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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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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 作者:高俊宏
  • 出版社:遠足文化
  • 出版日期:2015-05-20
  • 定價:380元
  • 優惠價:79折 300元
  • 書虫VIP價:300元 (成為VIP?)
  • 書虫VIP紅利價:285元

內容簡介

關於「佔領」命題,東亞地區的藝術家們,如何以身體行動來回應? 藝術是花,時代是土壤。相同文化圈的創作者,有如同一座花園裡的耕耘者,也是彼此對照的鏡子。 2012年起,作者持續前往日本東京、沖繩、香港、韓國首爾、濟州島、中國武漢地區,採訪並考察東亞地區在激烈的全球化處境下,一波波新類型的藝術行動主義的在地發展。這些藝術行動中,某部分也對應著近年台灣社會的轉變。 每個成熟的社會都有自己的發展命運,每個社會的藝術家也難免被他所屬社會的命題所纏繞,等待他自己來拆解、回答――土地的傷痕、歷史記憶、邊緣化的社群、歷史政治的糾葛……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藝術行動如何形成力量? 本書以近在隔鄰的東京、沖繩、香港、首爾、濟州島、武漢等地的藝術行動,包含日本的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韓國藝術家金江(Kim Kang)、金潤煥(Kim Youn-hoan)、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香港「活化廳」及台灣多位藝術家為例,提出第一手觀察與分享。 【本書特色】 2012年起,作者持續前往日本東京、沖繩、香港、韓國首爾、濟州島、中國武漢地區採訪並考察,觀察整理出在激烈的全球化處境下,同處東亞地區的藝術家們,以身體行動發展出的「佔領」案例,這些例子對東亞日益文創化、商品化的藝術發展趨勢,有著逆向思考的意義。 【名人推薦】 ◎蔡明亮 ◎陳界仁 ◎龔卓軍 「高俊宏絕對是台灣最重要的藝術家,沒想到我竟然在廢墟裡發現他。」 ——蔡明亮 「閱讀高俊宏,像歷經一場身體的大爆炸。他既像一部認命的在軸承上來回穿梭的古董打字機,也同時飛越在東亞不同的時空。他讓被踐踏過、變成死寂的生靈、場所,一起發出怒聲,而且不斷迴盪在當下;他以倒退引我們進入未竟之地。」 ——吳瑪悧 「當被壓迫者、弱勢者、失敗者們不再失語,自憐於鏡中之像的歷史哀怨面貌將無比燦爛。」 ——姚瑞中 「高俊宏紮實而深刻的田野,以身體、經驗、足跡踏查那些被掩蔽的東亞近代反抗歷史,並以此拓展可能的文化、歷史對話的頻譜。他的思索細膩,筆調綿密,關注於共振、彼此能牽動的細微歷史精神狀態,使潛流中的「諸眾」以具體的事件、言語、行動顯影。作為身體行動方式之一,高俊宏以文字潛力召喚出重省這危機時代的力量。」 ——鄭慧華 「高俊宏發明了一具安那其身體,以行走為方法,像一隻莫比斯環上爬行的螞蟻,在反覆穿梭東亞現代的長時過程中,一點一滴硬是將它們拼接了起來。 」 ——龔卓軍

目錄

推薦序 一具安那其身體,穿越惡所……/龔卓軍 剔骨/林欣怡 自序 群島藝術三面鏡:諸眾、小說、陀螺 前言 帝國的紋理:關於佔領之挫折與超克 日本 藍帳篷:市村美佐子與代代木公園 法外人:野宿者 新自由主義天空下:公共空間與野宿者運動/市村美佐子 禮物的叛變: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 韓國 有必要就違法:綠洲計畫與三九實驗室 島嶼的淚珠:江汀村反海軍基地運動 香港 街坊萬歲:油麻地上活化廳 鐵怒沿線馬屎埔:影行者與馬寶寶 在地是一面鏡子:香港本土運動隨想 武漢 東頭村三號: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 台灣 島邊的抹除:台灣失能空間創作之邏各斯 後記 破鏡之緣:東亞藝術社群 太陽與笨蛋

