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

穆罕默德 無父無母的沒落貴族，如何以謙卑、慈愛與堅忍， 挽救一個躁動不安的時代？ 全球最著名的神學家——凱倫．阿姆斯壯——闡述最被誤解的偉大導師 橫跨歐亞非的伊斯蘭文明的奠基者、十六億穆斯林的精神寄託， 也是身陷21世紀危機的我們重要的典範。 西元六世紀末，阿拉伯半島的居民面臨了嚴峻的多重危機。隨著駱駝商隊的興起，游牧民族放棄了沙漠中朝夕難保的生活，在麥加這個商業大城裡定居了起來。經濟的發達讓他們有了自信，卻也變得驕傲、貪婪。他們拋棄了傳統精神中最可貴的群體精神，貪財忘義，棄貧苦弱勢與失去父親守護的孤兒寡母於不顧，同時卻保留了部落規範中最僵化的一面，為了捍衛宗族的尊嚴與利益不惜逞兇鬥狠，無視於普遍的人性價值。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劫掠征戰、階級鴻溝的擴大迫使人人自危。青年人對祖輩的教導也疑竇漸生…… 穆罕默德出生自統治麥加的古萊須族，但不幸家道中落、父母早歿，因此自幼體恤底層之艱困。與其他有志之士一般，他對當時的危機憂心忡忡、苦思對策，也從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經義中獲得啟發。在西元610年的「命定之夜」裡，他在一場神秘經驗中得天使之助領受真主話語，教導人們應該對良心負責，對同胞博愛，對真主順服。但保守的傳統勢力無法接受這位沒落貴族的顛覆性思想，施以暴力攻擊、經濟封鎖，最終逼迫穆罕默德逃亡。然而，他在麥地那創建的穆斯林社群的迅速擴張，不僅證明了他的智慧與美德、奠定了伊斯蘭教的基礎，更永遠的改變中東世界與人類歷史。 《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由當代全球最重要的宗教學者凱倫．阿姆斯壯所撰。九一一事件之後，世人對伊斯蘭教的扭曲日益熾烈，一個原先強調內省、慈愛、和平的宗教被塗抹上一層與其宗旨完全背道而馳的形象。這不僅無助於族群之間的和解共生，也剝奪了我們向這位先知學習的機會。有感於此，阿姆斯壯女士特別以深入淺出的筆法勾勒穆罕默德平凡中見偉大的一生，以提綱挈領的史實來彰顯伊斯蘭——意指和平與和解——的真諦。透過考察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行，我們不僅能澄清所有對伊斯蘭可能有的誤會，身處極端主義再起、民粹當道的躁動時代，我們也將從中獲得平靜與力量。 【專文推薦序】 蔡源林（政大宗教所所長） 【專家推薦】 陳建守（「故事」網站共同創辦人） 莊信德（基督教磐頂長老教會牧師） 彭書穎（輔大宗教系兼任講師） 劉柏君（玄奘大學宗教系兼任助理教授）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翻譯序：脆弱而溫柔的先知面貌╱黃楷君 推薦序：史實與信仰並重的多元宗教觀╱蔡源林 地圖 序言 第一章 麥加 第二章 蒙眛 第三章 遷徙 第四章 奮戰 第五章 和平 詞彙表 註釋

　　完成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後不久，美國中情局解密了奧薩瑪．賓．拉登電腦硬碟裡的四十七萬份檔案，裡頭除了個人通訊紀錄外，還有許多電影、卡通及網路搞笑影片，包括《惡靈古堡》、《汽車總動員》、《湯姆貓與杰利鼠》等。這不是美國中情局第一次公開賓．拉登私人檔案，這位蓋達組織領袖二○一一年遭美軍擊斃以來，已陸續完成許多個人信件、組織文件、藏書等的列表及翻譯，並開設了主題網站「賓．拉登的書櫃」（Bin Laden’s Bookshelf）。 　　這些賓．