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玉林 　　 　　...to know even one life has breathed 　　easier because you have lived. 　　——R. W. Emerson 　　 　　這個中譯本是根據德國dtv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頁的德文原著，包含〈我的人生〉（Mein Leben）、〈尋找出路〉（Suche nach dem Weg）、〈何謂真實？〉（Was ist wirklich?）三篇文章。〈尋找出路〉與〈何謂真實？〉兩篇分別是舉世聞名的「哲學遺囑」的第一、第二部分，這兩部分原有一九六四年劍橋大學出版社英譯本（My View of th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德文本增加了〈我的人生〉這篇自傳。這安排的好處是使讀者能根據第一手的報告理解作者的生命歷程，也許能幫助讀者對後續作者世界觀的理解。後面兩部分的編排，首先是關於知識問題的討論，如作者所言，是我們時代散發最明亮光芒與最深陰影的部分。面對這陰影，第二部分接著討論相應的倫理問題，貫穿全書的焦點則是形上學，即康德稱作為人類智性衝動無法避免的永恆問題。這本小書原本不需要額外的引言，譯者也非相關專業哲學問題的專家，但也許出於同樣的智性衝動，譯者允許自己在書前說些話。 　　 　　康德（Immanuel Kant）曾在《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一書的結語裡以罕見的熱情說：「有兩樣東西，越是經常而持久地對它們反覆思考，它們就越是使心靈充滿常新與日益增長的驚嘆與敬畏：我頭上的星空與我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兩樣東西，一則指涉人的知識領域，一則是關於人的倫理行動。前者是康德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後者是所謂的第二批判。康德首先確認人類能透過科學獲得客觀有效的知識，這些知識能發揮驚人的效果，是因為它們都是有經驗根據的。但他同時警告，人類理性總是有僭越自己能力的傾向，想去知道超出它認知能力之外的、超出經驗的形上東西。康德提醒，超驗或形上事物的特徵在於：我們想知道它，卻永遠無法知道；這世上有許多事，我們必須做，卻無法知道為什麼。超驗形上的事物，並不屬於人的知識領域，而只為良善的心靈開放，形上學歸屬於倫理學。我們總不能因為先知道了被愛，才去愛護他人；或者先知道能獲得什麼回報才去付出。倫理行為的價值，正因為我們無法知道為何，卻仍必須這麼做。任何人只要停下匆忙的腳步自問，就能很快地發現他周遭總是被這些問題圍繞——我是否該選擇這位戀人？這項職業？甚至最尋常一日清晨的餐點？生命本身就是形上學，這些問題的究竟答案都不是任何知識進步所能提供的。知識與倫理之間有條無法跨越的鴻溝，人類的「理論」理性能判斷知識命題的真假，但無助於「實踐」理性在行為善惡與是非的辨別。它們是同一理性，卻是分裂的。分裂的苦痛是人存在的命運。康德理想的人格是崇尚道德尊嚴的君子典型，戰戰兢兢，夙夜匪懈，但在美感世界裡歇息，在神恩裡獲得希望。任何有健康理智的人，都不會否認康德的洞見。然而任何有足夠生命經驗的人，也都能想像這種生命所要付出的道德折磨的代價。 　　 　　薛丁格在本書裡重新檢視了知識、倫理學與形上學三者的關係，嘗試走出康德的困境。關鍵的想法是：意識數量上的多元是虛幻的，所有人其實是一體、真正意義上的同胞。理解薛丁格所謂的「一體」，在日常生活裡最明顯的例子，是熱戀情人之間所經驗到的彼此相屬的感受。當愛上一個人時，正是長夜孤寂的開始。薛丁格似乎以為，是人自私的理性為自己築起高牆，因此牆外的「對象」才成為不可觸及的超越與形上的神祕。在日常生活裡，人們可以在許多常見而被心理學或社會學稱為出離經驗（ecstatic experience）的現象中，經驗這種自我藩籬剝落的感受，例如性高潮、酒精或迷幻藥物的使用，在集體集會裡，或者是權力的獲取。任何參加過流行音樂現場演唱會的年輕人，都會難以忘懷那種臨場的致命吸引力。薛丁格相信超驗與形上的事物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任何敏銳的觀察者都能在生命的樸素之處與之相遇。