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素胚柯文哲的三堂課
辦公室門一打開,穿著鬆垮垮的夾克,柯文哲推著眼鏡走進來,我心頭一怔,這個人,一元垂垂(台語),要怎樣選市長?
柯P第一堂課:怪胎醫生選市長,粗話總監教禮儀
第一次注意到柯文哲這個人,是當年陳水扁總統的女婿趙建銘涉入台開內線交易案,我在報紙上看到柯文哲抨擊台大醫院「在權勢之前矮了身子,失了志氣」,當下直覺,這傢伙真是敢言。
再一次看到他,就是在我的辦公室。
二○一四年初春,民進黨台北市議員顏聖冠打電話來,說要帶一個人來見我。
門一打開,我看到柯文哲。他跟顏聖冠說:「洪三雄從早期的學運分子變成經商有成的人士,是一個有趣的傳奇人物,我想去拜訪。」
雖然十分關心政治,但我自認為是政治局外人,沒想到會跟柯文哲會面。我覺得他沒有政治人物的語言,也沒有政治姿態,更沒有政黨色彩,精確來講,他是一個「政治素胚」。
「這樣的人真的可以選嗎?」我心中有很大的懷疑。
但,他堅毅地跟我講,他想用公民的力量去改變這場選舉,透過無黨派色彩的參政,來改變台北。這種理念和勇氣感動了我。我當下允諾幫忙。
看他離去的背影,眼前突然冒出一九七○年代搞學運的自己,那是一種很遙遠又貼近的畫面,直覺就是「青瞑牛,不怕槍」。
送走柯文哲後,我立即打電話給李永豐,告訴他:「美國仔,這樁代誌,你鬥處理一下(台語)。」
李永豐是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綽號「美國仔」。個性瘋狂,執行力超強。
一九九五年在總統府凱道前的封街飆舞,解放政治空間,二○○○年正副總統就職典禮,二○一○年台北花博等台灣近二十年來的大型群眾活動,都出自他手中策畫。
我跟李永豐因為發起「紙風車三一九、三六八鄉村市區兒童藝術工程」而結識。這個活動自二○○六年啟動,不接受政府補助,免費下鄉演戲給小孩子看,至今持續九年,演出場次近五五○場,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新文化運動。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的李永豐,辦活動一流,也是資深的戲劇編導,深諳肢體語言與人際溝通的眉角。
「把柯P交給他雕塑,準沒錯。」我這麼想。
我放下電話沒多久,又不免忐忑。「把柯P交給出口成髒的李永豐,妥當嗎?」
「幹,你不會把看版挪過來一下……這樣怎麼看得到?」
認識李永豐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台灣國罵的問候語是開不了口的。他曾說,他在嘉義布袋養魚塭的爸爸,台灣式的國罵可以九個字連貫不跳針,他只能達到五個字連珠砲,段數很低。
跟李永豐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雖然粗口不斷,外表野獷,內心卻無比細膩。
五十四歲的柯P是走出急診室的狂人醫生,李永豐是宛如黑道老大的藝術總監。我心中暗忖:「怪醫VS.瘋人,這兩個怪胎碰在一起,會迸出什麼火花?」
「走進菜市場拜票,對兩種人一定要蹲下來握手,一種是坐輪椅的人,另一種是小孩子。」李永豐給柯文哲上的肢體課,從菜市場講起。李永豐強調,政治人物的肢體展現,攸關民眾對他的第一印象,親切、關懷、與民眾站在一起的貼近感,是一定要具備的。
柯文哲第一次去紙風車上肢體課,開門見山就坦承:「我的確不太會打招呼,因為我在台大醫院面對的,都是不會動的重症病患。和一般大眾眼神交會與肢體碰觸,我都不懂。況且,我就是典型的亞斯伯格症,常常會陷入自己的世界。」
柯文哲一看到李永豐「台罵式」的開場白,也疑惑地抬頭問幕僚:「這真的是要幫我上課的禮儀老師嗎?」許多人都好奇,不修邊幅、不按理出牌的柯文哲,要怎麼學禮儀?
