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那麼一群年輕人， 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是永別， 每一次落地都必須感謝上蒼。 他們戰鬥在雲霄， 勝敗一瞬間。 如果不是那場戰爭， 年輕的飛行員是天之驕子， 身手矯健、知書達禮 懂藝術、熱愛生活 他們擁有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切， 他們是國家的菁英，是時代的貴族。 因為那場戰爭， 他們擁有一切，又甘願放棄所有 他們害怕死亡，卻迎上前去， 因為－－ 失去了祖國，個人的美好終將無所寄託。 一定要活著回來﹗ 因為那些不認識他的人，勢必沒有人 會記得他們生命的珍貴。 一定要活著回來﹗ 因為那些愛他們的人，以及他們的人 還有一輩子要過。 天空的情書， 獻給所有走過那場戰爭的人， 他們多數都沒有再回到自己的國土上。 回得來就回來了， 回不來就不要回來了，就是這樣。——飛官李繼賢 飛機就是爸爸，爸爸每回經過我們家上空的時候， 他都會刻意飛低，一聽到轟的聲音，我就知道那是爸爸來了。——高友良 這場戰爭也許會把我們分開一段很長的時間，也許我看不到妳了， 那時光，我會到夢中找妳，妳也會在夢中來找我吧！——飛官劉粹剛 我甚至有時想到，不做飛行員的妻子才好， 做了飛行員的妻子，總是過著孤淒的日子。 所以我時而快樂，時而悲痛，內心深處淨是在哀泣著。——高橋美惠子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給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林徽因 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中央航校信條 手握飛機操縱桿的感覺是既不能太鬆、又不能太緊，要恰到好處； 那感覺，就好像握著女舞伴的細手與纖腰跳華爾滋一樣。——飛行教官金英 我們是為了活而戰鬥， 最後存活不成才選擇與敵人同歸於盡。 神風特攻隊打從一開始就是要死， 要入英靈殿，他們別無選擇，只有死路一條。——飛官陳鴻詮 要做到十六個字： 無恐無懼、無憂無慮、無俯無愧、無怨無悔。——飛官都凱牧 七十年前，一群年輕有為的精英，投身飛行員，與敵機激烈拚搏。這些年輕飛行員，大多都難逃陣亡的命運，然而，生死從來不是他們的考量。 他們出生於辛亥革命後，是中華民國誕生之後的第一代人；他們加入空軍，在困苦動亂的年代，有幸接受現代化的高等教育，是中華民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代共和國精英。他們志在冲天，隨時準備奉獻自己。時光過去，歷史檔案中冰冷的數字與紀錄不足以代表他們，他們是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故事的人。 七十年後，我們用文字與影像回顧這些飛行員及他們家人的故事，不僅僅是傳頌英雄氣慨、感懷命運多舛、擁抱兒女情長，或驚嘆冒險犯難，更希望從生死哲學的精神高度，來審視這群人的事蹟與內心世界。 「沖天」紀錄片，透過這些年輕人對生死的經歷、感受與咀嚼，及後人的回憶，描繪那段壯烈與悲情的歷史現場。本書則以紀錄片中角色的故事為經，穿插紀錄片拍攝團隊的工作與思維，全書古今交錯、生死交織，個人與國家，時代與歷史，以電影手法躍然紙上。

序 還原歷史真相，找回人間正義 楊渡 導讀 如此而已 張釗維 第一章三個東北人 臺北與上海，1937 大稻埕，2014 註定遇上一個人，1927 流亡者的寧靜，2014 日本、俄國、中國，1930 杭州南路，2014 他屬於天空，1932 西子姑娘，1933 圖南飛石，2014 明故宮機場，1936 時間急迫，2014 生死有命，1935 首都的上空，1937 第二章同盟 俄國軍援與空襲臺灣，1938 保衛武漢與空襲日本，1938 陳懷民沒有來臺灣，2014 重慶大轟炸，1940 重慶南路，2015 第三章世上的永久 到美國去，1941 鶵鷹，2015 太平洋的泥沼，1943 反攻，1943 沙田與叢林，2015 世上的永久，2015 臺北與上海，1945 致謝 譚端

◎文／張釗維 　　在「冲天」首映禮當中，我致詞時提到：「是的，這是一首情詩／愛情、友情、親情、患難之情／戰火無情、人生有情」而今，這首情詩化成《天空的情書》這樣的身分，跟讀者見面。 　　這本「情書」的作者譚端是個多情種。我從未見過同年的男子淚點這麼低，並且不怯於說出自己的感受；這樣的多情而無畏，我自嘆弗如。作為導演，我只能在鏡頭後面、剪輯臺前，暗自咀嚼眼前展開的喜怒哀樂，用彷彿不動如山的姿態照單全收。這算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嗎？在排山倒海而來的洶湧故事與情緒面前，遲鈍如我其實更是來不及立即回應的。然而事實上，能夠有情感上的即時回應，或許是更健康、氣血更通暢，並且是更有氣概的。 　　作為一個導演，我是很ㄍㄧㄥ的。不知有多少受訪者在我鏡頭底下動情、落淚，而我只是靜默地注視著他們，頂多幫他們遞上面紙。彼時，我心裡頭在想的，並不是「啊，這一刻終於來了」——或許，多少還是有一點這樣的心緒冒出來吧；然而，更多想的是：我在影片上要怎麼做，才能無愧於對方願意如此敞開心門、向我吐露最內在的感情？ 　　每一顆眼淚，都是一顆珍珠；我得有一個足夠大而深的玉盤，來承接、包容並呵護這些輪番落下的大珠小珠。 　　就「冲天」這個影片而言，玉盤該從何而起？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得明白自己是以什麼樣的歷史尺度、歷史坐標，來回望那個時代以及那群人的故事。 　　我跟譚端一樣，都是在戒嚴時期成長，而在解嚴之後開始追求自己的事業、建立自己的生活。橫跨戒嚴與解嚴，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抹除的歷史坐標，那是一個從「黨性大於人性」跨向「人性大於黨性」的轉變。我跟譚端都一樣期待的是，從今以往，在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華人民主社會，我們能夠用平等、包容、人性的眼光，來看待過往層層疊疊的衝突與離亂；時代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我們就該回報以時代這樣的自我要求。 　　