內文試閱

法外人:野宿者
  日本左翼評論家柄谷行人(KojinKaratani)指出,三島由紀夫(MishimaYukio)的切腹自殺,象徵著昭和時代的結束,也代表日本國族主義的幻象,隨著戰敗而成為永久的幽魂。然而,歷史似乎重現,今天管控日本的右翼政權,意圖再次召喚國族主義幽魂進入資本主義的軀體,昭和年代的戰爭難民也幻化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下的經濟難民。野宿者在九○年代匯聚於各大城市,某方面便浮現了歷史反覆的訊息。   日本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日本大城市從1990年開始大量出現野宿者,以東京、大阪及橫濱等地最多。他們多半是經濟難民,過去受日本戰後天皇、資本主義共構的「勞務者支配」模式所苦,今日則成為全球資本、跨國經貿體下的犧牲者。野宿者是一個受難階級,他們身後承載著時代的轉變及資源分配不均的故事,有時比動物還不如。以2009年大阪市發生的「無尾熊事件」(KoalaIncident)為例,當時市立動物園從澳洲進口六隻無尾熊,每年編列高達一百四十萬日幣的餵食費,這筆金額足以供給大阪地區野宿者長達十年的食物,因而引起相關人士強烈的抗議。   九○年代東京地區的野宿者,多半為日本東北部或其他偏遠鄉下來的移民,個中原因固然複雜,但是與該時期日本泡沫經濟、產業外移、終身雇用制消失、企業大量資遣員工的狀況脫離不了關係。泡沫經濟的起因,一般均認為與美國勢力的操控有關,使得1985年到1988年日幣快速升值,各式各樣的土地、房屋投機活動竄升,最終導致地價狂飆。誇張之程度,甚至到了東京二十三區的土地價格總和,竟然足以購買當時整個美國的國土。   1989年,由於房地產投機炒作過度,致使空間、貨幣等實質層面無法因應,投資熱潮迅速冷卻,企業出現大量壞帳,造成經濟長期不振,日本因此走入所謂的「平成大蕭條」。經濟泡沫化的另一個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八○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Nakasone)強行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一舉解散國鐵。時間點雖然晚了英、美十幾年,但仍深刻衝擊了社會的受薪階級。古賀勝次郎(KatsuhiroKoga)指出,日本新自由主義一直到九○年代的小泉純一郎(JunichiroKoizumi)政權達到了高峰。小泉執政後,由於原有的經濟政策收效甚微,再則,大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市場,開始積極海外佈局。小泉順勢逐步解散國營公司(廠),鼓勵私人企業移往海外,開創廉價生產鏈,連帶改變了日本社會行之有年的終身雇傭制,一部分的失業勞工走向街頭,淪為野宿者。另外,由於IT產業(InformationTechnology)的發展,全面建構了新的景觀社會,改變日本傳統的生產型態,也創造新的「資訊知識階級」,造成新自由主義與景觀社會兩隻怪物的合體。古賀勝次郎在〈日本經濟政策與新自由主義〉一文提及:「IT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科學技術方式、文化生活方式。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順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改變,因此增強了其對國民的意識形態影響。」   縱觀上述原因,小泉政權急遽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措施,雖然暫時減緩經濟指數的下滑,卻進一步引發更深刻的社會階級矛盾,包含資本主義父權意識上揚、貧富差距擴大、家族企業倫理崩潰、犯罪事件增加……這些因素都是今日野宿者湧現的基本背景。