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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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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 作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
  • 出版社:八旗文化
  • 出版日期:2015-04-01
  • 定價: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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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橫跨科學、醫學與人類學領域,解構種族思維史的來龍去脈 為什麼中國人接受成為「黃種人」,日本人卻始終抗拒? 而更大的問題是:東亞人真的是「黃色」的嗎? 種族思維領域的不凡貢獻! 原來,我們的「黃皮膚」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始於西方科學的建構,又被自身文化所認同的結果。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一曲《龍的傳人》唱遍華人地區,而我們也被教育認知自身的「黃種人」屬性,並認同自身的「黃皮膚」,這似乎已是一種常識。 不過,你有所不知的是,我們從來就不是「黃色」巨龍的傳人。至少,中國古代文獻並沒有「黃種人」的記載,也沒有種族學上的膚色概念,反而,中國人區分自己和外國人(胡人)的標準是毛髮和眼睛。甚至,在前近代的西方文獻與遊記中,中國人與日本人還被西方人形容是「白皮膚」,用以描述中國與日本國家富足、文化昌盛、願意與西方貿易且接受西方基督教義並成為教徒。 然而,至十八世紀時,「白種人」卻已是屬於西方人的專有名詞,而東亞人也逐漸染黃。對此,學者奇邁可深入探究了,在西方人的描繪之中,東亞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變「黃」?又是經由哪些科學理論,東亞人成為了「黃種人」? 原來,十八世紀的自然學家卡爾.林奈與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和人類學家,藉由種種科學探測,逐步建立起將不同人種以顏色區分的標準,當東亞人被西方人歸類於「蒙古人種」時,同時也成為了「黃種人」。這一種族思維,也日漸成為東亞人——尤其是中國人——的一種身分認同。更在二十世紀初,出現「黃禍」一詞,暗示東亞人即將對西方產生威脅。 一切都是近代西方科學的把戲!時至今日,儘管種族思維已不再是主流,在西方的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也已很難再找到「蒙古人種」、「黃種人」等人種區分,但這樣的種族意識,在當代東亞地區卻還仍未消逝! 《成為黃種人》實是解構種族思維的一部極為有趣、卻又無比沉重的歷史。原來,東亞人從來就不是「黃種人」! 【名家推薦】 ◎專文推薦/楊瑞松(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所有種族類別都是人為建構的,但沒有任何一個類別的建構過程像東亞人所屬的『黃種人』那般,如此大費周章。這本博學又啟迪人心的著作梳理了橫跨六個世紀的相關文獻,訴說了東亞人由『白』變『黃』(以及許多介於中間的顏色)和他們被歸類為『蒙古人種』的故事。奇邁可利用旅行見聞、醫學文獻以及地理學、人類學與自然史著作,揭露出關於亞洲與亞洲人形象發展,一段複雜且令人驚奇的歷史。《成為黃種人》一書為種族思想領域做出了一番不凡貢獻。」 ——大衛.豪威爾(David L. Howell)(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 「《成為黃種人》是一則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了科學如何受到人為操作,以將一個不適當的顏色套在亞洲民族身上。奇邁可考察了數世紀的歐洲文獻,證明學者的偏見根本左右搖擺,種族理論的科學論據受到偶發事件影響的程度也大於事實的呈現。」 ——邁可.拉方(Michael Laffan),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成為黃種人》一書將在後殖民、種族與文化研究等領域中立下難以抹滅且深具啟發性的模範,也將吸引極為多樣化的龐大讀者。在廣大的當代後殖民研究中,本書在文學與歷史學術領域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唐.