李永豐認為,政治人物最需要的是群眾魅力。所謂魅力,不是硬掰、搔首弄姿,而是由內心散發出自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帶領民眾走出困境,迎向新局。因此,政治人物先要說服自己,「我可以的,我做得到。」帶著這樣的信念與姿態,自然可以吸引民眾的目光,和跟隨而來的腳步。
除了建立自信、散發領袖魅力,李永豐也微調柯文哲僵硬的肢體語言。彎腰鞠躬要看到自己腳尖,跟男性與女性握手的力道不一樣,辯論會時視線要放在「黃金三角」橫掃,才會有全場環伺的立體感。
在某場募款餐會上,李永豐見柯文哲一進場就坐定餐桌,埋頭挾菜猛吃,他立刻提醒幕僚:「在車上要先拿包子或肉粽餵飽柯P,政治人物去參加募款餐會時,不是真的去吃飯,而是跟大家敬酒,應酬的。」
「你有過敏嗎?不要一直抓頭髮!這樣會讓人以為你心不在焉。」
「鼻毛要修,才清爽。」
「這件夾克太沒精神,要換掉。」
「懸在腰間的皮帶放低一點,才不會太像歐吉桑。」
每次在電視上看到柯文哲身影出現,李永豐的電話就撥進去,耳提面命一番。
有一回,李永豐陪柯文哲出席造勢晚會,柯文哲突然轉身跟媒體記者介紹李永豐:「你們記者一直問,我的禮儀課上得怎樣?介紹一下,這位,就是我的禮儀師……李永豐。」
擺脫記者後的李永豐,馬上衝入柯文哲車上糾正:「幹,恁爸是你的禮儀老師,不是禮~儀~師!」
「拜託你,話要出口,要先在腦袋內轉一下,OK?」
「禮儀師,你知道是什麼人嗎?那是幫往生者點胭脂的人。幹!」
就這樣,口無遮攔的教練與學生,進行三個多月、前所未有的瘋狂禮儀特訓班。
往後,不管在造勢晚會上,或是拜票活動中,我發現,柯文哲的身段真的與以往不同。跟民眾握手後,懂得再給個微笑,講話的眼神,也由犀利蛻變為柔潤。與其說,李永豐給柯文哲的肢體訓練有了效果,倒不如說,柯文哲是一個敞開心胸與態度的政治素胚,可以接受不同色彩的融入、不同行業的調教。
第三回 敲響自由、民主的鐘聲
第一場座談會,原訂九點半,但直到深夜十點才結束。帶著興奮與忐忑回到宿舍,剛洗完澡在床上躺下,門鈴大作……
陳鼓應轉身跟太太說:「來了,他們來了。」
他起身,穿上準備好的襪子,繫上皮鞋……夜裡冷,太太握住他顫抖的手,要他穿好外套再出門。
門一打開,兩名歐巴桑探頭:「借問ㄟ,這裡是不是×巷×號?」
原來不是情治人員,而是南部媽媽北上來找台大兒子的學生宿舍,按錯門鈴。
「那個時代,搞革命,就是一部荒謬的恐怖片。」
這是我們在台大舉辦第一場座談會「言論自由在台大」之後,陳鼓應的驚魂夜。
慫恿老師造反
二○一四年春天,三一八太陽花學運爆發的第二天,學生占領立法院議場的首日,我和紀萬生老師、李壯源兩位前輩來到立法院場外關心,馬路擠滿了上萬名民眾,聲援議場內的學生。
國民黨粗暴的國會多數暴力,三十秒的時間,將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從內政委員會送交院會審議,導致憤怒的學生衝入立法院,占領議場。
一路上看到稚嫩又認真的年輕臉龐,我們沿著「退回服貿」「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抗議布條,走著走著,來到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現已改為台大社會科學院)。環顧四周,「○南」公車站牌,好像已經不見了,只有法學院前、徐州路上的牛樟樹,閃耀著早春的月光,熟悉依舊。
那是個一夕長大的暑假,台大法學院點燃了烽火。
保釣運動之後,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決定把以前聯誼性質的《台大法言》,變成「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改革刊物;打算把紙上談兵,變成現場操演,挑戰國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群眾集會」。那一年十月至十二月的短短三個月內,「台大法代會」一連舉辦了「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兩場座談會,及「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
每次申請活動都被校方打回票,擔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和《台大法言》社長的我屢敗屢戰,每天在法學院訓導分處跑進跑出;搭上○南公車,到台大校總區和訓導處張德溥訓導長周旋,更是家常便飯。
「學生不能公開演講?找老師上台總可以吧?」
「訓導處憑什麼不准我們邀請韋政通先生來台大法學院演講?」
「社論的題目〈台灣的命運〉不行?改成〈我們的命運〉可以嗎?」
「訓導處查禁這一篇文章,我們就讓這個版面空下來。對!就是『開天窗』。」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辯論,前面加上〈應否〉兩字,是不是就可以了?」
