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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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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探討無差別殺人、自殺潮與 資本主義關連的必讀之書 從美國、挪威的無差別槍擊,到台灣的隨機殺人 從日韓、經濟危機後的歐洲,到香港學生自殺潮 資本體制和現代人集體精神處境間,有何複雜連結? 現代社會瀕臨精神潰堤,這是此刻最需要的一本書! ▋絕望的恐懼年代,必讀的救贖之作!▋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在國際新聞上屢次出現的恐怖屠殺事件,竟如瘟疫般從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家,悄悄蔓延到我們的社會。無差別恐怖攻擊、頻繁的自殺行為,與資本主義當道的政治社會結構究竟有何關連?在這本令人不安的著作中,貝拉迪透過政治經濟現況、社會學、精神分析,與引人入勝的哲學思考,為我們找出這個時代精神潰堤的社會根源。 本書具體而微地剖析屠殺和自殺恐怖事件,從九一一事件、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人魔、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到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作者大量援引大眾文化並另闢路徑,娓娓陳述後資本金融社會的利弊得失,網際科技造就人們的符號化與再異化,虛擬與現實的混淆不清,他以哲學╱社會學的宏觀思考,直接了當地指出當代人面臨的集體困境及其成因。 在這本集四十年心智思考的著作中,貝拉迪依循德勒茲、瓜塔里的哲學結晶,提供當代民眾一條可供應對與改變的建言。原本是形而上的思想辯證,在貝拉迪細膩地旁徵博引下,翻轉成一條縱然悲觀但仍保有喜悅的行動策略。 我們早晚會遭受科技與金融風暴引爆的大浩劫,但因有此書,在浩劫來臨前,我們將不致於太過絕望。 【名家推薦】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盧郁佳(作家(推薦序)) 【媒體盛讚】 細膩描寫當代歷史現象的最佳讀本。 ——麥可.羅賓斯(Michael Robbins)(《芝加哥論壇報》) 貝拉迪主張以無限的想像與嘲諷,作為即將快速重組的世界唯一的解毒劑。但最後,本書描寫得比只是觸及表面深入太多了…… ——書癡(Bookslut)文學網站 貝拉迪是憂鬱年代全球行動主義大師,他的任務是理解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他能感受到反叛者的絕望,也能享受「負面勞動力」的聰明之處! ——羅文克(Geert Lovink)(網路文化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創辦總監) 在診斷問題上,貝拉迪是最敏銳的專家。 ——《石板》(Slate)知名網路雜誌

目錄

推薦序 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盧郁佳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一 小丑 二 人性被高估了 三 贏一時就好 四 趙承熙的精神世界 五 什麼是罪? 六 機器人 七 記憶 八 你們不再安全了 九 自殺潮 十 首爾之旅 十一 無可奈何時,我們該怎麼辦?

內文試閱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1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奧羅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註1)我在報上讀到後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類大眾殺人事件的相關訊息總是能吸引我貪婪地閱讀下去,它帶著一種反感與反常的魔力,並似乎持續蔓延,尤其是在美國。但直到我讀到「奧羅拉大屠殺事件」與兇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聞時,我才開始動筆。   在這個國家,任何人不管其心理狀態如何,任都能買到致命武器。但我並不是受到這個國家的暴力與荒謬刺激才想寫作,反正我們對這個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最令我震撼的是這個事件的隱喻張力,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打破「景觀社會」與真實人生(或真實的死亡,反正意思相同)的界線。我懷疑霍姆斯曾經讀過德波(Guy Debord)(註2)的書,因為人們通常不會在做事之前,先讀過相關的文獻。