懷亞特(Don J. Wyatt)(米德爾伯里學院歷史系教授) 「組織架構清晰且引人入勝,這本有趣且獨特的著作對於許多領域做出了無法忽視的貢獻,其研究焦點與方法均屬創新。我想不到有哪一本書曾經探討過同樣主題。」 ——韓依薇(Larissa Heinrich)(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教授) 「本書針對東亞人民被稱為『黃種人』之概念,進行考古學式的檔案整理,順時性地爬梳此一概念從埃及時代到二十世紀的演化過程與形成歷史,從埃及古墓壁畫、十八世紀以前的旅行書寫、十八世紀自然科學分類法、十九世紀的考古學與科學理論、以及『黃禍』觀念的冒現等等角度,分析其中的種族主義論述,為亞洲研究之專論,其中也涉及科學史的跨領域研究。作者具有文藝復興研究的背景,熟悉各種歐陸語言,因此在檔案資料的整理閱讀上游刃有餘,而且論點清晰,對於專業讀者與一般讀者都具有極大的可讀性。」 ——第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目錄

推薦序_楊瑞松_〈「黃種人」的前世今生〉 中文版序 導言_不復白皙:誕生於十九世紀的「黃種人」 1、撒旦的黃色臉孔 2、黃色的古埃及人 Chapter1_在被染黃之前:早期遊記與傳教士報告中的東亞人 1、白色東亞人 2、「色」繁不及備載 3、不復白皙 4、為什麼是黃色? Chapter2_「黃色」分類學:林奈、布魯門巴赫及十八世紀「蒙古人種」的演進  1、黃色印度 2、「智人」的四種膚色 3、從Fuscus到Luridus 4、好黃與壞黃 5、從四大種族到五大種族 6、黃色蒙古人種 7、來自東方的黃色男子 Chapter3_十九世紀人類學與「蒙古人種」膚色的測量 1、「蒙古人種」與韃靼人 2、「蒙古人種」東亞人 3、測量膚色 4、彩色陀螺 Chapter4_十九世紀醫學中東亞人的身體:蒙古眼、蒙古斑與蒙古症 1、蒙古眼 2、蒙古斑 3、蒙古症 4、「蒙古人種」身體 Chapter5_「黃禍」:自遠東而來的「蒙古人種」威脅,1895-1920 1、「黃色」在中國的反應 2、「黃色」在日本的反應 3、不滅的「黃色」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導言
  不復白皙:誕生於十九世紀的「黃種人」      一開始會進行這項研究計畫,是因為我有興趣了解東亞人如何在西方的想像中變成「黃種人」。然而我很快便發現,關於東亞的記述最早是從馬可.波羅(Marco Polo)及十三世紀傳教士的描述開始,他們如果提及了居民的膚色,幾乎全都明確指出是「白色」。那麼「黃種人」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又是起源於何處?      許多讀者將會發現,「紅色」美洲原住民也引發了類似問題,而且這個特殊的膚色名詞就跟東亞的「黃種人」一樣,其真實起源至今仍舊成謎。有證據顯示,「紅色印第安人」的概念可能受到一件事的影響(儘管並未經過充分解釋)——根據歐洲觀察者的說法,某些印第安部落將植物的物質塗抹在身上,以保護自己免於陽光或昆蟲的傷害,而那可能導致他們的皮膚呈現「紅色」。人們也會想到印第安作戰彩繪所呈現給人的既定印象。有些部落甚至早在公元十七世紀就自稱為「紅人」,應該是為了將自己與歐洲移民及其非洲奴隸區隔開來。      無論這些對於美洲原住民的描述有多麼薄弱或不足,就東亞人的例子而言,則根本沒有類似的解釋。在中國或日本,沒有人會把「黃色」的顏料塗抹在皮膚上(中國與日本將是本書的主要研究對象;韓國的資料在二十世紀之前則相當罕見),而遠東一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有人稱自己為「黃種人」,當時西方的種族分類以及現代西方科學的其他許多觀點正逐漸傳入中國和日本。不過,「黃色」在中國(日本則並非如此)文化中確實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中心的顏色、帝王的顏色,也是大地的顏色;是黃河原始的顏色,也是神話中全體漢人共同的祖先:黃帝的顏色。「炎黃子孫」至今仍是一種種族自我認同的象徵。「黃種人」的概念是否是源自對這些象徵的某種誤解或誤譯?早期的西方評論者對於這些象徵大多相當熟悉,尤其是傳教士,因為他們為了改變當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而去認識地方的信仰和文化。他們對中國的描述經常提及黃河和黃帝,因此不難想像這類象徵的意含可能繼續擴展,進而代表整個東亞地區的文化,一如中國的學問與文字傳到了天朝帝國的邊界之外。      然而,在十九世紀之前曾經分析甚或提及中國的「黃色」概念的文獻中,據我的研究,沒有一個將「黃色」與膚色連結在一起。十九世紀之前完全找不到東亞人「黃皮膚」的概念,而此概念也並非來自任何一種親眼見證的描述,或是關於東亞文化符號的西方解讀文獻。我們將看到,這個概念並非源自旅行見聞或傳教文獻,而是出自科學論述。