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在獨裁者與民主陣營的戰爭中，阿拉伯之春令人為之一振。埃及、突尼西亞與葉門的暴君都被趕下台。但阿拉伯世界只是第一戰線。從委內瑞拉到中國，從蘇聯到馬來西亞，從到緬甸到伊朗，這麼多國家的極權政權還是極力鞏固權力，並設法面對最難預料與最大的威脅──人民。 今日的極權政權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北韓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新興的極權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它不會變成警察國家，反而給人民許多表面與程序上的自由，並滲透這些自由。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他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 雖然獨裁者越來越靈活，反抗者的花招也越來越多。獨裁者現在要對付的人可多了：慈善家、學者、部落客、NGO與學生團體。這些人現在都有能力在片刻間透過網路將訊息傳出，比如伊朗的綠色革命甚至被稱為「Twitter革命」。 在世界各地，獨裁者與反抗者的戰爭正要開打。這是貓與老鼠的戰爭，兩邊都展現高超的鬥志，都在磨練戰力。它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道布森以他最具創見的報導、最聰慧的分析，為我們揭開今日獨裁政權的內部運作，帶我們前往自由之戰的前線。 【名家推薦】 「本書給人希望，卻不過度樂觀。」 ──《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年度選書 「解析現代極權主義的本質。」 ──艾波邦（Anne Applebaum）（《古拉格》作者） 「結合歷史家的判斷與記者的細膩觀察，指出眾人所忽略的方向。」 ──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後美國世界》作者） 「本書明白指出，挑戰獨裁政權已成為跨國通力協助的運動，但每個地區的方式都獨樹一格。」 ──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特派員） 「作者提出新的視角與詞彙，幫助我們了解現代極權主義。想要知道這波全球革命的浪潮，本書不可或缺。」 ──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前言 第一章 沙皇 第二章 國家的眼中釘 第三章 總司令 第四章 反對黨 第五章 年輕人 第六章 法老王 第七章 專業人士 第八章 技術官僚 後記 感謝詞 注釋

　　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道盡頭，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坐在寬敞、兩面有大窗的角落辦公室裡，他坐的位置，剛好可以俯看世界銀行。六十四歲的艾克曼是精品投資公司──岩港資本有限公司（Rockport Capital Incorporated）的總經理。一個晴朗的八月下午，他用Powerpoint向我作簡報，大談「風險收益」。然而他所顯示的圖表，跟投資、紅利與財經都沒有關係，他所談的是推翻獨裁者的最佳方法。 　　二十五年前的艾克曼不像個諮詢專家，會忠告別人如何對付世界最殘暴的政權。當年的他忙著在華爾街賺大錢，還是垃圾債券大王麥可‧米爾肯（Micahel Milken）的得力助手。一九八八年，艾克曼負責幫忙槓桿收購雷諾納貝斯克公司，成交值為兩百五十億美金，他自己賺了一億六千五百萬的佣金。米爾肯後來因為內線交易坐牢，艾克曼則繳了八千萬美金的罰金免除牢獄之災，得以保留五億美金的資產。 　　現在，他大部分的資產都流入各種管道，專事推翻全球專制政權。二○○二年，艾克曼創立了「非暴力衝突國際中心」，籌辦研討會、工作坊、訓練課程，主題是如何用非暴力策略與技巧成功地推翻暴政。埃及、伊朗、俄國、委內瑞拉、辛巴威以及其他十幾個國家的運動人士都跟艾克曼都很熟，某些人甚至遠道前來，拜訪他在華府霧谷區（Foggy Bottom）的頂樓辦公室。另外一些人則參加他在海外數個國家首府設立的工作坊。 　　還有一些人看過他拍的影片，最多人看的一部叫作《推翻獨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內容是塞爾維亞青年在二○○○年十月讓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下台的故事，這部影片曾經獲得美國公共電視台最佳電視紀錄片之皮巴底獎（Peabody Award），還被翻譯成阿拉伯語、波斯語、北京話、越南話與其他七種語言。 　　