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年代裡，褚威格的靜默人生 馬克思說歷史會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而褚威格的人生則一再逆轉了這句名言裡的歷史重演順序，總是先鬧劇，然後悲劇。 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富有的奧地利公民，到處為家、居無定所的猶太人，著作等身的作家，泛歐人道主義不倦的提倡者，愛結交朋友者，崇高的反戰主義者，愛狗者，厭貓者，愛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拋媚眼者，面對年老的摧殘而變得卑怯者，面對神祕的死亡而鎮定自若者——褚威格屬於體現所在環境之魅力與腐化的那類人。 一九三○年代，斯特凡．褚威格已是世界上作品被譯成最多國語言的在世作家。他的長短篇小說和傳記引人入勝，一推出即暢銷。褚威格也是個知識分子，各種雅俗藝術的愛好者。但希特勒掌權後，這位大力提倡國際人道主義的名作家，才幾年光景就落入日益孤立的流亡生活。從倫敦到巴思到紐約市，再到奧辛寧、里約，最後落腳巴西貝德羅保利斯，然後於一九四二年，在該地一狹仄的平房裡，與妻子自殺了結一生。 褚威格曾被形容為「人類靈魂裡永遠的旅人」，流亡不只是政治、地理上，也是自我存在上、心理上的放逐，可能早在故鄉時他的自我放逐已然開始。褚威格認為他們那一代會像以色列的孩子那樣消逝，在沙漠裡漫無目的地徘徊，始終看不到應許之地。他嘆道：「怎麼看我們都是被擺錯地方。」 作者透過禇威格的事蹟，探討上世紀三、四○年代歐美兩地於人文思潮上的鴻溝，流亡者的鄉愁以及對新世界的允諾與失落，探究「流亡」狀態對於一個人的精神上的深度影響。此書也揭露褚威格如何透過他的作品、思想、行為，體現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歐洲這個西方文明典範的驟然崩解。 【本書重點】 ★一部以流亡為主題的著作，透過奧地利作家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的生平鋪陳。 ★褚威格如何從一個自主放逐者，成為無國之民的流亡者？ ★本書探討這位享負盛名的暢銷書作家自殺的可能原因。為什麼有些流亡作家在新世界能如魚得水，有些則走上死亡之路？ ★褚威格的一生，說明了藝術家身處亂世所應負的責任方面幾個永遠存在的問題：個人對蒙受同樣苦難者所應負的責任；政治在人文藝術領域裡的角色；藝術在教育裡的位置。 ★2014年《序文評論雜誌》INDIEFAB年度圖書獎決賽入圍（傳記類） 　2014年「美國國家猶太人書獎」年度最佳圖書獎（傳記類）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4.5★評價 【書評讚譽】 「以抒情詩般的語言寫成的專題著作……《褚威格最後的放逐》其實不是——或者說不只是——褚威格晚年傳記。它是對脫序人生的個案研究，對不只失去家且不再能界定家之意義者的個案研究……普羅契尼克先生讓人深刻感受到戰時許多流亡者的感受……（他）筆下文字讓人心有戚戚焉。」 ——《華爾街日報》 「縝密、有扎實的事前研究為基底、從頭至尾緊貼人性，《褚威格最後的放逐》刻畫一人和那人不盡的流亡。」 ——《經濟學人》 「《褚威格最後的放逐》是讓人愛不釋卷、特別縝密、令人傷感且直率的專題著作。普羅契尼克以堅持不懈的調查為基礎，試圖釐清一位仍享有常人所無緣享有之名氣的作家自殺的動機。」 ——《紐約書評》 「讓人獲益良多……一部從歷史、文化層面批判歐洲最黑暗時期的大作……褚威格的憂思才情在這部堪稱典範的專題著作裡得到最透澈的探討。」 ——《泰晤士報》 「教人擊節讚嘆的一本書……普羅契尼克把重點擺在褚威格晚年，詳細探討他於一九三○、四○年代的流浪生涯——流浪到美國、英國和最後一站巴西。褚威格在紐約住過一段時間，而普羅契尼克以動人筆觸描述這位作家因其在猶太流亡人士圈子裡的獨特聲望所招來的困擾，特別是在歐洲境內仍有數百萬猶太人處於垂死困境之時。」 ——NewYorker.com 「引人入勝的專題著作，探討一位逃離納粹魔掌，卻在一九四二年於巴西某城鎮，和第二任妻子蘿特自殺共赴黄泉的作家……褚威格不願向外人透露內在情思，但普羅契尼克的銳眼和善意的幽默帶我們進入這位具有深厚文化素養者的人格世界。」 ——Vogue.com 「說到談褚威格的書，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好的，或更配得上如此複雜、多面向的一位人物的書。」 ——《洛杉磯書評》 「《褚威格最後的放逐》兼具簡練、個性鮮明、步態從容的散文體優點……普羅契尼克擺脫傳統傳記從生至死的敘述窠臼，盡情發揮他的想法和他的散文功力。」 ——《電信報》 「在普羅契尼克這部帶著悲涼況味的著作裡，斯特凡．褚威格代表歐洲萬千被迫漂流異鄉的知識分子……充滿洞見與深思且讓人無比傷感的一部著作，描寫一位遭歷史逼上悲慘漂泊之路的人。」 ——《科克斯書評》 「喬治．普羅契尼克的描寫功力好得無以復加……普羅契尼克追索褚威格的足跡，揭開在他晚年將他吞沒的黑暗。而在他筆下，蘿特也以遠更完整的面貌呈現。他們自殺的消息讓欣賞褚威格者和他的友人震驚不已。《褚威格最後的放逐》使那最後一幕似乎更容易理解得多。」 ——《獨立報》

