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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禍:從傅滿州看西方人的東方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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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從〇〇七、蝙蝠俠、神鬼奇航到鋼鐵人, 都可以找到最典型的壞蛋:高瘦、禿頭、兩撇鬍子,看起來陰險猙獰, 他是傅滿州,一個名聲響亮不下於福爾摩斯與德古拉爵士的經典角色, 是百年來中國恐懼的代表,化身為一人的黃禍。 ●一場世紀末的「黃禍」 清末民初的中國正值一片混亂,內憂外患,饑荒連年,完全無法「禍害」任何人,但西方人卻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人看成一種威脅,理由讓人百思不解。但更讓人不解的是,這個「黃禍」思想為什麼會那麼根深蒂固,乃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人的形象繼續受到扭曲,屢屢受到散播電腦病毒、製造空氣汙染和操縱匯率者的指控。 ●為社會問題尋找替罪羊 相映於黃禍思想,另一種概念在19世紀的英國蔓延。中國城、鴉片窟變成一則流行神話:在狄更斯的筆下,鴉片館不是一個社交場所,而化身為罪惡的淵藪。這個形象影響深遠且深植人心,最終與各種對中國人的看法混合在一起:吃醋(不甘心於英國女人被中國男人娶走)、宗教恐懼(「面目可憎的神像」和「古怪」的出殯儀式)、飲食偏見(吃狗肉、貓肉和老鼠肉是不正常)和尋找替罪羊心理(為船員的大量失業、凌亂的街道和堆積如山的垃圾另找理由)。 ●自大眾娛樂誕生的傅滿州 20世紀初一個角色誕生了,他是個比起中國領導人,大多數的西方人更熟悉的人物:傅滿州。這個英國作家羅默筆下的反派角色,其高大的外型、狡詐聰明的特質,百年來被反覆重現:〇〇七系列的反派取材於傅滿州的不同特質,好萊塢電影中需要的東方壞蛋屢屢是傅滿州的變形。羅默當年利用「黃禍」與「中國城」想像所創造的傅滿州形象,成為跨世紀偏見的代表人物,比起抽象概念,這個視覺化的形象更容易傳播久遠。 ●為長久以來的偏見驅魔? 直到今日,仍有分析中國威脅論的著作,宛如是現代版的「黃禍論」文本,彷彿百年前對中國人口數量、軍事力量、經濟發展的諸多恐懼從未遠離。本書從小說、舞台劇、電視影集、電影等大眾文化切入,從對中國人的異化想像討論到恐懼東方的擬人化。直到今日,我們在無數影視文化中看見的傅滿州正是「黃禍」概念的凝結化身,是中國恐懼的最佳代表,而本書便是希望為所有冠冕堂皇的論述和娛樂十足的通俗成見「驅魔」。 【國際好評】 弗瑞林這部作品聰慧,充滿知性趣味,對西方的黃禍焦慮的分析鞭闢入裡。它也反映出作者對有潛在豐饒性的題材獨具慧眼。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弗瑞林對愛德華時代的中國恐懼症及其各種文化顯現知識深厚。他寫的這部文化史既好看,又包含許多精彩插圖(包括古早的明信片、書籍封面、海報、電影劇照和漫畫)……弗瑞林把一段可恥的種族歧視歷史娓娓道來,又提醒我們,別以為同樣的心態已不復存在。 ——《衛報》(Guardian) 涵蓋範圍之廣闊讓人動容,插圖豐富,弗瑞林講述的故事引人入勝。 ——《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對一個出奇長命得的現象的精彩探索,細節豐富有趣,處理的是一個對今日仍有重要性的大課題。 ——芬比(Jonathan Fenby)

目錄

導讀 自序 緒論 日落 第一章 羅默與一位無雙的支那人 第二章 狄更斯和吐霧公主 第三章 在鐃鈸飛揚的店招下 第四章 「一點點娛樂……」 第五章 化身為一人的黃禍 第六章 「世人必會再次聽到我的聲音」 鳴謝 注釋 中英對照及索引

導讀

「黃禍」:西方的恐懼與東方的英雄
◎文/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    一、薩伊德的啟發與挑戰      本書作者弗瑞林以他和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一九九五年的一場餐會對話作為本書的開場白。在當時餐敘中,他提及薩伊德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認為它雖然充滿洞見但卻有兩個相關面相並未觸及:其一是大眾傳播媒界在創造東方主義的偏見和刻板印象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為中國個案的研究,亦即中國作為東方主義思維下的「他者」,並未包含在薩伊德以伊斯蘭文明為主之研究對象。      根據弗瑞林引述,薩伊德當時顯然同意作者關於上述兩個面向的指陳,薩伊德不僅分享了他本身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成長的經驗,談到一些有關本書主角傅滿洲的電影如何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負面刻板印象,同時也樂見有心人能夠就大眾傳播文化如何形塑西方人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過程來進行深入探討。由此觀之,從學術研究傳承的脈絡而言,本書可謂一方面是延續薩伊德對於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如何以負面刻板形象來「他者化」非西方文明的後續研究,特別是補充《東方主義》一書中幾乎沒有談及的中國面向;另一方面,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本書特別側重大眾傳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電影和小說對於現代關於異文化和外國人的形象的傳播建構,以及這些形象的公共影響力。      事實上,薩伊德本人對於大眾傳播文化的影響的研究也並未缺席。不曉得和上述一九九五年間和弗瑞林之間的對話有無關連,薩伊德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報導╱遮蔽伊斯蘭》(Covering Islam)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該書的副標題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媒體和專家如何決定我們看待我們以外的世界),明白地展示他對於大眾傳媒形塑他者的批判態度。但是該書的主要例子,仍然是以伊斯蘭文明為主。從書中的封面設計為一位穿著阿拉伯服裝的持槍瞄準的人,同時反過來被一手持照相機的西方記者所瞄準,即可看出這本書的主旨。簡言之,這種解析掌握西方大眾傳媒之手的霸權論述,如何再現(represent)非西方的他者,從而強化西方對於非西方的偏見的主題,也正是本書的根本關懷。      另一項有趣的對比則是薩伊德和弗瑞林均提到了個人成長經驗和其著作的關係。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坦言該書儘管有許多理性和學術性的探究分析,而且其中一大部分均得感恩自他所受到的西方近代學術思想傳統的啟蒙;但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他也從未忘卻在他自己成長的經驗過程中,他是如何經常被以一個「東方人」來看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同樣地,弗瑞林在反省到他個人從事此項研究動機時,提及他自己兒時成長記憶過程中,一些有關中國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如何在生活學習過程中,經由大眾傳媒的影響而很「自然地」成為腦海中深刻的印象。