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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小孩的她們:一段女性抉擇生與不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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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生,還是不生? 生了孩子的女人,與沒生孩子的女人, 真的是光譜的兩極嗎? 其實,影響女人生育抉擇的因素有很多, 從生涯規劃,到害怕能否照顧孩子;從無法生育,到擔心環境危機…… 古往今來,許多女性,都曾在盡力過好這一生的掙扎中,苦苦思索:生活中是否有容納小孩的空間?無論她們做出什麼的選擇,都不免受到所處背景的影響──時代、社會、文化,是適合生孩子,或是不適合?她們是自己所屬歷史時代的產品,也是地球賦予她們短短時間禮物的產品。 本書超越社會為母職、非母職劃下的界線, 看到各個時代,女性面對的抉擇,或難以抉擇。 ◆ 一個激烈又孤獨的決定 生,還是不生?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它往往是女性與自己的生理時間、生涯規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因素間,激烈又孤獨的對話。 ◆ 看見古往今來,女性「生或不生」的決定 凝視古往今來女性「生或不生」的抉擇,讓我們更認識她們的時代、或她們所處社會的限制,也讓我們看見,不斷有女性在這道考題前,做出多樣的選擇,猶如繁花盛開。 ◆ 女性為生育掙扎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 女性「生或不生」、「如何生」的歷史,並不僅是女性的事,而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本身。每一個生或不生的決定,都是一名女性與她的時代對話的結果。 在這本溫暖而富有深思的書中,歷史學家海芬頓藉由梳理歷史,加上她對當代社會的觀察,思考這些與我們密切相關的問題: ★ 多變的世界中,變化的母職與母職焦慮 ★ 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整個村子的協力?歷史上母親的支援系統 ★ 沒有孩子就沒有價值?認識沒有孩子的女性做出的貢獻 ★ 支持母親,也不去否定沒有孩子的女性,這是一體兩面 本書特色 臺灣與世界許多地方,正走進低生育率的時代。過去生育經常被看做女性的責任,不生孩子或生不出孩子的女性,經常面對社會的譴責。但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正視,影響女性生或不生孩子的因素,既有個人抉擇,也是個人與時代、與環境互動的結果。這本書回顧這個抉擇被忽略的歷史,正視古今女性在生或不生路上的掙扎。這些既屬於女性個人,也鑲嵌在群體、社會、時代背景之中。 即便在生育路上,每一位女性是在為自己做出決定,即便這些選擇千差萬別,但這本書講述的歷史,都能告訴我們:我們並不孤單。 專文導讀/推薦序: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共同推薦: 李欣倫|作家 林靜儀|立法委員、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顧問醫師 馬尼尼為|作家 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鄭雁馨|中研院社研所研究院 諶淑婷|文字工作者

目錄

各界好評推薦 推薦序 我們/她們為什麼不生孩子 給以前自己的建議 作者小記 序言:為什麼我們不想生? 第一章、 因為我們總得做選擇 第二章、 因為我們會孤立無援 第三章、 因為我們無法擁有一切 第四章、 因為地球 第五章、 因為我們不能生 第六章、 因為我們想要其他的人生 結語:所以請容我問,我們為什麼應該生? 致謝