導論 1 從奧德修斯到伊底帕斯 褚威格的人生一再逆轉了馬克思名言裡的歷史重演順序，總是先鬧劇，然後悲劇。 2 乞丐與橋 此時中央公園周邊的摩天大樓，讓褚威格想起圍住內院的一面宏偉城堡牆。那城堡主樓抵抗他的攻擊。 3 狂熱的偏執狂 一百個名字與你搜尋的目光靜靜地、耐心地相會，就像後宮女奴迎接主人，卑微地等待召喚，且欣喜於雀屏中選，得到寵幸。 4 靜默與喧嚷 褚威格把維也納、他母親、猶太教三者，在他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說成同一類：它們是教人放下執著的三位繆司。 5 一語一世界 語言原一直是他逃離世界的憑藉，但這時卻漸漸變成陷阱，因為他擔心他正全力投入的新語言，最終會腐蝕掉他的德語。 6 往咖啡館的路上！ 咖啡館無法言喻且絕無僅有的美好，肯定與天方夜譚息息相關。普魯士的正步和維也納的咖啡館是無法並存的。 7 全球輪盤 涓滴之流，溪流，氾濫的洪水，衝激著人們湧往世界各地，從天上落下，被海水拋起，被拚命飛轉的紅黑輪盤隨意拋送到異地。 8 教育烏托邦 我的目標不是有朝一日成為大批評家或文壇名人，而是成為道德權威。 9 永別美國 她所給予斯特凡的，乃是一種篤定，不管他做什麼，都一定會有她陪著一起做的那種篤定。 10 戰時園圃 英格蘭人日復一日都這麼沉著冷靜，這是怎麼辦到的？褚威格一心想解開這個謎團。 11 跨越藩籬的樂園 歐洲式文明被困在殘暴壓制天性和肆無忌憚抒發天性的無可救藥的二進位電路上。戰前歐洲社會和納粹政權，兩者都犯了拚命為使社會達到最大的一致，而把個人真正自由的理想踩在腳下的錯。 12 緘默退場 他要她不要忘了他們，但也要她不要覺得孤單，要為所有愛她的人心存感恩。他告訴她，她定會看到更美好的世界，在那世界裡，摯愛不會遭拆散。 後記 致謝 註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某日快中午時，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在窄小的黑色鐵床上醒來，旁邊擺著他妻子蘿特（Lotte）睡的鐵床。他從玻璃杯裡拿起假牙，穿上皺巴巴的寬鬆長褲和襯衫。馱畜橐橐走過房子下面的石板路。鳥兒在樹冠發出刺耳叫聲，昆蟲爬過他的皮膚。 　　褚威格是世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錢的人道主義者，維也納的世界主義者，自認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亞伯特．愛因斯坦、托瑪斯．曼、赫曼．赫塞、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之流的人物為友；人生就快滿六十，愛用紫墨水書寫，只要出門幾乎都是一身燕尾服。 　　他住的是一間老舊的小平房，點燃一天的第一根雪茄後，他步出屋門，走下長滿洋繡球的陡階梯，來到馬路對面的「優雅咖啡館」（Café Elegante），花半分錢享用一杯美味的咖啡，與談得來的店老闆練習他的葡萄牙語，周遭是一些深膚色的趕騾人。他的葡語並不流利，談話時一再脫口西班牙語。然後他走回陡梯，在充當他起居室的覆頂遊廊上坐下，工作了幾小時，偶爾抬起頭，從綠色棕櫚樹葉上方，望向壯麗的馬爾山脈（Serro do Mar）。小他二十七歲、原是他祕書的蘿特，在附近工作，替他校正他正在寫的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Royal Game）草稿。屋裡，女僕正為搞定冒煙的燒柴爐子辛苦忙著。 　　吃過相當簡單的午餐（主要是雞肉、米飯、豆子）後，斯特凡和蘿特就著一本收錄歷來精彩棋譜的書下了一盤棋。此時他們住在貝德羅保利斯（Petrópolis）鎮，該鎮位於山丘上，山下就是里約熱內盧。下完棋，兩人從貝德羅保利斯鎮的主街往外走了長長的路，步上一條通往美麗叢林的古道，叢林裡到處是野花和小溪。然後兩人回家，繼續工作。寫信。讀他在地窖裡發現的一本蒙塵的蒙田著作，寫下讀後感（他寫道，「那時一如現在，世事紛亂，到處烽火，戰爭升高到獸性的極致。在這樣的時代裡，人生的諸多難題合而為一：我如何才能保住自由之身？」），然後上床睡覺。如此日復一日、週復一週。 　　但這天，他滿腦子難以置信地想著，自己怎會落得這樣的處境。在寫給老婆娘家的信中，他以驚愕口吻激動說道：「我無法相信六十歲時我會坐在巴西的一個小村落裡，讓光腳丫的黑人女孩侍候；離我生活中原有的一切，書、音樂會、朋友、交談，千萬里遠。」