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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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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紐約時報》、《法蘭克福彙報》譽為「時代的啟示錄」! ◆《美國彭博社》、《英國金融時報》等各大財經媒體關注討論 你知道嗎?早在貨幣出現前,人類就已經背負債務! ◆近年來反省金融危機最透徹根本的著作!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領袖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探究國際金融經濟的重量鉅作 一部令人驚奇的人類故事 以債務關係的重述人類歷史和社會 帶給陷入金融危機的世界全新啟示 債務是了解現存金融體系的一扇門,是債務造就了今天的市場。如今面對這場嚴峻的全球金融危機挑戰,迫使我們必須釐清究竟什麼是債務?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一個神話:古早的人類活在一個以物易物的社會裡,為了方便交易,人們發明了金錢,接下來發展出銀行和信用。 人類學家研究卻發現,早在貨幣出現前,人類就已經背負債務。原始社會的債務,用以估量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人與宇宙之間的關係。本書從人類歷史中犯罪和賠償、戰爭和奴隸、債務和贖罪的故事開始談起,試著揭開債務規則神祕的面紗。 格雷伯嘗試將歷史分成四個階段:早期的農業帝國(3500-800 BC )、軸心時代(800 BC-AD600 )、中世紀(AD600-1450)、大資本帝國時期(AD1450 -1971)以及現在的金融世界,並以人類學的角度解析債務和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貨幣是國家或政府用來控制社會,貨幣的作用便是量度債務,金錢的使用好像是一個龐大的記帳系統,當債務危機出現就會引致戰爭之後,然後統治者便會摧毁這些帳簿,並將土地歸還它的擁有者,以紓解危機。 《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是一部博學、宏觀,且能激發討論的作品。作者從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法律和人類行為等各種角度,探討債務本質。並用「債務關係」嘗試重新書寫及詮釋人類的社會和歷史,也提供現代金融制度不同的反省角度。 【目錄】 第一章:道德的混淆 第二章:以物易物的經濟學神話 第三章:原始債務 第四章:殘酷與救贖 第五章:經濟關係中的道德基礎 第六章:性與死亡的遊戲 第七章:榮譽與受辱──當代文明的基礎 第八章:信用制度與金錢貨幣──歷史周期的循環 第九章:軸心時代(西元前800年至西元600年) 第十章:中世纪(西元600年至1450年) 第十一章:大資本帝國時代(西元1450至1971年) 第十二章:西元1971年至不知何時終止

內文試閱


  兩年前,由於一連串奇異的巧合,我無意間參加了英國西敏寺舉辦的花園派對。後來派對主人葛瑞米神父走過來說,我可能會想見見噴泉那邊的某個人。他解釋,那位服裝整齊、水準很高的年輕女子是個律師──「不過是比較激進的那種,她替倫敦一個反貧窮組織團體提供法律協助。你們可能會有很多話聊。」

  於是我們聊了一下,她跟我談到她的工作,我告訴她,我參與全球公義運動很多年了。媒體通常稱呼這是「反全球化運動」。她很好奇,她讀過很多關於美國西雅圖、義大利熱那亞、催淚彈和街頭暴動之類事件的文章,但是……這些運動真的有達到效果嗎?

  當時她並不太清楚什麼是國際貨幣基金,我向她解釋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基本上就像是在全世界幫人討債的執法單位──我表示,「也可以說他們就像高利貸業者派來打斷妳腿的人。」接著我就開始解釋這組織的歷史背景,一九七O年代適逢石油危機,石油輸出國家(OPEC)如何將新近獲利的財富大量投進西方銀行,那些銀行不知道該把這些錢拿去哪裡投資。因此,美國花旗銀行和大通銀行後來就派專員到世界各地去,遊說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和政客貸款;後來由於一九八O年代初期美國的貨幣緊縮政策,這些貸款從剛開始極低的利息,立刻暴衝到百分之二十的高利。在一九八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期間,這件事導致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後來國際貨幣基金介入,為了讓他們再籌資金償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堅持要這些貧窮國家放棄穩定基本民生食品價格的補貼,甚至放棄策略性儲存糧食的政策、放棄免費健保和免費教育,這些要求造成供應地球最貧窮、最脆弱族群基本需求的政策垮台。我還提到當地的貧窮、公共資源被剝奪、社會福利瓦解、地方性的暴力、營養不良、絕望感和殘破的生活環境。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這位律師問道。

