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豐足的水域 多年前，我在中非一座擁有長達一千年歷史的農村找到一些魚骨時，我的同事把它們給丟了。「這些毫無用處，」他說，「我們沒辦法鑑定魚骨。」我當時正在協助他考古挖掘。身為菜鳥的我無力反駁。我肯定他當下就將那些魚骨碎片拋諸腦後，但他的話在近六十年後的今天，對我仍言猶在耳。我對古代捕魚歷史的興趣可以追溯到那場早已完工的考古發掘。 我自己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主導的非洲農村挖掘，沒有尋獲任何魚類的遺存。那些村莊的居民是種植穀類的農夫和飼養牛隻的牧人，另外也會狩獵和採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只有一個挖掘地和狩獵採集者有關，是個名為格威索溫泉的地方，位在我研究的農村的遙遠北方。三千年前，有個小遊群在泉水邊紮營，俯瞰卡富埃河氾濫平原。夏季洪水會淹沒這片廣袤平原，隨後退去，留下淺池。 我和我的比利時同事法蘭西斯・范諾登在格威索時十分幸運。當時現場積滿了水。我們尋獲一些木製的矛型刀尖、一枝挖掘棒、無數羚羊骸骨、植物遺存——還有魚骨，我們請一名尚比亞的漁業官員葛拉漢・貝爾－克羅斯協助察看那些魚骨。它們幾乎全都是鯰魚的骨頭；洪水退去時很容易就能用矛刺中淺池裡的鯰魚。我們對於能從牠們的骨頭得知多少事情毫無概念，因此當他告訴我們，這次找到魚骨中最完整的屬於一隻達二至三公斤重的鯰魚，幾乎和現今在卡富埃河內的鯰魚一樣大，令我們驚訝不已。三千年前，魚類在格威索地區的飲食中不甚重要。回顧過去，在洪水退去之際，當地人很容易就能在淺水處看到魚並捕殺，顯然他們是在此時伺機取用那些魚。有些甚至可能徒手就能抓到。 這幾年來，我曾造訪非洲與其他地方的現代漁村，鑽研我難以鑑別的古代魚骨，並與在不同深淺水域工作的許多漁人談話。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的鮭魚洄游令我目眩神迷，魚群擠滿了這裡的急流和淺池。這樣的光景會讓你意識到，世界的漁場曾一度多麼豐足。可是直到最近幾年，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才開始認真看待捕魚，這個人類最古老的維生方式。 漁民一直是一群無名之人，經常位處社會邊緣，遠離法老的宮廷和熱鬧的都市市集。他們捕捉到的漁獲必定每天都悄悄送達——只要季節對了就會是可預期的食物來源。對學者來說，過去目不識丁的捕魚族群難以捉摸，關於他們交易的歷史是道極富挑戰性、但仍有線索可尋的謎題。我們對捕魚的了解必須從許多來源拼湊而成，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海洋生物學、海洋學以及古氣候學，這還只是略舉幾項。 因為我們幾乎沒有十八世紀以前的第一手記述，要尋找捕魚的歷史紀錄就得遍尋行內秘傳的資料來源，譬如宮廷紀錄、都市市集的漁獲量資訊、莊園和修道院日誌，此外偶爾也會有關於這個主題的專著。所幸以現代自給性漁業和軟體動物的採集為題的人類學研究，為整體文獻添加更豐富的面向，並為在考古遺址尋獲、往往相當細小的數千枚魚類碎骨，提供了寶貴的觀點。 十九世紀的斯堪地那維亞考古學家，是首批認真看待史前的魚類和軟體動物的人。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在波羅的海沿岸的許多考古遺址周邊都發現大型貝塚，只是後來他們對魚骨和貝殼的細心分類卻逐漸無人聞問。