他留在奧地利的所有資產，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家族紡織業裡的股份，他辛苦帶到英格蘭的所剩家當（一九三四年第一次流亡後他落腳於英格蘭），在他眼裡都已不屬於他。他一輩子拚命收集的眾多手稿和樂譜，散落世界各地。他一再向人在倫敦的內弟媳表達「我急切的希望，希望你把所有衣物、內衣、亞麻織物、大衣和我們留在那裡的東西都拿去用⋯⋯算是幫我一個小忙，而日後你會知道，這讓我心情舒服許多。對於永遠無緣再見的東西，我的遺憾就少了一些」。 　　但特別之處在這裡：雖然離開了人生中原本擁有的一切，斯特凡．褚威格斬釘截鐵表示，「我們在這裡極快樂。」風景美，人心好，物價便宜，生活有趣。他和蘿特愈來愈有力量面對這黑暗時期——「唉，我們還想有更多力氣，」他寫道。只有想到吞噬他們舊家園的那種無法言喻的苦難，快樂才蒙上陰影。納粹占領區日常生活的消息，比戰場動態報導更讓他們心情低落。在巴西一派和平繁榮之際，斯特凡擔心世上仍會有數百萬人餓死。歐洲在自取滅亡，巴西安然置身事外，使巴西有權有勢者生起一股新的民族主義，憧憬著自己將成為左右戰局的重要力量。但巴西人的和善不變。他寫道，「真希望能寄給你巧克力或咖啡與糖，在這裡這些東西便宜得離譜，但目前看來那還是奢望。」 　　在貝德羅保利斯鎮，動盪不安的歐洲不在當地人的關心之列，一如過去中國的掙扎求生不在他之類的歐洲人關心之列，而斯特凡．褚威格就困居在該鎮滿眼青蔥的山上。這樣的一種褚威格形象，對今人來說，既讓人難以忘懷，又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位世上最受吹捧的作家之一，自豪於身為歐洲知識界名人和藝術圈名人的橋梁，更甚於自豪於自己的文學創作成就，最終竟落得在龔薩爾維斯迪亞斯路（Rua Gonçalves Dias）三十四號，過著他所謂僧侶般的生活。但他寫道，這空間上的距離（他向其出版人所說的，他避難巴西的「徹底幽居」），也使他得以心無旁騖地完成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以及「修訂完」他先前寫的所有東西。他曾告訴某位同樣流亡的異鄉者，在貝德羅保利斯，他周遭的鄉間「似乎被人從奧地利語譯成熱帶語」。隨著維也納的前景更為黯淡，這個城市作為藝術烏托邦的虛構角色，在褚威格眼中反倒更為鮮亮。在這點上，他類似他的老友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曾有人說羅特「愛奧地利之心隨著奧地利的日益萎縮而大幅膨脹，在他的故國消失於世時達到最高點」。 　　當馱著香蕉的驢子從他屋下經過，他的女僕在隔壁廚房輕柔唱歌，褚威格想起自己人生最鮮活的記憶。一八八八年維也納上流人士最後一次聚集於舊城堡劇院（Burgtheater）那一幕，最令他難忘，因為那為他熱中於美感的成長環境留下了見證（這次聚會後，這座堂皇的建築便遭拆除）。褚威格寫道，最後一次演出一落幕，全場悲傷難抑的觀眾全跳上戲台，「從他們所摯愛之藝術家所踏過的木板」撬下一小塊做紀念。那之後幾十年裡，在維也納整條環城大道（Ringstrasse）沿線，裝飾繁複的資產階級家裡，都可看到這些來自城堡劇院的殘片「保存在昂貴的匣子裡，就像聖十字架的殘片保存在教堂裡那般」。褚威格推斷，那簡直是「對藝術的狂熱追求」，並且維也納各階層的人都熱中此道。此外，這一狂熱的執迷使藝術家得以在創作上更上層樓，因為不只賞識，還有吹捧，都能促進創作。他嚴正表示，「藝術一向是在其成為一民族日常關注的對象時達到巔峰。」而當他從書稿上抬起頭時，怵目皆是深綠和金黃的棕櫚樹，草木青蔥的陡丘，空曠遼闊的天空，他驚訝他生命中那些人都到哪兒去了？沒人比褚威格更老於世故。他以為自己已聽遍世間所有聲音，但新居的寧靜，卻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聽聞。 　　有些人的一生令我們側目，因為他們的過人天賦——創作或為惡的天賦——令人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引起我們興趣，因為他們如同強效的透鏡，折射出重大時期。 　　斯特凡．褚威格——富有的奧地利公民，到處為家、居無定所的猶太人，著作等身的作家，泛歐人道主義不倦的提倡者，愛結交朋友者，無可挑剔的東道主，家中歇斯底里者，崇高的反戰主義者，虛偽的民粹主義者，神經質的感覺論者，愛狗者，厭貓者，藏書者，穿鱷魚皮鞋者，花花公子，憂鬱症患者，愛泡咖啡館者，與寂寞之人心靈相契者，愛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拋媚眼者，暴露狂嫌疑者，被定罪的騙子，巴結權貴者，捍衛弱勢者，面對年老的摧殘而變得卑怯者，面對神祕的死亡而鎮定自若者——斯特凡．褚威格屬於體現所在環境之魅力與腐化的那一類人。 　　如今，在歐洲許多地方，可買到許多新版的褚威格著作。在法國，他的中篇小說定期重新發行，而且幾乎每次都衝上暢銷書排行榜。