  「對國際貨幣基金的看法嗎?我們想廢除它。」

  「不,對第三世界債務的看法。」

  「哦,我們也想廢除它。我們要求國際貨幣基金停止強制結構調整貸款的政策,因為那些政策造成了直接的傷害。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竟然很快地辦到了。我們較長期的目標是債務特赦。類似聖經中每二十五年輪到一次的大赦年。就我們看來,」我告訴她:「過去這三十年來,貧窮國家的錢不斷流進最富有的國家,這一切應該已經夠了。」

  「可是,」她反駁道,「他們欠了錢呀!欠債的人當然要還債。」她認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論點,我發現這段談話比我原先預期的困難多了。

  從哪裡開始談起呢?我可以解釋說,這些錢是由那位非民選的獨裁者借走的,他們把大部份的錢直接轉入瑞士銀行帳戶,叫她仔細想想堅持要這些借貸國還債,而不是叫獨裁者本人,甚至不是叫他的親朋好友還債,卻從貧窮小孩的口中奪走食物來償還貸款,這樣有何公義可言?或者,仔細想想,截至目前為止,這些欠債者的貧窮國家,已經付了比當初借貸金額三、四倍有餘的利息,可是以驚人的複利計算之後,就算償還了大筆款項還是無法減少積欠的本金。我也觀察到再融資時的差異性,借貸國必須遵循華盛頓或蘇黎世設計的正統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他們的國民不曾同意過,也絕不會同意這種做法;堅持要這些國家接受民主國家的憲法,又不讓那些民選的總理改變他們的國家政策,這樣似乎有點不誠實。或說,由國際貨幣基金執行的經濟政策根本不管用。然而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認定債務必須得到清償的觀點是否正確的問題。

  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欠錢的人一定要還清債務」的這個論點並不正確。貸方本來就應該要承擔某種程度的風險。如果所有貸出去的款項都能收回,不管款項是多離譜的數字,這結果將會非常悲慘。比方說社會沒有破產法的話,貸方有什麼理由不會做出愚蠢的放款呢?

債是經濟行為,隱含道德義務
  「欠錢的人當然要還債。」

  這句話之所以這麼有力的原因,不是因為它是經濟上的聲明,而是道德上的聲明。畢竟,道德不就是指人應該償還自己的債務嗎?把欠別人的債還給他們。承擔個人的責任,盡個人對他人的義務,正如每個人都會期望他人善盡對我們的義務一樣。還有什麼例子比逃避個人責任、背信忘義和拒絕償還債務更能說明償債屬於道德義務呢?

  就是這種看似不證自明的道理,讓我覺得非常危險。這種話讓可怕的事情顯得完全溫和無害,又不引人注意。「欠債還錢」的道理聽起來或許很有力,然而,一旦你親眼見識到這道理真正可怕的威力時,很難不產生強烈的懷疑。我就曾經見識體驗過。我曾在馬達加斯加的高地上住了將近兩年,在我抵達前不久,那裡正好發生了一場極為嚴重的瘧疾。這場疾病之所以會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因為瘧疾很多年前在馬達加斯加高地就已經絕跡,因此過了兩代之後,很多人都失去了免疫力。問題是,要維持這個杜絕瘧蚊的計畫要花錢,因為必須定期檢測,確保這些瘧蚊不會再繁殖,發現繁殖之後,也要確保牠們不會散播疾病。這個計畫不用花很多錢,可是,由於國際貨幣基金嚴格要求緊縮預算,政府必須刪減這項監測計畫的經費,結果當地有一萬人病死了,我也親眼見到年輕的母親,因為失去愛子悲痛不已。有人可能會認為,為了確保花旗銀行不致因某國不肯償還一筆貸款,蒙受財務損失,因而造成十萬人喪失性命,這實在說不過去,畢竟這筆錢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也不是很重要。可是一位在慈善機構工作的女性,擁有十分崇高的道德,卻把這種事情看做理所當然。她認為,畢竟他們欠了錢,欠債的人當然要還債。