十九世紀所發生的情況是,「黃色」已然成為一種指涉種族的稱號。換句話說,東亞人是一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Mongolian)。      因此,本書關注的是種族與種族思維的發展歷史,試圖填補龐大的種族研究領域中的不足——此領域始終熱切地聚焦於黑白對立的概念。迄今屈指可數探討「黃種人」的著作,例如潘翎(Lynn Pan)的《炎黃子孫:海外華人的故事》(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或吳華揚(Frank Wu)的《黃種人:在黑人與白人之外的美國人》(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他們所關注的都不是「黃種人概念史前史」,而只探討它在二十與二十一世紀所發生的現象。至於提供了較具歷史細微差異描述的文本,例如荷蘭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otter)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或是由他所編纂的《中國與日本的種族認同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不是規避這個問題,就是給了不完整、有時還出現錯誤的結論。      探討這個主題最好的作品中包含了一篇絕佳的德文文章:德國歷史學者華特.戴默爾(Walter Demel)所寫的〈中國人如何成為黃種人〉(“Wie die Chinesen gelb wurden”),該文與一篇以義大利文寫成的增修版本成為當前研究的基礎。以色列歷史學者羅特姆.科納(Rotem Kowner)也寫過關於日本人「比黃色淡」的膚色的文章,令人產生相關聯想。美國漢學家孟德衛(David Mungello)的引介性著作《1500—1800︰中國與西方的偉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裡,包含了一篇名為〈中國人如何由白變黃〉(“How the Chinese Became Yellow”)的簡短章節。儘管這樣的題目看來大有可為(我自己的題目同樣令人充滿希望),但這些作者卻都發現,在試圖探究「黃種人」概念的明確發展過程時,充滿了重重阻礙。因為此概念跟大多數其他形式的種族刻板印象一樣,無法簡化為一份簡單的編年史,而它往往也是身體差異、遺產及人種特異性等模糊而混淆的觀念之產物。      不過我也遵照這些作者的引領,採取的途徑是強調十八世紀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當時新的人類分類學開始出現,有人提出包括東亞人在內的所有人類族群膚色的嶄新說法。一六八四年,法國醫生暨旅行家佛朗索瓦.伯爾尼爾(Francois Bernier)發表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根據居住在地球上不同的人類種族,提出了一種新的區分。」他率先提出,「黃種人」是這些種族中的其中一個。影響力更大的是瑞典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他在一七三五年以其《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名噪一時,享譽國際。那是第一本將人類納入分類系統的重要著作;在此分類系統中,整個自然世界被分為動物界、植物界及礦物界。他表示,「亞洲智人」(Homo asiaticus)是「黃種人」。最後於十八世紀末,同樣身為醫生的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開創了比較解剖學,他斬釘截鐵地宣稱遠東人是「黃色」種族,與「白色」的「高加索人種」有所不同,此後我們便一直使用這些名詞。      然而,這種說法顯然過度簡化,當中也存在一些錯誤。首先,伯爾尼爾並沒有說東亞人是「黃種人」,他稱他們為「真正白」(veritablement blanc)。他唯一描述為「黃色」的根本無關一整個地理族群,而是來自印度的某些人,尤其是指女性。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有時被認為是這種觀點的來源,他同意印度人是「真正黃色」的人。第二,我們確實能將林奈視為首先將亞洲與「黃色」連結起來的人,但我們也需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個細節,因為他一開始稱他們為「深色」(fuscus),直到一七五八至一七五九年的《自然系統》第十版中才改成「淡黃色」(luridus)。第三,他談的是整個亞洲,而不只是東亞。至於布盧門巴赫,他的確稱呼東亞人為「黃色」(他所選用的拉丁文是gilvus,亦是從fuscus修改而來),但同時也將他們歸入一個稱為「蒙古人種」的種族類別中,而此新創的「蒙古人種」在先前探討此主題的著作中一直受到嚴重忽視。      