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於其《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版（ICD-11）中，已正式將Complex PTSD（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納入診斷系統（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依據此一疾病分類的介紹，此一疾患除了具有PTSD常見症狀（例如面對創傷訊息，呈現出刻意避開、過度警戒、腦中不斷閃現創傷場景）之外，更有以下特徵：（1）. 嚴重情緒調節問題（例如情緒過度反應、自我傷害、暴怒）；（2）. 感到自我的渺小、失敗、缺乏價值感，伴隨對創傷事件的羞愧、罪惡及失敗感；（3）. 難以與人維持關係及親近的感受（WHO, 2019）。 罹患此一症候群的情況可能比以往所知還多。例如最近一項在英國的千人調查發現：大約有百分之5.3的人具有PTSD，而有百分之12.9的人具有Complex PTSD（Karatzias 等人，2019）。因此，您可自行評估面對這類個案時，是否也遇過（或聽過）以下類似之經驗： ◎為何個案的症狀又復發：當個案在情緒困境中得到緩解，以為心理問題已獲得解決，但一段時間之後，類似或更糟的情緒仍持續重現。 ◎不清楚個案之複雜情緒：有些個案的情緒狀態變化多端、情緒翻轉較快，有些看似具有躁鬱特質、有些退縮、有些深藏罪惡、有些尋求認可又容易感到羞愧。有些則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上述不同之狀態，彷彿具有多變的情緒與自我狀態。 ◎哪些成長事件或經驗須要處理：在長期受到創傷議題不斷的干擾情況下，個案本身或治療師，也不太清楚哪些生命的經驗對其情緒有較巨大的衝擊，而哪些成長中的事件較為不重要。 ◎看似困擾、卻又怪異的行為：發現個案於似乎在遭受創傷之後，產生荒誕、令人不解的行為，您可能知道個案有困擾需要協助，但對於這些不合常理的行為、人際反應模式卻不知如何理解。 ◎當代治療取向效果的限制：您可能接受認知行為療法、精神動力取向、人際學派取向、後現代取向訓練，但深感所受之訓練可能不足以處理Complex PTSD之症狀。儘管您也可能試圖採用折衷取向，結合不同的學派、療法與技巧，但效果不如預期。 若您勾選兩個以上的選項，可能表示您也接了一些Complex PTSD的個案，也曾殷切期盼協助他們，但卻遭遇阻礙、感到困惑，而筆者亦有類似之經驗。依據筆者統整國內外文獻發現：能夠成功治療Complex PTSD，須要能夠處理以下兩項重要的議題： 一、在治療過程中個案不斷重複出現的負向情緒與症狀，例如憂鬱、羞愧、憤怒、自殺意念，或解離症狀。 二、個案早期於受創事件中形成之負向自我概念，例如「我不好」、「犯錯愧疚」、或「受害委屈」。隨著晤談的進行，有時這些負向自我概念出現的時期有所不同，例如早期晤談主要呈現「我不好」心境，中後期則出現「受害委屈」之感受。 因此，如何處理上述這兩個議題，當前一些主流的治療方式，例如「專注創傷-認知行為療法」（Trauma-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F-CBT）主要處理「早期受創帶來之恐懼」，但並深入討論如何處理這些多元受創的自我概念。 在本書，筆者透過臨床觀察發現：個案在一連串的創傷事件中發展出一個扭曲的自我狀態，彷彿是受創的內在小孩，希望追求某些特殊之人際及生活之需求、目標，筆者稱之為「創傷自我」。例如內在認定自己不夠好，擔心遭排斥，而努力尋求關注、認可。當此一自我狀態在壓力或人際情境喚起下，需求未能獲得滿足（例如未能得到認可），而導致情緒受挫。在此脈絡下，個案時常又發展出另一種態度，負面評價上述的創傷自我的表現、行為（例如厭惡尋求認可中受挫的自我），而產生自責、羞愧感、悲傷、憤怒、矛盾等情緒狀態，有時伴隨對自己負面看法 （例如醜陋、沒有能力）。我們可將此一態度稱為「對創傷自我的態度」。 