「法學院圖書館太小了,我們要申請校總區體育館辦辯論會。」
整個暑假,我們就像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秋蟬,在台大呼朋引伴,振翅撼聲,希望打破言論箝制的寒蟬效應。那時候,學生不准上台演講,我們遍尋「麥克風」,四處尋找願意幫我們踏上講台講出心聲的老師。
「保釣運動後,陳玲玉和洪三雄常常窩在我辦公室,高談闊論。有一天,陳玲玉突然說,老師,你不要只講給我們聽,我們幫你搭個講台,讓更多人聽到你的高論。」
「這丫頭好大膽,竟然慫恿老師。」陳鼓應回憶時說。
陳鼓應的老師殷海光因為講真話,被當局軟禁,抑鬱而終。他自己當上老師後,一九七○年在《大學雜誌》發表文章〈給蔣經國先生的信〉,質問蔣經國「為什麼年輕人不說話?」蔣經國看過後,找他去國民黨黨部談話。陳鼓應回答:「年輕人不敢說話,因為說了就被逮捕,然後找不到工作。殷海光與我,就是實例。」
陳鼓應離去後,有人趨前跟蔣經國咬耳朵:「他應該是匪諜來滲透的。」蔣經國冷淡回應:「我看還好嘛,他只是一介書生,造不了反。」
「知識份子真的沒有造反的本領嗎?」也許我們這兩隻初生之犢,觸動了陳鼓應心中深層的痛,他害怕被整肅,卻又有所期待,心情忐忑加入我們的造反行列。
哲學系除了陳鼓應,王曉波講師也跟我們一拍即合。他笑稱自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他的一貫招式就是點出國民黨政權違背孫中山遺訓,或悖離三民主義的弱點,全力抨擊。論述與口才兼備的老師,包括王文興(外文系)、楊國樞(心理系)、林正弘(哲學系)等老師,在我們的拜訪、請託下,陸續加入座談會陣容。
留著憂鬱小鬍子、身形瘦小的王文興老師,那時候正在寫的《家變》,後來被喻為五四文化運動後,最重要的百大小說之一。雖然處於創作的關鍵階段,對我們的請求,他有求必應,接連出席「言論自由在台大」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兩場座談會。
椰林大道上的一百張海報
「東北季風很強,整排大王椰子樹,樹葉沙沙的刮出聲音。同學們兩人一組,一個打漿糊撐著、一個頂著風壓住,才順利把海報貼上樹幹。一整夜,手臂舉高,蹲馬步,近百棵椰子樹貼下來,回到家裡,手已經舉不起來了。」
「法代會」男生們對於這份苦差事記憶猶新,但台大校總區椰林大道上整排樹海貼上「民主生活在台大」的宣傳海報,展現前所未有的民主恢弘氣勢,讓我們苦盡甘來,興奮不已。為了替「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造勢,擔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一聲令下,男同學們在台大椰林大道上,一夜之間,張貼上百張海報。這在台大也是一項創舉。
記得大一入學,第一次踏進台大校門,陽光灑下,大道上成排參天大王椰子樹,影蔭成片覆蓋在地面,猶如無邊的地毯,引我踏入。仰望天際片片雲彩,我心情激動莫名,耳邊響起了磅礡的音樂,「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那是電影《出埃及記》的旋律,轟轟直竄我的腦門。
一個彰化鄉下小孩,孤伶伶地走進台大,椰林大道呈現出來的氣勢,讓我驚訝、感動的說不出話來,彷彿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莫名使命感。我還不知道會在大三那年投入學運,只覺得一整排比我更早走過歷史的椰林大道,有某種時代的召喚,不能置身事外。
「五○年代高呼民主的《自由中國》之聲,終因雷震下獄而消音;六○年代為自由思想啟蒙的《文星》之光,也因李敖的坐牢而匿跡。自由和民主在台灣,宛如風中殘燭,舉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的初衷,不是只在談談台大的民主,也不僅在倡導民主的台大,而是更要求民主的台灣。」我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烽火杜鵑城》一書中,這麼寫著。
◆民主生活在台大
「法代會」一百張巨型的海報宣傳,再度席捲杜鵑花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在法學院的圖書館三樓召開。應邀參加座談的人士有:陳鼓應、林正弘,黃默(政治系客座教授)、胡佛(政治系教授)、洪成完(數學系講師)、張德溥(代理訓導長)及馬鶴凌(國民黨知青黨部書記長)等七人。和「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一樣,再次人山人海。與會師生四百餘人,會場爆滿,氣氛熱烈。
胡佛說:「一般來說,民主生活的基本要件是『參與』。沒有參與,就談不上民主;沒有民主,哪來現代化的政治?」「政府不希望年輕人多參與政治,這自然使同學表現出比較冷漠、消極的態度。」剛回國任教不久的政治系客座教授黃默,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政府蓄意冷處理學運的態度。林正弘呼籲校方不妨重用「學生輿論的力量」。