債務將暴力建立的關係合理化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這句話不停地回到我的腦海裡。為什麼有債務?是什麼讓這個觀念變得如此怪異又強大?消費者的債務是經濟的命脈。所有現代國家都建立在赤字開支上。債務儼然成為國際政治的中心問題,然而,似乎沒有人知道它確切的意思,或者應該怎麼看待它。

  實際上我們不清楚什麼是債務,也不知道這個概念的彈性,而這正是債務有力的基礎。如果歷史試圖告訴我們什麼事的話,那麼沒有別的方式比從債務的脈絡去理解歷史更好。債務能將暴力建立的關係合理化,要讓暴力關係看似合乎道德,莫過於將它置入債務的語言中。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為這能立刻讓整件事情,看起來像是受害者自己做錯了事。黑手黨很清楚這點,戰勝國軍隊的指揮官也很清楚這點。幾千年來,施以暴力的人都會告訴受害者,說受害者欠他們一筆債。如果沒有東西可以欠的話,那受害者就欠他們「一條命」,(很有力的說詞)因為受害者最少還有一條命可以還。

  舉例來說,現今的軍事侵略被定義為違反人道的犯罪行為,如果侵略國被帶上國際法庭,通常法庭都會要求侵略國支付賠償金。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就付了巨額的賠款,伊拉克仍在為海珊一九九O年侵略科威特償還賠款。然而第三世界的債務,像馬達加斯加、玻利維亞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的債務,似乎正好相反。第三世界的債務國,似乎清一色都是過去曾被歐洲國家攻擊過和佔領過的國家。通常,他們的債主國就是這些侵略國,到現在他們還欠侵略國錢。例如,一八九五年間,法國侵略馬達加斯加,解散他們當時的政府後,娜拉瓦鲁那女王三世宣稱,這個國家是法國的殖民地。加利埃尼將軍「平定」此地後,他們當時很喜歡用「平定」一詞解釋自己的行為。首先法國政府對馬達加斯加人民強加重稅,這樣他們才能賠償被侵略的花費,但是,除此之外還要付另一筆債,由於法國屬地在財政上理應自給自足,應該自行支付興建鐵路、公路、造橋、開墾農地之類的費用,但這些都是法國政權想要建的。馬達加斯加的納稅人從來就不曾說,他們要這些鐵路、公路、橋樑和農地,對於要在哪裡興建,或如何興建的事務,他們也不能發表多少意見。相反的法國軍隊和警察卻屠殺了強烈反對這些開發計畫的人(根據某些報告指出,在一九四七年一次起義中,法國人屠殺了五十萬人以上) 。馬達加斯加人民對法國也沒做出類似這樣的傷害,儘管如此,從一開始他們便說馬達加斯加人民欠法國政府錢,直到今天為止,馬達加斯加人仍欠法國人錢,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也接受這樣的安排。通常都是馬達加斯加政府遲繳債款時,「國際社會」才會注意到此事的道德問題。


被忽略的債務歷史
  人類對於債務的爭論至少持續了五千年,佔了人類很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至少在國家和帝國時代,大部份的人都被告知他們欠了債。很奇怪的是,歷史學家,尤其是思想史學派的歷史學家都不願細想這個現象。

  幾千年來,貧富糾葛大部份都是出在債主和債戶之間的衝突,都和利息款項、勞役償債制度、特赦、財產收回、歸還賠償、扣押羊隻、沒收葡萄園、將債戶的子女賣為奴隸等有關,雙方不斷爭論這些事情的對與錯。同樣的,過去五千年來的歷史,令人驚奇的如出一轍。史上的反叛都以同樣的方式展開:摧毀債務紀錄,像是刻寫板、紙莎草紙、石板帳目,不管什麼時代、什麼地區使用什麼樣的形式紀錄都一樣。(之後,反叛者通常會去催毀土地權狀和稅務估量的紀錄。)偉大的古典學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常說,在古代的世界裡,所有的革命軍都有一個必辦的程序:「將舊債一筆勾銷,重新分配土地。」

