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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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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新版)

  • 作者:唯色(Woeser)
  • 出版社:大塊文化
  • 出版日期:2016-04-28
  • 定價: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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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 文革依然是禁區,《殺劫》依然是禁書 傳統藏語並無「革命」一辭。半個多世紀前,中共解放軍進駐西藏,刻意結合原先藏文的「新」與「更換」才造出這一個全新的辭彙。藏語「革命」的漢語發音近似「殺劫」,恰恰表明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革命」為西藏帶來的種種劫難。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席捲西藏。「殺劫」之前於是再被加上「文化」一辭。藏語的「文化」與漢語的「人類」發音近似。對西藏民族而言,這場「文化大革命」無疑成了「人類殺劫」。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作家唯色出生於西藏軍區總醫院。當時她的父親是中國駐藏解放軍的一名軍官,也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透過鏡頭,這位軍官記錄了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影像。「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 這本書的原版,因藏語「革命」的諧音而得名《殺劫》,十年前的二○○六年由大塊文化出版。那時恰逢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儘管已經過了四十年,但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碰觸的禁區,而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的今天,在霧霾日益濃重卻堪稱強大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這期間,唯色嘗試使用他父親在文革當年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機,站在他父親當年同一角度,拍攝今日拉薩圖景,兩個時代照片的對比,顯示出歷史的無常……《殺劫》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除了全書修訂外,還追加了更多文字與影像的記錄。透過唯色父親的照片,讀者可以進入歷史中的拉薩,去認識曾經有過卻已消失的風景,曾歷盡滄桑卻已輪迴的人們,傾聽曾經發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歡離合…..當然也可以跟著唯色,一起追索著他父親當年行蹤,透過他們的文字與影像記錄,見證著更多西藏的生與死。

目錄

序(王力雄) 關於照片 I 砸爛舊西藏 革命即將來臨 砸大昭寺 鬥「牛鬼蛇神」 換新名 II 造反者的內戰 兩大造反派 III 龍在雪域 軍事管制 全民皆兵 IV 毛的新西藏 革命委員會 人民公社 造新神 V 尾聲 神界輪迴 VI 《殺劫》之後

