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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三十週年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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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火集:三十週年紀念版

  • 作者:龍應台
  • 出版社:印刻
  • 出版日期:2016-01-22
  • 定價:299元
  • 優惠價:9折 2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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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985年12月《野火集》首次成書,締造21天再版24次,4個月突破十萬本的台灣出版奇蹟 ◆1988年11月發行簡體版《野火集》,首印六萬餘冊 ◆2006年書市回顧台灣篇:「開卷」年度焦點人物 ◆1985至2015,《野火集》持續撼動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創下在華人世界七大城市超過十個版本的出版紀錄 一把刻記台灣成長的尺 三十年前,《野火集》照見台灣困境 環境汙染、食品造假、金融失序、思想箝制、教育僵化…… 三十年後,政治已一日千里 但餿油風暴、霾害危機、課綱爭議,彷彿時光倒流…… 看清這一路走來的刻度 才知前面的路還有多遠…… 一九八五年,龍應台出版《野火集》,以野火燎原之姿,燃動整個社會,創下二十一天內重印二十四次,四個月賣出十萬本的空前記錄。緊接著,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八八年開放報禁,社會運動如春草茁生,政治鬆開了緊緊扼住喉管的手,迎來全民發聲的時代。 《野火集》問世迄今,匆匆過去三十載,島嶼幾番風雨。每個社會都有它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階段,需要火的熾熱和燒痛,才能覺醒;有些階段,需要的卻是水的清澈和溫柔,才能療癒一個隱忍不言的傷口。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 撼動華人世界半甲子 公民意識啟蒙經典 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

目錄

台灣的一路走來——寫於《野火集》三十週年 歷史的眼神——寫給大陸讀者 救生艇裡放聲唱歌——給香港的九○後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寫於《野火集》二十週年 從「一九八四」出發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生氣,沒有用嗎? 生了梅毒的母親 難 局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幼稚園大學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不一樣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對立」又如何? 焦急 機器人中學 我的過去在哪裡? 以「沉默」為恥 啊!紅色! 不會「鬧事」的一代 自白 歐威爾的台灣? 精神崩潰的老鼠 台灣是誰的家? 容忍我的火把 在「一九八四」以後 野火現象 又是公假 天羅地網 弱國,你會說「不」嗎? 民主?理直氣壯罷了! 我的台灣意識 野火二十年 天真女俠龍應台——走過野火時代/楊澤 燒遍兩岸的野火/王丹 從「當家」到「作主」——二十年後重讀龍應台《野火集》有感/向陽 不能熄火/余光中 直言不諱與包容同等重要——柏楊看野火龍應台/柏楊口述.丁文玲記錄 三月的杜鵑/紀蔚然 一把野火燒出一片天/馬森 非線時代的線性記憶/陳浩 現在,龍應台,正「捨末逐本」——她借孫文的話問道:中國有四千年文明,為何無一地如香港者?/張作錦 檢驗龍應台——關於《野火集》二十年/楊渡 自由精神與文明標準——給龍應台的一封信/楊照 再點野火/漢寶德 且賦招魂——為《野火集》出版二十年而作/龔鵬程

序跋

台灣的一路走來 ——寫於《野火集》三十週年
  在德國生活的時候,發現很多有孩子的人會在房間的門柱上畫出一個身高尺,從地面往上標出公分80、100、120、140……爾後長大離家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小房間時,永遠看得到自己成長的刻度。   一九八六年一月上市的《野火集》,大概就是一把標記台灣成長刻度的尺。   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的晚上,大批群眾擠在廣場和街道上看總統大選開票。「群眾最外面的一圈,」一個香港記者跟我說,「都是講廣東話的。」      其實不只,外圈還有很多、很多捲舌講標準「普通話」的。每四年一次,像到麥加一樣,香港和大陸關心政治發展的人會匯聚到台灣來。他們在情緒高昂、人潮湧動的台北街頭眼神相遇,「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奇妙的感覺。」    他們來看的是台灣的成長刻度,因為台灣,已經變成華人世界拿來衡量自己的一把相當重要的尺。   三十年,台灣成長的刻度究竟在哪裡呢?   三十年前,雖然事後來看,距離一九八七的解嚴只有兩年不到了,但是在當時的隧道裡,其實完全看不見盡頭有光。就如同驚天動地的柏林圍牆倒塌的前一刻,人們還無法想像會有這麼一天。 寫在一九八四、八五年的《野火》所反映出的台灣,政府的威權無所不在,人民在壓抑中悶聲不語。環境汙染、食品造假、金融失序、思想箝制、教育僵化的重重問題如烏雲籠罩。在髒亂不堪的公共空間裡到處都是盛氣凌人的官員、忍氣吞聲的國民、見死不救的路人、唯唯諾諾的學生。   三十年後,台灣確實是脫胎換骨了。雖然餿油和頂新食品問題的爆發彷彿時光倒流三十年,但是政治的發展一日千里,一九八六年才在威權的陰影下艱辛成立的政黨,三十年後非但已經入主總統府,而且破天荒掌權國會。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也已經對調,人民力量壯大到一個程度。   三十年後重讀《野火》,有觸電的感覺。原來一個幾千萬人組成的社會和一個孩子一樣,在短短三十年內竟有如此鮮明的成長刻度——一條一條肋骨都看得見;原來三十年前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我們會生出一堆更複雜、更難纏的新問題,需要面對。   好像在一個操場跑步,跑完一圈之後發現原來這是一場超級馬拉松長跑——後面還有五十圈、一百圈、兩百圈……同樣是經過司令台,第一圈和第一百圈,看見的未來可太不一樣了。但是如果在往前奔的熱切中不知道曾經的起點是什麼,對未來路線的判斷極可能是失準的吧。   《野火》刻度照見的是台灣的一路走來。