褚威格的著作塞滿商店櫥窗和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他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很有人氣，在德國和奧地利有他的書迷。但在英語系世界，特別是在美國，直到數年前，斯特凡．褚威格還幾乎是無人聞問。我成長和研究文學的那些年，從未見過褚威格的作品。我向朋友問起他，結果幾乎個個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我漸漸地清楚，直至一九四○年代初期為止，他的著作，即使在北美，讀者都還很廣；因此，他後來消失得如此徹底，令我困惑，想弄個明白——是什麼因素把斯特凡．褚威格打入冷宮？ 　　他的生平事蹟揭露了戰前歐洲的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則披露那一文化被轉化為美洲風格時該文化的遭遇，且這一披露發人深省的程度不遜於前一披露。褚威格的一生，說明了藝術家身處亂世所應負的責任方面幾個永遠存在的問題：相對於對自身藝術創作所應負的責任，個人對蒙受同樣苦難者所應負的責任；政治在人文藝術領域裡的角色；藝術在教育裡的位置。他的事蹟也讓人不禁要問我們如何歸屬於某地，相對於世界主義的理想，個人對家庭與族群之根應負什麼樣的責任。褚威格作品觸動了無數人的生命，還有他在薩爾斯堡的山上，自宅的露台打造的避難所——有歐洲數十位人道主義者和藝術家前來此地，在樹蔭下坐著聊天——使褚威格既是他那時代之重要思潮的催化劑，也是那些思潮的交會中心。他以「該來的躲不了」，作為回憶錄的卷首語。這句引自莎士比亞劇作的台詞，隨著褚威格與現下的步伐一致與否，讓他的事蹟受到不同的解讀。 　　褚威格本人甚至把他從光彩墮入黑暗一事，視為一更大現象的表徵。他在《昨日的世界》開頭斬釘截鐵表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從如此的精神高度，如此嚴重的道德倒退，那是過去任何⋯⋯一代人都未曾遇過的。」事實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有如此遭遇，但墮入黑暗所帶來的衝擊並未因此稍減。短短幾年間，他就被趕出歐洲藝術名人圈，流離四方，這樣的悲慘遭遇始終讓他覺得驚愕，無法釋懷。「我被拔離所有根基，拔離滋養它們的大地，那是過去罕有人遭遇過的事」，他在一篇有時似乎過於妄自菲薄的自白中如此宣告。 　　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快離開美國前往巴西時寫下這則自序。當時他住在紐約州的奧辛寧（Ossining），他自傳的初稿就在那裡寫成。如果說他在貝德羅保利斯的家充滿自然野趣且偏僻，他位於辛辛監獄上游一．六公里處，哈德遜河畔小鎮的住所，則顯得寒磣、荒涼。蘿特在寫給英格蘭娘家的信中說，「在奧辛寧，沒有值得一做或一看的東西。」辛辛監獄是唯一讓奧辛寧出名的地方，而她指出，「這事能忘掉最好。」斯特凡的友人、歐洲筆會（European PEN）主席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曾問褚威格為何挑這個「荒涼的郊區」住，擔心那地方會使他情緒更為低落。 　　七月某日下午，褚威格第一任老婆與前夫所生的女兒蘇瑟．溫特尼茲（Suse Winternitz），替斯特凡在拉瑪波路（Ramapo Road）七號這棟房子的草坪上，拍了數張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他一如往常地用心打扮，穿上又輕又軟的長褲、白襯衫、帶小圓點花紋的蝴蝶結。他已五十九歲，但修剪得非常整齊的鬍子，還有從高額頭往後梳、同樣修剪整齊的頭髮仍然烏黑，與他讓人看不透的黑色眼睛相一致。只有眼角魚尾紋和下方曲褶裡擠在一塊的皺紋，洩漏出他的年紀。他身子往前傾，翹著右腿，或許是向與他交談者傾身。在那天所拍的某張照片中，有股緊繃勁使這姿勢顯得很有精神，表示他剛聽到令他關注的事。在另一張照片中，那股勁卸掉了，他看起來就像世上最悲傷的人。在這兩張照片中，他的眼神都帶有吃驚的意味。世人常論及褚威格如鳥般的處世作風。在這些照片中，這隻鳥或許砰一聲，重重撞上誤認為是天空的玻璃。 　　他曾在自傳中論道，「我的一個個今日和每個昨日，我的起起落落，分殊多樣，致使我有時覺得自己這輩子不是只有一種存在，而是有數種存在。」他已被迫「像個罪犯」般，偷偷摸摸地離開那個讓他有幸在其中長大、吸取維也納豐富的文化資源、被欣然納入咖啡館交談圈的「超國家大都會」。褚威格強烈覺得他流亡美國時的人生猶如一場戲，而且他所遇到的人，個個都察覺到他這一心境。一九四一年六月某個晴日，克勞斯．曼（Klaus Mann）在第五大道巧遇褚威格時，曼所長久景仰，視之為「不倦的奮鬥精神提倡者」的褚威格，顯得很怪——不修邊幅、神志恍惚。褚威格想著不為人知的事想出了神，渾然不覺曼已走近。直到曼對他說話，褚威格才「如聽到自己名字的夢遊者」，身子突然一震，猛然變回過去那個優雅的世界主義者。