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防詐騙
VIP
目前位置:首頁 > > 人文藝術 >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理性的勝利:自由、科學、資本主義,以及進步的理性神學
left
right
  • 庫存 > 10
  • 放入購物車放入購物車
    直接結帳直接結帳
  •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本書適用活動
2021人文社科展,5折起
  • 2121 VIP感恩月/書市最熱銷!
  • 外版強推79折!

內容簡介

西方憑什麼進步? 現代文明的成就,建立在宗教之上。 而如今沒有宗教意識,只有宗教基因, 還能繼續稱霸世界嗎? 目前關於西方為何成功的書籍已有許多,各自分析了為何歐洲能在中世紀末期領先世界其他地區。其中,最常見的解釋是西方優越的地理環境,以及商業和技術的發展。然而,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斯塔克在《理性的勝利》一書中指出,推動西方發展的是源自於基督宗教的理性精神,其理性神學為後來各種現代性的發展打下了重要根基。 長久以來,基督宗教的特色就在以理性邏輯對神學進行辯論,因此與時俱進、面向未來,而世界上其他宗教則追求不可言說的神祕,更是朝向過去、追求復古,,把古代經典當作正統信奉。也因此基督教神學促成了西方的興起。 書中總結西方的興起,奠基在「理性的四大勝利」之上:第一,是基督神學發展出對「進步」的信仰。第二,對進步的信仰轉化為技術、科技與組織的革新,而且這些成果很多都孕育於修道院莊園裡。第三,多虧基督神學以理性形塑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讓中世紀歐洲有了「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第四,理性被應用在商業上,使得資本主義得以在「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之安全庇護下發展出來。 在書中,斯塔克也爬梳史料,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源自於新教的工作倫理,而是在新教徒、甚至新教徒工作倫理出現之前,就已盛行了好幾個世紀。他進一步打破一般人對於「中世紀」是「黑暗時代」的印象,論述中世紀是西方未來輝煌歷史的孵化器,不僅科學突破思想在中世紀就已經具備雛形,連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從大修道院的土地經營開始。他的論證讓人們重新看待中世紀的貢獻。 本書顛覆了數百年來的長期被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反宗教所主導的社會氛圍和學術偏見。但作者也在書中最後進一步提問,在今日的世界,基督宗教和現代化是否還有必然關係,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持續思考。 專文推薦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邱凱莉| 台灣神學院助理教授 蔡源林|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目錄

目次 譯者序 推薦序 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上:重訪《理性的勝利》、探索基督教與歐洲文明的關係 /邱凱莉 (台灣神學院助理教授) 推薦序 百年歷史大哉問「為何西方能,東方不能?」