本書一共歸納出四類不同的創傷自我，分別「退縮與自憐的自我」、「尋求認可與安撫的自我」、「過度責任化的自我」，以及「尋求補償與平等對待的自我」，用以解釋不同負向自我概念對個案之影響，及上述多樣複雜的情緒及不易理解之行為。治療時，若創傷自我未能得到解構、弱化，一段時間後則容易產生重複的心理需求、感受及行為模式。 如何治療上述四類的創傷自我，及伴隨而來的「對創傷自我的態度」呢? 在本書，筆者提出「創傷治療兩階段論」。在治療階段一，主要介紹如何處理「對創傷自我的態度」之四大技巧，以減緩、化解急性情緒危機。在治療階段二，主要探討如何治療「創傷自我」，其中包括協助探索早期創傷關鍵事件、整合多元之治療取向，包括「完形空椅法」、「存在療法」、「專注創傷-認知行為療法」，以及「建構式依附對話」等四大療法，輔以心理分析理論之取向，以解構、弱化創傷自我。

第一篇　百年來未解的難題 第一章　未被治癒的創傷 第二章　如何走進創傷之門：研究者自身反思與關懷 第二篇　受創內在小孩的面貌與治療 第三章　創傷如何把人搞糟I：神經科學可以解釋嗎？ 第四章　創傷如何把人搞糟II：從依附觀點看創傷 第五章　走出受創的內在小孩I：從穩住個案到多元取向 第六章　走出受創的內在小孩II：崎嶇復原道路、治療效能 第三篇　遇見驚奇症 第七章 當內在小孩遇到現實困境：解離、幻覺與妄想世界 第八章 當個案不想活時：除了CBT，還可以做些什麼？ 第九章 我的另一半怎麼會這樣：當代伴侶諮商模式之不足及整合觀點 第四篇　細膩治癒每一個小孩 第十章　內在小孩一：退縮與自憐的自我 第十一章　內在小孩二：尋求認可與安撫的自我 第十二章　內在小孩三：過度責任化的自我 第十三章　內在小孩四：尋求補償與平等對待的自我 第十四章　照顧治療者的心：安置身心之道

　　緣起 　　 　　在職涯發展上，筆者多年前曾立志於出版英文學術論文，未曾想過會寫這本書籍，意外的人生，離開國立大學專任教職、返回台中社區專職從事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了在社區諮商領域求生存，不得不擴展服務範圍，發展、深化治療心理創傷的能力。在回顧當代心理創傷文獻後發現，「Complex PTSD」之治療理論與模式仍有諸多限制、難以通盤解釋此一疾患之病因。由於筆者曾在歐美專業英文期刊發表多篇論文，深知細膩而具洞察性之質性研究能拓展既有理論之不足、發展出新的理論，更深層貼近、同理個案之生命經驗，提升心理師之治療效能。 　　 　　在這樣的脈絡下，幾年前偶然機會中，跟一位由身心科臧鴻儒醫師轉介之個案工作過程中，開始思索此一症候群未曾被探討之心理歷程。當時靈芸（匿名）就讀一所中部私立大學，曾接受大學輔導老師的心理諮商，患有中、重度憂鬱症，有顯著之自殺意圖，例如希望透過跳樓、拿刀自殘等方式結束自己生命，有時會撞牆釋放情緒。儘管在學校成績良好，她卻厭惡自己選擇的科系。靈芸成長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環境，內心充滿焦慮與恐懼。例如小學一、二年級時，她曾因未能照顧好年紀較輕的表弟，遭奶奶嚴厲斥責。在父權意識濃厚的家中，恐懼會被家人遺棄而強迫自己表現出符合家人期待之行為。然而，此一恐懼擴展至其他人際關係而透過「討好」（她的用詞）的方式尋求人際認可，處處扮演好一位好學生的模樣（例如擔任各種公差）。為符合家人期待，努力考上知名公立高中；大學入學時，喜歡文學的她，為了得到家人認同而選擇前途似錦的財經科系。然而，造成她這兩年來嚴重憂鬱、企圖自殺並非來自兒少時期的創傷，反而是她對長期以來「扭曲自己、討好他人」的人際模式，深感十分厭惡。她的創傷反應不僅呈現PTSD的症狀（例如經驗重現），更深入影響其人格狀態，進入Complex PTSD的範疇。 　　 　　創傷自我概念化 　　 　　透過靈芸的生命經驗，筆者觀察到彷彿她內心存在一個「創傷的自我」（內在小孩），因受到創傷事件的影響而心生恐懼，而需尋求他人之認可與安撫；在此一自我之上，有另一個聲音對 「尋求（他人）認可與安撫的自我」進行苛責、辱罵，而形成其憂鬱、更嚴重之身心困擾。在發現此一創傷反應模式之後，筆者依循類似方式回顧以往曾服務過之個案（包含美國個案），發現許多罹患憂鬱症、焦慮症之個案同樣具有相似之心理模式：他們內心皆具有一個「創傷自我」，驅使其透過某些方式滿足（扭曲）需求、產生某些人際模式，有時會遇到阻礙（例如不順遂），使個案對此一創傷自我採用某些負面之態度加以評價（例如苛責）、造成更大之情緒困擾。