今天我們習慣用「戒嚴／解嚴」這樣的詞彙來描述這歷史坐標，然而，從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歷史尺度來看，我們所處的位置，是孫中山在建國大綱所說的「憲政時期」。憲政時期之前是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到一九八七年真正回歸憲法，整整一甲子。 　　是故，「冲天」是一部從憲政時期回望訓政時期一場巨大戰亂的紀錄電影；它因此不會是訓政時期的愛黨愛國政治片、不會是鼓吹軍人英勇武德的動員片、不會是一面倒地責難並醜化敵人的宣傳片。 　　它是關於這個共和國的一段難以抹滅的歷史，以及在這段歷史洪流中的一群人的故事，如此而已。 　　這個「如此而已」，舉輕若重。對於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來說，要走到「如此而已」的這一步，是多麼不容易啊。但恰恰是當我們可以從憲政時期「如此而已」的眼光去審視那段沉重而糾結的過去，我們方能跳脫許許多多既有意識型態的綑綁，去親近當時那群人的心性、體會到這個年輕共和國追求獨立自主的艱難處境，進而打開一條通路去重新認識那場戰爭的本質與責任歸屬。 　　我相信，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安置那些從記憶深處洶湧而出的大珠小珠，使之不再流離失所、四處竄亡。 　　在「戒嚴／解嚴」或是「訓政／憲政」這樣的歷史尺度與坐標映照底下，我們想進一步探究：「冲天」所要述說的那群人，包括飛行員本身以及他們所愛的人，在那個時代，折射出什麼樣的集體心性品質，值得後世的我們來傳頌？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向第二層次的歷史坐標，那是關於古典與現代的交會。 　　我曾不無天真浪漫地寫下這樣的文字：「那是螺旋槳稱霸天空的年代；是一個可以眼睜睜看到對手表情的年代；是一個可以開著飛機追女朋友的年代；是一個速度重要，但是優雅更重要的年代。」我感覺，螺旋槳飛機之間的戰鬥，就有如十九世紀貴族之間的決鬥；這引領我把他們想像成貴族。然而在一個皇權已被打倒的二十世紀共和國裡，貴族意味著甚麼？是家世背景顯赫？是教養品味出眾？是高大上、白富美？我想，重點都不在這裡。 　　在進行腳本策畫的過程中，譚端曾這樣子來詮釋我們心中的貴族精神，令我特別感動： 　　「現代的貴族不是封建時代的血統意義了。也不是高、大、帥、富這些外在的光輝形象與條件。影片中這些的貴族，是他們的情操，是他們勇敢。在一個積弱的國家中，生長於比較富裕的家庭，他們比一般人受過較多愛護與教育，他們身體健康、營養豐富、發育良好，他們身手矯健、知書達禮、善於思敏於行，行為優雅，他們懂藝術，享受生活，他們狂熱地追求他們的愛情與快活，他們幾乎擁有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切，擁有美麗的妻子、父輩遺留的大筆財富，個人美好的前途。他們也或許什麼都沒有，失去了家庭故土，失去了父母手足，但以上蒼賦予他們的條件，只要他們願意，只需他們適時的、能夠理解的膽怯起來，其實不難擁有足夠的美好。但他們的高貴在於他們幾乎擁有一切卻又甘願隨時放棄一切，包括他們愛的人與愛他們的人，在於他們明明很害怕卻勇往直前。他們的高貴在於，為了不認識的一群人，所謂民族與祖國，他們慷慨、殘忍地願意放棄自己的快活、財富、喜悅、愛人，讓他們愛的人與愛他們的人永遠黑暗地活在光明之中，而他們明明知道那些不認識他們的人勢必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的生命的珍貴。即使那些人現在活在平安之中。他們的高貴在於，他們用一種光明去面對這種黑暗。」 　　這段文字看似是描述一種古典的貴族心性、騎士精神，能辨利義與生死，以利益眾生。然而，這何嘗不是當代社會所需？因為我相信，即便在此時此地，我們仍然需要一群有能力的青年人，「幾乎擁有一切卻又甘願隨時放棄一切，包括他們愛的人與愛他們的人」，去展現一種無怨無悔地為社會奉獻、為下一代犧牲的高貴精神；他們有清楚的目標與良好的訓練，他們面對生死攸關的挑戰時，能夠勇毅地迎向前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會耍小聰明、不會採取機會主義的退路、不會畏縮、不會人云亦云終至不知所云。有了這樣的一群青年人，社會的整體精神狀態才有其真正骨幹，才有具體的方向感。 　　在七十年前的那個戰亂年代，那群飛行員以及他們所愛的人，正是這樣的一群年輕人。而在當前憲政時期的承平年代，許許多多的消防隊、救難隊、搶修隊，他們或者屬於國家公務員，或許是民間志願組織，但在各種災難、急難現場，他們都必須公而忘私，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群人以及他們所愛的人，是今天我們必須不吝於揄揚的現代貴族。 　　義利之辨、生死之辨，這是從古典王權到現代共和，儘管政治權力的歸屬與行使不一樣，但是依然是社會發展之核心依靠。 　　但在義利之間、生死之間，要如何辨明自己該當採取的走向？這不僅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更是心靈修為與信仰價值的問題。 　　中央航校二期的湯卜生在一九三七年曾經寫道：「我們也有計畫，但是卻是不可預期的，是隨時有可改變性的……因此，我們只有現實，這個時間內這個空間和這個環境就是我們支配行動的對象，因此我們是敏捷的，因為不願放棄了現實，因此我們是樂觀的，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我們與環境做生命的掙扎時，我們是孤單的、遼遠的，在離人群極遠的空中，我們的痛苦和喜悅，只有我們孤單的享受，同時在痛苦的事向我們圍攻時，卻更殘酷的不容許我們去回憶和思索任何一件往事。」在閱讀這篇飛行員心理自剖的文字時，我不禁想到禪宗所說的「活在當下」，而飛行員簡直就是一群在狹小的機艙裡，被迫修行的年輕人；只因，他們在藍天白雲之間如果不能夠面對此刻此在、專注於當下，而還瞻前顧後，內心有地面上各種俗事牽絆，那麼，遭到敵人偷襲而瞬間陣亡的機率，必然高過他人。 　　然而，即便如此，在天空中他們也不能畏懼死亡；怕死的反而更容易死。剛過一百歲生日的飛行教官金英告訴我手握操縱桿的感覺是：既不能太鬆、又不能太緊，要恰到好處；那感覺，就好像握著女舞伴的細手與纖腰跳華爾滋一樣——他們必須輕鬆自若地握著操縱桿與死神共舞。甫以一百零三歲高齡過世的李繼賢因此說：「回得來就回來了，回不來就不要回來了，就是這樣。」九十六歲的都凱牧則說：「要做到十六個字：無恐無懼、無憂無慮、無俯無愧、無怨無悔。」 　　這些生命體悟，無一不帶有某種宗教性的意涵。