  奇怪的是,我們很容易忽略歷史上的這些衝突。但當你想到當代的道德和宗教語言時,它們其實就是直接源自這些衝突。像是「算帳、估計、推測」(Reckoning),或是「贖罪、償還」(redemption)這些字詞最為明顯,因為它們是直接取自古代的財政語言。廣義來說,「罪惡」、「自由」、「原諒」,甚至「原罪」也是一樣。到底是誰欠誰的爭論,在我們基本語言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形塑了關於對與錯的文字表述。

債務和義務──債是量化人與人關係的工具
  當我們的語言是經由這種商業市場形成時,我們應該要怎麼談論這些字句?以某種程度來說,義務和債務的差別很單純也很明顯。債務是指需要償還一筆特定數目的金錢,因此,債務跟其他的義務不同,它可以精準的量化。這使得債務變成簡單、冷硬,又毫無人情味的東西——這也使債務得以轉移。如果某人欠了人情,或欠另一個人一條命,也就只欠那個特定的人。但如果一個人欠了四萬塊的百分之十二利息,不管債主是誰都無所謂;雙方也不必想太多,不必考慮對方需要什麼、想要什麼,或對方是否有能力達到的問題——如果他們欠對方的是人情、尊重或恩情,就難免得考慮這些細節。如果是債務的話,一個人不需要考量會對其他人造成什麼影響,只需要計算本金、結餘、罰款和利息的比率即可。如果你被迫拋棄家園,流浪他鄉,如果你女兒得到採礦區當妓女,那算你們倒楣,但對債主來說,這種事情是免不了的,畢竟,金錢就是金錢,交易就是交易。

  從這個觀點和這個決定性的因素來看,接下來要在這些篇幅中探討的是,金錢能使道德變成一種客觀且毫無人情味的算術,藉這樣的方式,將原本可能極不道德或令人憎惡的事情合理化。截至目前為止,我所強調的暴力因素,似乎也因此變成次要的因素了。「債務」和單純的道德義務的差別在於,不是有沒有人拿著武器,強行沒收債務人的財產抵債,或威脅要打斷他雙腿的問題,而是債主可以明確地用數字說出債務人究竟欠他多少。

  然而,假如我們靠近一點看的話,就會發現這兩個因素:暴力和量化緊密相關。事實上,這兩個因素環環相扣。暴力或暴力威脅的方式,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數字量化後產生很大的問題。類似的討論,會大量地在本書中一再重複出現。

金融危機成契機,重新審視債務本質
  有一些明顯的理由顯示,為什麼現在更是應該重新檢討這些債務史的重要時刻。二OO八年九月,我們看到一場財務危機爆發後,幾乎使全世界的經濟停擺。以許多方面來看,世界經濟的確如此:船隻不再出海,成千上萬艘船停泊在港口。建築起重機被拆除,因為沒有建築可建。銀行大幅度縮減放款,尾隨而來的,不僅是民眾的憤怒和不解,大眾也開始談論債務、金錢的本質,以及金融機構竟成為掌握國家命運的團體。

  這麼多年來,大家聽到一大堆超級複雜的金融創新名詞:信用和商品的衍生詞、抵押擔保債券衍生詞、混合型證券、債務交換,諸如此類的詞彙。這些新興衍生產品市場複雜到一間著名的投資公司竟然得聘請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來執行這個交易程序,因為這個方案複雜到,連財務專員自己也搞不清楚了。這個故事的寓意很明顯:最好把這些事情都交給專家去處理。因為你根本不可能搞懂這些東西,即使你不怎麼喜歡金融資本家(似乎有少數人想辯解,說他們也有許多討人喜歡之處),其實不是我們無法喜歡他們,而是他們根本沒什麼討人喜歡的地方:事實上,就算叫超級有能力的政府派專家來監督金融市場,也難以理解這些事情。