但霍姆斯的行為卻帶有情境決定論的意味。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又重新彙整,並恐怖地再上演一次。就像達達主義者(註3)說的:「要消滅藝術,消滅日常生活,要消滅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霍姆斯讓我震驚的是:他想要取消觀眾與電影的界線,他想要進入電影世界。   所以,我忍不住開始大量閱讀「奧羅拉大屠殺事件」相關文獻,接著讀到其他槍殺大眾的男性(不知道為什麼,有白人與黑人、有老人與年輕人、有窮人與有錢人,就是沒有女人),並進一步研究之前的無差別殺人犯。從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觀察這些可怕的瘋狂行為,比觀察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禮貌性瘋狂行為,更能了解世界現況的成因。我從「犯罪與自殺」這個非常特殊的觀點,看見資本主義帶給人極大痛苦,並造成社會文明分崩離析。   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真相,正在今天上演,而且非常驚悚駭人。   2   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我在檢視大眾殺人事件的觀點,將特別聚焦在殺人行為中引人注目的意涵,以及其自殺的面向。   我在意的不是傳統的連續殺人犯,這些人是殘酷成性卻掩飾得很好的精神病,樂於看到別人受苦而死。我關心的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的人,因為殺人對他們有雙重意義:一是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二是尋找一個自我毀滅的出口,以逃離目前身處的地獄。我寫了趙承熙、哈里斯(Eric Harris)、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與奧維寧(Pekka-Erik Auvinen)這幾個年輕人的故事,他們都是為了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殺害無辜大眾,然後自殺身亡。我也寫了霍姆斯的故事,只是自殺未果。   3   史戴耶爾(Hito Steyerl)(註4)在《螢幕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書名暫譯)一書中,寫到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一九七七年發行的單曲〈英雄〉(Heroes)。   他唱出了一種新的英雄風格,正好趕上了新自由主義革命與數位轉型的時代。英雄已死!英雄萬歲!但鮑伊的英雄不再是個主體,而是個客體:是一種物件、一種影像、一種光芒四射的神器、一種浸泡在欲望中的商品,並超越了死亡再次活躍起來。只要看看一九七七年這首歌的錄影帶,就能理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這支影片同時顯示出三個角度的鮑伊,並以分層技術把他的影像變成三個。不只是鮑伊的英雄被複製了,他自己也變成一種可以被重製、繁殖、拷貝的影像,這段反覆的音樂經由幾乎是任何商品的廣告毫不費力地四處播送,也是一種把鮑伊迷人又自在的後性別(post-gender)形象包裝成產品的神器。鮑伊的英雄不再是比一般人壽命更長久的血肉之軀,也不是曾經成就了令人感動的功績而足以成為楷模者,甚至也不再是個指標人物,而是帶著後人類(post-human)(註5)之美的一件閃耀動人的產品——他什麼都不是,就只是一個影像而已。英雄的不朽不再來自歷經各種苦難的生存實力,而是來自能被影印、再生利用與轉世的能力。破壞只會改變它的形式與外觀,它的實質卻毫髮無傷。這件東西的不朽是基於它的有限性,而不是無窮性。一九七七年,龐克樂團行刑者樂團(The Stranglers)透徹分析了這種情勢,清楚宣告:英雄主義已經沒戲唱了。托洛斯基(Trotsky)、列寧(Lenin)、莎士比亞(Shakespeare)都是死人了。一九七七年,當左派分子聚集在巴德(Andreas Baader)、安司林(Gudrun Ensslin)與拉斯佩(Jan Carl Raspe)等紅色軍團喪禮時,行刑者樂團的專輯封面上有巨大的康乃馨花圈與宣言:「我們不要英雄了!一個都不要!」(註6)   在古典傳統上,英雄屬於史詩般的想像,且和悲劇與抒情詩不同,英雄能以意志與勇氣力抗惡劣的大自然,並主導歷史事件的發展。英雄興建城市,避開混亂的魔力。在文藝復興時期,我們仍能發現這種看法,馬基維里(Machiavelli)心目中的君王,則可以被視為現代時期政治論述中的英雄:那些建立民族國家、打下工業基礎、形成共同國家認同的人。   在現代時期結束時,人類事件的複雜度與速度已經超越意志的力量,英雄主義的史詩形式也消失了。當混亂現象變得普遍,模擬運算的龐大機器便取代了史詩般的英雄主義。史詩的討論空間也被散發出共同幻覺的符號企業(semiocorporation)(註7)占據。