但先前那個失魂落魄的神情，曼永生難忘。幾個星期後，逃難的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與褚威格共進晚餐。褚威格向他問起一直像個影子在過活的人生有何意義，那時，他也見到同樣的眼神。當時褚威格說道，「我們只是鬼魂，或者說回憶。」 　　最重要的，褚威格了解到流亡不是靜態，而是個過程。「你才剛開始流亡，」一九四○年他向安德烈．莫魯瓦（André Maurois）說道，「你會了解世界如何把流亡者漸漸拒於門外。」這時，褚威格在歐洲各地行走已有頗長時間，因而得以向另一位友人如此簡述他的身分：「以前身分是作家，現在簽證上是專家。」從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他結束旅居奧辛寧為止，加在褚威格英國護照上的諸多領事館蓋章，還有它們的日期、印記、簽名和草草寫下的數字、以符號標記的入境情況和效期，把十九頁的內頁蓋上密密麻麻、艱深難懂的刻印文字，使他的護照類似《天方夜譚》裡，裹著咒文的護身符。 　　什麼因素造就出順遂的流亡？從內在的堅毅、心胸的開通、外在的支持網絡三者的關係，是否可計算出難民存活的機率？為何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爾．楚克邁爾、褚威格友人樂隊指揮家布魯諾．華特（Bruno Walter）在美國如魚得水；而褚威格、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劇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卻幾乎完全無法接受他們在美國的生活經驗？戈培爾嘲笑這一整批流亡作家，稱他們是「休假中的屍體」。這一嘲弄當然說中了流亡者心中的主要恐懼，也是褚威格揮之不去的陰霾：逼人離開家園，使人與過去斷了聯繫，從而使人走上死亡之路。當時美洲大地正在改組的歐洲僑社規模甚大，但此事並未減輕流亡者這方面的憂心。 　　戰時外移的藝術家、知識分子極多，因而有史學家拿此事與拜占庭失陷後希臘學者的外逃相比。褚威格在美洲的生活，為一九四○年代歐洲的破碎心靈漂泊美洲各地時所棲身的那些飯店，套上了一面透鏡——一連串房間，從一不知名之地不可思議地逃到另一不知名之地途中的數百個小站。那些一身寬鬆長褲和臃腫外套的流亡者，聚集在飯店大廳和咖啡館，用他們原來所習用的語言彼此低聲說話——他們逃到稍稍離開市中心的居住區裡，坐在長椅上；在那些居住區裡，更早來的難民所留下的東西、店鋪、名字、建築殘塊，都讓他們想起老家——然後回到他們所無力擺脫的過客狀態，想辦法弄到證件和工作，以及打工證明。 　　布魯諾．華特認為要有愜意的流亡生活，祕訣在於記住「這裡」和「那裡」的區別。褚威格受害於遷徙生活的荼毒，成為流亡失敗者的典範——或許可稱作羅得之妻症候群——他極了解舊家與當下環境之間的差別，因而忍不住回頭望。在拉瑪波路七號撰寫自傳時，褚威格寫道，他一再從他所謂的「絕望深淵」中仰望他已失去的那塊大陸的「那些舊星形」；而在那深淵中「如今，半盲的我們，用遭扭曲、破碎的靈魂到處摸索」。 　　今日是個不斷在脫節、文化價值觀顛倒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裡，褚威格那段看著世界漸漸將他拒於門外的經驗——他的失去家園、語言、文化參照點、朋友、書籍、使命感、希望——似乎不只令人感傷，還令人費解。那讓人想起托瑪斯．曼的哥哥海因利希（Heinrich）的一句話：「被征服者就是最早看出歷史將如何發展的人。」

　　褚威格何時才開始真正感覺到自己在流亡？他在影片中留下的短短幾秒影像，有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即顯得很有精神。一九三三年褚威格五十一歲，鏡頭前雖然與人談笑風生，他的精神狀態已然大不如前。那年薩爾斯堡音樂節前不久，他告知某友人，他決定那整個冬天都不會打開他在卡布金納（Kapuzinerberg）山上的房子，甚至更久之後才要打開。他寫道，「唉，這裡變了很多，尤其是內在；擴展自己房子、自己收藏的那份喜悅……已完全消失，我在想離開我土生土長的地方，把生活過得更簡單些，從而過得更多變化（儘管這麼做的壓力無疑不是來自內在）。」 　　 　　即將到來的音樂節，有他的偶像理察．史特勞斯和友人布魯諾．華特當指揮，他心裡自是充滿興奮期待，但希特勒祭出「千馬克關稅」（Thousand-Mark Tariff），毀了他的興奮之情。這場音樂節台上的藝術家和台下的觀眾，都以德意志人為主，為破壞這場活動，以在德奧合併前搞垮奧地利政府，納粹黨對越過德奧國界的本國人課以巨稅，使許多粉絲和音樂家無法出席盛會。 　　 　　接著還有更為蠻橫的侵入行徑。如果音樂節開幕那天，褚威格剛好從住家所在的山丘往下走去會場，他可能會看到兩個編隊的德國飛機，突然飛過阿爾卑斯山邊界進入視野。這些飛機愈飛愈近，在上空轟轟響，然後突然朝薩爾斯堡的中世紀老街道撒下大量傳單。