分類學家決定使用「黃色」,不只是因為它跟「紅色」一樣,是介於白與黑之間的顏色——猶太基督教世界一千多年來均將這兩種根本膚色視為理所當然。我認為,倒不如說「黃色」與「蒙古人種」有助於強化亞洲的威脅、異國、危險性等形象,這兩個名詞共同與東亞過往一連串侵略行動的文化記憶象徵性地連結了起來: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與帖木兒等人此時也都一起被歸為「蒙古人種」。儘管這個說法依舊未能充分解釋為什麼要從其他無數顏色中挑選出「黃色」(即使在布盧門巴赫發表那項深具影響力的宣告之後,其他顏色仍持續有人使用),但「黃種人」與「蒙古人種」卻相互連結,在十九世紀共同組合成為一個新的種族類別。      到東亞旅行的人開始更頻繁稱呼那裡的居民為「黃種人」,此種族分類也成為十九世紀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焦點。早期人類學除了語言或文化習俗之外,亦極為關注身體差異,而膚色就屬於這樣的主題。布盧門巴赫和比較解剖學家熱中於測量人類頭骨,提出一個「民族臉孔」(national faces)的理論,進而形成一種對稱於「白人」外型的階層系統,與之相對的是由其他種族所展現出來、較不對稱的外型。布盧門巴赫與他的追隨者將「蒙古人種」及「衣索比亞人種」的頭骨置於距離「白人」理想型頭骨的最遠一端,「美洲人種」與「馬來人種」則位於中間。      但在人類學於十九世紀中期臻於成熟之際,身體測量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擴大到整個身體的細微量化。這當中有一個關鍵人物是法國醫生保羅.布羅卡(Paul Broca),至一八八?年辭世為止,他總共發明了將近三十種專門用來測量人類身體的儀器。較不為人知的是他對膚色評估造成了深遠影響,他曾設計一個有各色方格的表,目的在於為皮膚找到最接近的顏色,企圖將膚色標準化。其他人試圖改進這個相當繁雜又主觀的程序,於是運用不同的顏色範圍做實驗,並引進不同的媒介,例如玻璃板或油漆。到十九世紀末,一種小型的木陀螺成為廣受歡迎的替代實驗方法:在陀螺上面放一些彩色紙盤,陀螺旋轉時那些紙盤就會混在一起。接受測量的受試者在陀螺旋轉時將一隻手臂放在旁邊的桌上,研究人員則一邊調整紙盤,直到紙盤與受試者的膚色相同。      這些方法在今天看來或許稍顯古怪或有趣,但當時的人類學家卻非常嚴肅看待,而且經常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使用。然而,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工具發揮了一種功效,為原先已存在的種族刻板印象注入據稱是經過科學認證的字面意義。色表上的顏色絕非肆意挑選與安排,儘管許多其他組合可以用來複製構成人類膚色的有限色調範圍,陀螺還是採用了白、黑、紅與黃色紙盤。這種陀螺的早期研發者指稱,如此設計的原因並非人類皮膚實際呈現了這些顏色,而是白、黑、紅與黃從一開始就被假定為是「四大人種」的膚色。研究人員開始量化「蒙古人種」的膚色之後,其結果就是某種介於白與黑之間的色調,而在細心操縱之下,就如同操縱「彩色陀螺」那般,東亞人的膚色終究能變成「黃色」。      十九世紀醫學的一項類似發展其焦點不在膚色,而在「蒙古人種」身體的量化,並將它與被認為流行於整個種族或某種程度上與整個種族有關的某些疾病連結起來,包括「蒙古眼」、「蒙古斑」以及「蒙古症」(現今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我將會說明,這些疾病全都成了將「蒙古人種」與西方「白人」區隔開來的方法,因為它們不是被當成異常東亞人身體的特色,像是似乎根本不會出現在白人身上的「蒙古斑」,就是只會在白人小時候或遭疾病感染時才出現的特徵,例如「蒙古眼」或「蒙古症」。研究人員也將這些「蒙古人種」疾病連結到當代的演化理論,探討「白種人」早已經歷了較低等種族依然未脫離的發展階段。因此,最早出現在日本嬰兒身上的「蒙古斑」被視為人類演化早期階段留下的色素痕跡,甚或是殘留的猴子尾巴;「白人」小孩在長大之前,可能出現類似「蒙古眼」的症狀;而罹患「蒙古症」的人,尤其是小孩子,看起來與「蒙古人種」極為相似,因為這種病症是一種可見的「返祖現象」,就像是退化至前一個演化形態。      與早期人類學的情況類似,醫學上對「蒙古人種」的病理學解釋對於研究人員起初的刻板印象造成了驚人的強化作用。醫生也經常描述東亞人擁有「黃色」的身體,而「蒙古人種」疾病可能與生理機能退化有關,更坐實了古老的過時說法——遠東人就是遲滯、虛弱,喜歡模仿別人。「白種人」可能會暫時感染「蒙古人種」疾病,或因為健康不佳或先天缺陷等原因而染病,然而真正的「黃種人」卻會永久停滯在幼稚、低智能或發育不良的狀態中。      到了十九世紀末,現代科學已經完全確認了「黃種」東亞人。