模擬類的遊戲經常能形成認同,就如流行的次文化,例如搖滾、龐克、虛擬文化等等。這就是現代後期悲劇形式的起源:從此,幻覺被誤以為是真實,而身分認同被視為歸屬感的可靠形式。當人們因為渴望歸屬感,而以一連串的謀殺、自殺、狂熱、攻擊、戰爭行為,回應今天永久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註8)的狀態時,通常伴隨著一種不帶嘲諷的絕望。   我認為,只有透過「嘲諷」(irony),以及有意識地理解英雄遊戲核心的模擬行為,次文化中的偽裝英雄才有機會拯救自己。   4   在一九七七這一年,人類歷史來到一個轉折點——英雄死了。或者說得好聽一點,他們不見了。他們不是被英雄主義的敵人殺死,而是轉成另一種層次:他們溶化並變成鬼魂了。於是乎,人類受到由電磁物質組成的假英雄誤導,對真實的人生與樂趣失去信仰,開始只相信不斷散布的影像;那是英雄褪色的一年,英雄從實體生活與歷史激情的世界,遷居到視覺模擬與神經刺激的世界;那是歷史轉折的一年,世界從人類演化時代,轉變成反演化(de-evolution)或反文明(de-civilization)時代。   在進入「現代性」(modernity)的這幾個世紀,勞工與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註9)意識一直建立的制度開始逐漸崩壞,這是世界金融喪失現實感的掠奪過程。公共教育制度、醫療、公共運輸與福利制度是現代時期的物質遺產,勤勞的資產階級(bourgeois)與工廠工人矛盾結盟的成果,也淪為奉市場之神教條至上的犧牲品。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資產階級(post-bourgeois)墮落成一個金融黑洞。這種新的制度開始吞噬並摧毀兩百年勤奮精神與集體智慧的產物,並且把具體的社會文明現實,轉變成抽象的數字、演算法、數學暴力,以及只以金錢形式的財富累積。模擬的誘惑把實體形式轉變成忽然消失的影像,把視覺藝術獻給垃圾詐騙郵件,讓語言屈從於虛假的廣告。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是,真實的生活消失了,一切變成金融累積的黑洞。   現在的問題在於,人類還剩下多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與感性(sensibility),以及想像、創造、發明的能力?人類是否還有能力從黑洞中爬出來,把精力投注於創造社會連帶與互相合作的新形式?從機器學到比從父母身上學到更多單字的這一代兒童,明顯沒有能力發展出社會連帶感、同理心與自主性。不斷重組的殘缺影像已經取代了歷史。隨機重組的臨時性狂熱活動,也取代了政治意識與策略。我真的不知道,還有沒有能超越黑洞的希望?還有沒有一種未來,能夠超越我們當下可預見的將來?   然而,「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救贖。」這是預言未來會毀滅的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最喜歡的詩人荷爾德林(Hölderlin)的名言。現在,當下的任務是:在一片荒蕪中,找到已經凍結並屈服於企業想像力的社會想像力。只有藉著這個方法,我們才能前進一步,並發現新的活動形式,運用感性再激化的過程取代藝術、政治與治療方式,也許能幫助人類重新認出自己。   1編註:奧羅拉大屠殺事件,發生於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清晨,共造成十二人死亡,五十八人受傷,兇手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Eagan Holmes),被捕時頭染紅髮,稱自己為「小丑」。   2譯註:法國哲學家、電影導演。一九六七年出版《奇觀社會》一書,主旨是批判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的一切變得視覺表象化,所有的存在變成一種表象,現象也勝過本質。   3譯註:上世紀二○至三○年代出現的藝術思潮,帶有顛覆現實的思想。   4譯註:德國視覺藝術家、導演,同時也是專寫紀錄片相關論文的作家。   5譯註:後人類主義是人文主義之後的思想,探討人與科技、身體與環境、精神與物質兩者界線逐漸消弭的後人類社會現象。   6原註:出自Hito Steyerl, 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   7譯註:semio是符號的意思,任何意義都必須靠符號表達;semiocorporation是以符號為產品的企業。符號包括符號與符旨。符號是指可以知覺的、可以聽到或看到的文字、影像等信號。符旨是由符號所喚起的抽象心靈意象。   8譯註:指隨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受遙遠事物的影響,現代人很難維持穩定的「在地」或國族文化認同。   9譯註:指一群人彼此互相依存、團結一致的狀態,特別是指政治團體。
第四章 趙承熙的精神世界