二十世紀初，多數發現魚骨的挖掘者都認為這些骨頭足以證明那裡的居民曾經從事捕魚。可是他們並未列出漁獲的物種清單或其年代、重量等相關資訊，而他們的報告也鮮少評估這些魚類或軟體動物對於食用者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性。 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代間，這樣的想法全然翻轉。過去，考古學家僅計算石器的數量或比較陶器的碎片，他們如今意識到古代社群有遠遠更多可以研究的面向。他們把注意力轉向獸骨和植物遺存，後來也留意到漁獲，並進一步鑽研它們所能傳達的資訊。這部分說明了為什麼今天的考古發掘工作的速度遠比上個世代來得更加緩慢。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挖掘者開始將遺址生活層的堆積物樣本以細篩網和清水過篩，這麼做特別是為了尋找不顯眼的植物遺存和魚骨。濕篩經常被稱作浮選法，幫助學者迅速累積了對古代漁業的知識。篩網越細，效果就越好。在瑞典東南部、有九千年歷史的諾傑蘇南遜德遺址，相較使用網眼二點五毫米的篩網所獲得的魚骨量，學者用網眼五毫米的篩網所獲得的數量比前者少了百分之九十四。 儘管只有少數人精通，鑑定這些細小魚骨，並將之與現代的魚骨骸相互比較，已經成為一項專業。今天，魚類專家也可以解答比問魚的大小和魚種更為複雜的問題。這些魚的年代為何？牠們只會在產卵季節被捕獲，或是全年皆能被捕撈？牠們在人類飲食中扮演何種角色？宰殺和保存的方式為何？只有在挖掘者的想像力和創意不足的狀況下，才會限縮這些問題和答案的清單。舉例來說，對骨頭的化學成分進行穩定同位素分析大大增進了我們對古代飲食的理解。如今，我們從人骨樣本就能得知飲食中水生和陸生食物的占比。 研究者也可以將考古資料和史料，與不同魚種習性的新近研究發現相結合。他們現在更加了解地中海的黑鮪等物種，知道牠們會到近岸產卵，並有數百條會遭人捕殺。多虧海洋生物學家的努力，如今我們已經遠比上個世代更深入認識鯷魚、鯡魚、鮭魚、鱘魚和許多其他魚種的習性。這些發現對考古學家極其寶貴。 研究古代氣候變遷的古氣候學逐步向我們揭露，海洋生態系統受到大大小小的氣候變遷事件形塑而持續變動。這些轉變比岸上發生的事來得更為幽微複雜，會引發魚類總數的重大變化。人類對棲息地的破壞也會帶來同樣的後果，尤其是在近岸的水域。全球海平面高度或大或小的變化會對淺水漁場造成重大衝擊。比方說，過去四千年來，佛羅里達州西南沿岸地方海平面高度的細微變化，顯然同步反映在卡盧薩印第安人的魚類和軟體動物捕獲量上。 更大規模的氣候變遷帶來更重大的影響。北海、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多產的漁場。當地人從一萬五千年前左右的冰河時期尾聲就在這些水域捕魚，甚至可能更早。一如所有海域，這些海洋都是活力充沛、持續變化的生態系統。重大的氣候變遷塑造了這些系統，其中包括海平面的上升、聖嬰現象和史詩級的暴風雨。此外，人類的過度捕撈也改變了棲息地。 北大西洋振盪大大地影響了魚類的歷史，該現象的成因來自冰島和亞速爾群島間的大氣壓力差。北大西洋振盪指數高時會引發強勁的西風，並造成歐洲迎來暖冬。指數低時則會使西風帶減弱；西伯利亞的冷空氣南下籠罩歐洲，帶來嚴寒的氣溫。北大西洋振盪指數低時還會導致漁港封凍。