來自理學院的洪成完,語出驚人:「我們的教育環境與教育制度,促使年輕人變成只求安穩,只想出國的『來亨雞』。但現在不是『來亨雞』式的專家政治的時代,是極需踏踏實實創建的時代。」
「我主張開放學生運動!」陳鼓應一上台就直指:「國民黨擔心學運,是因為共產黨操控學運,導致國民黨丟了大陸。但是,這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陳鼓應言辭激昂,滿堂學生歡聲雷動。
講台上的馬鶴凌趕緊搬出國民黨的政策緩頰:「敵人可以利用你對國家的忠貞、對父母的孝敬、對朋友的信義。所以,我現在要強調,今天青年愛國首須具備各種對匪鬥爭的知識和技能。」
座談會結束了,我跟貼海報的同學疲憊中帶著興奮,到椰林大道逐一撕下海報、拆掉看版。抬頭夜涼如水,烏雲被吹得飛快,皎月偶爾露臉。一夜的激情後,心中期待的民主,正如夜空皎月時隱時現。
袒裎相見馬英九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馬英九就任總統的前一天,我們台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學開同學會,大家圍著新科總統有說有笑。
但,也只有那一次。「與有榮焉」的感覺不見了。往後的六年,儘管班上的召集人特別註明「馬總統會出席哦!」我再也沒出席過同學會。
曾經連續兩年,我在政論雜誌的專欄上,撰文評論馬政府的執政。二○一三年馬總統發動「馬王政爭」,我就評之:假藉「法律」解決政治的私慾。翌年馬總統對「太陽花學運」的回應,有八二%民眾不滿,我則指其:高估自己、錯估民意!這種恨鐵不成鋼的遺憾,不只我一人。
二○一三年十一月我和王杏慶受邀去政大參加「知識份子與台灣民主化」座談會。談到統治者的無能,王杏慶感嘆:「馬英九被丟鞋子,我認為完全正確……政府失能,把國家搞得亂七八糟,老百姓丟鞋有什麼不對?沒對你丟手榴彈就不錯了。」「你把國家治理好,老百姓就不會抗議。治理不好,抗議權是天賦的,老天給我的,我當然可以抗議。」
王杏慶氣呼呼地罵著他「從小看到大的馬英九」,眼前不禁浮起四十年前在北投陳逸松(律師,曾以黨外身分競選台北市長)的溫泉別墅,我和馬英九一場激辯的情景,兩人僵持對峙的熱度,不下於我們浸泡的溫泉池水。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是掌控台大學生的知青黨部書記長。在我跟陳玲玉策略性邀請下,馬鶴凌出席「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他原本想來安撫學運之火,沒想到火越燒越旺,燒往自己身上。
「開放學生運動」「爭取民主、注重參與」「挑戰威權的政治傳統」「否定教官制度」「倡議省長直選、中央代表全面改選」等敏感議題,台大學生在座談會中的訴求,猛藥越下越猛。尤其,「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等同把老國代送給學生公審。」這可激怒了國民黨內元老重臣,怒斥「學生運動」等同「學生暴動」,終而導致馬鶴凌在知青黨部做不到三個月即下台,被稱為「百日維新」慘敗事件。
介於「同學」與「父親」之間,馬英九在校園內一向以中庸之道自居,他幾乎沒跟學運派的我們過招,不讓自己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直到在陳逸松的北投溫泉別墅,我們才有了第一次的交鋒。陳逸松的女兒陳雪梨跟錢永祥熟識,常把那幢沒人住的北投別墅借給大家,是我們這一群人的秘密陣地。有時候辦讀書會,有時候辦編輯營,當然也有喝小酒、吃火鍋的歡樂聚會。
有一天,錢永祥說要帶他的「建中同學」一起來,結果是馬英九。他跟錢永祥、盧正邦建中同窗。當時,馬英九已經卸下了「台大代聯會」秘書長職務,遠離社團活動。
那一晚,大夥袒裎裸裼泡在北投陳公館的溫泉池,煮酒論政,高談闊論國民黨的腐敗、極權,與台灣人追求的民主、自由。激辯過程中,大家覺得馬英九是國民黨一手栽培的新秀,應該懷抱更多改革企圖與積極作為,促使國民黨來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
依稀記得那天溫泉池中煙霧彌漫,大家越泡熱泉,氣氛越來越高。有人建議馬英九應該站在改革派這邊,在國民黨內揭竿起義。馬英九一臉無辜,吞吞吐吐,自認很難使得上力。
看到他繼續打太極拳,我當場直言:「不用再講了,你簡直食古不化。國家處境敗壞如此,你居然還死抱著『國民黨殭屍的大腿』不放。」不知道是溫泉太熱,還是氣氛太冷,馬英九看了看大家,默默地從池中起身離去。事後,他還為此向王曉波訴苦一番。「國民黨殭屍的大腿」,從此成為我們同學、好友之間的共同記憶。
如今,看到身為總統的他,面對外界指責時,仍是高喊著「法治」、「道德」、「大是大非」等空泛字眼,為自己辯護,眼前不禁浮現,那天北投溫泉池畔那個默默轉身、赤裸裸的背影,離這塊土地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