喬治亞人普遍認為它對喬治亞二○○三年所發生的「玫瑰革命」很有啟發：喬治亞人在該次和平的民主反抗之中，成功地迫使共產黨總統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辭職下台。二○○六年，艾克曼開始投入電玩市場：開發電腦遊戲《一種更強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讓反對人士可以在虛擬世界裡練習各種推翻獨裁者策略。 　　他還想辦法將數千份光碟偷偷送進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裡。二○一○年他又推出該遊戲的升級版，稱之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他說：「我花了數百萬美元改良這個遊戲，這是我做過最具顛覆性的事。」我問他為什麼把打倒暴君當作一生的志業，他看著我說：「我做的只是物流業，只是滿足客戶的需求，如此而已。」他其實還可以再加一句，生意好得很。 　　今日，要當一個獨裁者並不容易。沒多久以前，獨裁者──不論是民族主義軍頭、革命英雄或共產黨黨棍──往往會利用武力鎮壓，讓人民不敢輕舉妄動。史達林把千萬人送進古拉格。毛澤東則針對知識分子、走資派、以及任何在他心目中不夠「紅」的人，發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之後他還發起大躍進，在短短幾年之內就餓死三千五百萬人。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敏的政權殺死了五十萬人。在三年之中，大約兩百萬柬埔寨人死於波布的殺戳戰場。一九八二年二月，敘利亞的哈菲茲‧阿薩德（Hofez Assad）鎮壓了哈馬市（Hama）的市民起義，他以攻擊直昇機以及重砲武器包圍該城市，而他的軍隊進城後，即挨家挨戶入侵民宅，到了二月結束之前，已造成兩萬五千名敘利亞人死亡。 　　獨裁者仍然有犯下滔天大罪的能力。然而，今日的暴君比起過去遇到更多抵抗的力量。冷戰結束以後，許多獨裁者失去了主要的支持者及金主蘇聯。一夜之間，民運組織遍地開花，另有西方的專業人士、人權運動人士以及選舉觀察者蓄勢待發，準備揭發違背人權、貪汙腐化、選舉舞弊等情事。二十年前，當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北京的領導人只須注意廣場上是否出現攝影鏡頭的反光，在宣布戒嚴以後立刻把CNN的插頭拔掉，讓畫面播不出去即可。這樣的好事已經沒有了。二○○六年，一群歐洲的登山客在喜馬拉雅山區高達一萬九千英呎的山隘口，拍攝了中國軍人射殺圖伯特僧人、女子、小孩的影片，它很快就出現在YouTube上面，國際人權團體立即對中國射殺難民做出譴責。 　　二○一一年，敘利亞禁止所有外國記者報導國內反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ssad，即哈菲茲‧阿薩德之子）政府的人民起義事件。沒關係，當政府的狙擊手射殺和平示威者、送葬行列成為槍擊對象時，敘利亞異議人士也在網路上張貼政府殘暴鎮壓的驚悚畫面。今日，全球的獨裁者不能再夢想他們的惡行永遠不為人知，只要他們下令鎮壓──即使是遠在喜馬拉雅的高山隘口──都有可能被iPhone拍下來，立即傳播到世界各地去。專制獨裁的代價沒有比現在更為高昂了。 　　其實早在網路、推特流行，甚至蘇聯解體之前，獨裁者的運氣就開始走下坡了。他們的苦難是一九七四年在葡萄牙開始的。更精確地說，是四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五分，里斯本一家廣播電台播放了〈黑色小鎮格蘭多拉〉（Grandola, Vila Morena），向葡萄牙軍隊打暗號，示意政變開始。第二天，葡萄牙的獨裁者馬爾塞洛‧卡丹奴（Marcello Caetano）就被放逐了。根據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的看法，那一天所釋放出來的政治力量，就是全球民主浪潮的濫殤，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威權政體紛紛倒台。 　　緊接著葡萄牙之後，南歐一連串右翼的獨裁者開始垮台。接下來，輪到拉丁美洲的軍頭以及東亞威權統治者，每一個都讓外界感到驚異，然而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國家的垮台，更使人跌破眼鏡。