序跋

序言:為什麼我們不想生? 大部分對女性不生小孩的解釋集中在個人決定上:她想生小孩但不認為自己養得起;她長期以來太挑剔而沒找到伴侶,結果搞到太遲。或者她不想長大,不想把生活過好,像父母一樣相信生小孩後能一切順利、勇度難關;她選擇職業、買房、存退休金,而放棄生小孩。又或者她就是不願撇開眼前危機(政治的、環保的、經濟的,隨你挑)選擇希望。我們跟自己說,這些女人不做母親,因為她們選擇不成為母親。我們也跟自己說,如果她們想要小孩,早就會做別的選擇。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想,那我們就能得到原諒。在美國,選擇是自由的同義詞,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協同意見書裡, 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寫道:「個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有選擇的自由。」並判斷選擇墮胎也是是第十四條修正案保護的自由之一。從那之後,「選擇」一詞便是進步女性運動的口號,也成為墮胎的同義詞,很精準為一個對個人自由情有獨鍾的社會定調。一九七〇年代,重要而具爭議性的女性主義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曾寫下一段知名的話,提及是選擇的理念「催生」第二波女性主義。無論是墮胎的選擇,職業與家庭間的選擇,或不生小孩的選擇,這些選擇都是具體的,我們不需要在女性得選擇或必須生育後代的世界裡,做出任何更大、更模糊也更艱難的改變。事實上,用「選擇」角度來界定女性主義的訴求,與美國夢中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理想相當契合。各種人生、自由和快樂的道路就鋪在每一位美國人眼前,他們只需要綁好鞋帶,踏上最喜歡的路就好。因此在今日,這種顯而易見的選擇自由,讓任何個體對母職或非母職的決定都像特意為之。 在我們歷史上將非母職(non-motherhood)界定為刻意的選擇,對那些視不生育為異常的人來說,也是個有用的武器。那些女性能變成母親,但卻沒有,所以她們應該受到我們蔑視。當然,不孕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不孕通常牽涉到渴望成為母親卻沒辦法生的女性。她們想必認同母職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規範。也因如此,傑出的美國政治家和思想家想破腦袋,嘗試區分不孕和選擇不生的女人、區分如果允許會選擇母職,和可以成為母親卻不想當的女人。一九〇五年,戴著眼鏡的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告訴全國母親代表大會(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許多良善之人被否定擁有孩子的最高幸福……對這些女性……我們深感尊敬和同情。」該組織現在被稱為「家長教師聯合會」(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或簡稱PTA。但選擇退出母職的女人是「不討喜的生物」,猶如「無酵餅」般對社會無益, 是「現代生活中最令人不愉快且不健康的特色之一。」換句話說,有問題的不僅是一位沒有實踐母職的女性,更是她不成為母親的選擇。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人工生殖技術如試管嬰兒的發明,讓區別「不孕」與「不想生」的天差地遠變得不再必要。儘管在過去與現在,生育治療都超越大部分人允許的經濟範圍,試管嬰兒的成功率變化也很大,但它的存在本身以及環繞它建立起的價值數十億美金全球產業,讓人覺得不孕症彷彿已經被治癒。我們的社會相信女人能隨心所欲地選擇避免、結束或開啟懷孕階段,即便這些選擇在道德上並不完全被容忍。任何沒生育的女性一定是自己選擇了這種人生。 從經驗、邏輯和傳聞來判斷,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事實。