傳單要奧地利人向政府造反，把存在銀行裡的錢全提出來。某份傳單上的大標題激動喊道，「兄弟，握緊拳頭！」為了讓奧地利人心生恐懼，納粹黨還點燃綁在電線杆上的爆竹，模仿炸彈攻擊的情景。褚威格怎能不心煩？幾乎每個夜裡，在兩國邊界上，都有納粹黨人朝奧地利衛兵丟磚塊，冀望藉此挑起事端，好讓希特勒有入侵藉口。褚威格信誓旦旦表示，有些夜裡，他聽到德國坦克的隆隆行駛聲。 　　 　　儘管有這些挑釁，褚威格在音樂節上表現得和藹可親而迷人。這種表現反映了他在維也納所受的訓練，畢竟在維也納，模稜兩可的性格是足以讓人沾沾自喜的成就。他喜歡引用尼采名言「每個天才都戴著面具」，且不管是朋友，還是詆毀者，一直都認為他頗能不斷改變自己。克勞斯．曼認為他混合不同特質的性格是奧地利人普遍的典型。「只有維也納才有那種特殊的作風，」曼寫道。「法國人的謙和，加上一丁點德國人的憂思和淡淡的東方兼容並蓄特色。」在一九二○年出版的諷刺性作品《文學動物寓言集》（Bestarium Literaricum）中，褚威格被誇張描寫為「斯特夫褚威格（Steffzweig）……在維也納詩人大會上，用歐洲各種動物的羽翮、皮毛之類東西創造出的一個人造物」。 　　 　　但希特勒掌權後，隨著褚威格坦承愈來愈不確定完整的自我存在於何處，他人格面貌的多重性開始模糊。他向友人訴苦道，他已無法專注。他寫信給德國作家艾利西．亞伯麥雅（Erich Ebermayer）說，「我需要音樂、人群之類的東西來平衡自己，而最吸引我的地方是羅馬或倫敦，只為不想流落某個流亡者群聚的角落。」人必須到外面世界，以尋找「東西來替代在國內已失去的東西（因為德語是我永遠的家）」。到了一九三三年夏，褚威格已生起離開奧地利流亡國外的念頭。德國境內焚書和將他的著作列為禁書之事，已使他不得不往這方向走。於是，他採取了下一個步驟，在那年秋天逃到外地，第一次長期旅居倫敦這個遠離政治紛擾的城市，測試外移的可行性。 　　 　　但流亡八年後，他想緩解失落之苦，卻一樣遙不可及。在紐約時，他有時似乎在嘗試不同的角色，猶如穿上不同的戲服，以了解那角色是否於己有益。或許他想重拾他跨國人道主義大使的角色？溫德姆飯店那場聚會，畢竟不是褚威格在那一季參與的第一場大型社交活動。五月時他已代表他的難民同胞參加了兩場重要的募款會。在這同時，他不斷寫信給友人訴說他在美國苦行僧般的生活，在那裡，他什麼人都沒見，且——不可思議的棄絕聲色之娛！——連欣賞音樂會或看戲的事都拋開。或許他想去洛杉磯，當個美式超級巨星？好萊塢一直在向褚威格示好。一九三三年底，一票製片向他提出「價錢非常漂亮」的報酬，邀他飛到加州合作十個星期。友人告訴他，為了網羅他，電影公司願意出那三倍的價錢。隔年春天，班．許布希與華納影業（Warner Brothers）的三名高階主管（「知道你身分的文化人」）會晤，向褚威格回報，他們「很篤定，只要你過來講講話，由於你的現身，按照外國名人受訪、一般宣傳的方式，你會拿到幾家電影公司的第一級報酬」。有位在一九三○年代中期見過褚威格的年輕德國作家覺得，褚威格的形象正符合影迷對名作家的刻板印象：「世故、優雅、天之驕子、陰鬱的眼神有一抹淡淡的憂傷……位在薩爾斯堡的一座城堡、一名貴婦般的祕書。」 　　 　　圍繞著他的種種未來可能之路，令人覺得像是三十年前褚威格第一次到紐約時所玩遊戲的詭異重現。那時，曼哈頓的美術館、圖書館、博物館比較少。褚威格無所事事地在紐約市隻身晃蕩了數日之後，決定「扮」個移民來玩玩。他裝成是身上只有七美元，沒有熟人和朋友，在紐約市四處遊蕩的新美國人。他去了幾家職業介紹所，仔細查看了徵人告示板。兩天裡，他為自己找到了五份工作。三十年後，儘管有熟人、朋友、金錢，他發覺自己竟成了那批失落流亡者的一員，成了理論上儘管有很多路可走、卻沒有真正一技之長的人。 　　 　　馬克思說歷史會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而褚威格的人生一再逆轉了馬克思名言裡的歷史重演順序，總是先鬧劇，然後悲劇。 　　 　　一九二○年代，褚威格聲名如日中天時，數百萬冊他的著作在歐洲、美洲流布，直到一九三○年代中期才衰退。他也寫劇作、詩詞，還為報紙寫了無數文章，但以傳記和中短篇小說最為人知。他寫的傳記，例如路易十六王后瑪麗．安托瓦涅特（Marie Antoinette）傳，描寫受世界史巨輪摧殘的不幸之人，情節曲折，扣人心弦。短篇小說是洋溢強烈情感（幾乎都是嚴重受挫的強烈情感）的流暢、精鍊之作，被改編成劇本，廣受公開朗讀，且如傳記作品般被改編為電影。 　　 　　小有名氣幾年後，褚威格就取得了他眼中最寶貴的成就：創造出他在自傳裡所謂的「一個族群，一群期盼每部新作、買下每部新作、信任作家、且作家不敢辜負他們信任的可靠之人」。就連他最短的短篇小說，銷售速度之快，都達到通常只有暢銷小說才會有的程度。他的歷史短文小集——對從黃金國的發現、跨大西洋電報的問世，到《馬賽進行曲》的編成……等，歷史上的重大轉捩點的專題論文集——出版後，一下子就賣掉二十五萬冊。