弗瑞林因而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表述:「所有這一切真的非常難以從腦袋拔除。不消說,我的學校裡沒有東亞或華裔學生,而作為旅遊目的地的中國也是遠在天邊。所以,印象變成了『規範』,連學校裡的老師也視之為理所當然。在一個層面上,我寫本書是為了驅魔。」      也正因為弗瑞林在此處所指出的「驅魔」作用,我們或許更可以理解何以這一本主要是探討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誕生的小說虛構人物的著作,卻在第一章中花了許多篇幅聚焦於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弗瑞林顯然有意將近代的中英關係,特別是以香港從鴉片戰爭到一九九七的歷史發展,和他所要探討的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偏見的課題加以連結。很顯然地從弗瑞林看來,所謂「英國帝國主義」在現實中一百多年來在中國的發展,和近代西方對於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偏見,兩者之間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前述弗瑞林自謂的「驅魔」之著作意旨,不難看出弗瑞林懷抱著反省甚至有幾分懺悔之意來回顧大英帝國在近代擴張的歷史。而這樣的反省意圖也可謂是後殖民研究的一項特色。弗瑞林從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歸」前後的公共論述,看到了包含召喚「傅滿洲」等有關中國人之負面意象評論再度出現,同時也引述了許多中國人關於國恥和民族恥辱的論述。弗瑞林的用意似乎在於指出,種種的偏見並未隨著歷史而消逝,相對地,因為這些偏見所造成的歷史傷痛也依然是公共記憶的重要環節。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弗瑞林在此處大都以「中國人vs.西方人(英國人)」的框架來討論所謂文化之間的衝突和歷史記憶的衝突,此舉固然符合本書的主旨,但是就弗瑞林以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政治命運轉折為焦點來看,香港或香港人在上述框架下卻可謂成了薩伊德《東方主義》一書中著名的卷頭語: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can only be represented.(他們無法再現自我。他們只能被他人再現。)的最佳寫照。換言之,在這一場檢討反省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的論述分析中,香港成了失去話語權的角色。雖然本書發行於二○一四年,但是弗瑞林對於香港的描述,似乎停留在書中他在二○○七年左右的觀察:「回英國前我去了一趟香港探望朋友。中國企業在香港的活動看來比九七以前還多,把整個城市炒得火熱。很多人曾預言『一國兩制』行不通,說香港的繁榮將因回歸而萎縮,但預言顯然沒有成真。」這種似乎是審慎樂觀的香港前景描述,恐怕還有待歷史的檢驗。從另一角度而言,如果能夠超越僅僅將香港視為中國的國恥象徵,而能仔細檢視香港在一百多年來所累積東西文化混雜交滙的豐富歷史經驗,同時重新思考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後和中國之間各種政治和文化之間的爭議衝突現象,從而思考本書所要探討的跨文化之間彼此認知的課題,或許如此一來更能深化本書課題的探討。       二、黃禍:作為歐洲人的「他者」      本書的斗大主標題「黃禍」(The Yellow Peril)一詞雖然相當醒目,但是對於不是相當熟悉近現代歷史的讀者而言,它的確切意涵可能不是很清楚。所幸弗瑞林的副標題可謂相對地明確,它明白指出本書的主旨乃是探討有關傅滿洲博士和「仇恨中國心態」興起的課題。弗瑞林之所以用黃禍的大標題來涵蓋傅滿洲等課題,其靈感或許是來自本書研究對象的傅滿洲系列小說中的一句原書作者對於傅滿洲的定位描述名言:「化身而為一人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 incarnate in One Man)。事實上,本書的第五章即是引用這句話作為該章標題。      誠如弗瑞林所言,本書既然是本「驅魔」之作,是要將深入人心的一些成為理所當然的意象,重新檢視其如何被創造和流傳的過程,因而弗瑞林在本書的主要篇章中花了許多心力來探究傅滿洲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其小說角色創造者羅默(Sax Rohmer)思維的歷史文化背景。他探索了傅滿洲博士的起源,解析十九世紀文學和淺俗東方主義(pop-orientalism)的文化背景,並分析「鴉片窟」(opium den)的觀念如何被建構和中國城形象被應用在小說上。此外,他認為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歌舞雜耍劇院、大眾週報和淺俗文學對於羅默(傅滿洲角色的創造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提供了大眾意識中黃禍焦慮的靈感。最後,弗瑞林針對小說的經典文句加以仔細分析,並且解析電影改編版的角色情節的種族偏見和歧視的大眾影響力。種種這些探討即是要回答弗瑞林自己所提出幾項重要主題:「黃禍思想何所來自?它們又是怎麼被蒸餾成為單一個虛構角色(傅滿洲)?為什麼黃禍情結那麼有韌性,能歷時一百五十年而不衰?自它第一次被構想出來以後,黃禍觀念的意義發生過哪些變化,有過哪些舊瓶裝新酒?」      從文化史的解析角度而言,弗瑞林可謂扮演偵探的角色,不僅將小說和電影文本加以分析,同時也考察了小說創造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包含了十九紀以來種種對中國和中國城的想像論述。弗瑞林在這些探索過程中,也彷彿是一位時空旅遊的嚮導員,帶領本書的讀者探究傅滿洲的前世今生,重新見證這位虛構人物誕生的場景以及它如何藉由小說和電影角色成為黃禍的化身。      就戲劇效果而言,不論是原系列小說或是本書,運用這種將小說主人翁和一個令人聳動的符號(黃禍)相結合的手法,的確可以達到吸引讀者的作用。而本書也的確對兩者的關連性有相當細緻的分析。可是如此一來,或許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會誤以為黃禍的主要意涵即是和傅滿洲相關,尤其是從本書的標題得來的印象所致,因而忽略了黃禍在近現代歷史上的複雜意義和多元樣性。      所幸本書在內文中對於黃禍意涵的複雜性也有提及。例如在本書的卷頭語所引用的《韋氏新國際詞典》對黃禍的注解,即提到了大量東方勞工湧入西方的情形。此外,在第五章中,弗瑞林在介紹十九世紀末以來關於黃色人種的各類歧視偏見論述時,對於有關黃禍的意涵有以下的簡要說明:「這種威脅被認為有四方面。首先是軍事威脅:如果為數龐大的中國人變成一股戰力,那中國會在世界上舉足輕重將是遲早的事。這不是不可能的,因為日本就曾出乎所有人意料,先後打敗中國和俄國而成為強權;另外,「拳匪」亦曾對現代武器表現出無所畏懼。其次是經濟威脅:如果中國人吸收了現代工業和資本主義,他們的產品必然會淹沒世界,而外國商人在中國的主宰地位亦將很快消失。