最晚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就已指出用「選擇」作為框架的不足。當時,一群黑人女性領袖、學者和社運分子提出「生育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的概念,以取代選擇。「選擇」一詞隱含做出選擇的行動者,但長期以來,許多美國女性被否定擁有這個地位。被奴役的女性不能合法擁有自己的身體,更別說為自己的生育做決定。在二十世紀,實施吉姆.克勞法的南方州, 設立特定用來限制黑人出生率的公共資助避孕診所。到了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南方醫生對黑人女性執行強制絕育手術之頻繁,讓民權運動人士芬妮.露.哈默(Fannie Lou Hamer)將那種手術形容為「密西西比闌尾切除術」(Mississippi appendectomy)。一九七〇年代,印第安衛生局被指控在未經同意情況下,為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女性施行絕育。但這不是古老歷史,在二〇二〇年秋天,一名吹哨者聲稱喬治亞州一處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縮寫為ICE)開設的營利收容所,會對移民女性執行強制絕育手術。而在許多案例裡,那些移民女性既未表達同意,也不懂足夠的英文來瞭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密西西比生育自由基金會的執行總監蘿莉.貝特倫.羅伯茲(Laurie Bertram Roberts)日前解釋道,「生育正義」是「生小孩、不生小孩,或有能力在合乎基本需求的穩定安全環境下,養育家庭的人權。」重點並不在墮胎,不在生不生小孩的選擇,而是在做出選擇的條件,以及任何被生下孩子得到的養育條件。正確的問題可能不是「為什麼美國女人不生小孩?」而是「女人還必須做出其他哪些決定而影響到生育選擇?她們是在什麼條件下做出這些決定?」或者更簡單的問題也許是:她們怎麼可能生?對許多年輕女性而言,即便是那些沒經歷過強制絕育暴力的女性,她們必須做生育選擇的條件如此有限,以至於她們根本不覺得有選擇。 數字會說話。過去四十年來,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研究持續發現,很少有女性願意將自己標記為「自願無子女」(voluntarily childless)。二〇一七年,這樣的女性佔百分之六,稍高於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四.九。另一名研究者發現,百分之五左右的女性認同自己為「非自願無子女」(involuntarily childless),這通常意味著她們想要小孩,但被不孕所困。對其餘我們,也就是沒有生育的大多數人而言,我們沒有成為母親是經過一系列有時無關、但其實又和生育息息相關的決定,緩慢而間接地造成。像是回學校取得研究所學歷和改變職業;三十五歲時離開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在無法提供家庭支持網絡的地方找到工作;堅持尋找一位比起你還能讓自己快樂的伴侶;認真考慮下一代人們有生之年會出現的氣候災難、火災、洪水和暴風。在一些案例中,無論是無帶薪育嬰假的工作、日間托育的高昂花費、我們驚人的學貸還款額、或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擁有房子,以及希望退休需做的仔細計算,都由不得我們決定。我們之中有人嘗試透過生育藥物、人工授精或試管嬰兒來懷孕,但在整個流程變得太貴或體力無法負荷時決定喊停,因而活在選擇不生和無法生之間的灰色地帶。我們是某位學者說的「永遠的拖延者」(perpetual postponers),如果我們的生活走向另一個方向、我們身處社會有所不同,那我們這些女性就有可能成為母親。但當生理時鐘在午夜敲響、狂歡不眠之夜的吸引力褪去,或當懷孕變得稍微有意義時,我們年邁的雙親已經開始需要被照顧。 要解釋個體和群體不生育很複雜。那不只源於經濟,或者自私、享樂式的歡愉,或不孕症的悲傷。對我們某些人來說,答案是全部,而且還有更多更多。現今社會缺乏支持,讓親職成為個人沉重孤獨的課題。