經過案例不斷分析與比較，筆者最後統整出「創傷自我兩階段理論」，歸納出四種不同類型的創傷自我（內在小孩）。遭受此一疾患困擾之個案，儘管在接受一段治療時間之後看似已經復原，但其憂鬱、焦慮之症狀仍可能再次復發。此一現象涉及許多因素，其中之一是這些個案內心深處可能潛藏之創傷自我，卻未曾受到深層療癒，而在某些情境、壓力的誘發之下再度復發。 　　 　　回顧與感謝 　　 　　在接受筆者之治療後，罹患此一症候群之患者大都有不錯的心理復原，讓筆者有機會為其轉變、成長做出注解，見證人類從創傷走出困境的堅強韌性。為保護來談者隱私，書中每一位個案之姓名、國籍、年齡、工作、學業，或家庭等背景資料皆做了相當程度之變更。 　　 　　本書的治療方式主要回顧筆者在「情商EQ心理諮商所」（筆者於2018年6月創立的第一個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發掘治癒這些不同類型創傷自我的方式，進而提出「創傷治療兩階段論」。本書一共介紹60位個案，其中5位是由臧醫師介紹。此書得以完成，在此特別感謝他在專業上之協助。例如筆者曾與一位私立高中輔導教師仰盼（匿名）工作，當時她的妄想症狀已超越筆者之專業知識範圍，所幸臧醫師協助筆者了解她的症狀主要受壓力誘發而起（臧醫師當時稱此壓力下之症狀為「妄念」），及可設定合理之治療目標。除此之外，筆者也感謝幾位曾在「情商EQ心理諮商所」共事的心理師夥伴及助理，參與諮商所內之團體督導。由於當時諮商所人力不足，筆者身兼行政與心理師督導，有時感到角色衝突、難以盡善盡美，對心理師同仁的包容，銘記在心。於2022年，筆者另創立「EQ心理諮商所」後，轉為個人諮商與研究室。 　　 　　回首來時路，筆者於美國博士班求學階段，曾接受Dr. Susan Rogers近四年的諮商與治療，深受她的影響也期許成為一位優異的治療師。於2013年，筆者至印尼學術演講時，旅遊途中購買了一幅當地人於田間辛勤工作為主題的蠟染，而此一蠟染與當年於Dr. Rogers諮商室所見原住民風格之蠟染有幾分相似，盼望有朝一日當有自己的諮商室時，可以掛到牆上。自從社區心理諮商所成立以來，每當看見這幅蠟染時也提醒自己身為治療者的責任，對個案時常抱持關懷與同理心。最後，感謝家人的支持，讓我專心致力於社區心理諮商所的籌設及寫作，包容中年轉職的困境、創業之挑戰及必要性。 　　 　　2023年2月於台中市「EQ心理諮商所」

　　第一章　未被治癒的創傷 　　 　　家娟今年31歲，畢業於北部某國立知名大學，在電腦資訊管理工作上表現受到同事肯定。自小因父母躲藏債務，由中文保母教師及其家人帶大。此一保母教師在管教上嚴厲刻薄、時常體罰，父母卻不聞不問。大她四歲的姊姊先至保母家居住，曾感受保母家人友善對待，但六、七歲時家娟搬至保母家後，剛好父母負債累累，而積欠保母家庭鉅額照料費用。在家娟記憶中，她依稀記得姊姊曾跟她說：我以前在這都吃得很不錯。當時，外公也於其父母親負債不久後過世。雖然家娟也曾受到親戚性猥褻，但從小她便認定身上總是帶著厄運，因自己的出生而導致家道中落，努力工作卻難以扛起父母親的多年債務而常感到羞愧、情緒低落、無助，曾有輕生念頭。 　　 　　家娟曾至身心科就醫，被診斷為憂鬱症，也求助過心理師、輔導老師。 　　 　　憂鬱症被視為本世紀最重要之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成千上萬的患者遭受此一疾患所苦，而在台灣，每年至少幾十萬人罹患憂鬱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在治療憂鬱症方面，目前採用之方式相當多元，而以藥物及心理治療為主流，研究發現：抗憂鬱症之藥物及心理治療的療效都差不多（Gartlehner et al., 2016）。在藥物治療上，主要透過增加大腦神經細胞之間的神經傳導物質（例如血清素、多巴胺），降低憂鬱症狀。然而，藥學專家Blackburn（2019）在回顧幾十年之實徵研究後指出：抗憂鬱症藥物的治癒率可能不到五成。另一方面，在心理治療上，主流的認知行為療法受到最多研究支持，但其治療效果也常被高估（Cuijpers, et al., 2013）。 　　 　　