  這些精心巧製的騙局,包括推銷給貧窮家庭的抵押貸款方案在內,貸款戶最終都無可避免會違約;他們在賭這些貸款戶何時會違約;這些金融資本家把抵押貸款方案和賭注包裝在一起,把它賣給投資公司(也許是代為管理貸款人退休帳戶的公司),聲稱不管發生什麼事他們都能賺到錢,還允許這些投資者把這種套裝投資方案,當成金錢一樣買賣交易;把賭注的風險責任轉嫁給大型企業集團保險公司,要是這種方案造成的債務使他們難以負擔的話(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這時納稅人就得跳出來拯救他們了(像這種企業集團的確是靠政府協助才脫離財務困境的)。換句話說,這種情況看起來很像七O年代銀行把錢借給玻利維亞和加彭的獨裁者更精巧的版本:毫不負責任的把錢貸給那些獨裁者,明知道一旦他們所做的事情被揭發後,這些政客和官僚就會倉促行事,確保銀行的貸款仍能獲得賠償,不管這麼做會蹂躪殘害多少人命也在所不惜。

  然而這次的不同點是,這些銀行業者所做的規模超乎想像:他們累積的債務總額,比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要大,迫使全世界陷入一片混亂,還差一點毀掉現存的體制。

債的故事,從經濟學神話開始講起
  這本書是一本債務史,但也用討論歷史的方式,來詢問有關人類和人類社會是什麼,或可能像什麼這種最根本的問題。我們到底虧欠彼此什麼?問這種問題究竟又是什麼意思?因此本書一開始就試圖戳破一系列的神話——包含經濟學家以物易物交易的神話,也包括與之匹敵的另一項神話,就是人類虧欠神祇或國家的最根本債務。這點以某種方式形成了我們的常識基礎,也就是我們對經濟和社會本質的假定認知。在這種常識的觀念中,國家和市場凌駕於一切之上,與公義原則背道而馳。然而歷史上的實際情況顯示,經濟和社會是一起誕生的,而且始終都糾纏在一起。我們會發現這些錯誤觀念的共同點是,它們都傾向於把所有的人類關係貶低成交易關係,彷彿我們與社會的緊密關係,甚至和宇宙的關係,都能用同樣的方式,變成一種商業交易。這又導向另一個問題,如果這些關係不是交易,那又是什麼?我在第五章會藉著描述人類學的研究結果,藉著形容經濟生活的道德基礎觀念來回答這個問題;接著回到金錢起源的問題,來解說為什麼交易原則,大部份都是在某種暴力影響下產生的。我們能在犯罪和賠償、戰爭和奴隸、名譽、債務和贖罪,這種種情況當中找到真正的金錢起源。我在第八章中會談到,這些事情依序展開過去五千年來真正的債務和信貸歷史,以及在虛擬貨幣和實際貨幣時代之間大輪替的情況。在此提到的許多發現都非常出人意表:從古代的奴隸法和中古世紀中國的佛教中,都能找到現代人對權利和自由的觀念起源,並發現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諸多論點,似乎是抄襲自中古世紀波斯國的自由貿易理論者的作品。以新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帝國統治下的五千年歷史,至少讓我們開始詢問,我們在現今這個時代的社會究竟冒著什麼樣風險。    

  長久以來,大家理智上產生一致的共識,認為探討這種「大哉問」的問題無濟於事。漸漸地,情況看起來像是我們不得不好好深思這些做根本的問題了。

延伸內容


重新審視債的歷史

◎文/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經濟學家的罪惡?
  本書的作者大衛‧格雷伯教授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精神領袖,讀者應該不難想見這本書是批判資本主義的。不過,仔細閱讀這本書,可能讓你驚訝,作者不僅要從歷史中梳理出體制的邪惡本質,還大膽挑戰了「欠債還錢」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觀念。格雷伯教授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所呈現的「債的歷史」則是環繞在「債」的觀念如何產生,以及資本主義所依賴的經濟學理論如何忽視了「債」的現實,因而導致當今市場經濟社會無法解決「債」的問題。