這種境界，非外人所能輕易領會；但是，這至少讓我們在面對這些生死故事時，能有一層別樣的況味。「冲天」所透露出來的，並不僅僅是一連串戰鬥、愛戀與離別的故事，而更是關乎一群年輕人在戰亂中的修行與修為：飛行員如何面對死亡，以及他們所愛的人如何處理至親好友的乍然遠去。在這其中，每一個人都得要找到自我昇華的法門，不管是社會性的（如許希麟創辦粹剛小學）、文學性的（梁再冰記憶中李莊的那一片梨花），或者是宗教性的（如張大飛的睡前禱告）。 　　這些法門，讓後世作為讀者觀眾的我們，在為他們悲傷感嘆之餘，多了一些療癒的可能。而療癒，恐怕是在當前此刻，我們面對糾結的歷史與價值觀時，最為急切需要的一帖藥劑。 　　從過去到現在，不管是由軍政到訓政，還是從殖民到戒嚴，這個社會、這個國度、這個島嶼，都累積了太多的壓迫、衝突，產生太多的不平與怨懟。直到今天已經解嚴，或者，進入憲政時期，都快三十年了，但是那不平與怨懟依然未曾完全消除。 　　論者或謂，這是轉型正義未得體現。但從文化與心靈的層面上來說，那些在前一個歷史階段所累積的壓迫與衝突，是否得到充分的撫慰了？凡是未被根治的，有一天必然會再發作。而近年來風行於島內的小清新、小確幸，何嘗不是在這療癒不完全的情況底下，一種以個體自我舔舐來創造短暫幸福感的集體潛意識徵狀？ 　　而一個療癒不完全的社會，這邊風濕那邊水腫的，又要如何真正過起憲政體制下該有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繼而以「後解嚴」的眼光來審視前一個歷史階段當中，許許多多「如此而已」但值得重新被定位與傳頌的動人故事？ 　　從這個角度來說，「冲天」以及譚端的這本書，對我倆來說，或許是一個開始；如此而已。 　　二○一五年九月一日於美國洛杉磯旅次中

◎文／楊渡 　　一、 　　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世界舉行各式各樣的紀念會，歐洲各國處於二戰中心，不僅重要戰場舉行追念儀式，許多地方小鎮也因有特殊事件而舉辦悼念活動，連遠在太平洋南端的澳洲，也不例外。英法德諸國還特地拍攝紀錄片，訪問倖存的老人，以撫今追昔的情感，反省戰爭對人類文明的傷害。中國大陸也舉行「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展覽會。臺灣則由國防部、行政院舉行相關活動。 　　中華文化總會有感於這一歷史時刻，無論對長期受殖民統治的臺灣，歷經八年抗戰苦難的大陸，更且對所有亞洲國家，都有特別的意義，因此自二○一四年初即開始籌劃拍攝紀錄片，以記載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然而，抗戰歷史如浩瀚長河，軍民浴血的英勇事蹟不勝枚舉，在有限的經費下，唯有慎重選擇最重要、卻被遺漏的題材，以完成記錄一個大時代的使命。最後我們選擇以空軍為主題，以天空的浴血大戰為故事主軸，展開拍攝。過去有關飛虎隊、黑貓中隊等已有過紀錄片，但以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為主軸，確實是未曾有過的。 　　為了更鮮明的呈現抗戰時空軍英勇的故事，我們特地委託了長期從事紀錄片傳播與拍攝的CNEX為合作夥伴，由張釗維擔任導演，竭盡可能地尋找、訪問當年參與空戰的耆老，讓當事人出來說故事。同時以國父為空軍所題的字「冲天」為電影命名。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是一段和歷史賽跑的旅程，此片訪問了多位重要的空軍老兵，包括金英（演員金士傑的父親）等，每一位都九十幾歲，甚至一百多歲，可謂是碩果僅存的歷史記憶，再不訪問，就來不及了。事實上，許多歐美的紀錄片工作者也都知道，想要透過當事人，訪談二次大戰歷史，記錄真實的生命記憶，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下次的八十週年紀念，當事人恐怕都已不在人世。所以英、美、德、法等，早已展開各種紀錄片採訪計畫。 　　中國空軍的英勇事蹟，從高志航、劉粹剛開始，到後來勇戰日本零式戰機的徐華江，都在電影中逐一披露。同時，為了讓電影的面向更為深入，導演張釗維不僅從空軍戰史著眼，更以幾位女性的視角，來描寫戰爭下女性的觀照。許希麟為了紀念劉粹剛的犧牲，創辦了粹剛小學；林徽因的弟弟和六個年輕的飛行員，都在空戰中喪生；齊邦媛的好友張大飛來不及看到抗戰勝利，就犧牲在戰場。這一部紀錄片可說是「英雄史詩與兒女情長」的動人之作。 　　在抗戰八年期間，中國空軍在空中擊落日機超過六百架，地面擊毀敵機超過六百架，本身損失軍機近一千架，犧牲官兵超過四千人，飛行軍官陣亡將近四分之一。他們以弱勢的資源，對抗源源不絕生產軍機的日本，卻往往產生戰略打擊的效果，一如邱吉爾在二戰後形容英國空軍時說的：「在人類爭戰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虧欠這麼少的人，這麼深的恩情。」 而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正是我們在電影中所要呈現的。 　　配合著電影的拍攝，一開始，我們即想到電影所能呈現者有限，應跟隨著採訪的進行，而有文字的記錄，如此才能完整呈現相關的人事與故事。其後張釗維委由譚端寫作，並由天下出版《天空的情書》一書，正可與電影相得益彰。 　　二、 　　對臺灣來說，除了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抗戰勝利之外，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臺灣擺脫殖民地統治，臺灣人終於擺脫二等公民的命運。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臺灣參與中華民國制憲，卻也捲入內戰，隨後國民政府大撤退來臺。兩岸長期的隔絕分裂自此開始，臺灣成為世界冷戰體系的一環，臺灣被劃入美國圍堵線，在軍事安全上深度依賴美國，至今，這仍是左右著臺灣命運的關鍵。 　　因為兩岸的隔絕，以及國民政府來臺時的施政錯誤，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臺灣社會在面對二戰歷史，即存在歧異。其中有一個疑問是：「臺灣到底算戰勝國的一方？還是戰敗國的一方？」 　　這個疑問是這樣的：二戰時，臺灣兵是被日本政府徵召去服役，算是日本兵，臺灣是戰敗國，有什麼好紀念的？另一說法是：臺灣終究是因為日本戰敗，而擺脫殖民地的命運，所以是戰勝國，應該要慶祝。