褚威格說故事的風格恪守前現代主義的一貫手法，但他洞燭機先，預想到讀者喜好的轉變——從十九世紀的三卷本小說格式，轉變為表皮油亮、劇情緊湊集中、便於攜帶、坐下來讀個幾次就能讀完的書本形式。他被臥車車長認出來，獲海關官員優遇。他無數次出現於公開場合，每次都引來興高采烈的年輕女子圍在他身旁。每次郵差上門都帶來「成堆的信、邀請函、請求函、詢問函」。 　　 　　褚威格在自傳裡把他的成就稱作「極好心在我家住下的一個客人，我從未想到會上門的一個客人」。讀到他著作受歡迎的程度，讓人想起另一個比喻：身為作家，褚威格有神話中邁達斯（Midas）點物成金的本事。與這位神話中的國王不同的是，褚威格未追求這個以他手上的筆點物成金的本事。他本來就有這本事。褚威格的短篇小說偏愛揭露情欲祕密，柔化外部現實，向大眾讀者傳達了親密之感。讀者蜷縮在它們周邊，就像貓蜷縮在火爐前。 　　 　　褚威格本人把自己的大紅大紫歸因於「一項個人缺點」：極不耐煩的個性。褚威格表示任何事情，只要是無法一口氣完成，都令他非常惱火，口吻像極了今人。褚威格說，他讀過的東西，九成讓他覺得灌水、枯燥、做作，根本不夠刺激。更令人驚訝的是，褚威格雖然像一般維也納人一樣鄙視美國大眾市場將文學粗俗化，他卻曾提出一個可能使某些美國出版商都覺得不安的計畫：推出從荷馬著作，到巴爾札克、杜斯妥也夫斯基著作；到托瑪斯．曼的《魔山》（Magic Mountain）的一系列大作，並將其中的所有冗詞贅語刪掉。他得意表示，藉此將賦予經典名著新的生命。褚威格尊敬傳統原則，但那不表示他得小心謹慎對待經典巨著。奧—德人對美國的典型偏見，乃是以下面的看法為前提：認為自己比美國更了解過去，對待現在的心態沒美國那麼功利取向。但那有時正洩漏了歐洲人的以下憂懼：在把高尚文化與低俗文化攪在一塊上，美國比歐洲搶先了一步。 　　 　　褚威格後來覺得他十九歲時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沒有價值，不值一顧。他坦承他原來一直在「寫充滿對女人強烈情欲的詩，後來才知道那是色欲薰心使然」，他以「高明輕鬆的韻文表現」手法迅速寫了些詩，而在一旦懂得「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後，他立即將那些詩揚棄。但就連這些做作、不成熟的作品，都在每個重要地方受到品評，且幾乎被所有人一致譽為前途無量的年輕人作品。轉向戲劇創作後，他的第二部劇作以書籍形式發表，一下子就賣了二萬冊，就印刷出版的劇本來說這是聞所未聞之事。他決定為拿破崙的警察總長約瑟夫．福歇（Joseph Fouché），這個十足討人厭的人物立傳時，出版商希望第一刷就印一萬冊。褚威格勸他減半。他提醒道，這本書未著墨於情愛，而是把重點放在一個卑鄙、愛耍手段的人身上，絕對不會大賣。但光是在德國一年，這本傳記就賣了五萬冊。褚威格在俄國紅透半邊天，共產黨政府邀他代表奧地利參加托爾斯泰百年誕辰（一九二八）慶祝活動，四千人在場聽他致詞。那趟遠行接近尾聲時，他以如下的簽名結束寫給佛莉德莉克的信：「你那位被照相機拍了七千次、被攝入攝影機、在電台上大肆播放的斯特凡。」後來在南美洲的大受歡迎，使他的名氣攀上高峰。令褚威格大吃一驚的是，不管他寫了什麼、在哪裡出現，都有另一筆意外之財迎接他的到來：叮叮噹噹落下的大量錢幣；唰的一聲滑過餐桌來到他面前的錢。誠如他在離開奧地利後不久向羅曼．羅蘭開玩笑說的，他是以德文寫作而真正經得起流放衝擊的十個作家之一。 　　 　　他聲稱對名氣帶給個人的好處興趣缺缺，因為那使他的自由受限，但他從一九二○年代起就已忍受名氣帶來的後果，享受隨之而來的額外收入。此時，由於希特勒的掌權，如日中天的成就，即他口中的不速之客，已開始作勢要離開。紐約市的車掌、侍者、搬運工不認識大名鼎鼎的褚威格。在女人眼中，他是個眼中帶著恐懼、唇上留著髒鬍子、口音很重的陌生老頭。美國政府當局未把他的名氣看在眼裡，更別提尊重他的人。此時他是誰？ 　　 　　淪落為沒沒無聞之人，當然是許多原在家鄉大有名氣的難民共有的體驗，但這體驗可能也具有解放桎梏的作用。馬丁．古姆佩特（Martin Gumpert）是流亡的德國醫生和作家，艾莉卡．曼（Erika Mann）偶爾的情人。她父親托瑪斯．曼在《醫生浮士德》（Doctor Faustus）一作中對梅毒病情進展的描述，就得益於他提供的專業意見。古姆佩特寫到流亡所帶來的自我徹底改造機會。他在描述自己難民經驗的文章中寫道，「把外移所帶來的巨大激勵拒於門外，太不知好歹。」「過去我們許多人在那裡活成的德性，就是如今你們許多人在這裡的樣子——行屍走肉，與外界隔絕，機器加身之後，就成了幾乎無望從可怕的生活煉獄裡得救的機器人……我們全都受苦於文明的精神官能症，一種使成年人在人生壯年時就未老先衰的病。人在這個階段被無情地丟到外頭，流落在外時，年輕的因素才又重新激活；人才得以在……迄今為止一直只像個吃退休金過日子的現代生活裡，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褚威格本人曾發出類似的看法，向羅曼．羅蘭說他感謝「希特勒先生」為他注入新的衝勁，使他免於淪為日子過得像一攤死水的資產階級。