拉登與蓋達組織相關的通信、所關注的國際新聞資料，想必對「反恐」工作多有貢獻，但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卻是那些娛樂檔案。我想像著賓．拉登只是一位父親的時刻，陪伴女兒看她最愛的卡通，和兒子來場電玩對決。我也想像他如平凡的上班族一般，在結束繁重的工作後，觀看過癮的科幻動作片排解壓力，又上網看到好笑影片捧腹大笑，忍不住要收藏一份在電腦裡。在這些檔案堆中，一個我們聞所未聞的賓．拉登現身了。 　　接著，我想到了凱倫．阿姆斯壯的這本《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把暴力組織的首腦和伊斯蘭最重要的先知聯想在一塊，實在非常政治不正確，但仔細想想，非穆斯林對這兩人的觀感和看法確實有些諷刺的雷同之處。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開始，穆罕默德正式被抹黑為「江湖術士」，聲稱他用武力去逼迫他人改信宗教，伊斯蘭教的暴力標籤從此揮之不去，直到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這樣的看法更是根深柢固。 　　不過，近年來隨著尊重多元文化的觀念愈來愈深入人心，同情的聲音愈來愈大，出現許多為伊斯蘭教平反的意見，高聲疾呼伊斯蘭教的和平本質。無奈世界各地「恐怖攻擊」不斷，眾人急於找出兇手，暴力組織樂於收割，這倡議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似乎造成了另一種對立，妖魔化穆斯林的言論愈趨極端。這兩派陣營是否有對話的可能呢？或許我們需要打開更多爭議人物的「書櫃」，試圖開展一種人性化的理解。 　　《穆罕默德》正是這樣的一本書，作者阿姆斯壯挖掘早期的穆罕默德傳記和眾多宗教研究著作，以澄澈而真摯的字句寫成，宛如穆罕默德一生的貼身敘事，刻畫出他在暴力分子和宗教領袖之外的第三種樣子——一個有血有肉的信仰者。 　　七世紀的麥加，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使得慷慨互助的遊牧社群精神日漸式微，真主降下的啟示填補了精神性食糧的空缺，而承接這份啟示的正是先知穆罕默德。阿姆斯壯筆下的穆罕默德，「即使荊棘叢鉤住了他的斗篷」也一心一意專注於完成眼前的目標，他正直善良，得到了「可信者」（al-Amin）的稱號。他的孤兒身分想必讓他更能感受弱勢者之苦，在他傳播啟示初期，追隨者幾乎不是年輕人，就是女性或奴隸。 　　此外，他對動物和小孩總是溫柔以待。他在躲避古萊須族的追殺時，隱身在郊外洞穴之中，仍小心翼翼不驚擾洞口的岩鴿；他十分鍾愛他的坐騎母駝，甫抵麥地那時，決定在母駝跪坐之處定居，相信牠受到真主的帶領。他喜歡抱著後來早夭的兒子在麥地那閒晃，難掩父親的驕傲四處炫耀兒子的可愛；後成為穆罕默德養子的奴隸柴德（Zayd）戰亡後，穆罕默德在街上緊抱著柴德的小女兒，試圖安撫她，自己仍止不住哭泣。他從未視妻子為他的所有物，對家務事也盡心盡力，照顧羊群，縫補自己的衣鞋。他的妻子們與他平起平坐，更能與他爭辯。 　　不過，穆罕默德曾經在養子柴德和他的妻子柴奈卜（Zaynab）仍有婚姻關係時，就愛上柴奈卜，後來他們離婚後，穆罕默德便娶柴奈卜為妻，而且當時柴奈卜是他的第五名妻子。這個故事或許令我們詫異，也「讓一些穆罕默德的西方評論者大感震驚，因為他們更習慣更禁慾苦修的基督教英雄，但穆斯林的文獻似乎不認為展現先知的男性活力有何不妥。」穆罕默德並非百分百完美的聖人，在宣揚教義的途中，為了和古萊須族人和解，他曾扭曲神聖訊息而遭天使質問，也曾不得已在毆妻的議題上對友伴妥協。這些跌跌撞撞更讓我們確知他不過是一介凡人，他只是神的使者，而非神的化身。 　　「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是伊斯蘭教的至高信念。