而高指數除了夾帶強勁西風，也會帶來突發強風。一八八一年七月一個無雲的夜晚，一隊超過三十艘的無甲板漁船在蘇格蘭北方、遠離謝德蘭群島的外海拋射附餌的長線捕釣鱈魚，無情的暴風雨卻在幾分鐘內爆發。十艘船失事沉沒。三十六名漁夫溺斃，留下三十四名寡婦和五十八名失怙的孤兒。 北大西洋振盪無法預期的變動也影響了每年抵達北海和沿岸水域的鯡魚群規模。煙燻或鹽漬鯡魚是人們在中世紀的主食，在聖日尤其常見。當北大西洋震盪指數降低，英吉利海峽、北海，以及最南端的比斯開灣便同步迎來最豐碩的鯡魚漁獲。 即便不知其緣故，但過去的漁夫都清楚知道他們的捕獲量並不規律。舉例來說，在英吉利海峽西部，鯡魚以一種偏好較寒冷環境的矢蟲為食。當不同種的矢蟲在較溫暖的週期到來時，多數的鯡魚都會離開，由沙丁魚取而代之。人們樂意吃任一種魚，但沙丁魚和鯡魚在捕獲量上的占比可以告訴我們，當時人們正度過寒冬還是暖冬。 儘管我們對北大西洋振盪最為熟悉，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週期性氣候變化。秘魯北岸外海的鯷魚總數會隨著聖嬰現象的起伏而波動，這種氣候事件會削弱強大的政權，促使國王和帝王遭到推翻。我不想過度強調這一點，因為人類與漁業的複雜歷史幾乎從不提供簡單的解釋。但魚類是重要的食物（至今依然如此），而食物的豐足或稀缺會帶來各式各樣的社會變遷，無論大小和福禍。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斯堪地那維亞貝塚挖掘團隊的開創性研究以來，我們已經取得大幅進展。前者領先其同事數世代之遙，更早看出魚類和軟體動物對古代社會高度的重要性。一個半世紀後，細粒物質發掘法和高科技讓我們洞察這些食物在過去是多麼舉足輕重，令人驚嘆。在國家文明與城市發展以前，早期的自給性漁業和軟體動物的採集活動比較偏向季節性的工作。當鯰魚被困在退去的尼羅河水潭中，或者當鮭魚在春季於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河流產卵，人們就會密集捕魚，過程可能長達數日或數週。大多時候，捕魚展現了人類為生方式上機會主義的那一面。秘魯北岸沿岸的打獵採集社會一年中的多數時節都在內陸生活，然後才會到海邊捕撈鯷魚。歐洲北部的貝介採集者只在某些食物短缺的季節食用軟體動物。 人類幾乎在誕生之初便已開始伺機捕捉海洋及河川裡的食物。有時人們會大量捕捉魚類和軟體動物，但這只是人類更為複雜的覓食策略的一部分，人們還會捕捉大型獵物、小型動物，並採集可食用的植物。都市文明的發展帶來了最深遠的改變。儘管法老或東南亞的柬埔寨國王等統治者可能自視為神聖領袖，他們仍須餵養在其宮殿和公共工程勞動的大量人力。一如穀類，魚也成為配給口糧，經防腐保存後分發給一隊隊的金字塔工人或蓄水池建築工。魚類自此成為平凡無奇的標準貨品，在一千年後探索北大西洋的古北歐海員眼裡看來也是如此。尼羅河的鯰魚和大西洋的鱈魚就像海洋水手的牛肉乾。羅馬漁民在春季捕撈數百條大型鮪魚，大規模屠宰大魚。捕魚幾乎在所有文明都成為營利事業。現今的科學進展才剛起步，但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多虧魚骨分析的重大突破，我們如今可以鑑定出來自挪威北部、經去頭處理並乾燥後出口的羅弗敦群島鱈魚，甚至可以從牠們的骨頭計算出平均重量。針對英格蘭中世紀市集的鱈魚所進行的DNA研究，開始足以說明當時國際魚貨貿易的轉變趨勢。 