第三是中國移民或說中國「群氓」的威脅:「中國城」的道德敗壞是眾所周知。最後是人種威脅:「白人的人種純度有可能因為通婚而受到汙染。這四方面的威脅全濃縮在順口好記的『黃禍』一詞。」換言之,從弗瑞林提及的這些例證即可看出,黃禍意涵有其相當複雜的歷史面向,而所謂黃禍威脅論的興起和十九世紀末以降全球政經文化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牽涉到當時西方的公共論述對於西方霸權可能遭受到來自亞洲的挑戰和威脅的各種想像和論述。      弗瑞林以上的相關說明也點出了所謂黃禍恐慌的一項重要基本因素:為數龐大的中國人口。針對這一項因素,英國史家 Kiernan 在分析「黃禍」觀念的興起時,則提出了一項耐人尋味的看法。儘管 Kiernan 認為黃禍觀念的形成,可謂東西方在混亂交會認知下的後果。然而他在結論中,卻將此種心理恐懼的根源,追溯至人類文明開始意識到人口成長,將會導致禍害的危機意識之投射反應。他基於一種近似「人口論」論述邏輯的危機意識,因而對此種「黃禍」危機意識有了一種「同情的了解」,他認為「一種有益的本能提醒人類過度繁殖的禍害。中國人太多了,英格蘭也將人口過剩。不管形式看來如何荒誕,『黃禍』觀念是人類文明在面對人類過度繁殖的夢魘時,退縮表現的某種起始點。人類的多產已成為文明最大的禍害,不僅在經濟面上而且更在心理層面上」。Kiernan 同時也特別提醒他的讀者要留意近代歐洲的政治文化情境:「歐洲人發源自小城市與民族國家,對令人暈眩的數量特別敏感。對他們來說,亞洲代表的就是數量驚人;歐洲只能以較優勢的技術與之對抗。」      由此觀之,如果說造成黃禍威脅的心理恐慌的最顯著原因應是一種對於「巨大人口數量」的恐懼,那麼以狡猾奸詐的傅滿洲博士作為黃禍的具體展現,雖然可以說是小說家發揮了想像創意,挪用了此符號且利用了它所表的一種恐懼意涵,但也因而將原先主要是對於「量」的恐懼轉化為對於單一個人之「質」的畏懼。這種轉換或許有助於吸引大眾讀者沉醉於書中戲劇性角色彼此之間各種爾虞我詐的鬥爭鬥智的情節,但卻不免使本書主人翁傅滿洲所代表之「黃禍」的意義和原先歷史上的重要意涵之間產生相當大的落差。      此外,也因為本書是以一位神祕傳奇中國人物傅滿洲為主的分析作品,所以另外一個歷史上「黃禍」的重要意涵也因而較少被提及:日本。事實上,從十九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後,新興的日本即已被視為是來自亞洲的新軍事霸權,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日俄戰爭的結果更是促成大量以日本作為黃禍的主要代表的想像和論述。日本本身,或是以日本為首的中日聯盟力量,經常被描繪成一種將對西方白種人文明構成巨大挑戰力量的「黃禍」。過往的中文著作關於在西方論述中,日本也是作為「黃禍」的另一要角的分析並不多見。對此課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日本學者飯倉章所著的《黃禍論と日本人》。該書所提供的對各類型的以日本作為黃禍主題的諷刺漫畫之分析,也可呼應本書所強調的大眾文化傳播效應如何型塑一般大眾的心態,特別是對於一知半解的異文化和族群的想像和認知。    三、黃禍在近代中國      本書的主旨是針對西方文化圈所創造出來的「他者」形象對西方人本身的影響之探討。職是之故,無論是廣義的「黃禍」意象或是傅滿洲角色對於中國的影響並非是本書探討的重點。然而,如果對於此一歷史面向稍作理解,或許也能對於本書的文化傳播的跨文化現象有另一種體會。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尤其在甲午戰爭之後,晚清改革思想關於種族的論述,充斥著以白種人為優秀人種的標竿,但同時又強調唯有黃種人能和白種人並駕齊驅的論述。傳統中國華夷之分的天朝中心觀,逐漸地為優勝劣敗的人種生存競爭世界觀所取代。在這樣的新世界觀主導之下,晚清的新思維,主要關注在如何證明黃種人的優越性,而非正式檢討西方以膚色為區別標準之種族論述中,存有本質論性質的謬誤,或是駁斥其所包含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偏見。這樣的心態,在康有為對「大同之世」的理想世界描述中,可謂表露無遺:「故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種、黃種之存,其黑人、棕種殆皆掃地盡矣。惟印度人略有存者,亦多遷之四方,而稍變其種色」;「白人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狀也,鐵面銀牙,斜頷若豬,直視若牛,滿胸長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如此直截了當地將黑人「非人化」式(不管是外貌或是智性)的描述,和西方白人優越論者將有色人種「野蠻化」的論述相比照,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於晚清的改革思想而言,上述世界觀的重要功能,無非是要強化唯有黃人能和白人平分秋色的論斷。但是,如此「色彩鮮明」的黃種意識和黃白對抗的觀念框架,能夠在晚清迅速成為改革思維之重要支柱的原因,除了上述西方思想中,受到種族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外來因素」之外,晚清的國族想像中,所謂「黃帝為共同始祖」的建構想像,也具有推波助瀾和相輔相成的作用。簡言之,在「黃種人」認同意識的框架下,晚清以降思想界競逐詮釋「想像的共同體」的種種特徵,成為一種「種族化」的國族論述。職是之故,來自西方的「黃禍」,正是在晚清強烈的「黃種人」意識所逐漸滋長的文化環境中,「侵入」了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在此異於歐洲思想文化脈絡的思維環境中獲得了它的另一種「identity」,反而成為具有正面性意涵的符號。      無論是改革派的梁啟超或是革命派的鄒容,都運用了「黃禍」來強調「我族」具有令人生畏的強大力量來激勵人心。例如梁啟超在其詩作〈出軍歌四章〉即有「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黑鬼紅番遭白墮,白也憂黃禍。黃禍者誰亞洲我,我我我!」等稱頌黃種人和黃禍的詩句。而鄒容則在其流傳甚廣的《革命軍》一書中,以「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的話語,大聲疾呼漢族應發揮種族之潛力,完成反滿建國的使命。      若上述這些英雄化的「黃禍」形象,還不夠具體,那麼在一九○三年間出版發行的宣揚革命之小說《自由結婚》,可謂是西方來的「黃禍」,在近代中國變身為「英雄」最具戲劇性之呈現。這部小說以回顧一個名為「愛國」的強國的歷史發展為主軸(事實上,「愛國」即是作者心目中百年之後的中國)。而「愛國」之所以能成為強國,正在於「愛國」的歷史中,出現了一位革命英雄,其大名就叫做黃禍。黃禍,這一位愛國將軍之子,從小立志要為父報仇並洗刷國恥。這篇小說正是以黃禍,這位充滿愛國熱情的革命志士,如何冒險犯難,以斬除上述三類邪惡的「他者」(實際上的指涉為:滿清政權、外國勢力、同清政府合作之漢人)為己志,而展開的故事。如果鄒容所宣揚的「爾有黃禍之先兆」,還只是一種略帶模糊,具有神話意味的感性訴求,在《自由結婚》中時空倒敘的敘述架構下,黃禍已成為有血有肉,具體形象的革命英雄人物。      行文至此,相信眼尖的讀者應該已赫然發現,原來早在傅滿洲誕生於西方文化界的十年前,另一位也可謂是「化身而為一人的黃禍」的小說角色就已經出現在晚清的小說界。更有甚者,這位在較早於晚清出現的黃禍化身,還真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道道地地黃禍。