在阿姆斯壯所描繪的穆罕默德身上，可以看見「認主獨一」（tawhid）的信仰所孕育出的特質。因為順服於獨一神的最高權威，穆罕默德謙遜待人，過著簡樸自持的生活；因為感念真主施予人的恩惠，他提倡「課捐」（zakat）的傳統，鼓勵穆斯林捐贈部分收入，效法真主給予的精神，與弱勢者同甘共苦；因為真主為每一個民族都制定了各異的律法和道路，他從未強迫任何人加入穆斯林社群，也尊重不同的信仰。 　　這些細膩的故事正是這本書難能可貴的地方。歷史事件的綜覽描述或許我們都聽過不少，卻沒有太多人選擇描寫這位先知鮮活而飽滿人性的生命細節，與他所折射出來的伊斯蘭精神。這樣沉靜而力道十足的聲音，在現下針鋒相對的時代更顯珍貴。我們將能在這些故事中，看見信仰對世界的揉塑，同時看見自己相似的掙扎與情感。 　　我相信，這本書能夠觸發一絲柔軟的體會，讓我們在和解之路上邁進一步。

第一章 　　事後，他發覺幾乎不可能重述那段經驗，他當時極度痛苦地跑下岩石滿布的山坡，亟欲回到妻子身旁。他以為，有種致命的鬼怪闖進了他睡覺的洞穴，緊緊攫抱住他，使他不得動彈，彷彿要將他軀體內的所有氣息都擠壓而出。在驚駭之中，穆罕默德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精靈」（jinni）攻擊了，那是一種遊蕩在阿拉伯草原的邪靈，經常引誘旅人走上迷途。這種精靈也是阿拉伯半島上，吟遊詩人和占卜者的靈感來源。一位詩人曾將他作詩的天職形容成一種暴力的襲擊：他的精靈出其不意地現身，將他強押在地，逼迫他吐出詩文。(註1)因此，當穆罕默德聽到那唐突的命令：「你應當宣讀！」他立即認定自己也著了魔，於是哀求道：「我可不是詩人哪。」然而，他的攻擊者只是再度大力擒住他，正當他以為自己再也無法承受時，他聽見一部嶄新的阿拉伯文聖典的頭幾個字從他的唇間流洩而出，彷彿是出自他本人的意願。 　　他在西元六一○年的齋戒月（Ramadan）經歷了這場異象。日後，穆罕默德會稱之為「命定之夜」（layla al-qadr），因為這晚使他成為阿拉（Allah）的使者，阿拉正是阿拉伯半島的至高神祇。不過，當時他仍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四十歲的穆罕默德是個成家的男人；在漢志地區（Hijaz）的一座繁榮商業城市麥加，他更是位備受尊敬的商人。就像那個時代大部分的阿拉伯人，他對諾亞（穆斯林慣稱努赫）、羅得（穆斯林慣稱魯特）、亞伯拉罕（穆斯林慣稱易卜拉欣）、摩西（穆斯林慣稱穆薩）和耶穌（穆斯林慣稱爾撒）的故事如數家珍，也知曉有些人期待著一位阿拉伯先知即將到來，但他從沒想過被委派這項任務的會是他。在他逃離洞穴，慌亂奔下希拉山（Mount Hira’）山坡時，他的心中甚至滿懷絕望。阿拉怎麼會讓他陷入瘋魔狀態？精靈反覆無常，他們以誤導人們為樂，因此不可靠的惡名昭彰。麥加的情勢十分嚴峻，他的部族不需要精靈危險的領導，而是需要阿拉的直接介入；阿拉在過去一直是個模糊的形象，許多人相信祂就是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崇拜的神。 　　 　　麥加的繁盛景況令人驚艷。此時，這座城市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商人和金融家獲得巨大的財富，遠遠超越他們荒唐的想望。不過幾個世代之前，在阿拉伯半島北部險惡的沙漠環境中，他們的祖先仍過著悲慘窮苦的生活。鑒於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是游牧民族而非城市居民，麥加確實成就非凡。當地的土地極為貧瘠，人們只能靠著不停遷徙、尋找水源與牧場來維生。在地勢較高的地區有一些農業聚居地，例如供應麥加大部分糧食的塔伊夫（Ta’if），以及麥加北方兩百五十英里的雅斯里卜（Yathrib）。