但此時是一九三四年，而事後來看，那一年或許正處於他流亡的蜜月階段。經過七年的流浪後，擺脫他原來人生的一切，已不再讓他那麼振奮。 　　 　　但他與古姆佩特一樣認為，流亡提供了讓停滯的創造力重新啟動的機會。誠如他向《紐約時報》某記者所說的，褚威格赫然領悟到儘管他失去了專注，這場衝突正打開「龐大的經驗領域」，而藝術家終有一天能從那些領域裡汲取靈感。因為，他接著說，「在每艘船上，每個旅行社裡，每個領事館中，人都可從不知名姓的平凡小人物那兒聽到驚險、刺激程度絲毫不下於奧德修斯（Odysseus）等級的冒險、朝聖故事。」 　　 　　這些流亡者一再提到他們流離失所一事的史詩般特質。有位難民作家發出的流亡心得，類似褚威格的上述看法，但賦予它令人意想不到的轉折：「我常覺得我們經歷了和奧德修斯一樣的冒險，只是我們的故事裡沒有神。」也在一九四一年那個春天來到紐約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賦予這比喻更為黯淡的解讀。關於猶太人逃離歐洲一事，她寫道：「這些尤里西斯般的流浪者的絕望困惑，與他們的偉大原型迥然不同，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不知自己是誰的奧德修斯，比沒有神助的奧德修斯更慘。這樣的奧德修斯，亦是個伊底帕斯（Oedipus）。許多在希特勒上台前自認是他們國家不可或缺之一員的歐洲猶太人，其最深的感受就是發現自己兼具了這兩種角色。 　　 　　溫德姆飯店聚會後某個陰鬱的下午，褚威格寫信給蘿特家人，滿心苦楚地說：「誰能訂計畫！誰能說『我要』、『我打算』。」他在下榻的小套房裡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來回踱步，用他纖弱修長的手交替緊握另一個手腕——這已成為他緊張時慣有的手部動作——從對光彩輝煌之曼哈頓的厭惡，變成對未來可走之路的茫然，努力要確定還可以逃到哪裡，可在哪裡找到平靜的生活——如何才能抵達真正的避難之地，如果真有這樣的地方的話。在他們那窄小得讓人透不過氣的房間裡，手稿愈堆愈高。他坦承，「可憐的蘿特不知道該在哪裡校正五份不同的原稿，床鋪、地板，總是堆滿打好的書稿。」蘿特一度寫道，費了番工夫才不致完全迷失在堆積如山的紙稿裡。兩人此刻簡直就要被他的書稿埋住——在他字跡潦草的紙堆裡變成木乃伊。 　　 　　此外，到了那年春天時，褚威格已深刻意識到其他難民的流亡處境比他要好，比他更有活力、更為靈活。想起那些已在加州安定下來的難民，褚威格指出大部分流亡者已「在小房子裡站穩腳跟，展開新生活」，而他和蘿特仍不確定「我們要待多久，要做何決定——有可能去巴西嗎？還會有船和飛機可搭嗎？……於是我們只能等，而等非常不利於專心工作」。 　　 　　這種最椎心蝕骨的不確定狀態——讓人覺得在每個重要關頭自己的命運都取決於世界大勢、取決於非自己所能左右當局決定的那種等待——讓褚威格覺得動彈不得。連隨性往前或往後走幾步路的自由，都取決於沒有面孔的龐大實體，這種感覺使人自覺像個襁褓中的嬰兒，這或許有助於說明該段時間前後，他書信中悄然流露出的那種自戀自憐心態。與褚威格一樣無法適應在美流亡生活的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留下了對歸化美國過程的一份記述。文中以諷刺口吻巧妙點出這一愈活愈退化的特性：「首先，領事要我們四肢著地繞街區走四圈，然後要我們交出診斷書以確定我們沒有長胼胝。再來，逼我們盯著領事的眼白發誓我們沒有意見。但後來他看穿我們，要我們證明活到現在從未有意見。」 　　 　　曾與漢娜．鄂蘭有過婚姻關係且也移民紐約的哲學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在日記裡描述了流亡之後「老男孩（old boy）一詞」如何「突然變得有意義……因為我們暫時棲身於附家具的旅館裡，因為我們把週一至週五視為只是個幕間劇，因為我們規畫未來時只能規畫到後天……我們的日子過得綁手綁腳，置身於類似青少年的生活風格，而可稱作『青春期』的一種處境」。 　　 　　對褚威格來說，這個「後天」似乎就是隔世，因為他認為因戰爭之故，整個世界退回到更早的發展階段。他描述了他寫自傳時的處境——他的書、筆記、信件全不在身邊，訊息存在朋友的腦袋裡——之後，說：「我們所有人各處一方，斷了聯絡，一如數百年前汽船和鐵路、空中交通和郵政系統問世之前我們的處境。」至於他本人，「所有東西都被拆散，破成碎片，而我知道戰爭結束後，我得重新開始——也只能重新開始！」

作者：喬治．普羅契尼克(George Prochnik)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網路與書出版 書系：SPOT 出版日期：2015-12-29 ISBN：9789866841699 城邦書號：A2580030 規格：平裝 / 單色 / 312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