雖然東西兩位化身都具有令人生畏的力量,然而,相較於傅滿洲乃是代表著集智慧和陰險於一身的「黃色威脅」,雖然源自東方,卻潛藏於西方社會且幾乎無所不在,企圖摧毀西方現有勢力而建立一個新的「黃色帝國」之大陰謀家形象,晚清小說家所創造出來的黃禍,則是一位愛國民族英雄,一心一意為國除奸之正義英勇的象徵。      我相信無論本書的作者弗瑞林或是傅滿洲的創造者羅默,對於上述晚清時期所再現的正面英雄化黃禍形象,應該會感到無比的訝異和迷惑。可是如果我們能意識到跨語際和跨文化的思想文化傳播過程中,往往出現各種意想不到再詮釋和再創造的情況,則上述兩種黃禍化身的有趣對比或許就不足為奇了(近年來許多日本宅男用萌少女形象具體化所謂「日本鬼子」符號,即是另一有趣例證)。事實上,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較為輕鬆的心情,單就大眾文化的娛樂效果來考慮,意識到大眾小說或電影往往企圖以虛幻誇大手法,光怪陸離的情節來吸引讀者觀眾的性質,那麼在現今全球形形色色文化交互混雜的情境下,假以時日或許也不無可能出現一部由東西雙方的黃禍化身大對決的小說或電影;更何況單單以傅滿洲這樣充滿濃濃「滿洲味」的名字,恐怕就足以惹惱另一位以反滿革命為畢生職志的黃禍英雄,從而展開一場另類的「正義vs.邪惡」的奇幻大鬥法!      至於歷史上黃禍原先複雜的意涵,不妨就留給歷史家們去操心吧!      二○一七年十月

內文試閱

緒論 日落
  這一天給人的感覺就像大英帝國的最後一天,時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鑽禧誌慶剛好一百年(日期也只差一個星期)。我說的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是日四點三十五分,在直轄殖民地香港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港督府內,總督彭頓一身藍色西裝,站在面向維多利亞港的前草坪一個小台座,目視米字旗從花崗岩門廊降下。中國是在一八四二年為砲口所迫割讓貧瘠的香港島,在一八六○年割讓九龍半島,然後又在一八九八年經過談判把新界租借給英國。彭頓在任五年,這位末代港督(第二十八任)是政治家而非外交家或中國通,所以他的任命當初受到頑固漢學家和老派殖民主義者激烈反對。反觀香港第一任總督(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自封)卻是個艦隊司令。當彭頓一九九二年七月宣誓就職時,被委以的重任是確保香港主權平穩過渡,務使中英雙方不失尊嚴。時任外交大臣的赫德說過:「這是我們帝國故事的最後一章……不應該讓它以襤褸的方式結束。」隨著米字旗在那個六月天下午降下,號角吹起了〈最後崗位〉。副官把(摺好和放在寶藍色墊枕上的)旗交給港督時,皇家香港警察樂隊在毛毛細雨中奏起〈天佑女王〉,繼而是慢板的〈友誼地久天長〉。官方座駕勞斯萊斯骨董車載著彭頓穿過大鐵柵門,前往濱海空地參加黃昏告別遊行典禮。自此,港督府不再是女王陛下代表的家,這還是一八五四年以來頭一遭:自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以還,歷任港督都是以港督府為官邸。寶靈懂多種語言,其中一項成就是點燃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六-六○)。   告別儀式從下午六時十五分開始。濱海空地因為季風愈來愈強而溼漉漉,而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和軍艦《查塔姆號》就停泊在對開港邊。重頭戲之一是彭頓站在紅毯發表演說:「有時候,拋開過去的更好方法是記取過去……英國對香港的貢獻在於建立起一個完善架構,使香港人能力爭上游……」《泰晤士報》在第二天早上指出,這場移交大戲是「一字不改直接照抄帝國撤離指南的內容」。告別儀式的主旋律是〈主啊,爾所賜之日子已結束〉,而隨著穿全白軍服的威爾斯親王和穿西裝的港督在雨傘護送下走向皇家遊艇的跳板,樂隊奏起了黃昏讚美詩〈晚安,艾琳〉。後續事宜包括一頓晚宴(被中國代表團杯葛)、一場高峰會議和肅穆的移交儀式,由威爾斯親王代表母親正式把香港主權交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地點是新落成的新會展中心(本地人戲稱為「飛蟑螂」)。事後,威爾斯親王寫下自己的感想:「(江的發言是)冗長荒謬的廢話」,「(站在台上的幾個中國人是)令人震驚的老蠟像。」移交儀式舉行的同時,民主派人士在立法會外抗議,企圖用黃色大絲帶把大樓綁起來,但警察樂隊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演奏得震天價響,讓中國代表團無法聽到示威者的聲音。   午夜零時,「特別行政區」區旗和五星旗在〈義勇軍進行曲〉伴奏下升起。同一時間,香港所有警察從制服上撕下殖民地徽章,以特區政府徽章代替,政府車輛亦統統改掛白底旗幟和車牌。皇家遊艇在〈統治吧,不列顛〉的軍樂聲中和軍艦護送下緩緩開出。彭頓從《不列顛尼亞號》給倫敦發去他最後一封公報:「我已把這政府的行政職責讓渡出去。天佑女王。」他指出:威爾斯親王「有點生氣傷心」,明顯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年代。   大概是基於政治正確考量,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不願意表現得黯然神傷。但它反覆用畫面對比告別儀式和集結在中港邊界的解放軍。這批解放軍坐在全新的卡車、裝甲車和大客車裡,車頭燈光切穿雨水。先前,中英雙方經過多次外交角力後敲定,正式移交前先讓五○九名先頭部隊進駐香港—至於為什麼偏偏是五○九只有天曉得。先頭部隊直接越過邊界,一路開到九龍,再通過海底隧道在晚上九點到達香港中環。其餘人馬等到午夜鐘聲敲響後發動引擎。電視畫面上的中國士兵面目模糊、莫測高深,排山倒海而來,直像成吉思汗鐵騎大軍的現代繼承人,數量龐大得像毛主席所說的「人海」:儼如一股自「蒙古大軍」等同於「東方」的時代,便被壓抑下來的能量的迸發。   濱海空地燈光燦爛的告別儀式引發許多愁緒(大概比從前任何一次告別殖民地儀式都多),因為誰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但從電視螢幕看去,這儀式卻像一齣服裝華麗的小歌劇和奧運開幕式的混合體。它以明明白白的方式和最大音量告訴你,失去帝國的英國正苦苦掙扎,要找到它在現代世界的角色。   就在「帝國撤離指南」的內容在香港被照搬的同時,天安門廣場上站滿了人,正在觀看巨大銀幕上放映的史詩電影《鴉片戰爭》(順道一說,幾個月來,天安門廣場上一直放著一個數字鐘,報告離香港回歸還剩幾小時幾分幾秒)。《鴉片戰爭》耗資一千五百萬美元,片長一五三分鐘,是由挨過文革的七十三歲老牌導演謝晉執導,並得到江澤民主席公開背書推薦。這電影分別從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鮑國安飾演)和英國外交官暨艦隊司令(也是日後的香港行政長官)義律的角度講述鴉片戰爭的前因後果。最壯觀的場面是林則徐用生石膏混合海水銷毀兩萬箱「洋土」(鴉片)。另一幕用心甚深的畫面是英國接管香港島的儀式:米字旗在寫著「英國領土香港」的木製告示牌旁邊升起,附近掛著一幅鑲在鍍金畫框裡的維多利亞女王肖像。當女王本人被問及下一步該採取什麼行動時,她根據好戰、古板和虛偽的外交大臣巴麥尊子爵所教,回答說:「誰控制了中國誰就可以控制整個東方。」說完便轉身走開。她的意思夠清楚的了。義律亦在電影裡說過:「香港對我們將會是無價寶—我們掂估它是整個遠東地區最優良的港口。」《鴉片戰爭》顯示,中英雙方在一八四二年的衝突是一場不對等的戰爭:中方使用的是弓箭、古怪面具、高齡火繩槍、中世紀大砲和「漁船組成的艦隊」,但英國卻擁有武備非常精良的軍艦。