不過，在草原上的其他地方，要耕種作物是不可能的，因而無法定居一地，於是游牧民族透過放牧綿羊和山羊、飼養馬匹和駱駝，摸索出簡樸的生活方式，並居住在關係緊密交織的部族群體中。因為資源稀缺，競爭又太多，游牧（badawah）生活就是殘酷、持續的掙扎奮鬥。貝都因人（Bedouin）鮮少填飽肚子，終身處於忍饑挨餓的邊緣，導致部族間戰役不斷，大肆爭奪水源、草地與放牧權利。 　　結果，資源劫掠（ghazu）成為游牧經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物資匱乏時，部族成員會定期入侵鄰近聚落，奪取駱駝、牲口或奴隸，並謹慎避免殺害任何人，以防點燃一場仇殺。沒有人會認為侵襲是應受譴責的行為。掠奪物資是被眾人接受的生活現實，並非因為政治或個人的仇恨而引發，反而更像一種民族運動，憑藉技巧與誇耀來完成，而且必須遵守清楚界定的規則。在一個資源寥寥無幾的地區，那是重新分配財富必要且將就的方式。 　　即使麥加人已將游牧生活拋諸腦後，他們仍然將貝都因人視為純正阿拉伯文化的守護者。穆罕默德年幼時，就曾被送到他奶媽的部族，和他們一同在沙漠裡生活，以便接受游牧精神的教育，這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貝都因人對普遍的宗教興趣缺缺，他們不懷抱來生的希望，也不信任神祇，因為祂們似乎對嚴峻的環境束手無策。部族（而非神明）就是至高的價值，而每位成員都必須把群體的福祉置於個人的需求或慾望之上；必要的話，甚至得犧牲性命，來確保部族的存續。 　　 　　阿拉伯人沒有時間思索超自然的事物，而被迫全心投入此生。在草原上，幻想是無用的，人們需要的是務實明確的現實。然而，他們孕育出一種騎士精神的準則，這種準則帶有宗教的核心功能，賦予他們的生活一種意義，支撐他們在嚴酷的條件下生存，不被絕望壓垮。他們稱這種準則為「社群精神」（muruwah），這個字的意義相當複雜，難以簡潔翻譯。「社群精神」代表著勇敢、耐心與堅韌，並擁有為部族所受的任何侵害復仇獻身的決心，以此保護較弱勢的成員、對抗敵人。為了維護部族的榮耀，每個成員都必須做好保衛族人的準備，能夠即刻挺身而出，並無條件服從他的首領。 　　最重要的是，部族成員必須慷慨大方，分享自己的家畜與糧食。如果人們在他人挨餓時，自私地暗藏資源，就難以在草原上生存。一個部族即使在今日富裕無缺，也很容易在明天變得一貧如洗。如果你在寬裕的日子吝嗇待人，誰又會在你需要時伸出援手呢？出於此必要，社群精神重視這種美德，鼓勵慷慨之士（karim）看淡物質財產，以免在面對損失時一蹶不振。一位真正崇高的貝都因人會視明日為無物，以奢侈鋪張的禮物與好客，來展現他對部族同胞的重視，遠勝過自己的所有物。他必須準備好給出所有的財富——他的駱駝、牲口與奴隸，並且可以為他的朋友和盟友擺設奢華的盛宴，在一夜間將全數財產揮霍殆盡。然而，慷慨之人的大方好施也可能相當自負，並帶來自我毀滅；他可能在一夕之間讓家人陷入貧困，只為了證明流淌在他血液中的高貴品格，並加強自己的地位與名聲。 　　 　　社群精神是一種具有啟發性的理念，但到了六世紀末，其弱點卻變得顯而易見，導致悲劇。部族團結（‘asibiyyah）激發了勇猛與無私，但只限於部族之內的環境。那裡絕對不存在普世的人權概念。一個貝都因人只為他的血親與同盟負責，並認為外人毫無價值、可以輕易犧牲，因而不屑一顧。當他必須為了族人的利益殺害異族，也不會受道德所擾，絲毫不浪費時間在哲學性的抽象概念，不作倫理面的思索。既然部族就是最神聖的價值，無論對錯，他都義不容辭。一位詩人曾吟唱道：「我屬嘎濟雅（Ghazziyya）一族。若她步入歧途，我便身陷謬誤；若嘎濟雅邁向正道，我便忠心跟隨。」(註2)或如同一句廣為流傳的格言所說：「無論你的兄弟受人欺侮或欺侮他人，都要兩肋插刀。」