之再探 /蔡源林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推薦序 再思基督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導論:理性與進步 第一部:基礎 第一章 理性神學的賜福 • 基督宗教對進步的信仰 ‧ 神學與科學 中國 希臘 ‧ 伊斯蘭 ‧ 道德上的創見 ‧ 個人主義的興起 ‧ 中世紀的廢奴行動 第二章 中世紀的進步:科技、文化和宗教 ‧科技的進步 生產創新 戰爭的創新 陸運的創新 ‧上層文化的進步 ‧資本主義的發明 資本主義的定義 宗教資本主義的興起 工作與節儉的美德 ‧資本主義與神學進步 早期基督徒對利息和利潤的反感 公平價格和合法利息的神學 ‧伊斯蘭與利息 第三章 暴政與自由的「重生」 ‧統制經濟 ‧道德平等的神學基礎 ‧財產權 ‧對國家和國王的限制 ‧歐洲的多元性 ‧商業與義大利回應性政權的建立 威尼斯 熱內亞 佛羅倫斯 米蘭 ‧義大利南部阿瑪菲的專制統治 ‧自由的北部 第二部:完備 第四章 義大利資本主義的完備 ‧理性的企業 人事 管理與財務實踐 ‧義大利超級企業之首的興衰 ‧義大利資本主義,「清教主義」和節儉 義大利的清教徒 節儉 ‧黑死病 第五章 資本主義的一路向北 ‧法蘭德斯的羊毛紡織城市 ‧法蘭德斯北部的資本主義 布魯日 根特 安特衛普 ‧阿姆斯特丹 ‧英國資本主義 從羊毛到羊毛紡織業 13世紀的工業革命 煤能產業 第六章 「天主教」的反資本主義:西班牙和法國的專制統治 ‧1492年:落後的西班牙 ‧財富與帝國 ‧西班牙轄下的義大利 ‧西班牙轄下的尼德蘭 安特衛普的破壞 與荷蘭人作戰 ‧失敗 無敵艦隊 崩潰的帝國 ‧法國:稅收、管控和衰退 創建一個絕對君主制的國家 稅收 官僚主義 毫不妥協的行會 法國的「資本主義」 第七章 新大陸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 ‧基督宗教:兩種經濟體系 囚禁式的壟斷 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主義 怠惰的國家教會 自由市場中的宗教 ‧自由:治理模式 殖民化 殖民統治與管控 獨立 終結奴隸制 ‧資本主義 工業與勞動力 人力資本的投資 ‧拉丁美洲的新教主義:鴉片還是倫理? 結語:全球化和現代性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第二章 中世紀的進步:科技、文化和宗教 基督信仰對理性和進步的貢獻並不是口說無憑,羅馬帝國衰亡之後,基督宗教很快地啟推動出一個有卓越發明和創造的時代。為了重新正視這些卓越成就,必須正視一個長期醜化我們知識史的荒謬謊言。 在過去的兩三百年內,每個受教育的人都認知,從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直至15世紀,歐洲進入了所謂的「黑暗時代」(Dark Ages),幾世紀都處在愚昧、迷信和悲慘之中。結果突然間,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接二連三奇蹟般地拯救了歐洲。但其實歷史不是那樣發生的。相反地,正是在所謂的黑暗時代,歐洲的科技與科學開始在世界上超前。 關於歐洲陷入黑暗時代的觀點,來自18世紀那些反宗教特別是痛恨天主教的知識分子,他們堅定地宣揚自己時代的文化優越性,貶低之前數個世紀的歷史。用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的話說,就是:「一個在地表充滿了野蠻、迷信與無知的時代。」這類觀點無異議地被再三重申,所以直到非常晚近,許多詞典和百科全書還收錄黑暗時代一說作為歷史事實。一些作家甚至暗示,生活在九世紀的人們稱自己的那個時代有多麼落後和迷信。 幸運的是,近幾年大家已經知道這些觀點完全不可靠,甚至一些詞典和百科全書開始把「黑暗時代」一說視為一種迷思。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迷思 已深植人心,甚至大多數學者仍繼續把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說的「羅馬帝國衰亡之後是蠻族和宗教的勝利」,視為理所當然。會有這種狀況是因為沒人給這段歷史一個真實且適當的總結。 本章將嘗試彌補這個缺口,呈現當羅馬帝國衰亡之際,「數百萬人從苛捐雜稅……和麻木不仁的高壓統治中解放」。許多新科技開始出現,快速且廣泛地被應用,普通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而人口總數在歷經羅馬時代數百年的下降後再次增長。勞動階層不再需要付出血淚供養奢侈的羅馬上層社會,也不用再蓋什麼帝國英雄紀念碑,更不需要負擔龐大的軍隊軍需,藉以維持諸多殖民地的統治。取而代之的是,人們把精力與智力投入在尋找更好的方法,並從事農業生產、航海、運輸貨物、建造教堂、發動戰爭、推動教育,乃至於演奏音樂。不過,當人們看到那些典型的古希臘、羅馬的公共建築,即便歷經數世紀仍屹立不搖,成為古典時代一度輝煌的遺跡之際,許多知識分子還是不禁會為「偉大文明」的失落而感到哀傷。