影響憂鬱症治療之因素多元及複雜，而學者發現：憂鬱症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之共病率機率高達約四至五成（Hyland et al., 2018）。對於如此高的共病率，可合理的懷疑憂鬱症患者內心深處之創傷並未受到較好的療癒。值得關注的是，新型態之「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TSD）與憂鬱症之共病率更高（Hyland et al., 2021）。例如一項於愛爾蘭進行之千人調查發現：憂鬱症與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共病率約六成（Hyland et al., 2021）。受此一新型態疾患影響之患者易呈現出自我傷害、輕生意念、偶發性幻覺或妄想（Brewin, 2020; Hyland et al., 2018）。因此，從家娟情緒症狀看來，雖然她曾被診斷為憂鬱症，但其成長中創傷形成人格上的衝擊，實則符合複雜性創傷壓力症候群。 　　 　　罹患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情況可能比以往所知還多。例如最近一項在英國的千位成人調查發現：大約有百分之5.3的人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有百分之12.9的人具有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Karatzias et al., 2019）。因此，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究竟有哪些特徵呢？倘若以主流之認知行為療法治療家娟的創傷，可能效果會如何呢？而若以後現代的敘事觀點處理此一疾患又將面臨怎樣的問題呢？本章將探討這些相關問題。 　　 　　為對心理創傷有更完整之理解，本章將先從歷史的角度回顧心理創傷治療的起源、淺談當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治療方式（例如認知行為療法）；再介紹目前「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概念及相關治療方式，以了解創傷治療於之發展脈絡及心理師可能遇到之難題。 　　 　　第一節　心理創傷治療的起源 　　 　　近百年來，心理治療在神經科學家、精神分析學者的引領下更深層、更細膩地進入人類心理深處，窺視創傷的面貌。隨著專業分流，儘管當前世界各地的身心科醫師主要專責於診斷與藥物治療，但心理治療的研究與發展仍在世界各地繼精神分析之後如雨後春筍般、如火如荼的展開，不同學派從早期的競爭、獨占鰲頭的階段（例如行為學派），逐漸走向多元、整合治療取向。雖然精神分析並非為當前最主流之治療取向，但了解此一學派之起源對於俯視心理創傷的歷史發展，仍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 　　 　　Sigmund Freud時常被視為精神分析之始祖，但並不是他最早提出心理創傷、歇斯底里（Hysteria）等概念。在十九世紀末，心理創傷研究源自於著名的法國神經科學Jean-Martin Charcot對歇斯底里（Hysteria）的研究，他觀察女性遭受一些抽蓄症狀（例如心悸、緊張咳嗽、打瞌睡），伴隨快速身體抽動、意識混亂等症狀（Herman, 2015; de Marneffe, 1991）。在Charcot的眾多追隨者中，Freud與Joseph Breuer曾於不同時期至巴黎跟Charcot一起學習。Freud及Breuer於1893年共同發表了「論歇斯底里」（On Hysteria）一書，分別提出案例分析，進一步解釋歇斯底里乃受早期心理創傷之影響（de Marneffe, 1991）。