序跋

◎文/王力雄   一九九九年底,我收到唯色寄來的郵件,裡面有數百張底片。那時我們還沒見過面。她在信中告訴我,底片是她一九九一年逝世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西藏所拍。她知道這些底片很珍貴,卻不知道該怎麼用。她雖然和我從未謀面,但是看過我寫的關於西藏的書,相信我會很好地使用這些底片,因此決定把底片送給我。   我戴上手套,對著燈光看這些底片。很快我就斷定,我不能接受這份饋贈,因為它實在太過珍貴了。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事件,它除了是一段空前絕後的奇異歷史,還關係到對人類走向的探索,因此一直受到眾多研究者關注。幸運的是,因為文革波及廣泛,距離時間又不太遠,留下的資料可以用浩如煙海形容,世界各國的重要大學和圖書館都有收集。即使在文革研究遭到官方禁止的中國,文革資料在民間也多有流傳。   然而,無論是在文革研究方面,還是在文革資料收集方面,一直存在一個空白——西藏。目前對文革資料收集最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收入了上萬篇文件、講話和其他文獻,其中關於西藏的文獻只有八篇;美國華盛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收入三一○○種紅衛兵小報,其中西藏的小報只有四種。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和文革資料編纂者宋永毅在給我的信中感慨:「西藏材料可以說是奇缺……我們對西藏文革實在瞭解得太少了!」   即使在官方的西藏自治區文件案館,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也是一個斷層。六年時間留下的材料僅有三份。文革初期最熱鬧的兩年竟然一份材料也沒有。   當然,西藏文革的資料肯定存在,至少在文革中掌握西藏重權的西藏軍區就保存得相當多。但那是一個深埋的黑箱,衛兵把守,絕不外露。跟所有被中國官方掌握的文革資料一樣,被當作不可見天日的「絕密」。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所以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   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愈加不可觸碰。中共統戰部一九九九年編輯的《圖說百年西藏》畫冊,數百幅照片中竟然沒有一張文革期間的照片,似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時間在西藏歷史上不曾存在!   面對這樣的有意抹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愈發顯得千真萬確。如果上百萬平方公里的西藏是文革研究的空白,文革研究就是無法完整的。由此而言,唯色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   與其他資料相比,照片的客觀性相對最強。文字、口述、採訪等免不了與當事者的主觀性——立場、目標、記憶和解釋等——有關,靈活多意,容易遭受懷疑和否定。照片則是歷史瞬間的凝固,當時光影所投射的每個象素都具有不可否定的性質,屬於「鐵證」。以往西藏文革的文字材料奇缺,西藏文革的照片更是少到不能再少。多年來,正式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只見過一張(臺灣《攝影家》雜誌第三十九期);用google做中、英文搜索,全部網際網路找到的西藏文革照片也只有一張!唯色父親的數百張西藏文革底片,價值由此可想而知。   我回信告訴唯色,我可以幫助她,但是讓這些照片見證歷史不是我這個外族人的職責,而是應該由她自己承擔。   從那時到今天,六年過去了。唯色圍繞這些照片所做的漫長調查和寫作終於完成,她父親的照片得以在四十年後重見天日,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也因此不再空白。   願她父親往生的靈魂安息。   順便說一句,唯色今天已是我的妻子。   感謝這些照片。   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及:我父親在三十七年前的這天死於文革迫害)
關於照片
◎文/唯色   二○○二年初夏的一個下午,當我把這些照片從紙袋裡取出,五十七歲的霍康.強巴旦達的反應令我震驚。他是個高大、沈默的拉薩人,開始只是翻來覆去地看著他父母和外公被當作「牛鬼蛇神」鬥爭的照片,很平靜的樣子,但誰也沒有料到他會突然慟哭起來。他的那種慟哭沒有聲音,只是渾身顫抖,一隻手緊緊地抓著身邊的人,淚流滿面。他就這麼哭了許久,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半響他才哽咽道,「當年我父親曾說過,在批鬥時他看見有人在拍照,我當時不在拉薩,還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霍康.強巴旦達終於看到的照片,是我父親澤仁多吉在四十年前拍攝的。 我父親是西藏東部的康巴藏人。按照西藏傳統的地理觀念,整個藏地由高至低分為上、中、下三大區域,有上阿里三圍、中衛藏四如、下多康六崗的說法。一九五○年,毛澤東派遣軍隊要「解放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西藏同胞」,從中國的西南方向進軍拉薩的先遣部隊沿途吸納數百名年輕藏人,其中就有我年僅十三歲的父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燎原,我出生在西藏軍區總醫院。此時我的父親已是中國駐西藏軍隊的一名軍官,亦是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從懂事起,我經常見父親整理他的照片和底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九一年,仍在軍隊任職的父親病故於我出生的那所醫院。在收拾父親的遺物時,我保留了這些照片,但當時並不知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   直到一九九九年,我讀了從海外傳到西藏的《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決定把父親的照片寄給書的作者——中國作家王力雄。當時的想法只是,與其讓父親的照片繼續沉沒箱底,不如提供給一位能夠公正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許能發揮一些作用。   未曾謀面的王力雄把照片又還給了我,並在回信中說,這些照片再現了西藏一個被抹煞的時代,屬於應該恢復的西藏記憶。一個民族的傳承靠的是對歷史的記憶,而用「記憶」對抗「遺忘」是每一個有良知者的責任,也許這就是我父親留下這些照片的心意。他的話打動了我。從那以後,我被這些照片牽引著,進入了艱難、漫長的採訪與寫作之中。   六年來,我採訪了七十多人,基本上與我的父母同輩,生命中的大段歲月是與西藏天翻地覆的幾十年歷史緊密相連的,大多數是藏人,也有漢人和回族,如今他們或者是退休幹部、退休軍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還在其位的官員、仍在工作的學者、虔心侍佛的僧侶等等,但當年,他們中有紅衛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積極分子」……我帶著王力雄幫我在北京放大的照片在拉薩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開,一幅幅傳遞。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發一段苦澀回憶。   很多人的回憶都夾雜著難言、失言以及不堪言說。我總是默默傾聽著,不願意自己的唐突、冒昧、閃失打斷了他們並不輕鬆的回憶。我小心翼翼地尋找著終於流露或洩露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往往是對這些照片詳細的說明或補充。多少回,當我整理錄音時,反覆傾聽他們的驚慄、歎息和懺悔——「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這時我總是感到,直面歷史和創傷的確很困難。   感謝我的父親,不論他出於什麼動機,他留下的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見證;感謝我的母親,她容忍父親把相當一部分工資消耗於被當時人們認為無用的攝影;感謝王力雄,他不僅是我寫作此書的推動者,如今是我的先生;感謝西藏學者才旦旺秋,他為此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策劃,並提供了他的採訪和翻譯;感謝遠在波士頓的Carma Hiton,為我做了底片的保管和掃描;感謝臺灣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使這些照片和調查文字公諸於世。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些接受了我的採訪的長輩們,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西藏,為了他們的安全,書中對其中七人使用化名(三位男子以藏語的星期日期替代,四位女子以藏語的二位數字替代)。令人難過的是,其中已有兩人病故。   出於諸多考慮,我原本打算署名亦用化名,但是二○○三年九月,我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被認為有「政治錯誤」而遭查禁,我也被解除了公職。這恰是西藏今天的現實,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依然與文革時代如出一轍。這也使我不再有顧慮,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以真實身分出版此書。   最後,我要轉錄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的一位佛教上師——索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西藏生死書》中的一句話:「我願把本書獻給西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難的人,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和佛法的殊勝景象被摧毀」。   二○○五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亡故二十九年整
補記:《殺劫》之後
◎文/唯色   瓦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一句名言:   「關於文明的記錄同時都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但我要修改為:關於所謂文明的記錄,其實更多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題記   因藏語「革命」諧音而得名《殺劫》的圖文書,十年前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際。同時出版的,是我採訪二十三位經歷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記憶》,以及我在中國出版隨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臺灣版《名為西藏的詩》)。   如若沒有臺灣,我的這三本書可能很難面世。譬如鄰近的香港,彼時與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價值觀允許言論自由,或找得到出版處。但在偌大中國,則絕無可能。王力雄在《殺劫》序言中寫:「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因為「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氣——霧霾日益濃重卻宣稱已經崛起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禁書很難入關。承蒙大塊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額外贈送五十本《殺劫》,那是我希望書中的幾十位受訪者能夠得到,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但在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關卡,全部被中國警察野蠻沒收。我對受訪者的歉疚難以撫平,有人已經去世,實際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訪者接踵去世,他們永遠無法目睹自己的證言印在書上。   二○○九年,《殺劫》藏文版問世。藏文譯者是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資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譯者序中這樣寫——「很多西藏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間在西藏所發生的情況,所以我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瞭解這個真相。」感謝大塊文化無償提供版權及版式,也感謝挪威西藏委員會(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論自由聯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協對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殺劫》,由譯者遠赴印度達蘭薩拉替我敬獻給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殺劫》的扉頁親筆題詞:「信仰和忠誠潔白無瑕,利他的勇氣始終如一的唯色啦:祈願三寶,不論現在或未來,讓你的所有願望都能無障礙地任運成就——釋迦比丘說法僧達賴喇嘛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後來被輾轉帶給因得不到護照而無法出境的我。   二○一三年,在Twitter上認識的鄭玉萍女士(旅居美國的馬來西亞華裔)主動援助製作《殺劫》的藏文電子書,並與譯者卓嘎、藏文版設計者圖登協力,將電子書成功上傳網路,如今已有境內多地藏人讀到。   在完成《殺劫》的六年裡,沉浸在近三百張老照片中,以類似按圖索驥的方式,去瞭解我一無所知的西藏文革歷史,並不輕鬆。正如印度女學者布塔利亞.烏瓦什(Butalia Urvashi)在有關印巴分治的著作(註)中所說,不僅要通過「歷史」來瞭解事件,「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瞭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而七十多位受訪者的陳述,卻因揭示並不願意直視的黑暗,必然會重返黑暗並將記錄者也不可避免地帶入黑暗。   我至今記得採訪時,經常會為對方突然吐露的一兩句歎息而心痛:「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並會暗暗指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製造毀滅的人。但當我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整理錄音,一個個感歎號開始為問號所代替。這麼多人的心結,之糾纏,之壅塞,之沉重,察覺得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布滿某種可怕的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彷彿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如「解放」、「叛亂」、「破四舊」、「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類。   作為用中文寫作的我來說,有段時間,並不太願意再次翻看記錄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願意重溫當時的錄音或文字,似乎是進入了對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厭倦期。   註:《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亞.烏瓦什(印)著,馬愛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