一九七四年，全世界只有四十一個民主國家，到了一九九一年蘇聯也倒台的時候，民主的政府的數量已經躍升到七十六了。 　　而那只是民主蓬勃年代的第一章而已。非洲很快就出現了十來個新民主國家。印尼與墨西哥等主要國家也發生了重大的民主轉型。一九九八年，美國在全世界超過一百個國家設立了促進民主轉型的機構。二○○○年塞爾維亞發生革命，讓民主國家的欄位裡又多出一個新成員。二○○三年喬治亞、二○○四年烏克蘭、二○○五年吉爾吉斯等國所發生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象徵了自由對抗獨裁的高潮。到了二○○五年，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總數，比起葡萄牙的年輕軍官聽到廣播電台播放那首號召起義的歌曲時，已經增長了三倍以上。 　　然而好景不常。民主浪潮達到最高峰之後，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政權──獨裁者、暴君以及專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捲土重來了。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接下來的五年，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開始一蹶不振。自由之家創立四十年來專門評估自由趨勢，他們認為這五年乃是政治權利以及公民自由最長的連續低迷期。 　　亞洲多國發生軍事政變，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權體制在南美洲站穩了腳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喬治亞、烏克蘭以及吉爾吉斯，原來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二○一○年，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一九九五年以來的最低點。若以較長遠的眼光來看，被標識為「自由」的國家，其比例已經十多年都保持不變，固定在百分之四十六。杭廷頓的民主浪潮似乎已經壽終正寢。 　　問題不在民主本身。如同阿拉伯之春於二○一一年提醒眾人，即使全球面臨經濟不景氣，政治以及經濟自由的理想還是不失其重要性。各地方的人依然憧憬自由。改變的，是獨裁的「性質」。今日的獨裁者以及威權統治者，已經比從前精明老練靈活太多了。壓力漸大的時候，最聰明的獨裁者不再把自己的國家變成警察國家，也不再鎖國了；相反地，他們學習而且適應新情勢。民主的進逼迫使數十個專制政府不得不從事新實驗、使用有創意及狡詐的伎倆。現代的獨裁者練就了繼續掌權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獨裁制度帶入新世紀。 　　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大規模逮捕、行刑隊、血腥鎮壓──最好以較柔性的強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稅吏或者衛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它們視為有威脅性的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委內瑞拉的一個異議分子開玩笑說，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今日的獨裁者不再關閉所有的媒體，而是保留一些小型的言路──通常是報紙──民眾雖有討論空間，卻是有局限的。 　　今日的獨裁者在演講時，三不五時提起自由、正義以及法治，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常常講到民主，還自稱是人民所選出來的領袖。這些人已經了解作表面功夫的重要性。二十世紀的時候，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常常舉行選舉，然後聲稱自己高票當選。蘇俄的領導人總是宣稱他們獲得百分之九十九選票支持，這當然十分荒謬，事實上他們是以舞弊的方式贏得選舉。今日，克里姆林宮派出的選務人員作法不同，票箱達到七成滿的時候，他們就不再往裡面塞選票了。獨裁者已經了解到，最好是贏得一場表面上看起來有競爭的選舉，而非公然舞弊。 　　我們總是以為獨裁政權好似恐龍──笨拙、愚蠢、動作遲緩的大怪物，彷彿蘇聯的末期，或者某個充滿不安全感的南美香蕉共和國。