他們於書中提到：患者的歇斯底里症狀可藉由催眠的方式，將受壓抑於不正常意識中之創傷經驗喚起至記憶層次，透過表達、抒發的方式、讓症狀因此而減緩、消失，而此一心理轉換的技巧則被兩人稱為「發洩」（Catharsis）（Breuer & Freud, 1893; Sandhu, 2015; Herman, 2015）。 　　 　　由於早年Freud對於女性患者兒少時期遭受其男性成年家人之性侵時，在創傷議題上有深入之分析，展現其對受創者之同理（Herman, 2015）。幾年後，可能受到當時社會輿論對於患者之中產家庭亂倫的質疑，似乎改變Freud的關懷態度，拋棄其原有捍衛上述女性受創觀點（Herman, 2015）。儘管Freud否定女性患者受遭受性創傷的觀點，但後來以性慾及衝動作為其理論發展之核心概念，透過對夢的解析了解受「壓抑」於意識之下的潛意識象徵（如性慾），進一步論述人格結構（包含本我、自我及超我）、防衛機轉等議題（Hergenhahn, 2005）。在Freud學說如日中天時，歐陸各地學子遠道而來拜於其門下，但由於其觀點、作風備受爭議，而導致許多學子各立學說。在眾多學子中，有些繼續延續其對人類早期經驗的關注，但有些轉而探討個體更早的嬰幼兒想像與經驗中與外在他者之間的關係，例如著名的Melanie Klein的「客體關係理論」 （Object Relations Theory）（Hergenhahn, 2005）。 　　 　　持平而言，一個良好的心理創傷治療理論，需要能夠提供兩項功能： 　　 　　一、 有系統地解釋心理創傷之形成及對個體之影響，而個體又如何因應、處理創傷帶來之衝擊。 　　 　　二、 心理師在治療中又如何提供介入，協助個案、患者調整（因應）或改變創傷帶來的衝擊。 　　 　　回顧精神分析近百年來的發展，絕大部分的論述較鮮少以創傷為主軸而發展出治療理論。相對的，上述精神分析學者之興趣主要關注個體內在的心理分析、或個體與環境之關係，並未直接深入地探討創傷與個體的關聯、理解不同類型創傷對個體之影響，未提供相對應之介入方式。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上，當前許多實務工作者並未採用上述單一的精神分析學派觀點進行治療，反而試圖統整不同精神分析之重要概念（例如潛意識、移情與反移情、內在動力等），作為治療之重要基礎，而形成「心理動力取向」（Psychodynamic Approaches）。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動力取向的概念相當多元，不同學者側重的觀點亦有所差異（例如集體與個人潛意識之差異）而未形成完整、高度協調之論述（Briggs et al., 2019; Fonagy, 2015）。近三十年來，僅少數實徵研究發現心理動力之創傷治療效果，在系統性解釋及處理創傷議題上，著墨不足（Fonagy, 2015）。 　　 　　第二節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治療 　　 　　從精神醫療史的角度來看，心理創傷的議題在研究與實務的發展上較為緩慢。例如1950年代起，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並沒有具體探討創傷議題，而較相似的診斷為「重大壓力反應」（Gross Stress Reaction）（Friedman, 2022）。到了1960、1970年代，在美國榮民醫院從事精神醫學工作的各領域專家，開始發現從越戰返回故鄉的軍人遭受生命重大之威脅而形成巨大之恐怖壓力（例如生死存亡議題、親眼目睹弟兄於戰場衝鋒陷陣），陸續返美後，出現了適應不良的心理症狀及壓力。在此一社會背景，受當時的一些女性主義者及集中營生還者的倡議團體影響下，於1980年第三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將才這些症狀命名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Friedman, 2022）。 　　 　　此一症候群指的是人們在生活中經歷威脅生命的創傷事件後（例如地震、車禍、友人突然驟逝、性暴力），持續出現恐懼、無力、苦惱等情緒。例如曾在陸橋上發生車禍受傷，半年後看到電視中任何橋的畫面仍會引發恐慌、想起陸橋車禍的場景。