雖然也有許多人警覺到,這種偉大背後的代價是人類的苦難,但他們卻對奴隸制度輕描淡寫,甚至視之為「這是為了偉大成就的必要犧牲」。 從很多層面來說,羅馬帝國的衰亡並非一個文明的衰落,而是一個城市的崩壞。在2世紀時,羅馬人口將近一百萬;到了8世紀時,羅馬人口卻低於五萬人。到了1377年,教宗從亞維儂教廷(Avignon Papacy或Babylonian Captivity,1309~1376)遷都回到羅馬,當時整座城市的居民竟然只有一萬五千人。不只羅馬,歐洲其他城市的人口也在下降。但是義大利大部分城市的下降幅度不大,而且很快就回穩。(即使在羅馬帝國的全盛期,除了羅馬之外沒幾座大城市,僅有米蘭和卡普阿[Capua]的人口超過三萬人)當然真相確實是伴隨著羅馬城的衰落,整個帝國四分五裂。如果你對恣意揮霍的專制統治者、文雅的拉丁語、有錢人無聊的奢華嗜好欣賞有加,那麼我可以告訴你,羅馬的衰落的確就是一場悲劇沒錯。 講白了,過去很長的時間內,太多歷史學家就像觀光客一樣好騙,只因為看到羅馬(或雅典、伊斯坦堡)的大型紀念碑和宮殿,還有看到他們炫富消費的生活就被唬弄,然後拿「大都會」和「行省」的社區與中世紀的商業市鎮做不公平的比較。不知為何,雖然自己只有中等收入,但學者們卻總是把自己看成是上層菁英,而非鬱悶的貧苦庶民。如果他們懂得把自己想成中世紀城鎮的沉悶市民就好了。 而且,也許這些中世紀人民並不沉悶。由於擺脫了暴君的掌控,在所謂的黑暗時代,科技和文化方面都有爆炸性的卓越創新。這其中有原創的發明,也有些是從亞洲傳來的。但在黑暗時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科技的完整內容快速得到認可,並被廣泛傳播與應用。這是一種信仰進步的文化,會讓我們想起奧古斯丁所說的「燦爛的發明」。創新不僅限於科技,在文學、藝術、音樂等上層文化也有顯著的進步。此外,新科技刺激了新的組織與管理形式,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孕育出資本主義。這又推進了神學上對商業道德的新定義,主流神學家放棄反對利潤、投資的傳統教義,讓資本主義的關鍵元素都合法化。這所有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同英國中世紀史家R. W. 紹忍(R. W. Southen,1912~2001)所說的:這是一場「隱密的革命」。說它「隱密」很恰當,因為我們不知道是誰發明的,發明了什麼,很多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大多數的創新是在何時何地完成的。我們只知道這些創新很快地就讓西方躍升到世界的頂峰。 科技的進步 羅馬帝國衰亡之後,各種發明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專制統治是會壓抑和阻礙進步的。如果增產的收成都會被奪走,農民為什麼會想尋求或者應用更好的新農業技術呢?如果很容易就被貴族侵占結果,誰會想把獲利進行再投資來擴大產業規模呢?在保障產權不被隨便侵占的地方,像是國家政權解體或是政治權力被削弱時,發明和創新才容易發生。所以這個卓越創新的時代,出現在羅馬帝國的衰亡之後政治上四分五裂之際。羅馬帝國的衰亡,對未來快速創新和緊隨其後的資本主義興起,提供了歷史機遇。因此,這裡有必要簡述一下中世紀早期的科技創新。這當中又可分為三大主要課題:生產力的增長、軍事應用、運輸上的進步。 生產創新 也許黑暗時代的最大成就,是在經濟發展上首次以非人力為主。 羅馬人也懂水力,但他們找不到使用的理由,因為不缺奴隸去做那些必要的工作。為什麼一個羅馬貴族坐擁大批有時間、有力氣的奴隸,還需要花錢去建造水道和水車,只為了把穀物磨成麵粉?相反地,在9世紀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發現,在巴黎附近的納河沿岸,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有水磨坊(water mill),其中大部分是教會的土地。1086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I,1028~1087)編撰了現代人口普查的前驅——英格蘭土地志《最終判定書》(又稱最終稅冊,Domesday Book,拉丁語為Liber de Wintonia,意為「溫徹斯特之書」),根據這份報告,英國至少有五千六百二十四個水動力磨坊,平均每十五個家庭就有一個。