當然，一些老派而落伍的獨裁者確實步履蹣跚地來到了二十一世紀，如北朝鮮、土庫曼以及赤道幾內亞。然而他們所代表的是獨裁者的過去，他們並不想掩飾自己的真面目。在其他國家學著進化、改變甚至繁榮的時候，這些老派獨裁國家落得偏遠而落後的下場。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北朝鮮。 　　結果證明，極權主義只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現象。它是有史以來最充滿野心的非民主賭局，而且表現極差。目前只有北朝鮮還可能緊抱著極權主義不放，這是因為它持續發展核武，還有金正日願意讓自己的人民餓肚子。現代的獨裁者往往利用民主制度與威權政體之間的模糊空間，會想辦法讓人民滿足，贏得人民的支持。假如沒辦法讓人人高興，他們也可以透過恐嚇以及特定的威攝方法，讓異議人士無所適從。委內瑞拉的異議分子帕提達斯（Alvaro Partidas）告訴我：「我的父親老是說他寧可住在古巴那樣的獨裁國家，批評政府的話，他們就把你關在牢裡。現在他們透過不確定的感覺來控制人民。」 　　遠遠看上去，世界上許多威權國家看起來好似民主國家，其憲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等權力分立，但還是跟民主國家有重大差異：某些國家只有一個立法機構，而非雙層的上下議院制度，某些職位並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指派，而權力監督的程度也有異。然而這些威權國家的許多機構，其特徵──至少在紙上──看起來與最稀鬆平常的歐洲民主國家非常類似。 　　拿俄羅斯為例。縱然普丁愈來愈像一個獨夫，他卻一直尊重俄國憲法；他的方法是遊走於俄羅斯政治系統的縫隙，透過一些表面看起來民主的管道進行中央集權。克里姆林宮要求國會選舉必須有最低得票率門檻（每個政黨必須至少獲得百分之七的選票），批評者抱怨這阻礙反對黨候選人進入國會，乃是違反民主的犬儒伎倆。它的確是。然而普丁指出一些正牌的民主國家，如波蘭、德國以及捷克共和國，也有類似的選舉制度。再比方說，查維茲總統提出，委內瑞拉各地的省長不再經由直選產生，而是由總統來指定區域的領導人。 　　這又是另一個集中政治權力並且消除政敵的明顯伎倆。然而世界上一些民主國家也實行這種制度，例如波羅地海的愛沙尼亞以及立陶宛。重點是，這些措施本身單獨而論並非權力的濫用。現代威權政體的許多特色，單獨看起來與健全民主國家的制度似乎相差無幾，但只要改變其中某個環節，就可以創造很大的模糊空間。畢竟連美國民主的某些面向──例如選舉人團與聯邦準備理事會──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你必須仔細觀察威權政體的實際運作，還必須要直接接觸生活在其中的人。 　　少有人比八十四歲的阿列西娃（Ludmilla Alexeeva）更清楚獨裁政權已經鳳凰蛻變了。她是最後幾位資深的人權鬥士，他們早從一九六○年代末期的布里茲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時代就開始反抗莫斯科。即使到現在，雖然年老體弱、必須靠人扶持才能走遠路，她仍然帶頭反抗，希望幫俄國人民爭取到集會自由。那天早上，我坐在她莫斯科的公寓裡，電話響個不停。她笑著說：「現代人對人權鬥士的需求很高，我們在本國很受歡迎。」她當年開始參與反抗運動的時候風險非常大，蘇聯的異議人士必須「準備犠牲生命，不然就是坐牢或者被關在精神病院」。「今天的話，他大概會被斷手斷腳或者謀殺。」過去政府的作法是直接抓人，之後就下落不明。今日的話，此人往往會發生車禍，或者在意外的攻擊事件之中受傷。 　　蘇聯過去沒有明文保障公民權利，今日的俄羅斯已非如此。阿列西娃說：「俄羅斯的憲法跟任何西方國家的憲法一樣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然而實際上，真正被尊重的只有一種權利──旅行到國外的自由，離開的自由。」許多本來可能反對政府的人乾脆就離開了。在以前的蘇聯獨裁模式下，邊界要嚴密封鎖，現在的普丁俄羅斯威權系統卻開放邊界以及放寬護照條件，以此維持政權之不墜。世界也許已經改變了，然而爐火純青的獨裁者並沒有坐以待斃。世界一改變，舊規則一旦不適用，最有技巧的統治者也會跟著學習，變得更厲害了。 　　獨裁制度之最高不可侵犯之原則，就是中央集權。以少數統治多數的這項原則，讓今日的威權政體越來越顯得格格不入，彷彿時代倒錯，因為在現代生活的每個層面，階級正在瓦解消弭。獨裁政體的中心守則，也顯得愈來愈過時。因此，在一個資訊爆炸以及邊界洞開的世界裡，要維繫威權政體於不墜，必須小心經營、反覆規劃並強化的各種人為計畫。對那些最惡名昭彰的國家來說，事情比較不複雜，他們只要築起高牆，把世界隔離在外，也許可以維繫政權幾年、甚或幾十年而不墜，然而他們也被自己築起的高牆關在裡面。 　　比較複雜的是現代獨裁者，他們選擇與世界互動，而且願意面對龐大的壓力，而過去的獨裁者可能會選擇自我封閉。他們努力將法規跟迫害混在一起，不但從全球的政治系統中獲得好處，又不危及自己掌控權力。現代的威權政體有精心設計的結構，需要經常地修整與維護。其原因不只是抽象的現代化要求，而是因為獨裁者越來越靈活，另一方面，想要把他們推翻的人也一樣愈來愈聰明了。