《鴉片戰爭》在中國皇帝的痛哭流涕中落幕,最後鏡頭是落在守護紫禁城大門的一對石獅。然後是字幕:「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主權,時距鴉片戰爭一百五十七年。」在國內才放映了幾個月,《鴉片戰爭》便成為歷來最賣座的中國電影。   提到天安門廣場,當然不能不提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解放軍奉命向廣場內的示威學生開槍,肅清「顛覆份子」。天安門事件標誌著英國媒體對香港殖民地態度的丕變。先前,它們對香港沒表現出多大興趣,但一夕之間,各種探討香港前途的節目紛紛冒出來。更重要的是,天安門事件決定性地升高了香港的政治溫度—以及升高了香港人的焦慮程度。   部分是因為在舉行移交儀式的那個晚上,電視報導呈現的主視覺反差,是駐港英軍的風采對比中港邊界人民解放軍的陰森。第二天早上,一個英國廣播公司的特派員形容通過深港大橋的解放軍像「一波波笑容僵固的機器人」。他還說了以下這番宛如出自《信不信由你》的話:「假如全世界的中國人四個一列連續過橋,過橋隊伍將永遠走不完。」那如果十億中國人同時間跳一下,地豈不是要塌掉?   看著電視新聞畫面,邊聽著這個特派員的報導內容,我就像看見傅滿洲活了過來,開始落實他統治世界的野心。傅滿洲這個角色是八十五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面世。故事中的他擁有一支由最新科技和古老深奧智慧加持的祕密軍隊,而唯一與之對抗的只有一個英俊、正直、英勇和擔任過緬甸行政長官的英國人,整個大英帝國的命運危如累卵。   拜無數的書籍、漫畫,卡通、連載系列和劇情片之賜,傅滿洲博士一直是中國人特性(冷血、高深莫測、有仇必報和狡猾)最為人知的化身。他被認為是整個中國民族的代表:這個民族殺害女嬰、逼女人纏足、喜歡把人凌遲處死、「拳亂」期間屠殺基督教傳教士、好吃貓肉狗肉,而最近又成了「醒來的巨人」—一個帶有共產黨統治世界野心的巨人。所有這一切全化約成一個知名人物和一個嚇人的名字。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日的《時代》雜誌刊登了一封著名讀者投書:投書者認為把當時流行的一種流感稱為「香港流感」是用詞不當,因為「這種病極有可能是在中國大陸的祕密實驗室炮製出來,所以應該稱為『滿洲流感』。」這是中國陰影下一個略帶焦慮的文字遊戲。到了一九九七年,傅滿洲的身影將會被再次看見。   香港交接前不久的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前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提出了相似的比較論調,這一次是從美國人的角度看事情。他的文章發表在《新聞週刊》,題為〈傅滿洲問題:為什麼美國和中國傾向於視對方為漫畫似的敵人〉。稱之為「傅滿洲問題」是因為這個虛構人物比任何現實中的中國人(毛主席除外)更廣為人知。李潔明指出,美中兩國幾十年來一直狙擊、不信任和刺探對方,不過,最近的情況變本加厲。雙方都變得更喜歡採取對抗而非合作態勢:   專欄作家和國會議員都把中國形容為得了狂犬病的打胎狂和好打鬥的流氓,由一幫傅滿洲們統治,嗜好是一根根拔掉敵人指甲。美國整個文化都瀰漫著對中國的敵意。   李潔明還指出,美國的反中言論深深扎根於美國的政治生活(遇上經濟不景氣以及對東西方關係感到焦慮時更是如此),是美國反智主義傳統的一個經典性現代例子。與此同時,中國也指責美國「一直想要打壓它」,那怕是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繼續如此。在中國人看來,這種相互誤解根源自十九世紀的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尾隨商船和軍艦進入中國,強逼中國開放門戶、把儒家推一邊和鼓勵抽鴉片。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西方人甚至支持信譽掃地的清廷。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在冷戰期間白熱化:在當時國務卿杜勒斯的煽動下,美國人擔心「黃色大軍會往南滲透,把整個亞洲赤化」。李潔明指出:「我們還沒有完全走出這種舊觀點。」   他指出問題一大癥結在於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少得可憐。在美國國內或國外有中國朋友的美國人寥寥無幾,而這為粗糙的刻板印象開啟了方便之門。所以,值得一問的是:從大眾角度而言,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是從何而來?教科書裡強調的是美國人的觀點:鴉片戰爭、門戶開放、義和團、辛亥革命、孫逸仙、蔣介石和福爾摩莎、共產黨的崛起、韓戰、毛主席。誠如一位精闢的評論者指出,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歷經四變:從敬重(十八世紀)變為蔑視(一八四○-一九○五),再變為恩慈(一九○五-一九四四),再變為失望(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再變為充滿敵意(一九四九-)。大部分美國人對「儒家」的認識,看來只限於虛構的夏威夷華裔偵探陳查理愛賣弄的迂腐警句:   草草下結論如同往水裡戳洞,來得快去得快。   戴著拳擊手套而想拿起針,難矣哉。   子曰:「有優秀兒子的人不會窮。」   陳查理的籤餅格言通常是以「中國古諺有云」、「中國古哲有云」或「子曰」開頭。對於中國的發明(造紙、活版印刷、羅盤、瓷器和火藥等),美國人的認識通常是來自教科書,而這些教科書的記載通常又本自充滿渲染的馬可.波羅遊記。哈特〈拜異教的支那人〉和馬克吐溫的有關美國邊疆區中國移民的描寫要更廣為人知,兩人筆下的中國人都是操一口洋涇浜英語,外表傻頭傻腦卻內心精明。哈特和馬克吐溫固然暗藏反諷,但這種反諷都在他們作品進入美國大眾文化的血管之後丟失。   因為對中國只有極有限的了解,美國人常把現實和印象混為一談:公開的反中言論往往是在模仿傅滿洲的故事。這引起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就像十九世紀晚期的傳教士和官員那樣)習慣用一組一以概之的「民族性格」談論「中國」;另一是讓先入為主的印象阻礙了相互了解。就連傑出的哈佛學者(談「文明的衝突」那些)都會說出「中國是一個假裝成國家的文明」之類的話,甚至說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儒家-伊斯蘭聯盟」。可見這些學者也未能不受大眾小說影響。但一部旅遊指南卻告誡那些準備到東方去的美國人:   誰要是沒有做好功課,不先了解一點東方哲學、歷史、宗教、社會學和人類學……判斷事情時常會根據他們對傅滿洲(虛構的東方頭號魔王)的先入為主印象。   李潔明在文章裡這樣作結:   中國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那就是用一些大工程項目(如萬里長城或三峽大壩)來讓全體中國人團結一心。把我們說成敵人有可能是他們下一個大工程項目,我們不應該以客氣方式回應。中國社會有時是殘酷的,而它的領土野心千真萬確。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擴張政策不會讓他們討到半點好處—但不必讓昔時的黃禍恐懼重新復活!   所以,就連李潔明一樣假定,中國只要逮到半點機會,都會揮軍西進。這種思想、感情讓人聯想起赫德(後來的英國外相)和奧斯蒙德一九六九年合著的小說《笑面虎》。書中的外交官主角說過︰   中國人?……他們是世界還剩下的唯一真正帝國。雖然我們在一百多年前重挫過他們,他們繼續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和無與倫比。