此外,「黃種人」也始終是一種具有潛在危險與威脅的種族類別,尤其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更多的東亞人移民到西方之後,危險性更加提高。此時遠東逐漸被視為「黃禍」(yellow peril),這個名詞出現於一八九五年,一般咸認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所創,那是他針對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擊敗其面積廣大且人口眾多的鄰國中國而做出的回應;那場戰爭又被稱作「黃色戰爭」。更糟糕的是,日本自己也已經開始形成一個殖民帝國,十年後當它也擊敗俄國時,似乎為西方掌控文明世界的榮景劃下了句點。      「黃禍」是一個飄忽不定的概念,可能指中國、日本或其他任何「黃色」國家,也可能是指稱許多種禍害,例如人口過多、「異教信仰」、經濟競爭以及社會或政治衰退。但是,我們也將看到,西方已開始將它所謂不證自明的「黃種人」與「蒙古人種」等概念輸入東亞的環境脈絡中,而這種散播過程幾乎都不是簡單且直接的。在中國,黃色是一個十分古老、在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顏色,與西方的「黃種人」概念之間純屬巧合。「黃色」可以被驕傲地反轉成一個自我認同的名詞,而非只是種族上的羞辱;它不只是一種文化象徵,也是中國人非「白色」、非西方皮膚的實際膚色。然而,「蒙古人種」卻也與非漢人的「蠻族」有關,在歷史上是中國與西方的禍害,遭到排斥。日本評論者則拒絕接受「黃種人」與「蒙古人種」,認為它們僅限於用來描述其他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許多日本人偏好被視為較接近強大的「白種人」,而非低下的「黃種人」,事實上不少西方人也同意這種看法。在中國與日本,西方的種族分類已經變得十分普遍,即使認為「黃種人」是咒罵語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膚色並非「白色」。      我將讓本書的故事敘述結束於二十世紀初期,不是因為此故事不再有趣或重要,而是在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之後,關於「黃種人」的種族觀已經成為一種跨領域的研究主題。到了那些年代,「黃種人」與「蒙古人種」等概念已經跨越了語言、論述、地理位置、教育程度及社會階級的界限(此外也跨過了性別的界限,但本書並未著墨於此)。我也不打算探討龐大的文學、視覺及其他藝術領域(小說與諷刺文學、政治漫畫、書籍插圖、中式風格作品、好萊塢電影、輕歌劇與舞台劇、音樂)中所呈現出的「黃種人形象」。如同旅行見聞或科學論述,在藝術領域中,遠東人直到十九世紀初才被描繪成「黃種人」。      此外,結束於二十世紀初期也將有助於強調種族史與東西文化研究中,至今仍普遍未受到學者重視的領域,也能突顯那些應該與二十及二十一世紀的偏見一起接受更仔細檢視的主題;今天我們依然能強烈感受到那些偏見。首先,集中於亞洲的「黃種人」在一八??年時是個新穎的概念。第二,大約在同一時期,此種族概念開始偏離整個亞洲(它本身是個十分不明確的西方地理類別),往現今所謂的東亞移動。第三,催化這兩種發展的因素都是蒙古人(以及後來的「蒙古人種」)的名詞被創造而出。

作者資料

奇邁可(Michael Keevak)

美國耶魯大學文藝復興系博士。其研究領域為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代比較文學,目前任教於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其著作包括Sexual Shakespeare: Forgery, Authorship, Portraiture (2001)、The Pretended Asian: George Psalmanazar's Eighteenth-Century Formosan Hoax (2004)與The Story of a Stele: China's Nestorian Monument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West, 1625-1916 (2008)等。

基本資料

作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 譯者:吳緯疆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5-04-01 ISBN:9789865842499 城邦書號:A1390057 規格:平裝 / 單色 / 288頁 / 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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