因此，一般創傷壓力症候群常見的症狀包括：（1）在此時此地中再次經驗到創傷；（2）想逃避創傷相關的刺激物；（3）由過度驚嚇及警醒反應而持續感受到威脅。此疾患之診斷使用十分廣泛，從個人疾病的解釋到國家社會的災難都可見其應用。近二、三十年來，在北美、歐洲等各國政府相關部門的資助下，研究者希望更深入理解此一疾患特徵及學理，透過實徵研究比較不同主流治療方式的效果差異。 　　 　　在當代研究中，以「專注創傷-認知行為療法」（Trauma-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F-CBT）及「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等治療方式最常被使用與研究，而其中「專注創傷-認知行為療法」之治療效果受到最多專業組織協會的肯定（例如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Guideline Development Panel for the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dults, 2017; Watkins et al., 2018）。以下除介紹上述這兩種療法外，另介紹不同治療中存在的「共同因素」（Common Factors）之治療概念。 　　 　　壹、專注創傷-認知行為療法 　　 　　此一學派中主要包括三種治療類型，不論是哪一種，此一治療大都預設個案過度看重創傷經驗帶來的衝擊（例如受創後，認為自己是脆弱或無能的、所處世界相當危險）。治療目的主要在於修正對創傷經驗的不當理解方式，以及改善其恐懼、害怕等情緒（Ehlers & Clark, 2000; Foa & Kozak, 1986）。以下簡介兩種此一取向中較常被探討的治療方式： 　　 　　一、延長暴露法（Prolonged Exposure） 　　 　　由著名的以美籍心理學者Foa與Kozak（1986）所提出「情緒處理理論」（Emotional Processing Theory）。他們認為：害怕有時是反映認知結構記憶裡出現令人害怕的刺激、害怕反應及相關之意義。因此，害怕的認知結構可能代表現實中的恐懼，但當無傷害的刺激，卻被視為危險、威脅，而過度誘發生理反應及逃避危險的行為時，便干擾生活的適應（Foa, 2011）。因此，在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時，邀請個案直接面對與這些創傷有關的刺激，促使其了解參與創傷回憶並不會造成傷害。例如透過「想像性暴露治療」(Imaginal Exposure)，重複重訪創傷、大聲敘說，並接著討論此一重訪經驗（Foa, 2011）。Foa與Kozak（1986）提到成功的延長暴露法有兩個要素： 　　 　　1. 在安全情境下，患者的害怕（情緒）結構能夠被喚起，以便能被修正。 　　 　　2. 在害怕的病態認知結構中，導入新的矯正性訊息（例如接近令人害怕的刺激之實際後果，不同於過往認知），而形成較不病態之認知思維（例如小狗並不會咬我、當靠近小狗時，我的焦慮並不會永久持續）。 　　 　　這兩位學者強調新的記憶結構並不能取代舊有令人害怕的記憶結構，而是形成另一個競爭而更能夠被提取之記憶（Foa, 2011）。 　　 　　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認知治療模型 　　 　　Ehlers及Clark（2000）提出的認知治療模型，在探討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症狀對個體之衝擊時，主要透過兩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他們提到在創傷壓力症候群者的自傳性記憶中，其有關創傷的記憶具有一些特徵：在創傷事件中，個體在缺乏完整的時間、空間之脈絡下，形成片面、破碎的畫面、影像或聲音，而在創傷或類似刺激的激發下（例如某些制約之影響下），容易回憶起不完整、片面的感官記憶，但卻也因缺乏完整的脈絡，產生突兀衝擊感而使得這些「創傷經驗重現」（Re-experiencing）容易造成恐懼、焦慮不安等情緒。