經濟壓力迫使我們將職業和收入優先置於任何事之上。我們恐懼在人類已盡其所能破壞環境、不斷呻吟的地球上養育小孩,害怕會創造另一個人來幫助毀滅。我們有些人想要的人生沒有空間容納小孩,那種人生要求我們以其他方式花費剩餘的時間、精力和愛。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歷史上有很多極度想要小孩、對生育態度模稜兩可、因為沒生育而得到自由,或者無論如何從來都不生的女人。在今天我們擁有的高效避孕藥出現很久以前,在女性主義理論開始在母性和女性(womanhood)間拓展出空間很久以前,這些女性就不生孩子了。在我們努力建設生活、苦苦思索是否適合生育孩子的過程中,我們是自己身處歷史時刻的結晶,是這星球賦予我們短短生命時間禮物的成果。但歷史也告訴我們,我們並不孤單。 我從封城早期,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始寫這本書。當時學校和日間托育關閉,大家庭支持系統斷絕,人們無法接觸到朋友。父母和調皮搗蛋的學步孩童、無聊的小學生,還有悶悶不樂的青少年在相同的四面牆壁中共處與工作。某種程度上來說,父母和非父母的鴻溝變得比以前更大。尤其,母親承擔封城之下絕大多數孩童的照顧和虛擬學校教育責任,她們和沒生育的女性經驗差異延展如此之遠,讓兩者之前擁有的最後一項共通點面臨斷裂威脅。對許多母親而言,沒有小孩的朋友訴說有關在家裡無聊的烘焙、做瑜珈和在網飛追劇的經歷,不但讓人無法瞭解,還引人憤怒。而對沒有生育的女性來說,封城早期幾個月感覺起來像是自我確認。一名女性在推特上寫道:「我選擇不生小孩是有原因的,儘管疫情期間被關在家好幾周不是明確的原因,但也相去不遠了。」 美國的母職危機當然不是病毒的產物。新冠肺炎只是暴露有孩子與沒孩子的兩種女性早就知道的事:儘管我們都被期待要成為母親,一旦我們做了,卻得不到多少支持。小兒科診所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九點到五點間看診。美國的學校在兩、三點放學,即便在二十一世紀最人道的工作日,放學時間都比下班時間早好幾個小時。在美國某些地區,日間托育或學齡前教育的花費幾乎是一份全職專業薪水,而孩子不僅每天都要餵,一天還得餵好幾次。總是有人得折洗好的衣服、準備每個人的午餐便當、預定課後活動和夏令營、幫忙寫家庭作業、準時赴醫生的約,還有花費寶貴的帶薪休假時間,留在家裡照顧生病的小孩。在我們的社會中,養育子女需要傾注時間、金錢和精力到從未發揮作用的系統漏洞中,而那些系統往往一開始就沒有被建立。 近幾年來,所謂的媽咪戰爭點燃母親間的戰火,她們對如何「正確」擔任父母表達強烈歧見。要自然分娩還是無痛分娩?親自哺乳還是奶瓶餵哺?要當全職母親還是送小孩去日間托育?要一起睡還是訓練獨立睡?要不要打疫苗?還有你的小孩到底該不該在十月的喬氏超市(Trader Joe's)停車場穿外套?我們應該指出,這些論辯大部分還是個別母親能夠控制的事。媽咪戰爭並沒有在無法控制的更廣大區域開闢戰場,像是日間托育和健保花費、集體缺少的帶薪產假,或在職場上降低有生育女性的薪水這種變相的母職懲罰。這麼講其實是有道理的。美國的母親注定會在大事上失敗,難怪她們要為了日常小事錙銖必較。即便女性成為一名母親,完成社會對妳的角色要求後,妳仍舊無法勝利。 當然沒生小孩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其他地域或時代,撫育孩子的雙手與心不必然,或說獨屬於生下他們的那個人。在其他時空,養育下一代必須承擔的風險、負擔的責任和得到的報酬,往往是由社群共享。這個社群包括沒有生育的女性以及小孩的生母。今日,在缺乏社區、社會、機構或任何支持的情況下,生育小孩被簡化成個人是否有意願承擔責任和風險的行動。親職使我們疲於奔命,但我們又被要求要獨立作業,或者更粗淺一點說,我們只能仰賴自己的銀行戶頭和少少的東西。默許和認可這件事的回報是一肩扛起獨自照顧孩子的責任,而不這麼做的懲罰,則是在孩子人生中幾乎不受到認可。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事情並不需要如此。從十一世紀的修女到十九世紀支持女性選舉權的人士,從二十世紀的環保人士到黑人和原住民女性主義者,長久以來不同女性的存在一直跟我們說著,支持母親和恢復沒生育女性的社會價值是一體兩面。也許是到了我們該傾聽的時候。