　　公元二○○○年一月一日，普丁對俄國人民許下了一個承諾。那天聽他講話的群眾，少有人對於俄國的近況感到滿意。蘇聯解體後的十年，俄羅斯陷入了重重經濟困境、危機以及不穩定。早期的民主實驗似乎只培養出只會惡鬥的政治人物以及爭吵不休的眾多政黨，還讓民眾認為這些人全都貪汙（事實也差不多如此）。俄國人開始認為，他們雖然免於了共產主義荼毒，卻換來了腐化的民主系統及其虛假的承諾。更糟的是，他們認為自己被騙了：他們遵偱著西方的民主模式，換來的只有痛苦，真正過上好日子的只有少數人，並以絕大多數人的犧牲為代價。雪上加霜的是，他們的國家本為世界強權，現在淪為不過爾爾的中等國家。 　　因此，普丁在新世紀肇始的第一天作出承諾，正是人心思變的時機。除了承諾經濟成長以及新氣象以外，還說他會帶來每個俄國人最需要的東西：「穩定、明確以及對未來的展望──不只是每個人自己的未來，還有下一代的未來──不只是一個月，而是數年以及數十年。」對於過了十年毫無保障、被迫自力更生的俄羅斯人而言，這些話正是他們所渴望的安全與保障。普丁的願景是見到強大而有軔性的俄羅斯恢復其應有的強權地位。莫斯科將不再沉默。 　　雖然普丁當初並沒有詳細說明他要如何達成穩定，然而其計畫慢慢地露出真面目。普丁牌的威權主義特色為中央集權。過去俄羅斯的政壇太過四分五裂、眾聲喧譁，普丁將動手制服它。俄羅斯將變得更加穩定、更可預期，因為它將由一個人以及這個人周圍的小圈子來統禦。這就是普丁與有些人稱之為「垂直權力」的東西：在所有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機構之中，克里姆林宮將不再只是各平等機構中順位第一的組織而已：它將成為所有機構的統禦者，是宰制與臣屬的關係。 　　普丁第一個對付的，就是俄羅斯商業巨賈。在蘇聯垮台之後，既不誠實又不負責的牛仔資本主義猖獗了十年，這些大亨透過各種條件異常優惠的合約，取得了瓦斯、礦產、鋼鐵等經營權，因而發家致富。普丁上任後兩個月，克里姆林宮就警告這些億萬富豪，如果他們不效忠的話，那就不用作生意了。所有違抗此建議的人，不是很快被驅逐出境，就是身陷囹圄。學到深刻教訓的人，莫過於石油鉅子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二○○三年俄國特種部隊襲擊與搜查了他的私人飛機，接著將他逮捕。檢方起訴的過程具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審判的過程也廣受外界批評，出現許多不合正當程序之處。雖然如此，到今天為止，他依然關在牢裡，對於任何不聽普丁警告的人，這是一個森冷的教訓。 　　接下來遭整頓的人，是俄國聯邦主體（Federal Subjects of Russia）的領導人（相當於地區首長）。在俄羅斯這麼龐大的國家，這些地區首長過去經營地方的方式，好似據地為王的一方之霸。在葉爾欽掌權的年代，克里姆林宮的命令被當成是建議，可以置之不理，不一定要執行。二○○五年，這種風氣戛然而止，因為普丁取消了俄國地區首長的直選制度，賦予自己委任全權代表的權力。另外，這些地方的財政將由效忠克里姆林宮的人來監督，這些人都是普丁從前在格別烏的朋友。 　　最驚人的莫過於普丁完全掌握媒體的方式。在普丁剛當上總統的時候，三大電視網只有一家屬於國營，三年後，克里姆林宮已經控制了全部。（擁有其中兩家電視網──ORT及NTV──的兩位商業大亨被迫讓出股份，否則就必須坐牢。兩位商人都決定出售並且逃出俄國。）克里姆林宮的狐群狗黨也開始收購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與雜誌。今日，俄國政府已經掌控了百分之九十三的媒體。一些出版品以及電台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例如批評政府最力的廣播電台「莫斯科回聲」（Ekho Moskvy）。然而，比起收購媒體，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克里姆林操縱新聞的程度──特別是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 　　近日以來，三大電視網的總監每週五都得跟克里姆林宮的高層官員會面，以計畫下一週的新聞報導方式。