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日本當權的安倍晉三(ShinzouAbe)似乎更急著將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者合而為一,未來日本的走向仍亟待觀察。   野宿者湧現   為了統一觀瞻,九○年代東京都政府開始發放藍色帆布供野宿者使用。視覺觀瞻雖然統一了,卻沒有產生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野宿者被攻擊的事件仍層出不窮。市村說,政府會刻意強化他們的不良形象,造成民眾對野宿者的負面觀感,種下暴力的種子。   除了露宿街頭的野宿者以外,2000年以降,另一個以年輕族群為主,終日混在網咖的「網咖難民」也開始增加。2008年紐約金融風暴衝擊下,進一步造成日本臨時雇工大舉失業,雇工被趕出宿舍後,只好遊蕩於城市的各個角落。一直到今天,仍有數以千計的野宿者在戶外求生存,與市民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東京都政府在2002年制定《遊民自立支援法》,進行了各種「退遊民」的措施,然而這些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並未真正觸及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社會階級無法流動的本質。尤有甚者,「退遊民」措施還造成不動產商人染指野宿者的生活保護津貼,以野宿者為租屋人頭,賺取差額,幹起了「貧窮生意」。   今日的野宿者與過去的「遊民」有何不同?從城市控制的角度而言,他們比以往更具體地被放置在「失控」的視域裡,成為「失控與骯髒的合體」。不但東京都政府視之為麻煩者,一般人也鄙之為骯髒、汙穢、不受歡迎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官方對野宿者並未採取全面性的驅離,一方面是考量輿論觀感問題,二方面也因為野宿者努力維持自己的生活紀律所致。他們長期處於邊緣而貧窮的狀態,靠著每晚便利商店淘汰的食物以及教會、慈善團體的救濟物資支撐下來,活在一個自律、寡欲,但卻幾乎完全被社會所歧視、隔離的生活中。   法與自然   野宿者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所創造的階級(hierarchy)差異,也涉及更為古老的生命自然法則問題。所謂的「自然」已成為一個被「暴力」所籠罩的詞彙。反過來說,被視為「不自然」的野宿者,恰恰反諷著這個普遍喪失對生命熱愛的世界,他們用極度邊緣的位置反指社會,其自身的「弱勢」便是一種語言。   雖然不是所有野宿者都有相同的特質,但既然流浪的生活樣態不構成危險,甚至還具有一點詩性,為什麼政府或一般人會對他們產生恐懼、排擠?總的來說,我們對於自然的認知是否出了狀況?為何野宿者這樣遊蕩於街道、公園的人會被視為危險者?而我們遊蕩於公園、迪士尼樂園和百貨公司卻被認為是高貴、健康且「自然」的?傅柯指出,自然早已存在於「自由」與「治理實踐」的古老關係裡,兩者之間的橋樑便是法律。在1979年1月24日法蘭西學院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TheBirthofBiopolitics)裡,傅柯分析了自然、自由與治理實踐之間的關係:「如果我使用「自由的」一詞,首先是因為實施中的治理實踐,並不滿足於遵守這種或那種自由。更深層的原因是,治理實踐是自由的消耗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就法律是對自然規定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將可能會給人們類似永久和平之類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從自然讓居民佔據整個世界這第一個行動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勾勒出來了。」   因此,所謂的自然可以說是法律對其所進行的「重新表述」。