(註3) 　　每個部族都擁有獨特的精神標誌，阿拉伯人相信部族的非凡精神是沿襲自創族之先父，並代代傳承，就像其他生理與心理的特質。他們稱這種部族榮光為「祖傳榮耀」（hasab）。(註4)部族成員將先祖視為他們異稟天賦的源頭，尊崇先人為至高的權威，因而無可避免地導致一種根深柢固的保守傾向。遠祖留下給後代的傳統生活方式（sunnah）神聖而不可侵犯。「他所歸屬的部族擁有祖輩立下的生活之道。」另一位詩人解釋，「每個族群都有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每個族群都有自己效仿的對象。」(註5)而任何偏離祖傳習俗之舉，無論多麼輕微，都是罪大惡極。一個行為之所以被認可，並不是因為其固有的正當或崇高，而純粹是因為久遠以前曾受先祖贊許。 　　 　　貝都因人無法承擔創新試驗的代價。忽略通往水泉的道路（shari‘ah）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形同犯罪，因為自無法追憶的遠古開始，你的族人便謹守著這一條維生之途。你學會靠著遵守一系列的規則來生存，而那些規則的價值早已透過經驗獲得證實。可是，對傳統的無條件接受卻衍生出猖獗的沙文主義：你將認定自己部族的傳統無可匹敵，也無法思索出其他的生活方式。你只能維護部族的榮光，拒絕屈從於任何其餘的權威，無論人神。人們期待慷慨之士驕傲、利己、自力更生，並且擁有激進的獨立性格。傲慢並非過錯，而是高貴的象徵；相對而言，謙遜則代表你來自殘缺的家系，沒有貴族的血液。一個出身卑微之人，在基因上就注定成為奴隸（‘abd），那是唯一適合他的身分。一位名符其實的慷慨之士則不會臣服於任何人。「我們不容順從於任何人的領導，」一位詩人如此吟唱，「直到我們親自統領眾人，甚至擺脫節制的疆繩！」(註6)即使面對一位神祇，慷慨之士仍不改其目若無人的自信，因為就算是神，也比不上一個真正崇高的人。 　　在草原上，部族需要拒絕向環境低頭的男人，以及有自信對抗壓倒性優勢的族人。不過，這種高傲的自恃（istighna’）心態可能會輕易變得魯莽且偏激。就算只是輕微的挑撥，貝都因人也很容易走上極端。(註7)他們因為高度的榮譽感，而傾向以暴力回應任何他們所認定的威脅或輕蔑。此外，他們不只會自我防衛，真正的勇氣顯現在先發制人的攻擊。「一位勇猛如獅的勇士，只是反擊並譴責侵犯他的敵人」並不足夠，詩人祖海爾‧伊本─阿比─薩勒瑪（Zuhayr ibn ‘Abi Salma）高呼，「他應當率先發動攻勢，無人侮辱他時也仍是一位侵略者。」(註8)部族詩人所讚頌的勇氣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衝動，不能也不該遏制。若任何一名部族成員受辱，慷慨之士會感受到復仇的使命感蠢蠢欲動，如同身體的痛楚及折磨的飢渴。(註9)這實在是一種富有悲劇性的世界觀。 　　 　　貝都因人試圖美化他們的奮鬥，但現實生活卻嚴厲無情，沒有好轉的希望。他們相信，所有生物都受制於機運（dahr），而機運會讓人類承受各式各樣的苦痛；一個人的生命早已事先注定。一切事物都終將逝去，即使是成就斐然的勇士也將衰亡而為人遺忘。如此奮鬥不息的人生帶有一種先天的徒勞，而這份絕望的唯一解方是歡愉的生活——特別是醉酒忘懷。 　　過去，許多貝都因人曾經試圖逃離草原，去建立一個更安全的定居（hadarah）生活，然而因為水源、耕地稀少以及頻繁的乾旱，這些嘗試經常都以失敗告終。(註10)一個部族若非累積了多餘的財富——這是一項接近不可能的功績——或接管一處綠洲，如沙基夫部族（Thaqif）佔領塔伊夫地區，就無法建立可以存續的定居聚落。另一種方法則是成為當地兩個或多個富裕文明間的中介者；舉例而言，在拜占庭帝國邊界求生的嘎珊部族（Ghassan），後來成為希臘人的附庸，改信基督宗教，並組成一個緩衝的小國，保衛拜占庭對抗波斯。