跨過英吉利海峽,12世紀早期,巴扎克勒公司(Société du Bazacle)於圖盧茲(Toulouse)創立,提供加隆河沿岸一系列水力磨坊的股份,其股權可以自由交易。法國歷史學家吉恩•金佩爾(Jean Gimpel,1918~1996)認為,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公司」。再過一個世紀,在巴黎市中心,水力磨坊已變得相當重要,塞納河沿岸一英里內就有六十八座磨坊,平均每七十英尺就有一座! 大多數在塞納河、加隆河上的早期磨坊,是採用下射式水車,其動力完全來自河水流經水車水輪時推進轉動而產生。上射式水車則可產生更大的動力;當水流從水道上如瀑布流下、打在車輪頂部時,動力便藉由水速與位能而產生。因此,除了少數例外,上射式水車需要築壩。沒人能準確知道到底人們何時開始使用上射式水車,只知道它好幾次出現在14世紀的史料中,但由於水壩實際出現的時間比那早上許多,因此上射式水車應該很快就伴隨出現。構築水壩一方面是用於治水、防洪,一方面則用於利用水的位能和壓力來發電。至少12世紀早期在法國南部的圖盧茲,已建造了超過一千三百英尺寬的大型水壩。工人將成千上萬的漆木安插在河床上,前後圍成木柵,並填上泥土和石頭;水輪上則安裝許多曲柄和齒輪,藉以增加動力,同時也已有辦法將旋轉運動轉化成往復運動。水力很快就運用在鋸木、鋸石、開機床、磨刀、磨劍、縫補衣服、打鐵、牽線上,也能將布做成紙漿來造紙。關於最後一項造紙,吉恩•金佩爾指出:「在中國人發明並由阿拉伯人引進歐洲之前,人們以手工造紙造了一千年。但在13世紀傳入中世紀歐洲後,迅速改以機械化製造……造紙術在世界各地傳播,但是沒有一個文化或文明能以機械造紙」,直到它傳到中世紀的歐洲。 黑暗時代的卓越成就,並不僅只有關於水力技術的快速傳播、改良和應用,中世紀歐洲人很快也開始運用風力。中東和亞洲的水利帝國藉由引水灌溉土地獲益;中世紀的歐洲則藉由把濕地抽乾,大量增加農業產值。那些大片土地很多在現在的比利時和荷蘭,在古羅馬時代本來都低於海平面。這些土地大都是在黑暗時代被無數台風車晝夜開墾而成。 風車的激增速度比水車更快,因為歐洲各地都有風力。為了在風向轉變時也能充分利用風力,中世紀的工程師發明了單柱風車,把風槳裝在一個巨柱上,讓它們隨著風向自由轉動。12世紀晚期,歐洲遍地都是風車,人們常為了別人的風車擋住了自己風車的風向而進行訴訟官司。 這些都還不夠,中世紀的歐洲人又轉向增大規模且實際使用馬力。羅馬和其他古典文明都不懂得如何有效率地給馬安上馬具。在黑暗時代人們學習到更好的方法之前,馬和黃牛上鞍的方式是一樣的。為了不讓馬被馬具勒死,得要將牠的頭向後縮,導致載重少上很多。羅馬人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有相關法律規範。《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明載,若有人讓馬匹超載五百公斤(換算為現代單位)以上,將被嚴厲處罰。相反地,在黑暗時代則使用了堅固防撞的馬項圈,把重量分散在馬肩上而不是頸項上,使得馬能拉的重量和牛一樣多,而且速度更快。採用馬項圈後,歐洲的農夫很快就以馬代牛,因而增加了大量收穫。當時馬一天的工作量超過牛的兩倍以上。 此外,直到羅馬帝國衰亡之後,歐洲人才發明出馬匹專用的鐵製馬蹄鐵,以免馬蹄過度磨損而導致馬匹受傷殘廢。羅馬人嘗試過許多不同種類的馬蹄鐵(尼祿還用過銀製的),可是往往在開跑後沒多久就脫落了。而後,因為有馬蹄鐵堅固地釘上,馬匹較少受傷,並因為增加了摩擦力而能更有效率地深耕。 馬匹替代牛隻所提高的效益,讓中世紀歐洲人進而發明了重型的有輪犁(wheeled plow),使他們在這些肥沃厚實的土地上得以增產。其實直到6世紀的某段時間為止,農作都還是仰賴淺耕犁(scratch plow),使用的就只是幾組排列成行的挖掘棒(digging sticks)。淺耕犁沒辦法翻動深土,它只能拖過表層,在淺犁溝間留下還沒鬆開的土壤,因此經常需要再交叉耕犁。這對義大利那些淺薄乾燥的土地還算夠用,但對北歐大部分厚重潮濕的土地來說,就顯得很沒生產效率。在那裡,要用有重型犁刃的重型耕犁,才挖得出夠深的槽溝。後來人們又在耕犁的其他角度再加上一隻犁刀,正好可以切除先翻起來的草皮。之後再加上一個犁刀,把切掉的草皮徹底翻過。最後又在耕犁上安裝輪子,方便在不同農田間移動,也可調節犁地深度。轉眼間有如神蹟般,原本羅馬人根本無法耕作的土地變得收成大好,即使原本較淺的土地,在使用改良犁耕田後,收成也多了一倍。農業產量的誇張增加,減少了對農村勞力的需求,這些增產也大幅推動了市鎮和城市的形成。 