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指出,野宿者是被諸如《遊民自立支援法》,或者像台灣在法律條文中直接置入帶有貶抑意味的「遊民」一詞,從法律的編纂裡所重新表述出來的呢?野宿者如何被放置在法律框架中形成廣義的「違反自然者」,整個過程令人感到驚心動魄!   此外,藉由傅柯對康德的自然概念所提出的尖銳批判,我們更能理解自然最終如何被自由主義擴張為一種商業的概念。康德在1795年〈論永久和平的保障〉一文提及,貫徹永久和平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諒解,不是政治條約,也不是組織協議,而是自然。面對康德幾近於烏托邦的理解,傅柯認為,恰恰因為國家及資本主義兩者的興起,自然首先被整體包覆在法律的懷抱中。隨著國家制度的誕生,一直到新自由主義的跨國操作,造成「法律的自然化」、「自然的法律化」,兩者的關係從單純的民法、自然法,逐步走國際法,並且最終在跨國企業的商業法架構下,自然與自由經濟兩個概念合為一體。   傅柯認為,從自然法、民法以降,自然具有某種趨勢(或「法格化」),彷彿它希望人類佈滿世界上各個角落,而每個角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優於其他地方,人們把這種自然表述為法律,成為國際法。接下來,自然又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僅有國際法,同時也需要一些「透氣孔」來穿透國際法,以利商業行為以及跨國交易的運作,就像自然希望地球住滿人一樣,這些商業行為也能經由「透氣孔」來貫穿世界,成為世界法或者商法。從傅柯的觀點而言,在自然法-民法-國際法-商法的演變中,自然的概念最終荒謬地與跨國商業合體:「我們可以說,就法律是對自然規律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將可能給人們類似永久和平之類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從自然讓居民佔據整個世界的第一個行為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被勾勒出來了……因此,永久和平(按︰傅柯在此為批判康德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論」)的保證實際上就是商業的全球化。」   我們以為的自然性,早已深深嵌入經濟生產系統的機械論裡,因而失去了感性、腦袋、血肉。從這個角度來說,野宿者似乎是最自然、健康的地球住民,可是卻又跌到社會最谷底,成為最不自然的汙穢者。在自然法―民法―國際法―商法的過程中,自然的概念轉成為經濟的概念,這就是傅柯關於新自由主義下「經濟人」的基本觀點,野宿者注定存活在「經濟失敗者」的社會注視之中。   恥辱   另一個從野宿者身上延伸出來的議題是「恥辱」(haji)。恥辱在日本文化裡,具有衝破負面處境,展現正面能量的意思。人類學有一項指標稱為「罪感文化」(guiltculture),用以度量一個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熟稔日本文化的潘乃德(R.Benedict)認為,西方世界的倫理、罪感是奠定在基督教「罪」的概念之中;而日本則奠基於恥辱。恥辱是日本社會集體相互觀看、監督的視角,它涉及了人能不能夠「改進過錯」。不同於西方人面對神父的「告白系統」,在日本,一旦羞恥之事被公諸於世,那麼「知恥」便是後續重要的行為指標。甚至,知恥之人往往還會被認為是有德性的,潘乃德提及:「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像任何具有深刻恥感的部族或國家一樣,意味著每個人都非常注重群眾對其行為的臧否。他只需臆測他人會有什麼判斷,他必須依照這種判斷而行動。如果每個人都循同樣的規則而且相互支持,日本人可以輕鬆愉快的行動。」   野宿者因為失業、失能等原因流落街頭,當這些世人引以為恥的事情發生在身上時,他們並沒有依循知恥的訓念,努力改過,而是選擇掙脫恥辱所加諸的道德緊箍咒。