漁業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正在勾勒一幅過去的寫照，反映迄今無人知曉的一段歷史——關於漁民和他們的漁獲，也就是那些在城市和強大文明背後默默勞動的人們。新科學首次讓我們能夠用不同方式看待金字塔和法老、吳哥窟的糧食過剩，以及鯷魚和魚粉對秘魯沿岸的莫切文明深遠的重要性。捕魚或許並未創造文明，但卻促進文明綿延長久。 我會主張人類已經捕魚長達近兩百萬年的時間，甚至更久。我也認為最初的漁獵純粹出於精明的機會主義，比如在非洲淺湖或河潭抓起一條鯰魚，不讓牠溜走或咬人。如此找魚來吃，就像打獵和採集可食植物，都是例行公事。機會主義是人類的重要特質，也就是適應境況變遷並將之轉化為對自己有利的能力。我們可以說，人類就是在機會出現時發覺並把握時機，才開始捕魚。無論漁撈作業日後變得多麼機械化，這項要素仍是本質。 人類並非在捕魚時才展現機會主義的行為。人類先祖天天都這麼做，他們撿食獅子吃剩的獵物或從蜂窩收集蜂蜜。要捉起被困在退去洪水中的產卵鯰魚，更重要的是時機，而非技巧。（我自己也曾在鯰魚無助受困於非洲泥濘淺灘時抓過幾隻。）在熟悉的地點，趁著退潮採集軟體動物也是如此。數十萬年來，捕魚都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狩獵，如同追捕小羚羊那般出於本能。接著，大約在一萬五千年前，當海平面開始迅速攀升，淹沒廣袤的大陸棚，捕魚活動才開始顯露獨一無二的特性。 在最後一次冰河期尾聲，大約有一千萬人生活在地球上，必須適應眼前變化莫測的世界。多數人成為專家口中的「廣譜獵人」和搜食者，靠著較小型的哺乳動物、鳥類和植物維生。上升的海平面讓河川坡度趨緩，也讓流速更加遲滯，並同時促使淤泥沉積，進而生成沼澤、三角洲和河口地區，招來了大量的鳥類、魚類、可食植物和貝介類。這些擁有豐沛食物、樣貌多元的地景必然也吸引人類前往。此時狩獵經濟體的規模遠比早期更大，而捕魚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過去的搜食策略高度仰賴奠基於謹慎觀察的機會主義，如今變得更為龐雜且要求更高。在海濱、湖泊和河川等資源更豐富的環境，人們開始設計出更複雜的專門工具，以取得不同的食物。在各式各樣的生存方式之中，捕魚正是在這氣候快速變遷的數千年內變得舉足輕重。三種取得食物的古老方式——打獵、採集和捕魚——皆因人類的機會主義而蓬勃發展。 這些覓食方法也仰賴另一項基本的人類策略：機動性。不管長蹄的、在樹木和灌叢上、或在水底生活的，所有種類的食物在領地上都是分布不均的，無論領地多麼狹小或廣大。為了獲取養分，人必須利用魚類洄游、獵物遷徙等特性，尋找軟體動物棲息地或成熟的橡實。這需要頻繁移動，且往往仰賴口傳無數世代的經驗。 當時人類是以廣為分散、流動性高的小型遊群形式群居，在這樣的世界裡，平均一人在一生中可能只會遇見三十至五十個人。然而，這不代表人可以在不與鄰居互動的狀態下生活。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交易。我們從關於岩石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得知，有些遊群會交換製作工具用的細粒岩塊，或是矛型刀尖等人工製品。有些遊群則會交換當地橡樹林的橡實、鹿皮或外來的海貝。所有這些商品都是由人親手傳遞，有時人們移動的距離出奇遙遠。 親族關係是人們互動的快樂泉源，其紐帶有時也遠遠超出原本的遊群，提供與他人的連結，且往往橫跨可觀的距離。