  二○○七年四月十六日,美國維吉尼亞州布萊克斯堡的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學生趙承熙在背包中帶了幾條鎖鏈、一把鐵鎚、一把刀、兩把合法購買的半自動手槍,還有幾乎四百發空尖彈。   早上七點十五分,趙承熙在西安伯勒強斯頓宿舍大樓殺了兩名學生後,回到自己的宿舍寢室,刪除郵件並拿走自己的電腦硬碟。接著,他到郵局去寄了一件包裹,裡面是要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手稿與影片。九點四十五分,他再度回到維吉尼亞理工學院,並走進諾里斯樓,在殺了三十個人後自殺。   共三十二人死亡,另外二十三人受傷。這是美國史上由單一槍手造成的最大傷亡事件,也是全世界死傷最慘重的事件之一。   趙承熙的行動極為複雜且歷時很久。根據調查,進入諾里斯樓之後,趙承熙用鍊子鎖住三個主要出入口大門。他在被鍊子鎖住的門上放了紙條,宣稱任何人想打開門就會引爆炸彈。他動手開槍前不久,一名學校職員發現這張紙條,並把紙條拿到三樓通知學校的行政單位。就在同時,趙承熙已經開始槍殺二樓的學生。   開了幾槍後,幾分鐘內,警方接到報案。   他開了又關上幾個門,好像在找某一間特定的教室,之後他殺了一名正在某間教室上課的教授,然後繼續掃射,又殺了在那間教室上課的九名學生,當時有十三名學生在上課。之後,這名年輕人又到另一間教室,殺了教授與六名學生。另外,他還想再攻進兩間教室,但這兩間教室的門被裡面的學生設置障礙物擋死了。   利布雷斯庫(Liviu Librescu)教授是在二次大戰大屠殺中存活下來的以色列生還者,他奮力擋住殺手進入204教室。利布雷斯庫死命擋住門,讓大部分學生有時間從窗戶逃走,但卻因殺手朝門射了很多槍而身亡。另外兩個人也在努力擋住211教室的門時被槍殺。   趙承熙的痛苦   趙承熙在八歲時與父母和姐姐趙善敬到了美國。維吉尼亞政府網站上刊登了《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大眾槍擊事件:評估小組報告》(Mass Shootings at Virginia Tech: Report of the Review Panel)資料,其中有一部分談到趙承熙心理健康史的精神病學分析報告,說明了趙承熙融入新國家的困難:   這種轉換非常辛苦:這家人沒有人會說英語,兩個孩子都覺得孤立無援。父母親一開始做了很久的勞動工作,後來有了乾洗事業後工作時間更長。因為他們的工作都不需要說英語,所以他們兩人在工作或在家裡都說韓語。趙承熙的姐姐說,他在美國似乎比在韓國更退縮與疏離。她回想到有時候他們會「被別人取笑」,但她認為這只是一種過程,因為她覺得「這只是理所當然的事」。兩年之後,這對姐弟開始在學校讀寫英文,也懂了英文。韓語只在家裡說,但趙承熙不寫也不讀韓文。   趙承熙和家人最大的問題在於他不善於溝通,讓他們很沮喪,也很擔心。過去這些年來,趙承熙很少和家人講話,也避免眼神接觸。   根據小組評估過的一份紀錄,趙太太有時候很沮喪,甚至會抓著他大力搖晃。他會和姐姐說點話,但避免討論他對事情的感受與回應,或分享每一天在生活中、學校裡、或各種事件的想法。如果家裡有訪客,他必須講點話時就會手心冒汗,臉色發白,全身僵硬,有時候還會哭出來。通常他只會點頭說是或不是。   移居、文化與語言的無所適從、寂寞,以及在新文化環境中的一種不自在感。心理上的標籤作用,以及在團體中進一步邊緣化、霸凌、羞辱、無言的憤怒、復仇的渴望。趙承熙的故事是全世界數百萬移民的心聲。   趙承熙犯下大案的當天早上,他寄了一份包裹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裡面有錄影帶、照片、日誌、文字手稿。這個古怪、孤僻、脫離社會、不太穩定的人,在面對電視人時卻意外的正常。後現代的知己就是媒體,而他選擇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董事長決定,只播出二十五分鐘影片中的二分鐘、四十三張照片中的七張,以及二十三頁手寫資料中的三十七個句子,他在開第一槍之後還修過這份手稿。他表示,沒有曝光的內容包括「超出極限的褻瀆」與「不可思議的暴力畫面」,他希望未曝光的資料永遠不會被公諸於世。   以下是被曝光的文本之一,趙承熙的心聲:   任意摧殘我的心,對你還不夠。強暴我的靈魂,對你也不夠。雞姦我的情緒,還是不夠。你在毫無節制的快樂以及病態的虐待行為中花的每一秒鐘,都可以用來阻止今天的事件。問一下你們自己,這幾個月、這幾個小時、這幾秒鐘,全部的這些時間,我都在做什麼?你們活該自作自受。你們活該自作自受……   你們這些殘酷成性的人啊,我也許微不足道,只是一坨狗屎。但你們一次又一次摧殘我的心、強暴我的靈魂,結果喚醒我的意識。你們以為,我只是你們正在蹂躪的一個可悲又沒用的生命。但因為你們,我會像耶穌基督一樣死去,並會激勵被你們踐踏的世世代代軟弱且毫無防備能力的人——他們是我的兄弟姊妹與子民。   就像摩西,我要分開紅海並引領我的子民——他們是被你們踐踏且永遠想踐踏的所有年齡層的弱者、毫無防備能力的人與無辜的兒童,抵達永恆的自由國度。由於你們這些罪人,你們這些害人流血的人,我要為這個世紀立下典範,讓我的子民能追隨我的腳步。   你們可能會堅守戰場,投入美式基地組織的永恆恐怖主義中,但被你們踐踏的兒童將會起義。藉著比上帝更強大的力量,我們將會追殺你們,你們這些恐怖主義的愛好者,我們會把你們殺光。   