  我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心情一直很複雜。一方面身為經濟學家無法接受格雷伯教授的指控,另一方面卻又看的不能釋手,幾天之內就仔細讀完這本頁數龐大的鉅作。放下書稿,不得不承認這樣一本有別於經濟學邏輯的書所帶來的知識衝擊,我也必須做點回應,釐清一些經濟學的見解。

  格雷伯教授把矛頭直接攻向經濟學的祖師,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陷入困境乃是因為源自於亞當斯密所建構的社會想像中,市場交易是「以物易物,沒有債務」。這個學術神話引領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今日無法認識債的本質。那麼該如何認知「債」在人類社會中的意義呢?格雷伯教授從五千年前古文明的起源開始說起,有些材料是依據神話,認為「債」早在貨幣出現之前就存在人類的關係之中。這樣的關係不是一般所瞭解的交易,而是足以剝奪自由的「奴隸」關係。這讓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誰是債的奴隸?
  多年以前,我的母親被鄰居倒會,於是和其他受害人到這位冒名標會的會頭家裡要錢。那一天回來時,母親氣得說不出話,追問之下得知,會頭受不了每晚有人來要債的干擾,回嗆:「你們有沒有人性?」這句話重傷了我那位每日憂愁,不敢告訴丈夫兒子被倒掉多少錢的母親。我當時剛剛成為自我期許應該具有「冷靜的腦,溫暖的心」的經濟學家,並未分擔多少母親所受的打擊,只是極端好奇這人怎麼能說出這樣厲害的防禦攻擊?看了這本書,我明白了。

  在那位負債人的眼中,討債的人成了經過幾千年歷史還沒進化的奴隸主。在此我要聲明,如果我的口氣有點譏諷,那完全因為此事的本質,我的確接受了格雷伯教授的說法。這裡的奴隸關係不能單從字面上理解,當時有人建議去找一位正在大張旗鼓從事討債服務的前受刑人,卻立即被前來調解的警察警告,這當然激起了債權人大罵法律保護壞人,但事實的確如此,現代的債權人並沒有古代奴隸主的手段。格雷伯教授所說的奴隸關係,是指自由的喪失。債主可以隨時走進負債人的家裡、工作場所,亮出憑據要錢,即使明知拿不到錢也可以騷擾洩憤。不過,你若換個角度想,除非債主雇用討債公司,不然當討債讓負債人失去自由的同時,債主豈不也沒有了做其他事的自由呢?

關鍵在於創造財富的能力
  我還可以進一步拿經濟學為債的奴隸理論作見證。為何債主要控制或干預負債人的人身自由?經濟學所承認的價值創造來自生產,而個人擁有的原始生產工具就是勞動。先退一步從基本說起,債務來自擁有的財富少於支付的義務,負債人說財富已經付光了,債主當然不信,不停的討債行動除了測試是否還有私藏,進一步就是掌控創造財富的來源,也就是負債人的勞動。 作者在最後結論裡才提到「沒有生產力的窮人」,這其實不是債務問題,而是社會福利照顧的範圍。真正的債務問題是有生產力的人卻無法償債。我必須說,經濟學並非沈溺於格雷伯教授所批評的「沒有債務的神話」中,而是直接關注生產力低落的原因。生產力低,原本如果量入為出,也未必就會負債。在此不是辯論人的行為是否理性,或者資本主義如何引誘過度消費的場合。更一般性的問題是為何大量的債務湧現,可能拖垮資金市場,甚至整個國家經濟。

  政府債務的問題有其獨特性,其原因通常不在市場機制失靈,而是政治監督失效,更不能怪到經濟學的頭上,因為經濟學界普遍對於政府支出擴張是反對的。寬鬆的貨幣政策的確是導致債務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政府又經常在大印鈔票時擴大支出,因此經常可見政府債務與民間債務同時飆升。不過,政府通常有個最好的藉口,那就是透過凱因斯理論,解釋這是為了應付經濟不景氣,提高所得,免得大家入不敷出。我們還是回到民間負債的問題。

