彼此微妙地溝通著的。我們因為普遍的隔離，而有要走在一起的普遍饑渴。我們清醒地拒絕被警察當成分離的原子來對待，從而對他們有著憎恨。因為同樣的不安，同樣的恐慌，我們隨之回應的是尊嚴的奮起，而不是憤怒。二○○八年起所發生的並不是在各地隱晦的空間裡荒唐的、突然而來的、沒有連貫性的一系列爆發性事件，而是在特定時空展開的歷史性程序。必須有世界性視野，才能洞悉其顯著性。我們不能只讓資本的智庫們（think tanks）來解釋這個程序的實則意義。 　　所有的革命無論有多在地，所顯示的意義遠超於本土，裡面有些東西是世界性的。在其中，我們一起上昇到時代的高峰。然而，當我們接受走下來，當我們融入生活、視覺、感覺、感知之中，時代便在我們自身的深處。那裡有求知的方法，以及行動的法則；那裡也有關於街頭鬥争以及獨來獨往的人士之間祕密連結的解釋。我們必須在每個處境及每個人的深處尋找時代。在那裡，「我們」找到自己；在那裡真正的朋友攜手互相支持，縱然散布四方，但一起前進。 　　陰謀論者都是反革命主義者，因為至少他們預留密謀的優先權給權貴們。如果權貴們很明顯地密謀著要保持及加強他們的地位，那麼我們也不能否認陰謀其實無所不在，發生在大廈的大堂、咖啡店、串燒店後方、在夜裡、在戀愛中、在監獄。而這些連結，這些討論，這些由毛細作用生成的友誼，以世界性的規模形成一個歷史性的黨派，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們的黨」。相對於要維持現狀的陰謀，一個屬於我們的陰謀也在擴散中，在內裡以最大的規模伸展。我們的黨在各方面都跟它繼承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它帶著敬意地在傳統革命主義者的失敗以及過時的提網裡踉蹌而行。策略的才智來自心而不是腦，意識形態之錯在於將思想和心靈隔開。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強行打開我們身上的這道門。我們要建立的黨已在我們跟前。我們必須理清思想的雜物，它們阻礙我們清楚掌握我們共同的處境，以及如葛蘭西（Gramsci）所說的「世俗的共同」（common terrestritude）。我們所繼承的並不來自任何遺囑。 　　如所有面向公眾的口號，「我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重點並不在於它說出來的，而在於它沒說出來的。它沒說出來的，是百分之一的權貴的身分。這百分之一的特點並不是只說他們富有——在美國富有的人遠多於百分之一，也不是說他們知名——他們其實相當低調，況且今天誰沒有權利享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時間？標誌著百分之一的是，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自我組織以支配其他人的生活。這個口號的真相相當殘酷，而數字也無關重點：我們可以是百分之九十九同時也完全被支配。相反地，倫敦托特罕區（Tottenham）的集體搶劫（二○一一年夏）足以顯示只要開始自我組織便不會貧窮。「貧苦大眾」和「決心一同行動的貧苦大眾」有很大的分別。 　　自我組織並不表示要加入某團體。自我組織在不同程度根據共同的感知而行動。這些處境所缺乏的並不是「人們憤怒了」（或是缺乏憤怒），也不是反抗者的良好意志，也不是批判意識的擴散，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姿態的劇增；我們所缺乏的，是對於處境的共同感知。如沒有連結，這些行動只會在虛無中不留痕跡地消失，生活便會跟做夢無異，而起義只存在於學校的教科書裡。 　　日常生活裡充斥的大量資訊，無論是震撼新聞，或是純粹醜聞，都讓我們以為這個世界難以了解。這混亂就好像戰爭中用來使後方不受攻擊的煙幕。正是因為它看起來不可治理，使它實際上可以被治理。這便是狡猾之處。通過採取危機管理作為治理技術，資本不只以災難作為勒索來取代亟欲發展的狂熱，它還想保留可以全面操控局勢的策略和能力。這才是我們需要爭奪的。策略方面，我們需要預先掌握全球治理的發展。我們面臨的並不是一場需要擺脫的「危機」，而是面臨一場必須取得勝利的戰争。 　　要對形勢有共同理解不能只依賴單一文本，而是需要國際間的討論。我們先拋磚引玉。其中一個想法是，我們要將革命主義者的傳統和主張放到歷史形勢的試金石上，切斷綑綁革命的理想的千絲萬縷（如被綁到地上的格列佛一樣），我們摸索著什麼樣的過程、什麼樣的行動，以及什麼樣的想法可以讓我們擺脫眼前的困境。如果沒有可以闡釋形勢以及尋找缺口的語言，便不會有革命運動。這本書接下來會詳細解釋這點。最後這本書同時在四大洲以八種語言出現。如果我們無所不在，如果我們是大多數，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全球性地自我組織起來！