內文試閱

救生艇裡放聲唱歌 ——給香港的九〇後
  有一個「九〇後」,我非常欣賞。他是九四年出生的。   因為與掌權者持不同意見,他在新世紀的第十五年,也就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被驅逐出境。後來當然也數度下過監獄。他寫的書,曾經被禁、被下令燒毀。而他所對抗的掌權者,並不一定是政府或者國家領袖,有時候,是代表道德高度的信仰,譬如宗教;有時候,是代表群眾路線的思維,譬如迷信。   因為批判宗教,他死後得不到教會的儀式安魂,被悄悄地安靜地埋葬,但是死後十三年,當革命風起雲湧,人們體會到,他才是真正的時代的先知,又用國葬的隆重大禮把他的骨骸迎回。   生於一六九四年的伏爾泰,其實就是一個三百年前的「九〇後」。看見了獨裁體制的不公不義,看穿了宗教組織的偽善和獨斷,這個聰慧機敏的九〇後用筆的力量,在巴黎、倫敦、日內瓦的思想街頭馳騁;三百年後的九〇後們,用各種方法在試探權力的看不見的那條線,在紐約、伊斯坦堡、開羅、曼谷、台北、香港的街頭和廣場奔走。   三百年,世界變了很多,但是根本性的問題,九〇後青年伏爾泰所思索追究的問題,並未改變;譬如說,權力的拳頭到哪裡必須停止?自由的極限可以擴張到多大,由誰來界定?譬如說,追求真理很重要,容忍也很重要,但是當追求真理必須殘酷而與容忍的精神相違背時,你站到哪一邊去?   伏爾泰說過的一句話,讓後來的人 ——幾乎是全世界的人,一再地傳誦、引用:「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誓死維護你說出看法的權利。」雖然歷史翻案者說,他的逐字原文並非如此,但是這句話確實代表了他一輩子的信仰和堅持。   我注意到的是,他還說了很多別的話,意義之深刻,令我在三百年後看著今日局勢的忽冷忽熱、權力的忽東忽西、價值的忽上忽下,仍舊驚詫不已。   他說,歷史?歷史就是大家都共同接受、贊同的謊言。   他說,真正糟糕的其實不是貧富不均而是依賴的形成。   他說,我們要熱愛真理,但是也必須懂得原諒犯錯……   三十年前寫《野火集》時,我的社會處在一個壓抑的、萬馬齊瘖的時代。三十年後,卻是一個喧囂震耳、大鳴大放的時代。《野火》在怯懦寂靜的時代裡鼓吹呼喊和行動,在喧囂的時代裡——畢竟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於今天的九〇後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以及迎向陽光、迎向風雨的信心。我用三百年前的九〇後伏爾泰的一句話送給今天香港的九〇後:   Life is a shipwre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o sing in the lifeboats.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 ——寫於《野火集》二十週年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著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坵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灣的文化底蘊,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目前看起來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型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融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裡,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的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裡的流動攤販、漥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占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柏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連?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連?)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意,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也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正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台灣的現實裡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麼辦?)   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裡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於個人的經驗,同時又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裡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於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裡抽身而出,獲取自由,並不等同於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恆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裡,「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菁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味,探查得出那趁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鑑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麼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裡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於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味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迫,哪裡只有一種面孔呢?對於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   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沙灣徑   《野火集》二十週年紀念版,時報文化,二○○五年   1 〈幼稚園大學〉,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   2 〈不會「鬧事」的一代〉,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   3 克里瑪:Ivan Klima,一九三一年出生於捷克猶太家庭,十歲時隨父母關進集中營,直到二戰結束。一九六八年蘇聯進軍捷克,克里瑪赴美講學,返國後以自由寫作為生,二十年間作品遭禁,只能以地下文學形式流傳。與哈維爾、米蘭‧昆德拉並稱捷克文壇的三駕馬車。   4 以薩.柏林:Isaiah Berlin,一九○九─一九九七,出生於拉脫維亞,被喻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著有《自由四論》。   5 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一九三三年出生,美國猶太裔作家,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等多項文學大獎,被譽為「美國活著的文學神話」。   6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瑪著,時報文化,二○○三年,八三頁。   7 《布拉格精神》,七五頁。   8 《布拉格精神》,八五頁。

作者資料

龍應台

高雄大寮的自來水廠裡出生,南部的漁村農村長大。留學美國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生活在香港九年;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中華民國首任文化部長;是一支獨立的筆,也是陪美君散步的雨兒,被安德烈和飛力普不留情面犀利調侃的MM。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辭官,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基本資料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印刻 書系:龍應台作品集 出版日期:2016-01-22 ISBN:9789863870807 城邦書號:A2650012 規格:平裝 / 單色 / 288頁 / 17cm×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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