不過在六世紀期間，交通革命開啟了新的契機。貝都因人發明了馬鞍，讓駱駝能夠載運比以往沉重許多的貨物，而來自印度、東非、葉門和巴林的商人紛紛將他們的驢車替換為駱駝，因為駱駝能夠在數日未飲水的狀態下存活，是沙漠中理想的交通工具。於是外國商人不再避開阿拉伯半島，他們為了奢侈品貿易，如薰香、香料、象牙、穀物、珍珠、木材、布料和藥品，開始讓商隊穿越草原，選擇更徑直的路線前往拜占庭和敘利亞，同時聘僱貝都因人來保護他們的貨物、駕馭駱駝，並指引他們移動至下一個水井。 　　 　　麥加成為北行商隊的驛站。該城坐落於交通便利的漢志中心，即使因建造於堅硬的岩石上而無法發展農業，卻靠著阿拉伯人稱為「滲滲泉」（Zamzam）的地下水源，成為人們定居的地點。早在麥加城出現以前，貝都因人可能就因為在這片不毛之地發現這眼奇蹟般的湧泉，而視此處為聖地。泉水吸引了阿拉伯半島各地的朝聖者，卡巴聖壇（Kabah）——一座相當古老的正方體花崗岩建築——最初可能也是擺放膜拜滲滲泉之聖器的地點。在五、六世紀期間，此一泉水和聖壇（haram）都由一連串不同的游牧部族所掌控：朱爾罕（Jurham）、呼札阿（Khuza‘ah），最後則是六世紀初的古萊須（Quraysh）；古萊須正是穆罕默德的部族，他們驅趕當地的原居民，並首次在卡巴聖壇附近興建永久性的建築。 　　古萊須的創族之父是古賽伊‧伊本─奇拉布（Qusayy ibn Kilab），正當麥加成為熱門的遠距貿易中心時，古賽伊成功讓數支紛爭不休的氏族言歸於好，他們彼此之間原先就有些許血緣或姻親關係，現在組成了一支新的部族。「古萊須」這個名稱可能取自「taqarrush」（意為「累積」或「獲得」）一字。(註11)不若朱爾罕和呼札阿這兩個無法脫離游牧生活的部族，古萊須族獲取了尚有餘裕的資本，而使定居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一開始，他們設法壟斷南北交易，確保只有古萊須族人能夠服務外來商隊。此外，他們也能夠控制阿拉伯半島內、受國際貿易湧入刺激的商業活動。六世紀前期，貝都因部族已經開始互相交換商品。(註12)定期舉辦的市集內總是商賈雲集；這些市集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區輪流舉行，而且相當有規律，商人們只須依順時鐘方向環半島移動。每年的首場市集（suq）始於巴林，那裡是當時人口最為密集的區域；接續是在阿曼、哈德拉馬特（Hadramat）及葉門，週期最後則是在麥加及其周邊連續進行的五場市集。當年度的最後一場市集則在烏卡茲（‘Ukaz）舉辦，緊接在朝聖（hajj，旅行造訪麥加和卡巴聖壇的傳統）月之前。 　　六世紀前半葉，古萊須族開始派遣自己的商隊前往敘利亞及葉門，逐漸自立為商人。不過，儘管取得商業成就，他們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並不穩固。因為麥加無法發展農業，他們完全依靠商品交易維生；只要經濟衰敗，他們就會活活餓死。 　　 　　於是所有人都參與商業活動，成為商人、銀行家或金融家。在一般的農業聚落中，游牧精神較能夠和農耕共存，幾乎能完整保存，但古萊須族被迫培養出嚴格的商業性格，使他們遠離了社群精神的許多傳統價值。舉例來說，他們必須走向和平，以防草原上特有的戰事阻撓交易的進行。麥加必須成為一個各部族商人都能自由聚集的地方，沒有遭受攻擊的疑慮。為此，古萊須族堅定地拒絕涉入部族間的交戰，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場。在古萊須族到來之前，滲滲泉和卡巴聖壇的鄰近地區聲名遠播，引發敵對部族爭權，血腥戰役頻仍。而現在，古萊須族發揮老練高明的技巧，以卡巴聖壇為中心，設立方圓二十英里的禁區（Haram），禁絕一切暴力行為。