每個國家都這樣自視過。但我們英國人不那樣想已經很久了,俄國人自史達林之後便停止了那樣的念頭,而美國人更是從未開始那樣想。在中國人看來,洋人仍然有責任向皇帝進貢,而且是愈早進貢對自己愈有利。   我曾問彭頓,事後回顧,他對媒體有關香港移交的報導是什麼感覺?他回答說:   我們很努力想讓中國人明白,我們不希望看見踢正步的士兵和一卡車一卡車部隊湧入香港。如果他們那樣做,每個人都會難以相信這是一次溫和、有禮和文明的接收。我們一直擔心這樣的畫面會動搖信心。但實際上沒有。   顯然,在二十二輪針對移交儀式進行的正式會談中,英方曾對解放軍大舉入城會引起的反應表示憂慮。那麼,中方官員認為怎樣的做法才是最合適?   這個嘛,他們稱之為「回歸」典禮而不是「移交」典禮,有時也稱之為「勝利慶祝」。他們原想在大會堂舉行儀式—那是香港一棟較難看的建築。他們只想要一場小型儀式,只有大約二百人參加。儀式上我們只需要簽字表示:「好,香港交給你們了。很抱歉我們來過這裡!」然後我們會得到一杯酒喝,喝完便離開。隨後是一場在別的地方關起門來舉行的軍事儀式……   但彭頓堅持移交儀式必須公開盛大,應該「有尊嚴和體面」,以顯示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主權和平轉移。不過他壓根不想穿上港督傳統會穿的全套戎裝(包括一頂羽毛帽子)。他想要遠離維多利亞時代裝飾主義(體現在精緻華麗的制服)那一套。   ……如果穿成那樣,我們會帶給一九九○年代的中國人一個錯誤印象。我們想要讓香港看起來不是一處殖民地而是一個亞洲偉大城市,所以更宜穿得像個市長而非殖民地總督,不宜穿得像一件帝國遺物。   彭頓的官方中文名字是彭定康,意指「穩定和健康」。香港人又給他取了「肥彭」的外號。這外號除了是針對他的圓胖身材,也有「繁榮和幸福」的寓意。而且,據說能得到暱稱是一種恭維:他之前的歷任港督都太嚴肅、太不親民,沒有這種殊榮。中方談判代表因為不滿彭頓在香港推行的政治改革,也給他取了各式各樣的外號,包括:「毒蛇」、「搞花樣的」、「大搖大擺妓女」和「探戈舞者」(最後這個外號起因不明)。   有關移交儀式其他方面的討論多得沒完沒了,其中包括花了好幾星期談判威爾斯親王和江澤民主席孰先孰後出場的問題。這場談判並沒有因為中方談判代表老把「威爾斯親王」喊成「查爾斯親王」而變得容易些。早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一九八二年九月訪問北京也碰過類似問題:她聽見翻譯稱呼她「相當值得尊敬的柴契爾夫人」(另一方面,她經過好些勸才不再使用「支那人」一語)。最後,中英雙方敲定,查爾斯親王和江澤民主席同一時刻進入新會展中心,由江澤民主席先致詞,然後換威爾斯親王用中文說幾句漂亮話。兩人會互道:「非常感謝您」,然後便各走各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電視看到這一幕時只覺得難以置信:「我們花了幾星期又幾星期談判,為的就是談出這個?」二○○五年,一家英國小報弄到威爾斯親王私人日記的片段,透露出他的真正想法:江的致詞內容是「冗長荒謬的廢話」、英國在儀式上大大「丟面子」,又說與其說是「移交香港」不如說是香港被中國「拿走」……   我問彭頓理不理解中國人的感受—一種在漫長屈辱結束時會有的感受? 當然了解。「黃禍」是整件事情的一部分,如傅滿洲之流。在較高層次是史景遷的《大汗之國》(一九九八)和白魯恂的《中國的政治文化》(一九六八)。「鴉片窟」觀點的吊詭之處在於,鴉片其實是我們塞給中國人,為的是平衡十九世紀中葉我們在印度的收支。我們把中國全球化是為了平衡印度的賬本。這個過程發生得異常的快。畢竟,在一七九三年的時候,中國皇帝才讓馬戛爾尼告訴喬治三世,中國不甩他的要求,也不甩其他人的類似要求。我們當時沒有實力,不像美國海軍將領培里那樣可以強行打開日本門戶。但不到四十五年,我們就在鴉片戰爭中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加速了中國的瓦解。這些毫無疑問會影響他們對我們的看法。要知道,過去二十個世紀以來,中國有十八個世紀是世界的最大經濟體。中國人認為,他們國家所受的可怕羞辱和我們脫不了關係,而我們都知道,中國一直自認為是「中央之國」,以世界的中心自居。經歷兩百年的災難之後,他們終於有了可以讓他們感覺良好的因素,可以恢復民族自尊。中國人的觀點是,我們是導致中國國力嚴重衰敗的元凶之一……現在,因為對我們幹過什麼可怕事情有更多認識,我能用稍微多一點的同理心去看待他們的觀點。我們的行為以現代的道德標準衡量顯然是站不住腳,但即便改用當時道德標準衡量一樣是讓人反感。   回歸前三個月,中國外交部長在人民代表大會表示,香港學校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將會作出一些重大修改。在隨後舉行於香港的記者會中,準特首董建華解釋說,有關香港的「殖民地過往」的歷史當然有必要重寫。在座一個記者刻意問他,天安門事件是否也會被改寫。董建華回答:「你也許會有興趣讀讀鴉片戰爭的部分是怎麼寫的。」這些歷史糾葛有時會在中英談判期間冒出來:爭持不下時,中方代表會翻出歷史舊帳(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八國聯軍、火燒和洗劫圓明園,中國人在西方受到的歧視)。所以,中國人的屈辱感真的非常深,始終揮之不去,以致阻礙了彼此的相互理解。他們沒有受害情結,但有受辱情結。   十年後,我定期會到中國大陸和香港講課,談西方藝術流派和設計師的養成。有一回,待在清華大學的最後一天,我被招待至北京西北金碧輝煌的夏宮參觀。夏宮是集宮殿、樓台、寺廟、園林和「千橋」於一身的偉大宮苑建築群,始建於十八世紀,部分是由耶穌會會士設計。充當導遊的是方曉風博士,他是建築師和清華大學環境設計系講師,也是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設計雜誌《裝飾》的主編。方博士告訴我,英軍在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尾聲洗劫和燒毀了夏宮,目的是「懲罰」咸豐皇帝本人而不是他的百姓—夏宮是咸豐皇帝最愛的行宮。然後,夏宮在一九○○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再次遭殃。兩次大洗劫的戰利品流入了大英博物館、倫敦古玩市場和私人豪宅。一八六○年摧毀夏宮的命令是埃爾金爵士從(諷刺啊)君子軒發出—他剛好就是鑿去帕德嫩神殿大理石雕刻的那位埃爾金爵士的兒子,果真有其父必有其子。埃爾金又下令在冒著煙的廢墟附近立一告示牌,用中文寫著:「此乃背信和殘忍之獎賞。」不過英軍沒碰宮苑建築群大門的一對巨大獅雕,認為它們沒多少價值又難以搬運。殊不知,獅雕是純金鑄成。馬克吐溫對八國聯軍洗劫夏宮一事有一著名形容︰那是基督教聯國為報復所進行的一次海盜襲擊,她的「靈魂裡充滿卑劣,口袋裡充滿贓物,嘴巴裡充滿假仁假義……」我問親切的方博士,中國人在事隔一百五十年之後的今日是否仍耿耿於懷?我會有此一問,也是想藉機修復嫌隙。   他首先告訴我,中國人更習慣稱「拳民」為「義和團」。英國人喊他們「拳民」,是因為他們炫耀的武術類似於拳擊(他們認為這武術可讓他們刀槍不入)。至於夏宮兩度遭縱火和搶劫一事,「很多中國人完全不知道有這段歷史—那畢竟距今很遠」。當我們在園中漫步和欣賞昆明湖的驚人美景時,方博士耐心解釋了每個建築元素的歷史背景和意義。他說,夏宮傳統上稱為圓明園,意指「完全光明的花園」。園內的一千條花崗岩石橋(加起來五英里長)讓皇帝感到自豪。我手上的英文遊園指南指出,園中好些建築和園林都是兩次大破壞之後重建而成。有些建築物和夏宮整體格局的大部分看來完好無損。但在萬壽山的背後卻藏著一些破碎的大理石柱子、噴水池廢墟、雜草叢生和燻黑的小佛寺、圖書館和一些被推倒的石碑—在地人稱這一區為「埃爾金砌石區」,中國共產黨主政之後又刻意稱之為「圓明園遺址公園」。