據說，電視台主管週間還會三不五時接到克里姆林宮的電話，琢磨新聞報導呈現的方式，有時候甚至深入某一則新聞的編輯方式。克里姆林宮也不吝下條子對電視台主管三申五令。例如，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i Medvedev）於二○○八年成為俄國總統，三大電視網接到指示，每天的新聞節目開頭都必須要有他的報導，接下來則必須以一樣長的時間播放總理普丁的消息，不論這兩位是否做了任何值得報導的事。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會特別收看晚間新聞，想觀察這兩個人的新聞如何達到詭異的平衡：兩人新聞的播出秒數大約相等，其中一家電視網的高階主管之稱為「資訊等同原則」。《俄羅斯新聞週報》的新聞記者曾經到一家由國家控制的電台採訪。據稱，他看到在電台播報員面前貼著很多紙條，上頭寫著：「只能說哈薩克的好話」、「別提起德米特理以及史維特蘭娜‧梅德韋傑夫（Svetlana Medvedev）分別抵達高峰會的事情」。 　　只擺平億萬富豪、地區首長以及媒體主管，克里姆林宮不會感到滿意的；它還要想辦法操縱政壇。早在普丁發表「千禧講話」的時候，他就一直強調俄國需要政治與社會的團結。自然而然，他試圖將團結延伸到政黨政治的領域，這一塊也是後共黨時期的俄國最無法預測、意見最多的領域。然而普丁以及他的團隊並不打算以單一政黨來壓垮所有的反對聲音，反而要放寬一些限制，讓五六個小反對黨能夠生存，甚至在某些案例之中，無中生有地創造出這些小黨。這些小反對黨──通常稱之為體制內的反對黨──表面上扮演批評當權者的角色，然而他們的批評從來不會超出克里姆林宮所設下的界線。在意識形態方面，這些反對黨理論上必須代表不同的社會階級利益──例如民族主義者、貧民、老年選民──這些人有的覺得被忽略，或者對執政黨「團結俄羅斯黨」感到不滿。但是，這些反對小黨反而常常顯示他們的忠誠與愛國，如二○○七年十二月，這些所謂反對黨的黨魁集合起來，公開告訴普丁，他們認為領導俄羅斯的最佳人選，就是長期擔任普丁助理的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普丁接著就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既然梅德韋傑夫的提名是由代表「俄國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所提出，可見他就是人民的選擇。 　　普丁將權力集中到中央的程度非常誇張。根據俄文期刊《專家》（Ekspert）的報導（這份雜誌的某位編輯與克里姆林資深顧問群交誼匪淺），二○○二年到二○○七年之間，能夠影響國家政策的官員，由原來的兩百人降為五十人。這份親政府的出版物甚至承認，這五十人的名單讀起來好像是「總統府的電話簿」。然而，此種權力集中不單只是一種嘗試，實際上，它精確地掌控俄國人生活的各個面向。 　　我後來接觸到一個自由派的政治運動組織「休戚與共」（Solidarity），它是一個不屬於體制內反對派的真正反對團體。跟裡面的成員談話後，我才了解普丁掌控權力的精確度如何。接受我採訪的成員之一是前任副首相以及議員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他對普丁及其政權之批評不遺餘力、敢說敢當。涅姆佐夫的態度輕鬆自在，不像已經上了五十歲的年紀。他身穿泛白的牛仔褲、拉鍊毛衣、沒穿襯衫、腳上則是黑色尖頭靴子，看起來更像一位上了年紀的搖滾名星，而不是反對派的領袖。他也是物理與數學博士，心思敏銳縝密，他一下子就切入重點。「共產主義與普丁主義的差別在哪裡？」他說：「這很重要。普丁主義看起來比較聰明，因為它只剝奪你的政治權利，不碰你的個人自由。你可以旅行，想要的話，還可以移民到國外，也可以瀏覽網際網路。唯一嚴格禁止的，是電視無法自由經營。電視受到控制，因為電視是最有效果的意識形態與文宣機器。回頭說來，共產主義既阻擋個人的自由，又禁絕政治自由。那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看起來比普丁主義笨多了。」 　　想要反駁涅姆佐夫的分析很難。今日的俄羅斯比起從前的蘇聯，沒有人能說生活較不自由。這一點顯而易見。而且，今日的俄羅斯也絕對比較富裕，因為在普丁擔任總統的兩任任期之內，石油帶來的財富提昇了俄國人的生活水準，是俄國人前所未見的。普丁甫就任之時，石油的價格公認已屬高價──一桶為二十一點五元美金。然而普丁第二任結束之時，石油的價格已攀升至一桶一百四十七元美金。俄國政府的荷包因此而塞得滿滿的。然而，如同普丁年輕時在東德所觀察到的，俄國不需要把這樣的財富挹注到無孔不入、想要探知每個公民個人信仰的極權國家機器。