(註13)他們和貝都因部族達成特別協議，承諾在商貿活動的季節裡不襲擊商隊；作為回報，這些貝都因同盟獲准擔任商人的嚮導或保護者，來補償休戰所損失的收入。 　　麥加的貿易與宗教也因此緊密結合。前往麥加朝聖是市集週期的最高潮，古萊須族重建了聖壇的膜拜儀式和建築，使之成為所有阿拉伯部族的信仰中心。雖然貝都因人對於敬神不甚感興趣，每個部族仍擁有各自主導的神祇，通常是以石像作為象徵。於是，古萊須族蒐羅各個同盟部族的圖騰神像，將它們安置在禁區內，讓各族族人來到麥加時，可以只膜拜自己的守護神。卡巴聖壇的神聖性因而成為古萊須族成功與生存的關鍵，他們的競爭者也明瞭這一點。為了讓古萊須族流失朝聖者和生意，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和葉門的首長在沙那（Sana‘a）（應為San‘a）興建了另一座與之對抗的聖壇。接著，他在五四七年率軍進入麥加，以此證明該城終究無法免除戰爭。然而，據傳在抵達麥加郊區時，他的戰象跪下雙膝，拒絕進攻禁區。阿比西尼亞人對此奇蹟驚嘆不已，決定打道回府，而象年（The Year of the Elephant）也就成為麥加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註14) 　　 　　不過，當時的信仰崇拜並不純粹是空洞、憤世嫉俗地利用虔信，朝聖儀式也給予了阿拉伯朝聖者一段深刻的經驗。當他們在市集週期的結尾群聚於麥加時，會感受到一股成就感與興奮之情。商隊接受古萊須族的檢核，駱駝卸下重擔，並在支付一筆小額款項後，商人和他們的侍僕就能自由造訪禁區，向聖地致敬。當商隊通過郊區的狹窄街道，他們會一邊發出儀式的呼喊，向等待他們的神祇宣布到來的消息。在他們環繞半島的漫長旅途後，與各自部族的神聖標誌重聚，就彷彿回到自己的家鄉。他們一抵達卡巴聖壇，被三百六十尊圖騰神像圍繞，便開始在麥加及其周邊地區進行儀式，這項儀式最初的目的可能是祈求冬雨。眾人在卡巴聖壇東邊的薩法（Safa）和麥爾瓦（Marwah）山丘間緩行七趟後，一同奔跑到穆茲達里法（Muzdalifah）窪地——雷神的所在地，在阿拉法特山（Mount ‘Arafat，距離麥加城十六英里）旁邊的平原守夜祈禱，接著向米娜（Mina）谷地的三根柱子投擲小卵石。最後，終於來到朝聖儀式的尾聲，人們會獻祭最珍貴的母駱駝；母駝象徵著他們的財富，也因此象徵著他們自己。 　　最著名的朝聖儀式則為繞行聖壇（tawaf），即以順時針方向巡行卡巴聖壇七次，是設計來仿效重演環繞阿拉伯半島的循環交易路線，賦予阿拉伯人的商業活動一種精神性的面向。繞行聖壇成為一項盛行的虔信活動，市民和他們的訪客全年都會進行這項儀式。此外，禁區的結構擁有一種原型的意義，這種空間的意涵常見於古代世界其他城市的聖地。(註15)卡巴聖壇的四個角代表著四個主要方位，是為世界的象徵。聖壇東側牆面鑲嵌著一塊黑石（Black Stone），它是一塊玄武隕石，曾燦爛地自天際掉落，連結著天與地。當朝聖者圍繞著巨大的花崗岩立方體行走，如同跟隨太陽繞行地球的路線，他們將自我和宇宙的根本秩序調和一致。圓形普遍象徵著整體，而在繞行儀式中，你不斷返回起始點，將引致週期規律之感。透過不斷巡行卡巴聖壇，朝聖者學習找到他們真正的方向以及內在的核心；緩行的平穩韻律逐漸淨空被外在思緒佔滿的心智，幫助他們進入一種接近冥想的狀態。

作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譯者：黃楷君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理解伊斯蘭 出版日期：2018-03-07 ISBN：9789869590594 城邦書號：A1390142 規格：平裝 / 288頁 / 15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