也因此,他們長期被社會認為是「不知恥」的一群。市村提到,居住在街道、馬路邊的野宿者常常老得很快,一方面是緊張、危險的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則因為長期活在羞辱感裡。但是野宿者看似「知恥不改」的狀況,其中必然也存在著某些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觀,在我和日本野宿者有限的接觸經驗中,他們普遍給人的感覺比一般正常人還正常,實在說不出來要他們「改」些什麼?甚至,這些被社會髒汙名化的人,反而經常帶給理性樣貌的城市人極大的反思。   關於汙名化,在台灣我們觀看吸毒者的方式是將他們「昆蟲化」,認為吸毒者是「毒蟲」。我們也會不自覺地貶抑那些夜裡住在台北車站、萬華龍山寺一帶的無住屋者,稱他們為「遊民」,這似乎映照出我們「有工作」、「有社會地位」光輝一般的優越感。為了想要多瞭解他們一點,我曾嘗試露宿台北車站,發現他們所受的生存挑戰遠大於我們所想像,但是他們內部也隱約形成某些自律的規則:互不搶位、互不挑釁。這與媒體灌輸我們無住屋者是好鬥、骯髒且危險的形象,並不一致。   日本的野宿者是被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不僅如此,除了原有以中年人為主的野宿者外,年輕流浪族群也開始增加,這與社會「階層化的財產分配」制度逐漸瓦解有關。從經濟變遷的角度來說,過去日本「一億總中流」神話般的中產階級,在經歷泡沫經濟、國際金融風暴及如三一一地震般的天然災害襲擊下,基本上已經崩解,終身福利的雇傭制度也逐漸鬆動。社會上的年輕世代經由工作所分配到的財產愈來愈少,職場上面臨的競爭卻愈來愈激烈,最後僅依賴上一代,也就是「團塊世代」所累積的剩餘資產過活,年輕世代產生了愈加自閉的傾向。三浦展(AtsushiMiura)稱之為「下流化現象」:「總之,對團塊世代來說,雖然泡沫經濟崩壞,但大約也是在1992年到1996年左右升為部長,此時景氣開始上升,所得也開始增加……他們的孩子,也就是真性團塊年輕世代,在1992年到1996年左右,也就是在中學、高中、大學時期,不知社會波瀾,靠著所得逐漸增加的父母,沉溺於消費所帶來的滿足感,盡情享受生活。」   在社會整體價值觀轉變,年輕世代對於公眾事務不關心的情況下,公共性的思考愈發成為當務之急。市村認為,日本大眾不思考公共性,而一般被認為「遊民充斥」的公園,反而是最佳思考公共性的場所。不同於政府對於野宿者「退遊民」那種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市村試著透過家庭型態的組織,帶給野宿者一個全新的社群認同。這也是對自己進行重新「立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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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一具安那其身體,穿越惡所……
◎文/龔卓軍   走進高俊宏的作品中。是的,我常常是走在他的作品中,走入他的作品計畫指向的惡所,走在那些世界邊緣,鐵籬後方,渺無人煙的路徑中。像做夢一般,穿過一片荒塚野墳,翻過畫著「禁入待拆」的鐵圍籬,走進一間無人的破屋,我打開電視,螢幕一片沙沙沙的雜訊,接收不到任何訊息。但是,盯著了無內容的螢幕,有一瞬間,我突然明瞭,那些沙沙的、黑白相間、互相滲入的雜訊,就是他要給我的訊息。轉眼間,這些沒有意義的影音又消失了。      然後,似乎像夢境那樣理所當然的,我跨入了塔可夫斯基(A. Tarkovsky)《鏡子》(The Mirror)一片的開頭,場景轉為黑白,我變成了一個羞澀、口吃嚴重的青少年,面對著一位女性催眠治療師,我呀呀呀地口吃著,講不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直到最後,這位女性催眠治療師,將我的能量流,由頭部引導到手部,再引流至腳部。她說:「你的能量不通,導致你的口吃,導通這些能量到你的手和腳之後,你會永遠身口合一,講話再也不會口吃了。」