然而，臺灣到底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呢？ 　　有朋友如此問我。我的回答比較簡單：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因為它是一個殖民地。戰敗的是日本國，戰勝的是中國，臺灣是身不由己的殖民地，無論戰勝戰敗，都只是被決定的命運。戰前，被徵召參戰的是殖民地的臺灣人，成為日本軍，成為美軍轟炸的戰爭砲灰；戰後，被歸還給戰勝的中國，是中國的一個省，這一點不必再拿什麼國際條約來爭議，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現實，臺灣就是中國的一省，還派代表參加南京的制憲會議，清清楚楚，美國日本都承認。是直到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分治，才形成今天的局面，有「中華民國vs.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才有了「國不國」的問題。 　　問題是：為什麼今天臺灣的歷史意識會如此混亂？為什麼臺灣對抗戰勝利有如此複雜的情結？為什麼到今天為止，海峽兩岸抗戰的歷史敘述，仍如迷霧，難以釐清？ 　　二戰結束後，猶太人、法國人、俄羅斯人、波蘭人等，都不斷在書寫這一段歷史。中國的抗戰歷史之慘烈，遠超過任何國家。歷史學者估計：「中國抗戰死傷軍民計三千五百餘萬，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死傷之一半，中國抗戰陣亡將士計三百四十餘萬，亦為各國陣亡將士之首，而中國抗戰陣亡將領兩百六十餘名，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六十五個反法西斯國家暨法西斯國家陣亡將領之總和！」 　　然而，在整個中國史家還來不及回顧的剎那，大陸即迅速陷入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後，抗戰早已成為兩岸各自解釋的歷史。在臺灣的戒嚴時期，「聯俄容共」「國共二次合作抗日」乃至於「西安事變」、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敗退來臺的真相，都是史家探索的禁區。是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宣布解嚴後才逐步開放。在大陸更不必說了，連串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讓諸多抗日紀念遺跡被破壞殆盡，而抗戰歷史更只剩下一種聲音，一種意識型態，真相模糊。 　　整個影響了海峽兩岸，影響了數代中國人，影響了世界局勢的抗戰大歷史，竟因此埋沒在內戰的烽火與塵埃裡！ 　　誰造成的悲劇？國共都有責任。而一個沒有歷史、沒有真相的民族，要怎麼走向未來？ 　　就臺灣來說，抗日的歷史更長遠。從一八九五年割讓開始，臺灣反抗不斷，從武裝抗日的慘烈傷亡，到文化協會啟蒙、農民運動抗日，無數仁人志士坐穿日本的監牢。臺灣人的反抗，遠比大陸在「七七事變」後才開始抗日，來得更早，悲壯尤甚。可惜的是，臺灣人的抗日歷史，一直不為大陸民眾所知，到今天為止，盧溝橋的抗日紀念館裡，連臺灣最大規模的農民組合運動都未蒐集展示，大陸對臺灣抗日的知識，由此可見一斑。更不必說臺灣原住民的反抗了。 　　坦然說，兩岸對抗日歷史的探索，仍未完整；臺灣對大陸抗戰的艱苦卓絕了解太少，以致於無法掌握大陸民眾的感情底蘊；而大陸對臺灣的抗日歷史更缺乏深度理解，是以無法了解臺灣人深層的悲情。更重要的是，臺灣人並不都是親日的，臺灣人仍是有骨氣的。 　　不然，請看幾年前臺灣原住民組團去東京抗議，他們拒絕讓自己的祖靈被日本人供奉在靖國神社，要求「還我祖靈」，「讓我們的祖先，回到自由的土地」。這樣的氣魄，又豈是那些徬徨自問「戰勝國戰敗國」的茫然者所能及？ 　　還原臺灣人抗日與大陸抗戰的真相，絕對不只是挖歷史遺跡，記歷史仇恨，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找回人間正義」。

　　臺北飛行場上戰機螺旋槳發出低沉的怒吼。 　　十八架飛機排成一列，巨大螺旋槳的嗡嗡聲傳遍了跑道，震天動地。聲音近在咫尺，在飛機旁聽到這種聲音的人，有一種靈魂就要被震碎的恐懼，必須很熟悉這種空中利器，天天跟它相處、接近的人，才能慢慢習慣它的怒吼。螺旋槳吹起塵土，漫天飛揚。這座機場是利用劍潭山下基隆河沖積平原開闢的，劍潭山是一座緩緩起伏的土丘，像個蓋在桌面上被推揉過的扁軟麵團。這座山是草山的支脈，山勢緩緩向東北綿延直到基隆沿海方止，這是臺灣最北的一座山脈，像是一頂鋼盔那樣。 　　天色不是很好，昏昏暗暗的，有時烏雲，有時雲尾散開像被打散的羽毛。 　　這一天，臺灣海峽有颱風過境。駐紮在此的日本帝國海軍航空兵「鹿屋海軍航空隊」一早充斥肅殺之氣，沒有人敢開玩笑，平常說的俏皮話此時都沒有了。風大，士兵們的衣角被風吹得啪嗒作響。雲時淡時濃，陽光從雲中竄出，倏忽又消失無蹤，夏日的熱氣也煙消雲散。 　　士兵們離開飛機機身後，汽油味就不那麼刺鼻，地上不時散發出像烤焦的青草味。 　　此時除了一些與時俱進的知識分子外，恐怕還沒有幾個臺灣本島居民明白，這些在松山飛行場正要起飛的戰機，將把臺灣的普通百姓帶入一場規模浩大的烽燹當中。他們世代居住的臺灣將成為日本對華作戰重要的進出基地，以及南進太平洋的戰略要地。臺灣人不再只是被殖民、被征服的順民，他們將被併入帝國的戰爭機器當中，被捲進帝國對亞洲全面擴張的軍事行動裡。日本臺灣軍司令部逐步把一套現代的、有著濃厚德式的軍訓，拿來訓練臺灣本島青年，讓臺灣青年人學得軍人詔敕的要義，青年人要學習行軍、急救、偵查、攻擊和地圖使用。透過這些訓練也讓臺灣青年得以進一步從皇民化邁向皇軍化。臺灣人沒有不參與、不接受訓練的權利。在稍晚的戰爭期間，臺灣人還將成為日軍軍伕、軍屬、軍人等被派往中國大陸華南、華中、華北、東北等地從事輜重運輸、農業種植、翻譯、護理師、醫師、戰俘、監視員、苦役，甚至慰安婦。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臺北飛行場，戰機要起飛的這一刻，還沒有多少人明白，全面戰爭的烏雲就要籠罩在他們上空了。 　　鹿屋海軍航空隊上的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的讓自己手上的工作更有效率的進行。 　　地勤人員再次檢查殺傷力強大的彈藥是否安裝牢固。士兵們訓練有素，他們猶如悶頭苦幹的勤奮蟻族，從來不懷疑這簡單而沉悶的工作有什麼意義。這是有關飛行里程，載重數量的計算，只有上頭知道作戰任務。