除了糧食和各種作物外,早期中世紀的農夫還養魚。羅馬人的農村也曾有少量養殖漁業,但是這個產業到了8世紀爆發性成長。當時教會禁止人們在週五和其他齋戒日吃肉(紅肉),而一年大概有一百五十個齋戒日。由於魚肉不算肉類,加上在西歐建造的許多人工湖和池塘很適合養殖特定魚類,或能維持某個品種魚類的生命循環。最後甚至連護城河都用來魚類養殖了。 修道院的修士,特別是熙篤會(Cistercians)的修士,在養殖漁業上相當積極,因為依規定修士不能吃任何肉(紅肉)。部分修道院建的養魚池中所飼養的鯉魚、鱒魚多到可以出售,供應整個周邊地區。貴族在養殖漁業上也非常積極:1086年,征服者威廉在約克建造了一個龐大複雜的養殖系統,用以在數百年當中供應英國王室食用。當時觀察敏銳的農夫發現魚池底部積累的魚類排泄物異常肥沃,於是他們每隔幾年就把魚池抽乾,改種其他作物。在獲得下次的豐收後,再重新灌水養殖。在12世紀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商業性捕魚船隊建立之前,農村一直都是食用魚的主要來源。 中世紀的農業產量之所以有突破性的發展,是因為採用了所謂的「三區輪作制」(three- field system),把農地分成三個區塊:第一塊種冬天作物,如小麥;第二塊種春天作物,如燕麥(馬匹投入使用後,燕麥變得格外重要)、豆類(比如豌豆、蠶豆)和蔬菜;第三塊則先休耕。到了隔年,休耕過的土地用來種冬天作物,第一塊土地則種春天作物,去年種植春天作物的土地則休耕(在化學肥料出現之前,土地要常常休耕才能恢復地力)。 三區輪作制最早出現在八世紀,而且很快就被廣泛應用,使得十九世紀的許多歷史學家誤以為這個制度源自於羅馬時代。但是羅馬人其實只知道兩區輪作,因為他們不知道豆類可以幫助恢復地力,因此也不知道土地不用那麼常休耕。羅馬時代每年有一半的土地休耕,比較起來中世紀的三區輪作制只需三分之一。黑暗時代的大多數歐洲人不但吃得比羅馬時代更好,而且人還更健康、更有活力,甚至也許還更聰明。 把休耕地使用於放牧,也對中世紀和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肥料是很稀少、昂貴的,完全不敢浪費。所有動物中最得賜福的就是羊。」羊會產奶、奶油、起司和食用肉,牠們的皮可以作為羊皮紙,用以製作手抄本的書。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羊毛。從中世紀開始,羊毛紡織的需求變得很大,呢絨是主要的工業原料。羊毛紡織產業在早期資本主義中占主導地位,每年在義大利和法蘭德斯(Flanders)的羊毛紡織製造商,都使用了數百萬的呢絨。 這當然又把我們帶向中世紀創新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成衣製造。在中世紀歐洲人發明踏板織機、水力縮絨機、紡車和金屬齒針布機之前,成衣製造是規模小、純手工、勞動力極度密集的行業。成衣製造的機械化才使得製造中心和工廠能大規模群聚,這又成為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原動力。 除了直接運用在生產上的專業科技之外,中世紀的歐洲人也從三項重要發明得到龐大的間接助益,那就是:煙囪、眼鏡和時鐘。 羅馬人的建築物基本上沒有供熱,沒有壁爐、暖爐之類的東西,因為當時沒人能有效地解決通風排煙的問題。在簡陋的木造小屋中,羅馬農民聚集圍著火堆,燒煙則由屋頂的大洞排出,但同時也帶來了雨、雪、風和寒冷。生活在城市的羅馬人屋頂上沒開洞,他們直接在火盆上燒木頭或木炭烹煮,整個屋內燒煙彌漫。還好當時沒有玻璃窗,窗簾最多是用布或毛皮製作的,通風好到不致因此窒息。所以這群羅馬人一面因天氣寒冷而蜷縮著身軀發抖時,一面又要忍受呼吸著廚房的黑煙。然而,中世紀的歐洲人不管是農夫還是貴族,都很快學會如何讓生活過得更好。他們發明了煙囪和壁爐,即使室內燒著熊熊烈火,也不再有黑煙燻人,屋內也不必過度通風。隨著燃燒廢氣從煙囪裊裊排出,黑暗時代的人們食用著精心準備的飯菜,呼吸著清新的空氣,冬天變得更暖和了。 從生物學來說,確實有許多人的視力從幼年時期開始就有缺陷,有的人則成年開始才視力衰退。在眼鏡發明之前,很大比例的成年勞動者,特別是從事手工藝的人,會因為視力問題在工作上遇到巨大障礙。大約在1284年的義大利北方,眼鏡的發明對生產效能產生了戲劇性的影響。沒有眼鏡之前,大量中世紀手工業者的工作年齡最多只到四十歲。有了眼鏡之後,這些人大多數不只可以繼續工作,還因為經驗的積累在之後的歲月中產量更高。