於是, 我感受到手部、腳部依次充血,突然充滿張力。她用手指按住,釋放了我阻塞在太陽穴的能量,讓這種常常讓我頭部緊張的能量,往下流通。最後,她要我大聲跟著她說:「我能說話了!」我漲紅著臉,大聲喊出:「我能說話了!」我醒了。醒來後,發現臉頰上佈滿了淚痕。對醒著的我而言,高俊宏是一位艱難的藝術家。從榮格(C. G. Jung)的分析觀點來看,他如同一位意志堅定,但如水樣般身心通適溫柔的女性催眠治療師,而我,是那位口吃少年,常常因此誤事,被人疏遠,連自己名字和出生地都講不清楚的那種口吃者。對醒著的我而言,書寫著理論與評論文字的我,高俊宏仍然是一位深度叵測的藝術家,甚至,有時候很難用一般意義的「藝術家」來品評他。想過這個問題不少次,為何自己如此難以下筆,很有可能是背後這樣的原因:他其實在教我講話,而且,是透過一具不停穿越廢島荒徑的安那其身體,在教我。然而,望著高俊宏消失在無名小路的盡頭的背影,不行,我實在無法一一抵達那些到不了的地方。於是,我回到書桌前面,坐下來,開始書寫。   《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簡稱《小說》)中,佈滿了高俊宏安那其身體的行走路線。這條路線,走踏在帝國邊緣的惡性場所之間,虛實交替,讓這些無間迷宮串起成一張枉死城寨的地圖。張正光死了,卻宛如鬼魂,復活在這部小說裡,開始行走,走向那無人能夠抵達的死蔭山谷、暗黑海洋、監牢囚所、鄉野僻村。這位受命運捉弄,曾在二戰末期赴日受訓, 擔任零式戰機副手機械員,在美軍炮火網羅中設法自救,讓自殺戰機墜海後,登上如地獄般的沖繩戰場收容所,不僅目睹鐵雨砲彈屠戮之廢島,還得到了特異功能,像游魂般出入戰俘死者、地獄囚船的魂魄夢境。之後,再經過二二八事件清鄉亡魂,香港雙十暴動冤魂、警總殺手香江追殺,終至回歸宜蘭季新村的養蝦事業。   《小說》的第一張地圖,由張正光2013年的死亡事件展開,敘說他1929年至2013年的離奇生命歷程。疊合在這張充滿無數亡魂城寨、早已人跡罕至的地圖上。同時,也接續著張正光遊走東亞地獄圖之上的,正是在1980年代中期成長、一直到2014年開始寫小說的高俊宏自己遊走東亞的生命地圖。既疊合又接續的兩張地圖,以惡性場所為交錯侵越的甬道:噶瑪蘭、東京、九州、沖繩、溪洲、香港、廈門。在無法串接,只能蒙太奇式地疊合起兩個特異生命的敘事輿圖背後,其實藏著作者亟欲突顯的一個悲哀:被歷史所遺忘的鬼魂惡所,只能斷裂封存於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冤魂、從不曾被命名過的荒塚內裡。   面對這個悲哀的歷史斷裂,高俊宏發明了一具安那其身體,以行走為方法,像一隻莫比斯環上爬行的螞蟻,在反覆穿梭東亞現代的長時過程中,一點一滴硬是將它們拼接了起來。而我只是另外一隻跟在後面爬的小螞蟻,雖然因為速度太慢追不上,但是,對於這隻具有東亞安那其身體的莫比斯環型蟻,我很幸運在2013年策劃展覽《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的過程中,跟著牠爬行了一段路。   那麼,為什麼對各位讀者來講,只是一隻莫比斯環型蟻的高俊宏,對我來講,會變身為塔可夫斯基《鏡子》片中的女性催眠治療師呢?我們不妨一同來看看高俊宏的工作方法,就會知道這隻螞蟻具有反覆施咒(或解咒),讓喑啞者重生,得以開始訴說自己的名字和生命的催眠療癒力量了。   首先是特定場所的行走。我們在2013年的前半年之間,一起出動了二十四次的廢墟踏查,進行了晶體影像的素描繪製。平均每個月四次,每次大約一個工作天,也就是共同在荒野無人之殘壁破瓦間,共度一天。後來我才意識到,這種接近徐四金(P. Süskind)小說《夏先生的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Herrn Sommer)的漫遊行走,其實是一樁卡夫卡式的工程:自我生命摧毀重造的技術工程。這樁工事不僅工時長,而且沒有太明確的目的,雖說是為了展覽,但是對於身處學院、平常充滿上課與會議的我來說,無異是一種脫臼的時空,我趁著這種生命的脫垂狀態,鑽進一個巨大的生命裂縫,它儘管黑暗不知所終,卻透出一道我所不曾遇見的光,從黑暗中射出的光。   