看過這些影片、照片與宣言的警察認為,給媒體的包裹內容不太能幫他們理解趙承熙的殺人動機。同樣看過這些資料的威爾納(Michael Welner)博士指出,「這些影片無法幫助我們了解趙承熙,它們扭曲了他,他其實溫和而安靜。這算是一種公關影片,他想讓自己變成像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角色。」   警方與威爾納博士的評估沒看到的是,「塔倫蒂諾角色」和安靜溫和且憂鬱冷漠的趙承熙,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   趙承熙的語言聽起來很誇張,但也有幾分真實性。很明顯的,這不能合理化他的罪行,但卻說明了他不常感覺到的挫折感。事實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董事長可能也決定要審查趙承熙的訊息,因為那聽起來太像一種可怕的號召宣言,要召喚這個不穩定的世代裡所有心靈脆弱的人,對世界上所有的討厭鬼進行自殺炸彈攻擊。這樣的人到底有多少?在部落格世界裡,我讀著宣稱敬佩趙承熙行為的年輕學生們的文字,因為忍受霸凌多年下來,他們能感受到同樣的仇恨。趙承熙的瘋狂行為充分說明了這一個不穩定世代的精神病理學現象。在他的心理與社會經驗上,都能看到實體、語言與文化的去疆域化效果。   趙承熙的姐姐很努力幫他適應環境,她會和他說話,鼓勵他打開心房,「更有勇氣」一點。父母也鼓勵他要參加活動與各項運動,因為他們擔心他把自己孤立起來,會很寂寞。其他人也問到他為什麼不說話。據說他對這種壓力很不滿。趙父本身個性安靜,比較能接受兒子的內向與退縮性格,但他對尊重比較嚴苛,父子會因此發生爭執。根據一份紀錄,趙父從來不讚美兒子。在趙承熙後來寫的一份包括父子關係的資料中,他的父親角色總是負面的。趙承熙從來不談學校,也分享得不多。他的母親與姐姐會問他學校發生的事,想知道「霸凌」的可能性。因為他姐姐知道,他走在學校走道上時,幾個學生有時候會大聲辱罵他。對於所有為他利益著想的問題,他只會回答「好啦」。

延伸內容

【推薦序】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
◎文/盧郁佳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拼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份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曝光,在校隨機殺人,與自殺潮。這些都是廣義的自殺,暴力來自受體制壓迫孤立,壓抑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噴口爆發。作者在自殺者與犯罪者身上,看到社會每個人所蒙受的苦難,原本渴求親密信任與社交歸屬感,卻被施壓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過度競爭控制、打壓,陷於絕望,或扭曲為追求高曝光帶來的權力感。   這是我虧欠社會沒寫的書。閱讀書中美國對犯罪者與自殺者的調查報導時,我觸及了擋在台灣記者面前的隱形高牆:隨機殺人和自殺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體八卦有餘,卻無深度報導。香港報導遠為平實: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樁學生自殺,港報統計原因,主要為學業壓力、情緒困擾。BBC中文網訪問的學生,講述讀中學時晚上會無故哭泣,懷疑:「為什麼十五、十六歲就要決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壓力大,她怕家人擔心,瞞著大人就診,「我不知道整件事意義在哪裡,上好中學,考上好大學,然後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學生擅長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藝學院,但家人不讓讀。放榜後沮喪到一個多月不見人、也沒食欲。故事描繪了自殺者的困境。受訪心理學家說:「媒體聚焦的學業壓力是導火線,不是原因。如有社會支援網路,感到快樂,即使壓力大也不會自殺。自殺不是單一問題導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別條路能解決問題,就不會自殺。」指出這些自殺者近半數社會支援網路薄弱,例如與家人不睦或單親。顯然,病的並不是學生,而是生存壓力撕裂了社會連帶,迫使人們投身向上流動的虛謊迷夢而耗竭。   台灣電視、報紙封殺了這些真相。就如報導少年強姦幼妹,記者劈頭已歸因「疑似A片看太多」,於是不問少年日常有無親友陪伴、親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對自殺潮,政府先歸罪「自殺報導渲染細節」,於是自殺報導總厭煩而簡短,不長於落井下石的警語「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與防治專線。   