延伸內容

我們/她們為什麼不生孩子?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成令方 「為什麼不生小孩?」這是個在當代很常見的問題。逢年過節、親友團聚,「要不要生」的問題除了引發空氣一陣尷尬,也可能讓被問者陷入自我懷疑的迴圈。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定也對這些對話感到熟悉:「我很想要自己的孩子,看到別人的孩子,我都在流口水。」「女人若沒有成為母親,人生一定有很大的缺憾。」「一個家沒有孩子,哪像個家?」「三十出頭女人拉警報,要是不把握時間找對象,年紀大就不能生了。」「結婚這麼多年,怎麼一直生不出來?」「我一直沒遇到好的對象,正在考慮要不要去凍卵,以防年紀大了想生又生不出來。」「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應該就是要傳承生命吧!」「我一點都不想結婚生子,我是不是不太正常?」有前述疑惑浮現心頭的讀者,我相信這本書能幫助妳平撫內心的焦慮與困惑。 《不生小孩的她們》的作者佩吉.海芬頓是一名歷史學家。她因為沒有生孩子,在社交場合上常感到非常格格不入。與她同齡的女性朋友經常把孩子當成聊天主題,讓她覺得自己像是外星人一樣無法融入。這時人們話題一轉,往往會問她有沒有小孩?為什麼不生小孩?長年累積的經驗讓她相當困惑,於是開始以「為什麼美國女人不生孩子?」作為研究的起點,寫下這本精彩的書。 作為一名很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佩吉.海芬頓經過多方蒐集爬梳資料後,將這本書分成六大章,試圖回答造成我們/她們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孩子的各種因素,但其中有一些女性雖然沒有生育過,卻也有照顧孩子的經驗(毛小孩不算,嘻!)透過書寫這些「女性不生育」的理由,海芬頓對大眾普遍抱持「不生孩子都是女人自己的決定!」的想法提出反駁。這種說法似乎把生育的重擔放在女人個體身上,並認為生育只是個人自由的選擇。然而,女人會做出如此決定,背後其實還深受她們身處時代的社會文化思潮、個人經濟條件、大環境政治動盪等複雜背景影響。海芬頓舉出在歷史與現世的案例,試圖說服讀者理解她們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孩子的處境。 在現代的避孕藥發明前,女人一輩子生十多個孩子是常見的。被稱為「避孕之母」,也是美國第一所節育診所的創始人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Higgins Sanger,一八七九年⏤一九六六年),就曾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歷經十八次懷孕後死亡。許多女性由於同時得生養小孩與辛苦勞動,造成健康受損,為了避免一再生育,有些人四處尋找流產草藥,或請秘密診所幫忙執行流產手術。從十九世紀開始,美國國會通過的《康斯托克法》嚴格禁止與懲罰女人節育,直到一九七三年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才判定人工流產合法化(可惜到了二〇二二年,該項判決被推翻)。然而,從女性長久避免/拒絕生育的歷史發展來看,早在人們發明現代避孕方法以及避孕合法化前,女性就已發展出「拒絕生育」的行動,其中原因從支撐家計、度過經濟大蕭條時期,到尋求階級流動不等。如此可見避孕的合法化與否,始終不是影響女性生不生的關鍵。 今日在談論育兒教養時,我們對照護者的想像,多半停留在母親(最多包含父親),可是十七、十八世紀的美國人並不這麼想。當時,前往美國開墾的移民社群以及被奴役的黑人,由於各自面對具有挑戰性的生存處境,而會以群體方式思考養育後代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很多家庭都會撫養過世或貧窮親戚的孩子,也會邀請鄰居加入養育行列,因此即便很多女人沒有生育經驗,卻有照顧小孩的豐富經驗。但是隨著工業社會發展,核心家庭逐漸成為社會上家庭結構的主流,許多男性以擁有一名在家照顧小孩的妻子,作為躋身中產階級的標誌。母親因此得單獨肩負養育孩子的責任,過著孤立的生活。不過,有一些黑人社群依然保持集體養育的習慣,在面對嚴峻的現實挑戰時,只將養育責任丟給個別母親是行不通的。孤立無援的處境只會更加減低人們生育的意願。 一九六〇年代,隨著第二波婦女運動蔓延,劃分女性與母性成為公開論辯的議題。