人可以從這樣的關係中獲得婚姻伴侶，以及下一個產季的食物的情報，後者有時甚至更加重要。 現代對喀拉哈里沙漠和加拿大極圈等環境的打獵採集遊群的研究顯示，其成員組成時常消長。這樣的變動是狩獵採集者生活的自然現象。女兒會與遊群外的人成婚。爭端可能會導致輸家遠走高飛。此外，兒子及其妻子會離開他們的遊群，去探索附近的山谷並組成自己的遊群。人們不斷尋找新的獵場或捕魚的溪流，可能意謂著他們在短暫的一生中走過的範圍十分廣闊。考量到人類首度落腳阿拉斯加後多麼迅速就南移，人類也極有可能在僅僅兩千年內，就移動近一萬六千公里，來到南美洲的最南端。只要有能夠輕鬆豐收的漁場，就會有及時來到的漁民。西元前九二〇〇年前，秘魯北部沿岸的淺水域捕魚活動已十分盛行。在這裡和其他地方，機動性與機會主義相輔相成。 情況首先在西南亞有所改變，但農業在幾個地區獨立發展，包括中國和中美洲。大約一萬兩千年前，有些在中東的打獵採集遊群從搜食轉向農耕，並從狩獵轉向畜牧。學者已經為其原因爭論長達數世代，但可能有部分與乾旱週期相關，基於旱災摧毀了結滿堅果的樹木和野生穀類禾草地。產製食物的作法如野火燎原般傳布開來。在數千年內，地球上的多數人都成為農夫或牧人。農村變成小鎮，接著變成城市；有些勢力強大的酋邦則成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灌溉農業 、城市、識字、貿易和制度化戰爭讓人類踏上一條發展途徑，通往極速的人口增長和今日的巨型城市。 狩獵和搜尋植物的重要性衰退。在當今世界的任何角落，穀類和其他野生植物的採集活動皆不再具有經濟影響力。相較於提供人類食物，狩獵可能在休閒娛樂、有害生物防治和非法象牙貿易方面有其重要性。唯有自給性漁業成功轉型、留存下來，至今依然是人類主要的經濟活動。 隨著全球人口攀升，漁場所承受的壓力也跟著升高。個人為自己的家庭或一個小遊群所進行的捕撈，無可避免被商業漁撈取代。魚成為供人捕獵的商品。自工業革命以來，加強捕魚以餵養更多人的策略，使漁業迅速成長為重要的國際產業。柴油拖網船和深水拖網被發明來滿足大量城市的需求，如今已摧毀世界上的許多漁場。 自給自足的漁夫必須考慮餵飽自己，要捕撈足夠大量的漁獲，以便留下部分進行乾燥或煙燻處理，以在無魚可捕的冬季和春季食用。在人口密度仍相對低時，這麼做沒有問題。可是當人數增長，人們就會加緊捕魚，通常是使用大型的圍網，或發展適航的獨木舟，以利前往較不易抵達的漁場。西元前四〇〇〇年左右，海平面高度變得穩定，加強的捕魚作業已逐漸成為常態。會回到淡水水域產卵的溯河鮭魚，以及鯡魚或鯖魚等洄游性魚類的密集魚群，帶來龐大的漁獲量。如果在西元一〇〇〇年到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區觀賞鮭魚洄游，將會看見一道牢固的魚梁，由多根柱樁和一道厚籬笆組成，橫跨冒泡的淺溪。溪水生氣蓬勃，鮭魚擠滿上游，密集到游泳時得摩擦著彼此的魚身前進。牠們遇上那道魚籬時，數百條魚都聚集在那裡，看起來十分迷惘。在牠們上方，漁夫們站在牢固的平台上，手握長柄撈網。他們將漁網浸入數量繁多的魚群中，網子舉起時因鮭魚的重量而鼓鼓囊囊，每撈重達十四公斤。每位漁民皆將撈得的鮭魚投入備好的籃子中，接著再次將網子伸入水中。在魚梁上游的獨木舟會將這些滿載的漁籃運送到岸邊。 男性漁民帶回數百條鮭魚後，婦女會負責去除內臟並剖開攤平，接著放在木架上煙燻或做乾燥處理。一次豐收可以餵飽數十人幾個月之久，但即使在豐年，存量也可能短缺，迫使人們轉而依賴貝介類。軟體動物所扮演的角色，就和農村遭逢穀類作物歉收時的野生植物一樣。 