它原是夏宮的核心部分,混合著中式和西式建築。方博士指出,整個宮苑營造出的氣氛讓它看起來比實際樣貌還要歐洲風格。我的遊園指南又說︰「只要靜靜站著,很容易可以想像帝后穿著華麗宮服正在散步,享受悠閒。」唔,可不一定那麼容易。因為就在不遠處,一群興奮的小學生看著一塊看板,不停吱吱喳喳,而他們的老師用一根撞球桿似的長棒指向看板上的文字。「上面說些什麼?」我問。「這個嘛,它介紹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清廷在一八六○年受到英法聯軍何種羞辱,以及帝國主義列強如何強行打開中國門戶。還有『拳亂』及其後果。」在晚吃的午餐席上,方博士告訴我︰「對,中學生仍然會在歷史課堂上學到兩次鴉片戰爭和『義和團之亂』的經過,但老師不會教太多細節,只介紹梗概。」為什麼要留著夏宮一處被摧毀的遺跡不重建呢?它現在類似一個荒煙蔓草的神龕。「中國人喜歡把歷史記憶保存下來,哪怕他們已不知道其中細節。」一九○○以來圓明園經歷過多少次破壞?「這個嘛,多年來它的石頭一再被用於其他建設計畫。」同一時間中國老百姓還遭遇過彼此傾軋的可怕苦難,包括一八五○至六四年間的太平天國起義,據信有數百萬人在這場大動亂中喪生,我趁此良機向方曉風博士提出心中疑問。「不錯,中國人裡有好人也有壞人,舉世皆然……」我們舉杯互敬,同意「忘掉過去的更好方法是記取過去」,因為只有這樣子,昨日的錯誤才可望不在明日重演。   我們英國人記取過去的方式表現在語言使用上的漫不經心:我們會在學校操場互相來一個「中國燒灼」,會在板球場上「投一個支那人」—指一種鬼祟、非正統的左手投球法(棒球裡也有同樣鬼祟的「中國全壘打」)。我們把諱莫如深稱為「中國長城」,把信不過的傳言稱為「中國耳語」。打死也不答應做一件事時,我們會說「給我中國所有的茶葉都不幹」。我們把「毫無丁點成功機會」說成「連一個中國人的機會都沒有」,把一團亂的場面稱為「中國防火演練」,把陽奉陰違稱為「中國式恭順」。患有唐氏症的兒童與嬰兒被稱為「蒙古兒」—這是因為,有個醫生在一八六六年認為他們的臉顯示出強烈「東方缺陷」。我們把別出心裁的虐人方法稱為「中國酷刑」(電影界則稱之為「千刀萬剮」)。「支那人」一詞原是中性字眼,現在則是萬萬不可使用,除非是在開玩笑的場合。支仔(Chink)也是對中國人的藐稱,只是已經不常用—它也許是衍自清朝(Ch’ing)或「中國」(China)或斜裂縫(chink)。另一個過時的貶稱是「苦力」(Coolie)或「苦力帽子」(Coolie hat),所以有些廚師有時候會開玩笑說:「我還以為蔬果醬汁(Coulis)是個刻苦耐勞的支那人。」「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一語則仍有人在使用(指煽情和大肆渲染的新聞報導),它八成是源自報紙漫畫人物「黃小孩」(the Yellow Kid)。他是一八九六年在美國面世,外形酷似諷刺漫畫裡的亞洲人(光頭、無齒,大耳朵)。此外還有被稱作「中國咒人話」的古老諺語,例如這一句:「願你生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這句話常常被旅遊指南和通俗歷史書引用,也是男性荷爾蒙偏高的商場人士愛說的話(說完通常會以一個會心微笑加強效果)。據考證,它是一九三六年在外交圈子被創造出來,所以說「古老」得不亞陳查理的老套格言。英國外交界就像其他公部門高層,當然也充斥著「滿大人」(mandarins)—這詞原指帝制時代中國一至九品官員,但拜英國人之賜變成貶義詞,指有權有勢(特別是反動或愛搞祕密勾當)的高官。敬酒語「千千」同樣是英國官員從中國輸入西方,其原意是「請請」。   「支那人」一詞據信是源自「支那人約翰」或「支那人傑克」—兩者都是對中國人的通稱和藐稱,至今還會被一些中國菜館用作店名。至於「支仔」一詞則繼續殘存在幼兒園的跳繩歌(有不同版本)︰ 支仔、支仔、支那人 他坐在欄杆上; 一個白人走過來,割掉他的豬尾巴…… 或作 小支、小支、支那人, 他坐在籬笆上, 想方法用一塊錢賺十塊錢。 小支、小支、支那人 他吃著死老鼠, 津津有味,像吃薑餅……   在電視圈,下午兩點半的拍攝通告稱為「中國牙醫」(源自「牙齒痛痛」笑話)。在電影拍攝人員之間,「把它弄成中國人」一語意指把照明燈的金屬擋光板關至只剩一道橫縫,以把不想要的光線遮住。時至今日,大學生吃宵夜喝兩杯時看來仍然非常喜歡點一盤 fly ry(炒飯)—這是廣州一帶洋涇浜英語的遺緒。「洋涇浜」(pidgin)一詞也許是從「商業」(business)一詞訛成,例如,有個基督教主教就被人稱為「天國洋涇浜首席」(No. 1 Heaven Pigeon)。在二十世紀初期以前,「洋涇浜英語」一詞並無貶意,是後來英語人士和喜劇作家老拿它做文章,洋涇浜英語才變得滑稽可笑。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見)和 look see(看看)都是可溯源至洋涇浜時代的中式英語。順道一說,板球中「投一個支那人」的說法據信是源自一九三三年。當年,在特拉福德舉行的大對抗賽中,西印度群島隊的投手(有部分中國血統)「貓咪」阿亨用一記左勾球讓羅賓斯打擊落空。有人聽見羅賓斯退場時咕嚕說了一句︰「該死的支那人耍了記花招。」與方博士共進午餐時,這些思緒紛紛從我腦海湧出,但我沒拿出來分享—解釋起來太複雜了。此外,它們無疑會煞風景。   「那麼,你們對英國還留有惡劣印象嗎?」我問他。「今天的英國非常不同於大英帝國的時代。」除此之外,日本人壞多了,中國老百姓在記憶裡烙印的壞印象要深得多。中國人忘不了充滿羞辱的甲午戰爭,更忘不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大屠殺。相比之下,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不算什麼!我轉身對我的翻譯說:「你一直對你我兩國的歷史糾葛太輕描淡寫。」她帶著一個漂亮的笑靨回答:「對,但正如方博士說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許吧,但圓明園遺址公園的照片還是出現在無數的T恤、海報和日曆上。   當天下午稍後,我讀到一本圖文並茂的教科書,書名是《國恥一覽》(一九九八),內容主要是記載「百年國恥」,時間範圍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訖於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關鍵事件包括︰ .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四二)和對中國主權的挑戰。(「侵略者」)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報復」(一八五六-六○)。(「海盜」) .火燒和洗劫圓明園。(「蠻子」) .始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的各種不平等條約,包括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其中一項規定是禁止中國官員喊英國人為「蠻子」,哪怕他們明明是「蠻子」。(「砲艦外交」) .勤奮刻苦的海外華人所受到的無恥對待。他們為保護自己而集中在稱為中國城的隔離區。(「資本主義」) .取笑中國人的破英語。(「他們的幽默觀念」) .一九○○年的「義和團之亂」及其後遺症。(「瘋狂爭奪租界」)   書中有好些「埃爾金廢墟」的照片,而這說明了很多事情。上述提到的國恥中,英國看來要負大約一半責任。「海外華人所受到的無恥對待」固然更多是關於加州(淘金熱、建設泛美鐵路和一八八二年嚴厲的《排華法案》),但一些英國城市一樣被點名。這類高調談國恥的書自一九八九年起大量湧現,顯然和江澤民主席主導的黨政策有關—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民族團結」、「軟實力」和「屈辱記憶可以帶來民族復興」。