臺北飛行場風很大，空氣中瀰漫著濕氣、汽油味。可以看到劍潭山悠揚地躺在遠處，山下是基隆河，河邊是偌大的平原和開闢出來的機場。天空的顏色變幻奇詭，有時濃雲，有時太陽雨，一下倏地透出萬丈陽光，一下又愁雲慘霧，給人一種莫名哀傷的感覺。但是這些地勤士兵沒有心思欣賞或擔憂，他們全副精神只是隨時接受命令的更改，毫不懷疑命令，他們的任務就是確保油量和彈藥按照指定規格裝填。現在帝國受到中國嚴重的挑釁，每個人都應該盡自己的本分。 　　跑道上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又稱九六陸攻）突然一齊發出更有力量的引擎聲，那力量變得更加深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左右，鹿屋海軍航空隊九六式轟炸機以六架為一組的隊形，接連一架架起飛，飛入臺北的天空，穿入雲層，向北逸去，他們的目標是中國浙江省。他們從去年進駐到臺北以來，等的就是這一天。這天早上，駐守上海的日本軍基地、海岸邊的三十幾艘日本軍艦受到中華民國空軍的襲擊，鹿屋海軍航空隊接到命令要去殲滅中華民國空軍的有生力量，讓他們不能再對日軍發起攻擊。 　　許多臺北居民都看到了這些飛機，只是不知道它們將要飛去哪裡。這些軍機的轟炸目標是高度的軍事機密。 　　此時的臺北，已經從一副農業社會的樣貌，過渡到了半現代化的面容。臺北城坐落在河水悠緩流淌的淡水河邊，淡水河上有一條跨河的鐵造大橋，下了橋到臺北腹地是臺灣本島居民住的區域，此地非常繁華，是臺北的經濟中心，這個生活圈有著漢民族自己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大部分不住在這裡，他們住在城區裡面比較好的位子和新開發的區域。城區裡已經有一些輝煌華麗的建築，路上 　　有些人力車，也有些小型巴士汽車，人和汽車分道而行，秩序井然。街道要不是棋盤式的，就是放射式的分布。人們要不是西式打扮，就是穿著和式服和漢式服裝，行人走在路上顯得緩慢悠閒。那些騎樓下人能通行的建築，讓從內陸來的日本人覺得很有南洋風味，因為在日本本土沒有這種情調。臺灣悠閒的近代秩序看上去猶如歐洲的一些小城鎮那樣靜雅。日本統治臺灣至此時已經四十多年，統治基礎已然穩固，雖然要求臺灣居民「知兵」、「能戰」，但臺灣社會先前已被馴服得比較溫和順服。此時臺北城的樣貌與清朝時比起來簡直是煥然一新。寬闊的街道，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更全面的人口普查和國民教育，然而這些沒有改變臺灣人在日本殖民地的地位。與同時期的韓國相較，日韓合併條約下，平等合併的思潮影響巨大，韓國的殖民地位階也比臺灣高，日本帝國並不像對韓國那樣要與臺灣「共同發展」，而是將臺灣視為真正可以運用的生產資源地。 　　機群伴隨巨大嗡嗡聲遠離基地，保持計畫中的隊形飛越臺灣北部那些像鐵甲頭盔的臨海山頭，掠過海岸，飛向西北方。飛機飛臨海面沒多久就進入惡劣的颱風外圍環流，而且影響逐步加劇。氣流中，飛機上下起伏。艙外的視線迷濛，但他們經過嚴格訓練，這些風雨阻礙不了他們。 　　前一天，八月十三日傍晚，日本駐軍與中國守軍在上海開戰，待這批日本戰機抵達中國沿海時，中日軍隊已在城裡鏖戰了一整夜，度過風雨和砲火同步襲來的惡夜。八月十四日上午，中華民國空軍分九批、七十六架次各型戰機，全力轟炸上海虹口租界內外的敵軍軍事據點及日本在上海周邊的戰艦。此時中國天空的氣氛非常緊張，他們接近中國大陸海岸時，如他們所料沒有遭遇到任何抵抗。他們從浙江永嘉地區進入中國腹地，降低飛行高度，有六架轟炸機與機隊分道揚鑣，他們要去轟炸安徽省廣德機場，其餘飛機仍朝著目標筧橋機場航行。 　　從地面看去，他們是一群天空中黑色的斑點，沉穩地、勢不可擋地向前滑行。已近傍晚，正當九六式轟炸機接近轟炸目標杭州筧橋機場時，日本飛行員透過機艙玻璃罩驚訝的發現一群不明飛行器正在空中快速接近。他們的腎上腺素瞬間飆升，這些飛行物速度比他們的轟炸__機略快。他們立即向這些飛行器進行防護射擊。這些飛得很快的黑色飛機立即旋轉，輕易躲過了當頭的射擊。當不明飛行器掠過他們時，日本機員才瞥見那些飛機是雙翼的美製霍克三型驅逐機，機身明顯的位置上畫著代表中華民國的符號，一個藍底的白色太陽。 　　此時天色黯淡下來，本來他們想轟炸敵人基地造成重大損傷後，再讓黑夜吞噬這些敵人，讓他們明天不能再對上海各地的日本駐軍進行轟炸，但他們沒料到的是中華民國這支成軍才五年的空中隊伍已經在空中等著他們。中華民國空軍可說是個雜牌軍，不僅所用的飛機全是購自外國的機種，他們也缺乏有效的機械維修、零件整補、人員補充的能力，而且這些中國對手缺乏有經驗的空軍指揮人員和戰鬥員。 　　當中國飛機確認是日本九六式轟炸機向他們開火，為首的一架開槍還擊。空中爆發激烈戰鬥，小飛機衝上追逐時，這些日本轟炸機的飛行員才驚覺，自己的機隊沒有護航的驅逐機的可怕，他們甚至在華東華中一帶的作戰半徑範圍內，也沒有可供迫降的機場，這都是對他們個人生命的重大威脅。天空中陰雨綿綿，他們全都知道，只要被中國空軍擊中便不能再飛，他們幾乎只能迫降在中國人包圍的區域裡。那意味著他們若不是與機共存亡，就是要成為敵人的戰俘。更讓他們擔心的，他們其實跟對手一樣，也是第一次上戰場，毫無實戰經驗。 　　飛行員的心跳加快，顯得有些慌張。由於雲層太厚太低，九六式轟炸機六機一組的隊形很快就無法維持，潰不成軍。霍克三也沒有維持作戰隊形，他們一架架穿上衝下，個個逞兇鬥狠，對著空中之敵死命放機關槍。其中一架中國空軍編號IV-1 的戰機靈活穿梭在日本機群中，這架IV-1 號霍克三以敵人的尾翼作為掩護猛烈追擊，不斷以機槍駁駁駁、駁駁駁向對手猛烈射擊。他尾隨的那架大鳥立即在空中拖曳出像彗星一樣尾巴狀的煙霧，向旁傾斜，一溜煙向下墜落。 　　這是日本航空兵器第一次在空中被中國空軍當場擊落，也是第一位日本飛行員 　　陣亡於中華民國空軍的攻擊下。這架IV-1 號戰機是由中華民國空軍驅逐機隊第四大隊隊長高志航所駕駛，被打下的日本飛機是新田慎一少佐所駕駛。新田慎一少佐機毀人亡，這個畫面震驚了日本的攻擊隊伍，也鼓舞了第四大隊所有飛行員。他們在空中一下子腎上腺素充斥全身，熱血沸騰，他們熱愛戰鬥，熱愛飛行，他們對敵人急起直追，歡呼，大叫，士氣如虹。 　　是的，這是貨真價實的戰鬥；戰爭是邪惡的，戰爭也是血腥的，但飛行是痛快的，速度是迷惑人心的，每一個男孩都愛這瘋狂的刺激，他們懼怕死亡，但崇尚戰鬥，彷彿那是他們體內的一部分，最原始的一部分，現在被戰爭釋放了。在這天下午，美籍飛行教官陳納德正在南京總統府旁的首都飯店充當招呼外國記者的新聞官，吃完中飯正好整以暇，就聽見空襲警報的第一次警告，意思是敵機已從臺北起飛。 　　那陣子日本軍方直接放話說要來炸筧橋的中央航校，又說再來就要摧毀南京。