全面控制的代價太高，而且到頭來根本沒必要。普丁的威權主義代表著舊極權模式的進化，它的規模小很多，卻更有效率。「休戚與共」組織的另一位年輕領袖，伊利亞‧雅辛（Ilya Yashin，他說他因拒絕裝出「體制內反對黨成員的樣子」，而被另外一個黨開除黨籍）如此形容普丁的統治：「普丁已創造出一種統治模式，比起舊蘇聯的版本更好，它沒有路線，沒有赤字，還有開放的國界。」 　　普丁所創造出來的體制代表著二十一世紀獨裁制度的新嘗試，即使如此，這樣的體制還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把權力集中於極少數人的手裡，意謂著官僚貪汙腐化、不思長進、沾沾自滿以及濫用權力的可能性也跟著提升了。涅姆佐夫說，普丁政府已經犯下這些錯誤了，這對於維繫政權來說確實是一大危險，不過並非因為它們會造成施政不良。毋寧說，普丁與他的黨羽所選擇的策略代價很高，那將會危及他們主要的目標，也就是製造出穩定的政治系統。石油所帶來的豐厚收益，幫他們抵擋了許多社會的危機──收買人心一向都比強迫接受更為容易──雖然他們在表面上模仿這麼多民主制度的面向，但政府犯錯的空間卻大幅縮減。克里姆林宮消除了多元的權力中心──商業團體、地方首長、媒體、反對黨，意謂著它想要維持控制的話，就必須無時不刻作出正確的判斷，必須慎思明辨、步步為營，而這是很困難的。一位敢言的人權鬥士亞歷山大‧福克霍夫斯基（Alexander Verkhovsky）表示：「他們並不希望像戈巴契夫一樣，在局勢改變的時候沒有任何掌控的能力，因此他們無時不刻想緊握著大權。舉例來說，假如他們原本打算給我們百分之三的自由，他們也許會放寬到百分之四，但不是百分之五。我認為這是他們的計謀，他們不會把局勢搞得太緊張，以致於失去與社會大眾的連繫，不知道他們所操縱的對象究竟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他們打算給百分之三還是百分之十，然而我確定的是，他們是絕對不會允許八○年代晚期那種真正民主化再度發生。」 　　波波夫的圖表 　　如果你要為共產黨幹部一角選擇合適的人，沒有人比謝爾蓋‧波波夫（Sergei Popov）更加形似了，他體形碩大、木無表情，只有在別人質疑他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毫無優點時，才會顯露出有點鄙夷跟憤怒的樣子。如果他看起來肖似共產黨徒，那是因為二十多年前他確實就是蘇共幹部。在蘇聯的末期，他擔任莫斯科黨委第一副書記，並任此職一直到一九八三年為止。我到杜馬（Duma，俄羅斯聯邦會議的下議院）的一間角落辦公室去見他。他看起來還是十足十的黨員幹部，唯一不同的只有深藍色西裝領襟上的別針不一樣而已。我立刻就明白它代表普丁的政黨，而我正在跟團結俄羅斯的黨員會面。 　　如果杜馬只是個橡皮圖章國會──大部分的俄國人會告訴你它的確就是──它仍然需要忠誠的小兵以確保這些圖章蓋在應該蓋的地方。在我們坐下來沒多久，波波夫就表示：「百分之九十的民法是在這張桌子上創造出來的。」波波夫是「公部門工會以及宗教組織委會員」的主席，他主管政黨法、非政府組織法、媒體公司法、商業組織法以及宗教團體法。易言之，在俄羅斯國會中，他是專司最不穩定變數──公民社會──的資深議員。對於任一專制政權而言，如何管理該項變數，關乎能否長治久安。 　　普丁對於俄羅斯非政府組織的嚴厲打壓，是他致力中央集權過程的晚近發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俄國的其他社會砥柱已被他收服，在烏克蘭橘色革命之後的二○○六年，杜馬通過了一部嚴苛法律，專衝著公民社會而來。該法律讓克里姆林宮擁有管理所有非政府組織的廣泛權力：任何非營利組織必須隨時隨地接受政府的檢查，各種社團必須遵守呈繳報告的嚴格規定，司法部可以命令這些組織上繳交任何文件，並且自行決定這些文件是否符合俄羅斯的「利益」。簡單的錯誤，如打錯字或格式不正確，都可能招來嚴厲的處分。政府隨便挑一個藉口，就可以解散一個組織，特別是該組織所處理的議題愈敏感──例如，人權或言論自由──就愈容易被政府找碴，例如查稅、檢查建物是否符合建築規章，或者是否使用盜版電腦軟體。該法律通過後，政府絕未將它束之高閣，而是積極地執行、選擇性執法，特別是針對批判克里姆林宮的組織以及人權團體。該法頒布後的一年內，俄國司法部即積極稽查非政府組織，次數多達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一次。一堆外國的人權團體，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醫者無疆界（Doctors Without Borders）、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皆被迫暫時歇業。