即使是視力好的人,放大鏡的使用也對工作有很大的助益;這些工作在古代原是一般工匠力不能及的,也難怪眼鏡的傳播速度如此驚人。眼鏡發明一百年後,佛羅倫斯和威尼斯都有大規模生產眼鏡的工廠,每年產量數以萬計。即使到了1492年哥倫布啟航之際,仍只有歐洲人擁有眼鏡。 在13世紀歐洲的某時某地,準確的機械時鐘被發明了。之後歐洲很快就成為唯一一個真正知道現在幾點的社會。如同路易斯•姆福特(Lewis Mumford,1895 ~1990,美國科學哲學史家)所指出的:「比起蒸汽機,時鐘才是工業時代關鍵引擎。」因為時鐘,才有了精確的工作進度和協同勞作。早期的機械鐘很巨大,因此一個市鎮或一個街區才有一座鐘(在教堂裡面或是公共的鐘塔),鳴鐘系統為整個社區提供準確的時間。 和眼鏡一樣,機械鐘在數個世紀中都只有西方才擁有。其實在12世紀初,中國也造出了幾個機械鐘,但是官方的「大人」們對機械發明充滿敵意,新玩意兒很快就被摧毀了。直到近代之前,時鐘在中國不復存在。鄂圖曼帝國曾在1560年拒絕了公共時鐘(其他伊斯蘭文化亦如此),因為這樣做會讓時間變得世俗化。其實拒絕時鐘的不只是伊斯蘭:在12世紀之前,東正教領導階層也不允許任何機械鐘出現在教堂內。西歐則很幸運,羅馬天主教會對知道正確時間不但沒有異議,而且還在無數的教堂塔樓上裝上巨大的機械鐘。 這些都只是所有發明與創新中的一部分,生活在所謂的黑暗時代的歐洲人,以此預備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基礎。能講的東西還很多,包括改良吊車與起重機、採礦技術的進展、冶金和金屬加工科技、農作品種的大幅改良,甚至手推車的發明等等。此外,歐洲的成功遠不止是生產方式的改進,或是生活水準的提升,歐洲人在戰爭方法上的進展也遠超過全世界其他地區。

延伸內容

推薦序 再思基督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
◎文/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基督教與西方的成功 近代西方為何成功? 長久以來,許多學者嘗試循不同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著名的宗教社會學者斯塔克在《理性的勝利》中,藉著疏理近代西方歷史發展,總結了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關於基督教與近代西方興起的關係,似乎並不是一個新的答案。不過,斯塔克運用大量資料,引領讀者進入歷史境景,以基督教理性神學為主線,闡析其如何促成了科學、自由與民主,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斯塔克的研究,儘管修正了韋伯(Max Web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錯誤,卻再次肯定宗教信仰與歐洲資本主義興起間的密切關係。 那麼,本書呈現的基督教與西方興起間的關係,僅是邏輯的必然性,還是實踐的必然性?斯塔克在結語中也問:現代化如果只以「現存的西方世界為範本」,是否仍需要「再造最初產生現代化的社會與文化條件」?質言之,在沒有基督宗教的情況下是否可能? 對此,作者一方面指出,現代化似乎可以擺脫「信仰的根基」而獨立發展,但另方面他又強調,基督宗教在非西方世界急速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基督教與西方文明間的密切關係。「對許多歐洲以外的人們而言,成為基督徒就是現代化……基督信仰是現代世界全球化下的必要元素。」斯塔克認同並引述了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觀點,重申基督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與道德基石,「讓資本主義的興起成為可能,並成功開出民主政治」。 這樣看來,斯塔克確信基督信仰與西方現代化之間,不僅是邏輯的必然性,也是實踐的必然性。質言之,非西方世界如果要成功晉身現代世界,是絕不能將基督宗教排除在外的(實踐的必然性)。 基督信仰與現代化:華人處境的再思 毋庸置疑,斯塔克特別關注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他在結論中指出中國基督徒人口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有驚人的增長,其中不少知識份子也加入皈信者的行列。