還不清的債
  私人為何負債?這本書雖然用了如此龐大的篇幅剖析債的觀念,卻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格雷伯教授可能以為經濟學還停在「以物易物」的原始時代,從未處理過這個問題,不過事實上經濟學當然有答案,在此我只能簡單的說明一些。

  可以償還的債務,並不是問題,而且正如本書所述,這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裡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絕對無法償還的債,理論上也不會出現,因為沒人會貸放,如果有人,那該算是贈與。關鍵的問題是,原本應該可以償還的債,為何無法償還?即使你不曾聽清楚過金管會要求投信公司必須公布,而通常被極快速唸過的警語,你可能也知道其中的關鍵字是「風險」。

  「債」原則上是沒有風險的,負債人曾經保證過一定償還,可是被借去的「債」卻可以被用在有風險的事情上,讓「償債」也變得不確定。人類的生活中一直充滿著風險,這並非資本主義專有,不同時代各有不同的風險,資本主義確實造成了資本的市場風險,但並非全部。會導致負債的原因很多,失去生產力是最值得同情的,失業、傷殘、疾病都在大多數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以某種社會保險的方式處理。然而,過度消費,不管是鋪張的婚禮、祭祀,還是購買跑車、遊艇,甚至為了供應子女上大學,都很難要求社會共同來承擔。

  古今中外,最讓人痛恨的「債」應該是高利貸,那是因為債的利息超過一般人正常的生產能力,不管多麼努力,也無法還清。本書作者可能想避免「債」的問題被誤解成這個特殊問題,很少提到。另一個較少論及的,是我認為資本主義真正的罪行,金融風險。的確如格雷伯教授所言,借貸與投資在資本主義之前是建立在人際關係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將債與投資變成了商品,產生了市場風險,而且不斷創造或包裝成新的金融商品,讓人難以瞭解其風險。還記得幾乎拖垮華爾街的「連動債」嗎?明明是風險性投資,卻取名為債,其心可誅。不過,我並不認為人際關係就能夠減少風險,市場只是增加了複雜性。多年的鄰居竟然倒會,據說是為了幫女兒從股市虧損裡翻本,越陷越深。

經濟學家應該聽聽
  格雷伯教授在書中旁徵博引,講述許多寓言式的故事,卻沒提到我熟記的兩則,難道這也是學科差別所致?我東施效顰一下,讓讀者參考。一是據說蘇格拉底即將受死之前,弟子前往詢問老師有何要事交代,哲人只說了記得要還給鄰居一隻雞。另一則是成語「債臺高築」的典故,為了躲債而建築高樓,用今日的說法,債務到期再用建高樓作為借新債的理由,欠債越多,樓蓋的越高。

  雖然我自覺讀了本書收穫許多,我還是要承認,我仍然缺乏格雷伯教授所期望的想像力,不能從容的拋棄當今市場經濟的理念。我為此辯護的學術理由是經濟學研究選擇,即使如馬克思這樣的革命者,基於經濟學的理解,也為代替資本主義提供了另一個選項。不過,我認為經濟學家應該誠懇的接受格雷伯教授的挑戰,認真聽聽批評,嚴肅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問題,為下一個時代找出新選項。


從債的歷史到佔領華爾街

◎文/張鐵志

  二○一一年三月,阿拉伯之春仍然炙熱,尚未褪色。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接到加拿大雜誌《Adbuster》邀稿,請他討論在歐洲和美國發生革命運動的可能性。

  同年七月,他出版新書《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他一定沒想到,幾個月後,就出現了他所等待的革命,而且是驗證他所談的債的歷史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他是這個運動關鍵的參與者: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個運動最早就是《Adbuster》發起的)

  「從他的積極行動和著作來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說。或者說,由於這本談論「債的歷史」的書和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角色,格雷伯無疑成為這個時代又一個左翼學術明星。

  但他自己最愛的身分可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他自稱,從十六歲開始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八○年代和九○年代時,他想要參與左翼運動,但主流的團體對他來說都太過於階層化,讓人窒息。但是從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反世貿運動開始,出現一個「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他反對「反全球化運動」的標籤,認為他們其實是「反新自由主義」──一個他夢想中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出現了。此後,他一方面以紐約為基地積極參與直接行動的對抗,另方面在學術上則著力於「無政府主義人類學」(曾著有《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片簡》(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