法國知名的女性主義哲學家西蒙・波娃在她的經典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寫下被世人傳頌的名句:「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波娃主張女性應該與生孩子脫鉤,不再將母職視為自身的天命。一整個世代受到這一波革新浪潮啟發的女性,因而開始走出家門。一九七〇年代大量進入職場的中產階級女性,可以說是六〇年代女性主義運動的小小成果。然而,現實的職場世界,仍然存在揮之不去的性別歧視。無論是針對懷孕女性或母親的懲罰條款,或對單身職業婦女的訕笑偏見,女性打從起跑點開始就面對不平等的待遇,距離新聞媒體和影視文化中傳唱女人能「擁有一切」(Having it all)的神話,總是存在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除了女性要兼顧職業發展與母職的不易,六〇年代自然環境出現的警訊以及人口的爆炸性成長,讓許多人開始憂慮地球不再適宜人居。環保運動人士提出限制人口增長的主張、大眾對下一代孩子會生長在什麼環境的思索,匯流成對全體人類「少生一點」的訴求(儘管這種訴求也隱含種族、經濟地位、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今日,當我們身處在一個氣候變遷已經不證自明的年代,眼看全球暖化、森林大火、極端氣候、傳染病肆虐等現象,交織成我們生存的現實,女性會對生育下一代感到遲疑就不那麼令人感到意外。 不生小孩的女性常會被想像成一群只想過無憂無慮人生的自私女人,但有一群女性其實是想生的,但她們無法生,因為不孕而飽受痛苦。可能有人會說,當今非常夯且高度商業化的生殖科技,讓很多女性能透過凍卵和採用試管嬰兒技術,完滿生育的欲望。但別忘了在美國人工生育療程所費不貲,從女性凍卵、保存卵子,到將卵子提取出來受精著床的過程,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高昂經費,並承受著最終依然受孕失敗的風險。無怪乎有人會說生殖科技是專屬於有錢人的服務,沒有足夠經費接受生育療程,或存夠經費投入療程、最終卻宣告失敗的女性,她們也是沒有小孩的她們,她們是自私的嗎? 換一個角度想,選擇不生小孩的女性,又是自私的嗎?自古以來,就有很多女人下定決心不生。在古代歐洲,有的女人投入教會,成為知名宗教領袖、寫下對宗教有很大貢獻的著作。現代的女性有一些選擇與女伴共度人生,單身者因事業、想過獨立自主的生活而不婚、有人離婚後或成為寡婦不再結婚。她們不認為一定要自己生,但願意協助兄弟姐妹或親戚朋友照顧她們的小孩,並以非傳統、非主流的形式,體現家庭、親人、母職的多元性,如同書中提及「製造親屬,不製造寶寶」(Make Kin Not Babies),這些生命經歷迥然不同的女性,共同寫出的是一段百花盛開、複雜而多義的女性不生育歷史。 在讀這本書時,你可能發現自己與書中的人物有很多共同經驗。讀到全書最末,也可能接受這輩子如果沒有小孩,那是可以完全釋懷的。如果你是已經有小孩的讀者,這本書也可以讓你(們)更加理解身邊姐妹、親人、好友,或者其他不曾認識人們的心境與處境,也會發覺辛苦養育孩子的你,其實與她們的差異沒有想像中遙遠。 這是一本從社會上沒有孩子的女人視角讀歷史與觀察現世的書,它為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小孩的讀者帶來「被理解」的溫暖與希望,也讓有小孩的讀者帶來「理解」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小孩的女人。如此一來,有孩子和沒孩子的女人就能連結起來,彼此互相幫助,互相在育兒方面扶持,並進一步成為彼此的「後天親屬」,一起陪伴來到這世界上的小孩成長,讓這社會更加美好。

作者資料

佩吉.歐唐納.海芬頓(Peggy O'Donnell Heffington)

作家、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婦女運動史與人權史,作品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洛杉磯書評》、《波士頓環球報》等。

基本資料

作者:佩吉.歐唐納.海芬頓(Peggy O'Donnell Heffington) 譯者:廖素珊 出版社:衛城出版 書系:Beyond 出版日期:2023-09-13 ISBN:9786267052969 城邦書號:A1690145 規格:平裝 / 單色 / 30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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