我們在小坪項、樹林、海山煤礦、利豐煤礦、總爺、金山、蘭陽、飛雁新村八個地點之間來回穿梭,平均每個地點去四次,基本的工作,就是在這些廢營區、廢維修場、廢煤區、廢糖廠、廢樂園、廢通訊指揮部的廢屋殘壁雜木之間待上一整天,野炊共食,然後選一張與地點歷史相關的老照片,畫在幾乎不可能有人看到的大面廢牆上。這種特定場所的行走,以廢墟已湮滅無名的歷史、老照片的故往影像選擇為參照,聯結上感性身體的圖繪運動,介於紀念碑、文件檔案與見證之間,重新進行自力式的圖像生產。   腳底踏觸著廢墟地面,執炭筆的手塗抹啄觸著廢墟的壁面,行走停駐之間,無意之間踢到、碰到、摸到的殘餘碎件,目光所及,皆是陳界仁所稱的「殘響世界」。我在想,一個人的自我,若不走過一遭這遍佈歷史屍身的、被死亡之手深觸過的殘響之地,恐怕很難重新看待自己的「餘生」。也就是說,其實,高俊宏的工作方法,帶著我走向了一個非我之域,經過激烈的自我解組,我彷彿感覺自己剩餘下來的生命,已不再隸屬於從前的那個自我,它已碰觸了千千百百底層無名諸眾的歷史賤命,它的餘生,已難離此諸眾之苦。老實說,走過這一遭以後,我所產生的異樣存在感,直接透過安那其身體的塑造來告訴我:原來,我過去的生命,從來沒有跟那麼廣大的無名眾生共活過。   其次是影像擷取的倫理。對我來說,《小說》、《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簡稱《諸眾》)、《陀螺:創作與讓生》(簡稱《陀螺》)三本書之間的關係,反映了高俊宏在影像擷取方面的特異倫理態度。那是碰觸到濃得化不開的黑暗後,一種無限延伸的責任、無盡後退的自我與無可再退的面對深淵後,逼顯出來的泰然情動。簡單的說,如果《小說》是一部活動影像的敘事展示的話,《諸眾》即是在點明藝術家尋它千百度的「東亞諸眾」,在歷史的此刻當下,面臨的是怎麼樣的一種全球新自由主義政經結構的綁縛。   活動影像給出的是高張力的感覺團塊,《諸眾》的諸眾論則是指陳生命政治的網羅結構和行動方針。透過這個同時以實際踏查和聯結經驗,形成的東亞網羅結構及其破洞裂縫的描述,並以親身參與的立足點,提煉出以藝術觀點為廣闊視野的突穿行動,這其實並不是時下一下般主張「權利」與「權力」論的反叛者,而是徹底投入黑暗歷史泥淖中,讓自我解組,再將「責任」與「自由」放在第一優位的安那其身體的選擇。在選擇歷史影像的重新組裝過程中,高俊宏的敘事語調之所以能夠維持某種泰然的高度,又不時給予讀者在不忍卒讀的張正光破碎身世中,產生不得已的情動,實在是因為敘事者似已透過鬼魂腔調的迴返,扛起一種他不可能扛得起來的責任。   但他畢竟已做勢扛起。高俊宏以一種行走遍歷的方法,構造出這些歷史黯黑處的幽光。《諸眾》就是在闡述這種史賓諾莎式的倫理學,那不是苦行,而是為了內在平面的生靈充滿而自由選擇的倫理責任。這種影像擷取的倫理,首要的訴求並不是政治權力上的鬥爭,它少了一份目下過度興盛的肅殺躁動之氣,而代之以一種朝向他者、弱者、病者、死者的存在,而不斷自我解組的倫理技術。對我來說,這就是高俊宏2010年以來,《廢墟影像晶體計畫》的倫理意涵。實際上,它是一個「倫理——美學」的藝術滲透計畫,圍繞著早已成為幽靈的場所、地景與歷史影像,重新賦予生機。這就是蔡明亮的電影《郊遊》最後十四分鐘的場景誕生的契機。或許我們都不懂得等待。高俊宏卻是一位深深懂得倫理即是無盡的等待、影像終將在藝術行動自尋出口的藝術家,他竭盡所能,祈請與召喚影像之魂,然後泰任等待它的意義自行浮現。   最後是安那其的身體。檔案熱(archive)與安那其身體(An-archist corps)具有一種自我技術學上的反向關係。高俊宏的創作,從早年學院虛無主式的安那其身體,在《社會化無聊》系列中,進行純粹藝術反社會的躁動式反叛,漸漸轉向《家計畫》和《台北工作檔案考古學》,高俊宏感染了檔案熱的菌種,滋生著對歷史與當下社會的話語政濟結構的自我衍義式攻擊。最後,在《小巴巴羅薩行動》對台北花卉博覽會、文化局、華光社區都市更新與新自由主義的一連串自嘲式的逆襲,2012年展開的《湯姆生》、《廢墟影像晶體計畫》系列,安那其身體終於轉化蔓生為一具穿透檔案,並將之逆向安置於當下的考現學,既以此對抗天真的檔案熱紀念碑,轉向殖民帝國影像檔案背面的黑暗,亦迂迴伏擊當下新自由主義「學院―美術館―畫廊―展覽會」美學政體下的話語慣習,以行走東亞惡所,去除一般意義的「藝術家」語藝,去除一般作品的「作品化」路徑,構造出一具「非藝術家」的安那其身體。   