從首都飯店樓頂看去，南京城牆是灰白的，紫金山麓蒼蒼綠綠，孫中山長眠所在的中山陵隱藏其中。七月，陳納德請澳洲籍電訊工程師麥雷以老式馬克斯威爾電磁場，利用電話和電報，在南京、上海、杭州這三個點裝設了空中警網，這是國民政府第一個現代空襲預警系統。而由高志航率領的這支中華民國空軍第四大隊，期盼這一刻已久。他們剛從周家口緊急南調，當這些敵機剛穿越海岸線時，先飛到機場的高志航就在筧橋地面指揮其他正陸續抵達的戰友，立即加油起飛或是直接在空中迎敵。因為過於緊急，有些南下的飛機還沒加滿油就急著升空作戰，其中一架霍克三戰因機油量耗竭墜毀，機毀人亡。由於高志航隊長創下歷史紀錄，一時之間這些飛行員不要命地繼續衝鋒陷陣。這時已是晚上六點，天色有些昏暗，加上下雨，雲幕低垂能見度受到很大的影響。二十一分隊隊長李桂丹上尉、柳哲生少尉與王文驊少尉三架飛機包圍了其中一架敵機，穿下衝上，對其駁駁駁、駁駁駁左右夾攻，這架飛機還沒有發出任何煙霧 　　就直接墜落無底深淵。很令人驚訝的是中華民國戰機在幾分鐘，內合力擊落了兩架九六式轟炸機後，並沒有阻礙其他轟炸機。在逐漸昏暗的天色中，其他十多架轟炸機仍沉著的向目標筧橋飛去，等到飛臨目標上空，九六式轟炸機仍投了彈，但只炸毀了筧橋機場的油罐車，校舍、指揮部、維修廠全然沒有受到任何損失。投彈後的日本戰機立即調頭飛離交戰區。 　　當天晚上十一時二十分，日本戰機飛扺臺北松山。十八機中有十四機安全回到松山機場。一共有兩架九六式轟炸機在筧橋上空被擊落，轟炸廣德的六架轟炸機，其中有一架被中華民國空軍鄭少愚追擊，勉強飛回臺灣，迫降基隆港外海。在松山機場著陸時，有一架機輪被擊爆的飛機，迫降後嚴重破損。日本損失的這四架中，被擊落的兩架屬於新田慎一少佐率領的九架機隊。在基隆社寮島海面迫降毀損的一架九六式來自淺野以文所率的隊伍。接著三天，八月十五日、八月十六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又派遣駐守韓國濟州島的木更津海軍航空隊和臺灣的鹿屋海軍航空隊連續﹁渡洋爆擊﹂中國。但轟炸機被他們的中國對手一架架擊落，木更津和鹿屋兩個轟炸機航空隊原有三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此時下降到二十一架的戰力，六十五名空勤人員隨機覆滅。 　　八月十四日這場空戰鼓舞了上海地面的部隊，他們冒著敵人從三十幾艘軍艦、從海面射來的砲彈，對敵人發起攻擊。砲彈從四面八方的天空射來，四周的樓房應聲而垮，瓦礫破片到處飛散。一排人倒下，另一夥人又衝上前去。幾乎沒有什麼人能回到第二線報告前方的狀況，因為在第一線的人幾乎全都戰死了。補上戰線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地方軍、中央軍，他們第一次並肩作戰對抗日本，但他們向前走了幾步，就倒下陣亡了，甚至連「哎」一聲都沒有。 　　八一四空中戰役是中央航空學校成立後，國民政府正規培養空軍以來第一次正規部隊的空中接戰，也是中國第一次的空戰勝利日。接下來八月十五、十六日兩天，日本海軍航空隊還沒有清醒，他們一再重蹈覆轍，不派護航機跟隨轟炸任務，最終共有四十一架各式飛機被中華民國空軍擊落。一時之間，好像中國人雖然在地面被大規模殲滅，但也許可以在空中擊敗敵人。 　　八月中旬以來，戰勝的喜悅立刻充斥在中國街頭的報章雜誌，捷報上不斷出現的是「日機慘敗」、「我空軍英勇應戰擊落敵機」、「被燬敵機達八十餘架」等等歡欣鼓舞的字句。這些報紙上的標題不只反映了社會的情緒，也反映 　　了中國人旺盛的戰鬥意志。 　　上海的戰事異常慘烈， 從八月到十二月，光是中國軍隊就投入了七十二個師，至少七十二萬人的兵力。日本則投入了二十五萬人的兵力。這三個月的戰鬥，觀戰的中國將領形容，上海像一個大融爐，投進一個師，就融化一個師，投進一個軍，就融化一個軍。最保守的統計，上海戰役三個月中，中國軍隊至少傷亡了十八萬人（平均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傷亡），至高則達到五十萬人傷亡（約每兩個人當中就死一個）。其中包括德籍顧問訓練多年的中央軍、最精銳的部隊第五軍（張治中軍長），八七師（師長王敬久）、八八師（師長孫元良），也損失過半。激烈的戰鬥下，日本軍方則傷亡達五萬人，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名傷亡，遠超過日俄戰爭時期日本攻打旅順二○三高地一萬七千人的傷亡。在訓練、武器裝備、指揮作戰的對比下，基本上一個日本軍人，可以抵五至十個中華民國軍人的戰力。 　　八一三淞滬抗日，是這個國家積五十年的奇恥大辱，經數年的生聚教訓，在一切友邦都不願協助的情況下，展開動員全國資源人力，以近百萬部隊和三百萬上海市民投入的戰役。這場戰役繼盧溝橋事變後，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流血最多的戰爭序幕。雖然八一四的空戰從空中鼓舞了全國抗日的士氣，但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戰役血流成河，在陸軍傷亡過半和損失將近全部的空軍後，上海最終失守了。十一月初，日本調派二十五萬重兵從杭州灣登陸，立即改變了中日雙方僵持的平衡。國民政府立即將軍事重心由現在的上海、南京轉移到武漢。武漢是長江的中游，相當接近中國的中心位置。它位處江漢平原，是平漢、粵漢鐵路的交會點，是長江中游的航運中心。可說是橫貫東西、溝通南北、通江達海之地。它的地理位置十分有戰略作用。占據這個地方，可以控制江運經濟，戰機也可以從這裡起飛進攻中華民國幾乎任何地方。 　　這一切的開端是從大稻埕一棟歷史建築――順天外科醫院展開的。 　　這十多年間，我和張釗維其實曾經先後在臺灣、英國、中國大陸、香港住過同一個城市距離不遠的地方，我們在同一個城市讀過書，也在同一個城市工作過，但十幾年來從來沒有見過面，相互不認識。 　　還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是在華山藝文特區門口，靠忠孝東路側的一間酒吧。那是個仲夏夜，我們一夥人坐在戶外的座位，我點的是進口啤酒，他大概是要開車，喝的是沒有酒精的飲料。夏天的臺北，夜晚不再像四十年前那樣還保有一絲清涼。在臺北市中心區的大樓、住宅樓群外，夏天家家戶戶外掛的冷氣空調幾乎全天候嗡嗡嗡運轉著。晚上八點華山園區還是挺熱鬧的，那天晚上好像有什麼活動，來來往往打扮時髦的年輕人在我們面前穿梭來去。在座有幾個朋友，我們就是在共同的朋友引薦下才相識的。 　　當天談的什麼，其實早已不記得了。我印象中張釗維高高瘦瘦的，穿著入時，喜歡水砂洗過的緊身牛仔褲，戴著扁帽。他談起話來，天南地北，博學多聞。