另有成千上萬的非政府組織關門大吉，難以估計出確實的數字。兩年後，苟延殘喘的社團又面臨一次打擊，其可用資源再度被嚴重的緊縮：二○○八年，普丁發布一紙行政命令，原本可以賦予俄國團體免稅權利的國際組織，從一百零一家大幅刪減到十二家。不得再賦予慈善捐款免稅優惠的團體，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對抗愛滋病、肺結核、瘧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幾乎都不是什麼會對俄國政府造成安全威脅的機構。在俄國，一般商業註冊只需要五天，非政府組織則需要兩個月，費用也比較昂貴，必須付出的法律費用比私人企業高出百分之四十…… 　　事實上，俄羅斯政府是以發執照的方式在管理公民社會，它認為最會惹事生非、最礙事的，乾脆不發給證照。它想盡辦法警告、責備以及取締它認為會造成威脅的組織，不讓它們正常運作，還發展各種新手段，委實令人嘆為觀止。一位莫斯科的反對人士告訴我：「控制的方法有很多種，比如消防檢查就非常管用。」 　　聖彼得堡的歐洲大學在二○○八年一月就得到了教訓。當地的消防局到學校來進行例行消防安全檢查，之前的檢查都過關，但這次檢查後，官員卻指出該校違反了林林總總五十二條規定。如同聖彼得堡的其他大學一樣，該校許多古色古香建築物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因此要完全符合消防法是不可能。然而當局對此判決絲毫不讓步：二月七日，地方法院下令該校必須立刻關閉。當時還在學期中，所有的授課都被迫立刻中止。學校只好立刻改善消防措施，在短期之內就改善了二十項，再向法院申訴，然而法院卻置之不理。事實上，問題不在於學校有沒有消防梯，或者逃生出口有沒有明顯的標示，而是校方幾個月前觸怒了當局：它接受了歐盟補助的九十萬美金，以作為監督選舉、訓練研究人員的經費。歐盟的補助金讓甘吉美‧薩法拉里夫（Gajimet Safaraliev）這樣的人非常生氣，他是團結俄羅斯黨的杜馬議員，他告訴當地的報紙，該筆補助金等同於「外國勢力假借名義介入俄羅斯二○○七至二○○八年的選戰」。而該場選舉非平常的選戰：普丁將在三月二日把總統的寶座讓給梅德韋傑夫。三月二十一日，在總統大選結束的三個星期後，政府終於允許歐洲大學復課，然而該項選舉研究計畫卻被取消了，政府的警告非常明確：這是一個不准研究的題目。 　　更加巧妙的是俄國政府收編公民社會的方式，或者乾脆將公民社會竊為己用。在全世界各個專制政府之中，俄羅斯有一個特別突出的發明──GONGO（government-operated NGO）的縮寫，亦即由政府經營的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往往自稱獨立的社團，躲藏在聽起來完全無害的名稱背後，表面上看來，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人權、司法改革或者保護少數族群。事實上，他們的目標是合理化政府的政策，截收真正非政府組織所拿到的外國資金，並且混淆視聽，讓民眾搞不清楚是政府的立場正確，還是反對人士的觀點有理。 　　我們可以拿「莫斯科人權局」（Moscow Bureau for Human Rights）作為實例。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俄羅斯公眾院的一員，名叫亞歷山大‧布洛德（Alexander Brod）。大部分的資料顯示，這個自稱打擊仇外心理、反對種族歧視的組織，剛創立的時候並不是GONGO。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說，該組織確實有在做好事，它會公布新納綷以及法西斯團體的資料，並警告大家他們的危險性。然而，這個組織的聲明稿總是在某個節骨眼上就開始變調，顯示它最興味盎然的事就是政府的利益，其他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陪襯品而已。某個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告訴我：「Gongolization這個字，就是為了布洛德而發明的。」

作者：威廉．道布森 譯者：謝惟敏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4-01-08 ISBN：9789866723995 城邦書號：A0400038 規格：平裝 / 單色 / 416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