　　1．沒有「臉書革命」，只有新的治理科學，控制論 　　2．向smart宣戰！ 　　3．控制論的貧困 　　4．技術vs科技 　　1． 　　這個故事沒有很多人知道，但值得一提，推特（Twitter）的前身是一個名為TXTMob的程式，是在二○○四年反對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抗議期間，由一些美國社運者發明，利用手提電話來自我組織的工具。約五千多名示威者用這個程式來即時分享行動決定以及警察移動的資訊。兩年後推出的推特也有相似功能，例如在摩爾多瓦（Moldavie），二○○九年伊朗的社會運動中，推特成了組織起義者——特別針對獨裁者——的必需工具而流行起來。二○一一年英國出現暴亂時，一些記者僅根據邏輯便虛構說，這場暴亂靠推特從運動中心托特罕區擴散出去。事實上，這些暴亂者選中的溝通工具是銀行和跨國公司高層使用的黑莓手機和加密電話，而英國情報機關並沒有破解的工具，因為一班駭客入侵了黑莓的網站，阻止黑莓和警方合作。如果推特這次真的有幫到自我組織，那也只見於由市民自我組織的清道夫們，他們清掃以及修理因為對峙和掠奪造成的破壞。這場暴動透過CrisisCommons起來。CrisisCommons是「一個讓志願者可發展和使用來對付災難，以及加強應對危機衝擊的網絡工具」，一群法國的左派將之與太陽門的「憤怒者」組織對比。這個組合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組織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加速重建秩序，另一方面是要讓幾千人在面對警察不停的騷擾下依然可以佔領以及生活。這裡我們見到的是兩個即時的、連接的、市民的行動。這些西班牙的「憤怒者」當中不可忽視的一群自從15M開始便堅信著連接的公民烏托邦。對於他們來說，這些資訊的社交網絡不僅加速了二○一一年的運動，而且為新類型的政治組織（抗爭及社會）建立了根基：一個連接的、投入的、透明的民主。有些「革命者」因為這和杰瑞德．科恩（Jared Cohen）有同樣想法感到不快。科恩是美國政府的反恐顧問，在二○○九年的伊朗「革命」推特面對審查時，他聯繫以及要求推特仍維持運作。科恩最近跟谷歌總裁艾立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合寫了一本冷冰冰的政治書《新數碼時代》（The New Digital Age），第一頁就讓我們看到令人對於新通訊技術政治功效感到困惑的句子：「網際網路意味著歷史上最豐富的無政府經驗。」 　　「在的黎波里（Tripoli）、托特罕或者華爾街，人們抗議現時的政治的失敗，以及選舉系統所給承諾的貧乏的可能性……他們對於政府以及其他權力中心化的機構失去了信心……將民主系統僅限制為投票不再具有說服力。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普通人可以參與維基百科；在線上或者現實裡組織示威，好像埃及和突尼西亞的革命，或者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挖掘由維基解密（Wikileaks）洩露出來的外交機密。讓我們一起遠距工作的技術也給了我們更多可自我組織的希望」。這段話不是出自一個「憤怒者」口中，就算是，那麼他／她長期扎營的地方必然是白宮辦公室。她／他就是貝絲．諾維克（Beth Noveck），領導著歐巴馬政府的「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計畫。該計畫視政府的功能為連結市民，以及將擱置在官僚機器內的資訊公開。所以紐約市長說：「以為政府知道什麼對你們最好的這種由上而下結構已經過時。這個世紀的新模式是基於共同創造以及合作。」 　　一點也不意外，「開放政府數據」的概念不是由政客而是由資訊工程師（特別是開源軟體的狂熱捍衛者）來解釋，他們引用美國國父們的目標「每個市民都有參與政府運作的份」。政府在這裡被簡化為組織者或者促進者的角色，最終則是「市民行動協調的平台」。這預設了政府跟社交網絡是平行的。 紐約市長問：「城市如何可以被理解為和臉書和推特的API生態系統一樣？」「這必須容許我們生產一種治理經驗，它更集中在使用者身上，因為問題不只是消費，而是公共服務以及民主的共同生產」。就算我們將這些來自矽谷、有點頭腦過熱的論述當成胡言亂語，這起碼也顯示政府運作越來越偏離國家主權。在網路時代，治理意味著確保人、物以及機器的互相連結，以使資訊自由流通，也即是說生產透明、可控制的資訊。雖然大部分的國家機器還在想方設法控制，有些活動已在外部完成。臉書遠不是治理的新模式，它在現實中早已扮演了這個角色。革命主義者使用臉書來集結群眾的事實只證明了我們可以在某些地方利用臉書對抗臉書，對抗它的警察任務。

作者：隱形委員會 譯者：鄧逸晴 出版社：行人 出版日期：2016-03-03 ISBN：9789869253918 城邦書號：A1490026 規格：平裝 / 單色 / 224頁 / 15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