作者資料

唯色(Woeser)

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人,作家、詩人。出生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拉薩,1988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曾於《西藏文學》雜誌社擔任編輯,2003年出版散文集《西藏筆記》,被中共當局認為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遭查禁,由於拒絕承認錯誤,在一年之後,唯色被解除體制內的職務。現為獨立作家,著有詩集、散文集、故事集及口述歷史專集14本,合集3本,被翻譯為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加泰羅尼亞文、日文、捷克文、波蘭文、藏文的譯著有13本。 唯色長期關注西藏議題,書寫內容多聚焦在西藏文化與藏人困境,曾獲挪威作家聯盟頒發的「自由表達獎」、(印度)西藏記者協會頒發的「無畏言論者獎」、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2010年度「新聞勇氣獎」、荷蘭2011年度「克勞斯親王獎」、美國國務院2013年度的「國際婦女勇氣獎」等多項重要的國際獎項。但也因此長期受跟監,親友多被迫放棄與她往來,所有海外出版著作全被歸列為禁書。唯色的行動被高度限制,心也與西藏同生,只剩下文字得以旅行世界。寫作理念:「寫作即遊歷;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 個人部落格: 看不見的西藏http://woeser.middle-way.net/ 絳紅色的地圖http://map.woeser.com/?viewmode=normal

基本資料

作者:唯色(Woeser) 其他:澤仁多吉/攝影 出版社:大塊文化 書系:mark 出版日期:2016-04-28 ISBN:9789862137000 城邦書號:A1400293 規格:平裝 / 全彩 / 320頁 / 18.5cm×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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