第二、個體面對這些記憶時，患者高估、誇大解釋這些刺激對個人造成生活的影響而誘發情緒恐慌。基於以上觀點，Ehlers及Clark（2000）指出透過認知及行為策略試圖改變個案對創傷事件過度負面之評估，並且在不斷地述說過程，提升對創傷事件較佳的理解性（例如前因與後果），避免沉浸於困惑、惱人的感官經驗。 　　 　　持平而言，專注創傷-認知行為療法有助於個案處理創傷造成其內在恐懼、經驗重現等焦慮不安，但對於有些個案之人格遭受創傷形成之自我概念可能不易處理。例如回顧家娟的創傷議題，她長期認定自己厄運纏身、須扛起家庭負債，此一「根深蒂固特質或責任」彷彿形成其人格之一部分。倘若試著透過專注創傷-認知治療協助家娟在童年的記憶中，釐清、降低其對自己的角色與責任時，她可能會告訴您：我仍依稀記得某些內容，但這就是我的責任啊，我就是帶著厄運！ 對於要去調整其六、七歲至今之長期的記憶與對事件的理解，可能有其困難（關於家娟的治療方式與探討，請參考第十二章）！ 　　 　　貳、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 　　 　　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是由Shapiro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治療方式（Hase, 2021）。治療包括八個步驟，心理師會先讓個案知道此一療法的步驟與準備。治療初期心理師會先評估個案的創傷症狀與相關的信念，以及創傷發展的背景與情境脈絡。心理師亦教導個案基本情緒因應技巧，包括深度呼吸、冥想等方式（Hase, 2021）。在治療時，心理師一方面會引導個案回顧早期的創傷經驗，另一方面要個案閉上眼睛，專注與感受心理師給予的動作（例如治療師以手指來回移動）。 　　 　　1980年代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剛被提出來時，學界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隨著實徵研究的發現此一治療逐漸被接受。至於為何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療法有效，在學理上仍有待釐清。目前解釋為何此一療法有效主要有兩個說法，Cuijpers等人（2020）統整文獻之後歸納如下：第一、此一療法能誘導出某種「定向反應」（Orienting Response）。具體而言，眼動啟動了「調查性的反射」（investigatory reflex），雖然先促使個體有了警覺反應，但卻未帶來進一步威脅，而產生一種放鬆狀態，抑制與創傷記憶有關的負面情感，提升認知歷程彈性化。第二、採用記憶角度的觀點，由於工作記憶擁有相當有限的容量，當創傷記憶在工作記憶中被喚起時，要求患者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手指的移動上時，將會增加記憶的負擔而抑制原有創傷記憶的清晰性及強度，致使創傷記憶變得模糊地儲藏於長期記憶中，即便未來被喚起，情緒強度也會變弱（van den Hout et al., 2011）。 　　 　　近來的回顧性研究中，學者們探討此一療法在創傷壓力症候群之治療效果上發現：儘管有一部分的研究指出此一療法治療效果不亞於專注創傷-認知行為治療，但整體研究資料卻顯示：僅有少量的此一類型療法之研究屬於低度偏誤風險（Cuijpers, et al., 2020）。換言之，絕大多數之相關研究於實驗隨機化試驗中可能具有偏誤、不夠嚴謹。當研究的偏誤風險偏高時，研究的結果有時難以真實反映治療介入的效果。

作者：陳永龍 出版社：城邦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3-10-30 ISBN：9786267387047 城邦書號：3AC1044 規格：平裝 / 黑白 / 416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