它們在戀人的眼裡、在孩子雀躍的臉龐中，以及任何承擔者的肩上。也許也在某些詩人的冬月山村或風日水濱。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在目睹無辜受難者時，特別是孩子，毫無作為地撇頭而去。據報載一位英勇救人的警察，他在一處海濱懸崖，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在千鈞一髮的情況下拯救了一個落難的年輕人。他事後回答記者的提問，在涉險救人的那一刻，難道未曾猶豫，萬一失敗，他自己的妻兒可能面臨的處境？他回答說，正是在那一刻，他十分確信「我感到他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我放手離開，我確信將無法活著度過未來的每一天」。一旦人們知道，事實上他與每一個有知覺的生命沒有不同，而是一體的，那麼，利他為善就是理所當然。傳統形上學的困境，是人生活於時間幻象中必然的結果，在這裡人類理性計算、期望與忘卻，而「真實」只在當下的一刻。薛丁格似乎想像一種生命的學問作為形上學，它同時是學問的生命。這是否可能，或他努力的成績如何，當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薛丁格接受德意志傳統的文理教育，書寫的德文帶有古典文風，此外理論家思考跳躍的習慣、又經常使用反諷的語法，對精確理解其文意和轉譯成可讀的中文兩方面都構成相當挑戰，因此本書絕大部分採用逐句直譯，以盡量減少誤解、誤譯。非常感謝李尚遠主編對譯文做了很仔細的格式編修和文字校對，由於譯者的粗心大意，給他增添了許多的工作。摯友蔡建宏博士對譯文做了校定，建議了許多修改的建議，為修潤全文付出無數心力。自二〇〇〇年初夏在北德小城哥廷根相識以來，逾二十年的情誼，如頁首所引愛默生（R. W. Emerson）的詩句，他確實使得一個辛苦的靈魂，這一路來，能總是多少輕鬆一些地呼吸。 　　 　　全書翻譯的疏漏與文責當然歸屬於譯者。 　　 　　本文作者為東華大學物理學系副教授 　　 　　薛丁格以謙虛聞名。在不得不談論自己的情況下，他總是感到不自在，例如在他一九二九年普魯士科學院（Preußischen Akademie）的就職演說裡，他以這樣的一句話開場：「首先，請容許我盡可能簡短地恪盡學術就職演說所要求的令人不安的一項義務，那就是談論我自己。」 　　 　　另一次可一窺薛丁格自述的機會出現在一九三一年。他接受了英國《觀察家》（Observer）的訪問，讀者因而得知，薛丁格原本計畫就讀工程課程，但表現幾何學的學分要求讓他打消念頭。這位當時已卓然有成的物理學家還透露，他內心最深的願望是成為詩人：「我並不必要給人留下我只對科學感興趣的印象。事實上，我早年的願望是成為一名詩人。但我很快意識到，詩歌很難用以糊口。另一方面，科學卻能給我一份事業。」 　　 　　後來又出現幾次薛丁格可以談論自己的機會，包括一九三三年的諾貝爾獎授獎典禮，但他始終不太情願。據說他曾這樣解釋，他對自己沒有看重到會覺得有必要坐下來費力寫下自己過往的地步。 　　 　　不過，一九六〇年初，他決定開始進行自傳這件惱人的工作。因為他終於確信自己無法逃避此事，而他應該就是最瞭解他自己的人。於是薛丁格開始記錄他在長達數週的重病期間的所思所想。不過，他認為，在他那個世代中，關於戰爭和移民的書寫已經夠多了，而他的科學工作也算得上是眾所周知，因此，他把焦點放在對他的人生和思想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和事件。他以自己慣有的清晰、偶爾反諷的簡潔文風，將這些人與事描繪在三十頁的手稿中。 　　 　　在一封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函後記裡，薛丁格就「我的人生」這篇自傳向他的朋友索科爾（Franz Theodor Csokor）提出請求：「我希望在標題中以此為名：艾爾溫．薛丁格。和平功勳勳章。」 　　 　　本說明根據奧地利數學家，數學史學家迪克（Auguste Dick）所寫之專文，見Erwin Schrödinger, Mein Leben, meine Weltansicht, dtv, 1985, S. 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