手上總愛抽著一種Café Crème小雪茄。我向他提了我計劃拍攝兵馬俑――民國將領在臺灣的構想，正在尋找資助者。 　　最後他幫我找到了贊助。我進入他服務的一間公司，以公司的名義拍攝了幾部小成本的紀錄影片。 　　真正讓我對張釗維產生深刻印象的是，有一天我看到他用很低的成本拍了一部關於陳獨秀的紀錄片，這部片用一種脫離意識型態的方式呈現了陳獨秀的生平和影響。一個臺南出生的本省人，去拍一位中國共產黨元老的紀錄片，揣摩這位中共創始人在上一個時代中的特殊地位及他最後悲淒的命運，反映出張釗維的視野，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特殊的錯位性。中國共產黨官方長期以來刻意邊緣化陳獨秀，國民黨政府亦視其為異端，從來沒有人像張釗維一樣用一部影片把陳獨秀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重新審視過。陳獨秀甚至沒有來過臺灣，幾乎找不到一絲跟臺灣的關係。誰也沒有料到在戒嚴時期出生在臺灣的張釗維，後來會去做這件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這就是紀錄片最重要的靈魂。 　　那間公司後來關閉了，我在大稻埕這棟歷史建築――原住民開的第一間現代化醫院舊址經營了現在的書店，當時想，我可能跟紀錄片的緣分就終止於此了。直到有一天，釗維打電話給我說有事找我。 　　夜裡，大稻埕的商家大約七點就熄燈打烊了。大稻埕到了晚上就像老太太很早進了閨房，死氣沉沉的。跟東區、甚至中永和的其他地方比起來，好像完全不屬於臺北一樣，是個下沉的陸地，黑燈瞎火的。張釗維到我店裡時，我正為了整理書店弄得灰頭土臉，地上桌上全是書、地下都是雜貨，一副被炸彈襲擊過的慘狀。 　　他揀著地上的空白處踮著腳進來，我們坐在天井聊起來，各自都倒了一杯威士忌。因為熟了，張釗維開門見山就跟我說，他打算拍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日時期的紀錄片，並且希望我能協助策劃。這部片打算在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八一四空軍節」首映。 　　因為早有拍攝歷史紀錄片的經驗，我聽的當下就覺得這太難了。二○一四年夏天，我在心中屈指盤算著，如果是抗戰最後一年（一九四五年），是年十八歲才入學的空軍官校學生，現在也已經是八十七歲的老人了，他們肯定沒有趕得上真正的戰鬥，沒有與日敵短兵相接的作戰經驗。要參加過中日戰爭，具備對國家戰爭期間整體運作有更清楚的了解和掌握，具備更高視野來看這一場戰爭與自己的關係的，最少也要九十歲以上，而這樣的人現在還會有多少活著？ 　　釗維笑了笑，吸了口雪茄，「我拍陳獨秀時，他早死了。」他說，然後吐了口煙。煙霧繚繞，在我眼前化成淡淡的白紗。 　　我看著他。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如果我答應他，那麼我們將經歷一場與時間、精力的越野賽跑。我們不清楚還有多少人活著，對這場被傳唱過無數次的戰爭只有粗淺的認識，我們有大量的資料要閱讀，而我們沒有充足的時間去讀書，也沒有對歷史片很熟悉的固定團隊。現在做紀錄片的，大都是兼職，一般單位只養得起幾個專職。而他們也是任務導向，一旦任務完成，失去資金運轉，他們很可能要再尋找別的工作機會。 　　而且更大的問題是，生活在臺灣的人，即使臺商在陸發展已近三十年，但中國，特別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只是存在於課本裡的「想像城邦」。中國的山川文物、戰爭亂世的種種歷史，對我在東區看到的那些時尚潮人來說，並不是真實的。中國大陸，或者所謂祖國，對許多人來說，跟俄羅斯給他們的印象差不了多少，都是那樣虛無縹渺的地方。 　　他們沒有受過祖國的哺育，跟原鄉的血緣關係也早已斷裂了。對許多臺灣小孩來說，祖國就是臺灣的中央山脈，真正的那個祖國對他們來說，只是近代戰亂的源頭，甚至是他們祖父的加害者。他們的上一代會告訴他們經歷之談，凡事跟祖國扯上關係，災難通常都大於福祉。 　　我在臺灣新一代人的身上，看不到歷史傷痕了，他們是完全新的一代，但他們卻同時也是跟過去斷裂的一代。我懷疑，他們會對抗日戰爭的中華民國空軍產生什麼興趣？ 　　張釗維的眼神，時而堅定。作為CNEX 的總監，他經常在兩岸三地飛來飛去，監督各分支機構的拍攝項目。那一陣子，他還頻頻飛往胡志明市、孟買拍攝影片，到英國參加紀錄片影展。他在北京、臺北的家之間都待不長，影片項目纏身，我們經常找他都要先問他在哪裡，有時甚至要看他的臉書才能確定他今晚在哪座城市。在他的臉書上，經常看到他PO文寫他對兒子JJ的成長多麼驚喜，欣喜地記錄小傢伙可愛的一面。事實上他很少回家，很少跟妻兒在一起。有時張釗維陷入多頭思索，他會看空氣、看地上，那是他正在進入另一個思考的維度，正處理著難題。我看得出來，作為亞洲最大的華人紀錄片非營利組織的總監，張釗維對立即組織一個團隊進行空軍抗戰故事的紀錄片製作充滿著信心。我看得出來在拍完陳獨秀這種紅色的題材之後，接下來他要拍藍色的題材，這是他最投入的一個影片項目，他可以處理這個難題。 　　我的書店是個改造過的老屋，雖然有個天井，但到了夏天依然不怎麼通風，熱氣熏天。這二十年臺北市居民就關在家裡猛吹空調，只想保持身體周邊的舒適，對外在世界的劇烈變化保持一種習慣地漠視。我們的社會過於關心政壇上的事務以及民生、娛樂消息。感覺錢愈來愈難賺，我們不再關心世界上的事，所有世事都跟中國大陸一樣是茫茫太虛中的東西，所有過去的事也是一樣。我們的精神面貌被我們眼前的世界全面霸占，我們的靈魂局限在物質堆砌的小幸福裡。臺灣年輕人出社會以後被局限在經濟停滯的環境裡，不僅是經濟的停滯，也是社會階層流動的停滯，格局、視野、想像力的停滯。 　　想到這些，我不由自主的答應他接下本片的故事前期籌劃工作。即使我自己正忙於書店的經營，我也願意做。我想他來找我，是因為我對這種題材駕輕就熟，立即就能上手。而對我來說，這又是一次能給這個社會留下點什麼刺激，推動前進的能量。他告訴我，這個片子預定在二○一五年八一四空軍節首映，而且資金並不充裕。確定的時間、不確定的內容、有限的資金，使得一切立即變成了壓力。 　　沒有幾天，我們又約在仁愛路一間速食店。這會兒，他約來了製作人沈如雲，助理製作簡雅君。沈如雲有豐富的製片經驗，曾經在公共電視擔任製作人；簡雅君擁有豐富紀錄片的執行製作經驗，後來我才發現她是多麼可靠、值得信賴的夥伴。張釗維也找了「少年吔，安啦！」的導演徐小明作為影片製作監製顧問，他可是有長達近三十年拍攝經驗的導演。就這樣，基本團隊很有效率的形成了。