有趣的是,本書的中國大陸譯本卻將有關中國部分刪去。種源於官方對涉及宗教題材的審查,顯然是要將被視為敏感的內容過濾。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基督教取得驚人的增長。如果將斯塔克式命題置於中國處境,可發現早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隨著當時中國知識界「文化熱」的興起,基督教文化也成為若干中國知識份子傾慕的對象,致成「基督教文化熱」。所謂文化熱,即探討中國文化的出路,有主張全盤西化,也有主張復興傳統儒學,或是藉自由主義傳統企圖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在檢視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時,有知識份子強調,基督教乃西方進步文明的根基,故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能將基督教文化排除在外。 就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955-2017)為例,他早於八〇年代,便宣稱「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後來他在獄中的反思也再次強調「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明的心臟」,基督教是「制度轉型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不過,即或如此,劉曉波卻不認為中國的民主及憲制必須建立在中國「基督教化」的前提之上。因為兩者之間雖具有「發生學的意義」,卻不具有「邏輯上的普遍因果性」。劉相信:「在非西方地區培育世俗化的憲政民主制度,未必一定要有神聖化的基督教倫理的支撐。」 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間的關係。馮耀明在討論韋伯式命題時曾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歷史上存在的密切關係,並不能視作具傳遞性的「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即認定兩者間可找到物理必然性與規律性的因果關係。對於本書所呈現基督教與西方現代化的關係,在多大程度上能應用於解釋其他國家或文化的處境?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深思及檢視的問題。就中國的經驗,楊鳳崗便關注中國宗教復興與市場經濟間的關係,曹南來更以具「中國耶路撒冷」美譽的溫州為個案,指出在這個沿海商業城市中,不少基督徒商人如何積極參與宗教與現代性及經濟發展的建構。 隨著基督宗教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發展,可以預見,關於基督教信仰與現代化的關係,在華人社會仍會成為不少人熱切探討的重點。不論對此課題持何種見解,斯塔克式命題相信都是不容忽視,無法繞過的。

作者資料

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長期擔任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和比較宗教學教授。目前是貝勒大學社會科學傑出教授,該大學宗教研究所的聯合主任,以及《跨學科宗教研究雜誌》的創始編輯。

基本資料

作者: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譯者:蔡至哲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ALPHA 出版日期:2021-07-07 ISBN:9789860763034 城邦書號:A1390241 規格:平裝 / 單色 / 392頁 / 14.8cm×21cm
注意事項
  • 本書為非城邦集團出版的書籍,購買可獲得紅利點數,並可使用紅利折抵現金,但不適用「紅利兌換」、「尊閱6折購」、「生日購書優惠」。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