曾經,高俊宏和我秘密籌劃著安那其空間與組織;曾經,多次的討論終結於不知所終的空間場所屬性。但畢竟,我們在身體行走的共同實踐歷程中,似乎早已編織出一張潦草混亂、外人難以卒睹的東亞安那其地圖。安那其身體的場所特性,不再只是安於賤命、做喝酒共同體的混蛋、到處去不明空間駐村,或者上街頭與底層市民站在一起,向新自由主義全球體制下的管理者丟石頭、潑漆與抗議。在那張外人讀不出所以然的草圖上,高俊宏的晶體影像事件,併合著他高速運轉的鍵盤書寫,成為一系列的「論述事件」,這兩種平行相照的事件所炸開的空間黑洞,才是屬於安那其身體真正行走運思的場所。這就是《陀螺》一書中,所欲交錯呈現的「影像―論述」雙事件操作結構,以及其陀螺般藉域外之力鞭打而生的高速旋轉生命,所開展出來的另類生命政治與創作。   我必須承認,高俊宏這位溫柔如水的催眠治療師,辛辛苦苦,把我帶上了一幢巨大的爛尾樓,像《風櫃來的人》裡面的哥兒們,赫然發現一個居高臨下的巨大景框下,高雄愛河周邊來來去去的小螞蟻們,被我們當成來自歐洲的彩色電影那樣去觀看。我必須承認,有的時候,在暗黑無人的廢地角落裡,我不禁要自問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有一次去宜蘭空軍機堡踏查的路上,我們在暗黑一片的雪山隧道中,高俊宏講起了他的父親,一位聰穎反叛的建築工人,常常載著全家人在全省的工地廢墟中宿營,只為了不願愚忠臣服於旅館消費的旅遊空間政治的邏輯,「這些房屋是我們蓋起來的,為什麼要花錢住那種地方?」一把開山刀,一個指南針,自備的方便鍋碗瓢盆,一只相機,即足以四處為家。如此簡單有力的生命政治,高俊宏的父親卻用一種自怨自艾、憤世嫉俗過一生的態度,漸次葬送了自己的身體。我覺得,那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觀賞那一部愛河眾生的彩色電影,愉快而充滿力量的看;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書寫與敘說賤命人眼下殘破不堪,其實仍是一片美麗的碎片山河。《陀螺》,其實是送給我們父親那一代的口吃者,送給父親——失語者。   於是,我打開扉頁,在大雨滂沱的夜裡,在溼答答到處滴水的荒野無人處,停下日間喧囂與憤怒的一切,點上一盞野營燈,開始閱讀我們這一代的發話者。高俊宏,讀他的創作生命。彷彿在無盡的黑暗洞窟深處,尋找著一絲絲的光。這光來自我們已適應黑暗的瞳孔自身,尋找著沒有出口,也不再需要虛幻出口的安置生命之所。我於是懂得,這是安那其身體在惡所鎮日行走後,僅有的恬美時刻。

作者資料

高俊宏

藝術創作、論述者。1995年起舉辦過多次國內外個展、聯展,並於香港、英國、法國等地駐村,作品亦多次獲台新藝術獎。撰有《BubbleLove》、《家計畫》、《公路計畫》、「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陀螺:創作與讓生》、)等書。近年與蔡明亮導演合作過《郊遊》、《玄奘》等作,目前就讀台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作品關注議題包括歷史、諸眾、空間、生命政治、新自由主義、社群、邊緣、仕紳化、東亞等。進行中的《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及《馬沙》溪洲部落拍攝工作,以身體介入歷史及都市邊緣場景,並以行動、錄像、描繪、書寫等多種手法,讓台灣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失能空間、失能者的印跡一一浮現。

基本資料

作者:高俊宏 出版社:遠足文化 書系:藝臺灣 出版日期:2015-05-20 ISBN:9789865787868 城邦書號:A6800491 規格:平裝 / 全彩 / 30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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