二○一五年,女星楊又穎、楊可涵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自殺為第三大死因。在新聞焦點之外,其實原住民每年每十萬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殺死亡,是台灣的四倍。而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以上老人自殺,是台灣的五倍。自殺死亡者九八%罹患一至多種精神疾病,重鬱症八七%,酒癮藥癮四四%,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四一%。貧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灣有社會安全網」的假象。自殺從一九九七年起連續十三年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殺死亡,二○一一年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蓮縣、南投縣,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體下的生存高壓:公司為提升生產力,挑撥員工互鬥。老闆要你負責不可能的任務,使命必達,你得應付所有公司丟過來的工作,沒有二話。因為員工間的連帶感已經破壞,所以每個人都得孤單面對被能力勒索、沒做好的恥辱、被裁員的威脅,陷於罪惡感、焦慮、互相怨懟。朋友向我形容那種感受:「哭也沒有用,你知道沒有人會來幫你。」   作者形容資本主義視勞工自殺為偷竊老闆財產,台灣禁忌探索自殺,原因就在這。由於文化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人民為政府的財產,於是統治者視自殺者為人民公敵,輿論鬥爭自殺者不理性、自私不顧父母、懦弱、想不開;此舉反而斷絕了憂鬱者免於自殺所需的關鍵支持。教育、衛生當局相信青少年自殺、吸毒是因為有人美化自殺,被帶壞、學壞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廣告醜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說不」;防治自殺是朝會高呼生命教育口號。還有整套髒話羞辱青少年的情緒困擾,「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傷不起」。   青年林冠華以自殺反課綱,媒體攻擊遂達高峰。由於反課綱抗爭被視為大選前哨戰,中國時報強調其憂鬱病歷、證明自殺無關反課綱。聯合晚報描述反課綱者,如貝拉迪筆下的大屠殺恐怖份子,「用林冠華的死,脅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達到訴求的目的。」抗爭是藉機炒作、冷血消費林。挫敗療傷的聚會,也被誣「頭七大擺慶功宴」。作家銀正雄指林預告自殺是「想成名,想瘋了」,又指林母未強制送醫,證明也想成名。有了這番經驗,我雖贊同貝拉迪刻劃的社會普通人的苦難,但未能認同他揣測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將每個犯罪者也當作獨特個別的人來觀察,而非作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擊自殺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認同。   二○一四年,女星歡歡因喪父而重度憂鬱症自殺,未留遺書。她在卡片上寫道「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何等深邃哀傷。新聞說「眾人無法理解動機」,我欣賞這句結尾。房子或許是困住我們的資本主義迷宮;但因承認「無法理解」,所以不滿足於揣測,我們能繼續叩問現實。

作者資料

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歐洲知名作家、理論家,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最重要核心人物。一九七六年成立了知名電台「Alice」,目前在米蘭的布雷拉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主教社會傳播史課程。研究範疇聚焦在後工業資本社會中的媒體與資訊科技,作品往往結合歷史、哲學、社會、政治、科技、傳播等多重領域,以宏觀的辯證探究當代人的集體處境。 本書為貝拉迪的作品首次在中文世界出版。

基本資料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文化思潮 出版日期:2016-04-22 ISBN:9789571365886 城邦書號:A2201475 規格:平裝 / 單色 / 304頁 / 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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