所以,國恥文類部分是關於百年來的屈辱,一部分是想透過提醒國人他們曾有哪些國外歷史敵人和國內漢奸以激起同仇敵愾心理,部分是關於「文明的衝突」(這觀念在美國一樣流行)。自天安門事件之後,這種趨勢變得更明顯了。這類書籍想要傳達的標準台詞似乎是:「我們正在走自己的路;我們必須自行決定命運並團結一致。」以及:我們必須迎接一個新的市場範式,來帶動市場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歡迎一個無所不管的政府。   回英國前我去了一趟香港探望朋友。中國企業在香港的活動看來比九七以前還多,把整個城市炒得火熱。很多人曾預言「一國兩制」行不通,說香港的繁榮將因回歸而萎縮,但預言顯然沒有成真。離港前,我在機場的書店裡轉了轉。在英文書區,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談當代中國的著作非常多,封面上或是安迪.沃荷風格的毛澤東肖像,或是五星旗,或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海報,但最多見的是滿身鱗片的蜿蜒巨龍。在中國民間傳說,龍是智慧、祥和和裨益人類的生物,象徵吉祥。但牠在書籍封面上卻變得嚇人、噴火和好戰,樣子像是準備好接受挑戰(大概是接受聖喬治挑戰)。睡醒的巨龍,崛起的巨龍,咄咄逼人的巨龍。神話中龍王「廣潤」(被奉祀在昆明湖的一座廟裡)掌管天氣,對雨水的供給無比重要。五爪龍傳統上只許繡在皇帝龍袍上,寓意幸運、權力和恩慈。四爪龍和三爪龍則分別只許繡在貴族和官員袍服上。今日,中國人對龍的看重只依稀保留在「舞龍」活動。英文書的封面卻是另一回事。出版商顯然誤以為,這種生物象徵著後帝制時代中國稱霸全球的野心,或是以為「龍=中國」的公式會被讀者如此解讀。我只能找到一本英文書是以在中國城市裡進行商業活動的當代中國公民為封面。中國的行銷者和圖像設計師一直努力用可愛熊貓取代龍做為代表中國的主要意象,但似乎流行不起來。幾乎沒有一本論當代中國的英文書的書名不帶有「權力」、「威脅」、「崛起」三個字眼的其中之一。然後,有三本書引起我的腎上腺素突然急升。   第一本(封面畫著一個中國士兵以可怕武器瞄準讀者)有個肌肉非常發達的書名:《攤牌:為什麼中國想要與美國一戰》。兩位作者一個是小布希總統任內的助理國防部長,一個是「安全層級很高」的前海軍戰鬥機飛行員。這書以短篇小說的形式設想有哪些情況可能導致「太平洋冷戰」,甚至從冷戰變熱戰,包括:中國入侵台灣、第二次韓戰(這一次是核戰)、第一次石油戰爭(中國和委內瑞拉結盟)、中日為爭奪釣魚台發生的戰爭、中國與穆斯林國家結成聯盟。兩位作者認為,中共統治政策導致的國內不穩定、狂熱的重整軍備(儘管中國沒有外部軍事威脅,但重整軍備的熱烈程度卻是「納粹以來之最」)和官僚體系貪汙成風都很可能點燃上述假想的其中之一。又如果上述的可能性沒有成真,美中照樣可能會為爭奪中東、遠東、非洲或南美的油田而發生衝突。這等於是說,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能會引發美中大戰。任君選擇吧!「想要贏得太平洋冷戰,我們必須先要明白,它業已開始……」   第二本書的封面是一條像輪圈蓋的兇惡金龍,書名和第一本一樣直截了當:《醞釀中的中國戰爭:會在哪裡開打?怎樣才能取勝》。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商學院教授,探討的是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導致快速工業化的中國(「世界上最大的海盜國家」)和西方發生衝突。這些因素包括:山寨商品和偽藥;「二十一世紀鴉片戰爭(這一次的幕後主腦是一個不神聖的三位一體:幫派組織、國際走私集團和腐敗的共產黨官員);環境汙染的擴大;以血換油的做法(特別是在非洲);中國在拉丁美洲「以低息貸款和先進武器為誘餌」所推行的新帝國主義(「最大的歷史諷刺是,曾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最大受害國之一竟在二十一世紀搖身變為最義無反顧的帝國主義國家」);水戰爭(各種大水壩工程導致「上游」和「下游」國家發生激烈外交戰);國內學生、農民或分離主義者發起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讓中國「愈來愈病懨懨」的人口老化問題(被稱為「中國的定時炸彈」)。作者認為,這些因素的全部或任何一個,加上中國政府操縱匯率、補貼出口和強迫勞工在低薪和惡劣環境勞動的做法,都有可能觸發美中大戰。「深入理解醞釀中的中國戰爭的複雜經濟原因,將有助於找出和平解決的方法。」這結論像是由大象生出的一隻小老鼠。   兩本書都自稱是追求對中國的「深入理解」,但它們的寫作風格卻是磨刀霍霍,基本上是二十世紀初黃禍文類的當代翻版,只是多了參考書目、地圖和圖表。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呼應了政客(特別是美國共和黨和茶黨的公職候選人)對中國的指控:中國暗中計畫動搖/接收/收購美國。「我們何必要動搖美國的經濟呢?」微笑著的中國官員說。「我們已買下它。」顯然,「黃禍」的觀念從未真正遠離美國政治:它反覆從檯面下浮現,隨著經濟走下坡而愈來愈刺耳。所以,它們是追求「深入理解」還是操弄選民的偏見?在愛德華時代,「崛起巨龍」的威脅主要被認為是種族層面而非軍事層面,但它今天(根據各種書籍、無數週刊評論和政客的言論觀察)卻兼含經濟和軍事層面,還有醫學層面(黃禍的一個形式被認為是從東向西擴散的流感)。中國的「惡行」固然有所創新,但有鑑於時代的變遷已經那麼巨大,這些創新可說出奇的少:電腦病毒、有毒藥物、汙染的牛奶、感染的雞肉、垃圾郵件瘟疫、巨量吞食原物料、不公平的貿易盈餘、侵犯智慧財產權、暗中購買戰略資產、鉅額軍火交易、盜版西方大學的著作、滲透非洲、西藏問題、奴役勞工、對內專橫暴虐、不遵守國際貿易協定、剽竊西方最新的觀念和缺乏真正的創新發明。蒙古大軍被說成已準備好拿我們當早、午、晚餐吃,中國被說成有著統治世界的狂想,文明之間被說成必然會發生衝突……這一長串的指控我們都已耳熟能詳。唯一還缺少的就是把這些焦慮擬人化,一個中國人狡猾和為惡天性的化身,一個可為經濟和社會緊張代罪的替罪羊。還需要的是一個誇大化的魔頭,身高約三公尺多。   第三本引起我注意的英文書出版於一九九八年,是最早三部傅滿洲小說的合集。傅滿洲是世上第二號最知名的中國人。而且,這個大壞蛋角色在西方人意識裡流連不去的時間比任何人都長。

作者資料

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

是我們時代研究興趣最廣泛的文化史家,著作眾多(包括吸血鬼電影和義大利西部電影的研究),又曾為成功的電視紀錄片系列(題材涵蓋廣告、中世紀和圖坦卡門)撰稿和主持。 除了是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院士,他在一九九六至二OO九年之間任皇家藝術學院校長,至今仍是該校的文化史榮退教授 。 他的其他公共職位包括英格蘭藝術委員會主席、設計委員會主席、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受託人。

基本資料

作者: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書系:貓頭鷹書房 出版日期:2017-11-30 ISBN:9789862623381 城邦書號:YK1439 規格:平裝 / 部分彩色 / 480頁 / 17cm×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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