在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區等人口稠密的地區，這種加強的自給性漁業會導致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撒網並收集漁獲的大量人力需求、在產卵季節捕撈並保存數千條鮭魚所需的複合基礎建設，以及儲藏並運送漁獲的後勤管理，三者創造出一定程度的社會複雜性。一套成功的漁撈運作仰賴親族關係、群體內外部的社會義務與權威人物的監督。勢力強大的族群領袖往往會崛起，也就是那些兼具能力與魅力、贏得追隨者忠心的男人和女人，他們肩負舉行儀式的重要責任，而且有權分配食物和財富給他人。這些人物主持盛宴，並向先祖和自然界的勢力說情。追隨者認為他們擁有特殊力量，能夠連結人界與超自然界——這種能力不一定是由父傳子或由母傳女。在捕魚社群中，重要的是該領袖是否有對付難以捉摸、往往移動快速的獵物的經驗。 隨著文明的出現，漁獲被更進一步商品化。約在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後，增長的城鎮人口導致對魚的需求增加。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等工業化以前的文明需要大量的人員投入自給自足以外的工作，而這些工人也需要填飽肚子。古埃及王國建設了大量的公共工程。建造吉薩金字塔的工匠、祭司和平民，以麵包、啤酒和數百萬條尼羅河魚乾所組成的飲食維生。這些食物必須謹慎配給，因此又創造出另一工人階級：我們可以想像身穿白衣的官員在豐收的圍網運送到岸邊時，計算著漁獲量的情景。他們在漁獲移到乾燥棚上時，細屬每籃魚的數量，而漁獲在移往加工地點、讓炊事人員準備並分配配給時，又會再次被清點。當時魚已是種平凡無奇的商品，在同時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和日後的羅馬帝國也是如此。 我們可以譴責縱情享樂的羅馬富人墮落放蕩，一人一口氣吃掉三公斤的鯔魚，但魚真正的價值反映在城市集市和軍糧上。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鯖魚等數量較少的魚種是水手和士兵日常的伙食，部分原因在於魚乾重量輕且方便大量攜帶。地位卑微的捕魚社群是社會底層中的底層，他們捕捉大量的這種小魚，販售給城裡的平民。有部分的漁獲會被製成魚醬，是種在羅馬飲食中無所不在的魚製醬汁。魚醬是帝國經濟的主力商品，最北外銷至不列顛。與此同時，漁民將他們的知識保存在自己的社群內部。羅馬的紀錄亦曾提及印度洋和紅海沿岸社群中的「食魚者」，他們會供應來往的商船乾燥的魚貨，但羅馬人也鮮少正式記載這群人。根據稀少的文字紀錄，他們是群獨立、難相處的人們，但對印度洋貿易發展至關重要。 到了羅馬時期，魚早已成為商品，作為配給來餵養奴隸或大量販售之用。若經過妥善煙燻或鹽醃，魚類完全勝過牛肉和硬餅乾等其他乾燥食物，能同時餵飽法老、平民、工人、奴隸、士兵及水手。魚乾作為一種可攜帶的食物，讓水手能夠在海上待上數月之久，有利移動。當基督教於西元第一千年中葉宣告教義，要信徒在神聖節日和大齋期採行無肉飲食，魚便成為中世紀和日後經濟體的主要貨品。可是加強捕魚仍不足以餵養所有人。早在五千年前，另一項策略日漸普及，那就是養魚，亦即眾所周知的水產養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