  但這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者身分卻帶給他坎坷的學術生涯的。他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在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任教,但是二○○五年卻沒有被續聘;後來聘期延長兩年,仍沒法拿到終身職。在這期間,他在美國申請了十幾間學校,都沒有結果,即使人類學界許多人認為他是非常優秀的學者。他自己和許多人都認為主要原因是他的激進政治 。二○○八年他才受聘於倫敦大學Goldsmith學院,今年轉入倫敦政經學院。

  後金融危機中的二○一一年成為他的巨大轉捩點。七月出版的《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受到很大迴響,接下來幾個月,他意外踏入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籌備:這個運動一方面體現了他對債的反抗政治的歷史分析,另方面也是實現了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組織原則的理想。這個運動衝擊了世界。

  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一書中他就說,歷史上大部分的革命、反抗和動亂在某程度上都是和債務有關,從創造希臘民主的騷亂到美國革命,或其他任何反殖民抗爭。」但是要聚集債務人成為一個運動是很困難的,因為負債在本質上就是孤立的,且其所引起的不安和屈辱敢更成為一種意識型態。

  但是佔領華爾街卻成為這樣一個「債務人」或者「債務世代」的運動。

  格雷伯和他的同志們創造席捲全球的新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 ,而他認為,「這個口號是要提出美國自經濟大蕭條之後沒人做過的事:讓階級力量成為政治議題。」

  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美國出現了階級力量本質的變化,而這又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化」。過去,這個過程都被視為一個抽象的過程,但是佔領華爾街運動讓人們認清這個體系就是一個榨取債務的巨大機器。「金融化真正的意義是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以確保越來越多人陷入債務」,他在今年出版的新書《民主計畫:歷史、危機與運動》(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對他對美國債務的理論應用到他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分析上。

  因此,百分之一的人就是債主:是那些能把他們的財富轉變為政治影響力,然後再把政治影響轉化成財富的人。大部分的佔領者或多或少都是美國債務體系的受害者。目前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都背負某種形式的債務,而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是被收債者者討債。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努力念書,卻發現畢業後沒有工作,沒有未來,只是滿身債務。

  雖然許多人批評佔領華爾街運動沒有具體訴求,但格雷伯認為這個運動本來就不應該是關於改變政策。「佔領的力量在於讓體制去正當化:訴求許多美國人的共同感覺,亦即我們的政治階級是如此腐化以致於其無法處理一般公民面對的問題,更何況處理世界問題。要創造一個真正的民主系統只能是一切從頭來過。」

作者資料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2011 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美國商業週刊》稱他為該運動的重要精神領袖。他的論述將這場被視為擾人的街頭抗爭變成全球矚目的抗議運動。格雷伯發表的運動口號「我們是 99%」(We are the 99 percent),為廣大失業人口發聲,深深撼動了長期由極富人口壟斷社會資源的美國。 格雷伯師承歷史人類學大師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助理教授,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講師,現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 2006 年在政經學院演講時,被譽為「型塑文化本質論述的傑出人類學家」。2011 年出版極具批判性的《債的歷史》(商周,2013),幾個月後更親身參與占領華爾街運動,於學術界及公共參與上均受到廣泛注目,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當年度百大風雲人物。2013 年於雜誌上發表〈論狗屁工作現象〉一文探討充斥職場的無用工作,發文後旋即獲得熱烈迴響,轉發超過百萬次,更於數周內被譯成 12 種語言,之後他更設了一個專門e-mail,收集全世界讀者寄來的真實狗屁故事。本書即為該文論述之延伸,上市半年已售出 14 國版權。 格雷伯在臺灣的著作,尚有《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商周,2014)、《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商周,2016)等書。 相關著作:《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經典增訂版)》《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基本資料

作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譯者:羅育興林曉欽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3-09-04 ISBN:9789862724361 城邦書號:BK7051 規格:平裝 / 單色 / 528頁 / 17cm×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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