當天我們很快的相互介紹，立即協調分工，判斷進度時間表，很快影片籌備便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他們每個人都顯露出一種非常專業有效率的素質。 　　那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時間真的很不夠用。 　　一部歷史紀錄片，必須要有充足的前期調查研究、人物訪查、策劃籌備，故事探索的時間耗時不短。如果要趕在隔一年上映，至少在上映前留給後製三個月，即使一面後製一面拍攝，也只剩下九個月前製調研和拍攝了。而我們還不知調研和尋人得花多長時間。 　　歷史口述與尋人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工作。有時找到了人，卻需要花很長時間說服。口述是很私人的領域，你要老人家對一群陌生人講自己人生的轉折事件，有時得花很長時間讓他們打開心房，畢竟那頭是塵封的傷口。讀片面的宣傳資料長大的我們這一代人，對抗戰史的了解並不充分，亦不全面，光是重新研讀浩瀚的二戰史、抗日戰史資料就得耗去許多精力。 　　張釗維知道難處，所以他快速地找到了曾經擔任阿罩霧風雲歷史背景研究的小毛（毛遠誠），以及日文專家李尚霖，讓他們協助前期的歷史調研任務。很快的，我的郵箱不斷寄來各種蒐羅的資料，有戰史、有回憶錄、有評論、有書信，從臺灣到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抗戰宣傳資料，到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寫的報導皆包括其中。 　　後來又找到製作歷史紀錄片的老手唐一寧來找資料和找人。憑其十五年找人找資料訓練，唐一寧一開始雖然不知該用什麼關鍵詞，但很快她就找到了日本公文書館的一批戰史資料，光是日本的情報文件就包括有一九三三年日本陸軍省陸軍參謀本部的〈中國空軍現況一覽表〉、〈一九三六年中國空軍調查件〉、〈一九三七年支那空軍視察の為航空將校派の件〉、〈一九三八年支那空軍編成配置一覽表〉、〈航空兵團情報紀錄〉等等日本對當時中國空軍的機密情報文件。尚霖就憑著其超人的日文能力快速為我們解讀重點。這些文件不僅為我指出當時日本對中華民國空軍的了解程度，反映了日本情報系統滲透的功力，同時也可與中國航空委員會的各種資料核對其差距。李尚霖在大學裡教日文，許多文件是靠他為我們解讀內容，我們才能快速理解其觀點和故事。 　　後來我在一九三三年蔣中正給航校畢業生的題詞上看到當時漢奸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後來造成悲劇的源頭。蔣寫道： 　　國土未復軍人之恥， 　　漢奸未除黨員之恥。 　　這個團隊憑其卓越的搜索能力，遍找兩岸、日本、美國各種出版品，包括中共出版的各種抗日題材的歷史資料。包括《保定航空學校學員名冊》、《國民黨空軍抗戰實錄》、李君山的《對日備戰與中蘇談判》、《激戰在中國天空》等等，在CNEX辦公室裡，一疊疊資料堆起來，或是借或是從Amazon 採購回來，很快一本本一字排開，中文、日文、英文的專書展開，又商借空軍總部的戰史資料，每一本都有一定的厚度，張釗維發現若是靠我們自己消化所有的東西，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仰賴李尚霖和小毛為我們消化內容，做出摘要，回答我們的疑問。但即便是他們兩人，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也消化不完所有的東西。 　　在CNEX位於杭州南路的辦公室，從二○一四年夏天到冬天進行了不知多少次歷史研究會議。我們也邀請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高志航哲嗣高耀漢老先生來協助我們進入狀況。那是在一棟老舊大樓頂層，四下可以俯瞰整個中華民國行政、立法、司法核心建築群。這個政權從一九二七年在南京成立，到轉移臺北，中間經歷過太多苦難。 　　歷史紀錄片不像戲劇片，可以無限揣測、戲劇化、藝術化。雖然這樣可以吸引更多的普通觀眾，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如直接去拍攝戲劇片。歷史紀錄片，也不能甘願受限於證據，用一種死板、無趣、缺乏生氣的學術語調去描述一則歷史，否則不如以文獻取代，不必拍片。 　　每個載體和媒介類型都應有它自己的特殊功能以及長處，影片在傳播，和容易理解性的功能上有其優勢。 　　很短的時間內我們蒐集到大量的文獻，不斷進行研究會議。小毛、李尚霖給我們惡補歷史知識，但我仍然感到著急。讀了幾週的歷史，有了一些概念，但我深知除了史料、歷史輪廓外，我們還需要真正的故事，不是那種戰爭文宣的故事，是真正的，發生在真人身上有血有肉有體溫的故事。大部頭的文獻資料，給我們的是巨細靡遺的數據，傷亡人數、毀損飛機、作戰命令，這些是冷冰冰的數據死屍，不是故事。我想起在中國大陸的火車站，來來往往的中國人擁擠不堪。有時你靜靜的看著眼前的他們，一臉疲憊的婦女拖著臉上有些骯髒但表情可愛的小孩，父親矮小壯碩，拖著大包小包沉重的行李。你看著人來人往，他們喧譁吵鬧也好，安靜凝望也好，他們人太多了，以致於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洋流，像是十三億其中跳轉的數字，而不是真正的人。現在的中國是這樣，那麼以前「四萬萬同胞的中國人」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我們要找的不是官方當年為了激勵士氣創造出來的英雄神話，我們要的是能反映時代的個人遭遇。但汗牛充棟的資料多是官方寫的史，學者的研究、評論是過於冰冷的學術解讀，有一些資料像宣傳又包括了一些獨家的史料，少數歷史參與者曾出版個人回憶錄，但他們大都缺乏史學訓練，許多內容不免繪影繪聲，他們大都已經故去，他們留下來缺乏史學品相的個人回憶便成了我們與過去唯一的聯結。我們必須用這些現存的資料為基礎去拼湊還原歷史，描繪一個有意思的時空。 　　張釗維喝著咖啡說：「擺在眼前，很明顯我們沒有時間去處理大量的訊息，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我要找的是能夠重組我們對這場戰爭意義的觀點。」

作者：譚端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09-16 ISBN：9789863208242 城邦書號：A1500663 規格：平裝 / 單色 / 384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