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

大分流創造的現代世界經濟，即將終結？ 唯一費正清獎兩屆得主 彭慕蘭 大師經典之作 　　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歐並不是世界經濟的唯一中心，中國也曾具有左右世界經濟的能力，但是── 　　為何只有西歐獲得獨一無二的突破？ 　　為何只有西歐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為何只有西歐讓更多人口享受前所未有的高水準生活？ 　　為何西歐踏上資本密集之路，而中國則走進勞力密集的死胡同？ 　　☆全新中譯本 　　★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 　　★美國圖書館學會傑出學術書籍 十八世紀的英格蘭與中國江南比你所想的更相似：兩地老百姓的平均壽命、人口成長速度、營養與生活水平都驚人地相近，也面臨同樣的資源限制與生態困境。江南的市場經濟型態，甚至比歐洲更接近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想。 那麼，工業革命為什麼出現在英格蘭，而不是中國江南？或者反過來問，英格蘭為什麼沒有成為中國的江南？為何歐洲踏上資本密集的道路，而東亞則走進了勞力密集的死胡同？為何西方崛起而中國衰弱？ 彭慕蘭的全球經濟史經典著作《大分流》，跳脫歐洲中心論，結合史學界對歐洲、中國、日本、印度各地的研究成果，呈現出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全球各地多中心的經濟發展。本書以經濟史的角度反駁西方具有先天優勢的論點，翻轉對西方崛起、東方沒落這件事的理解方式。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全球化的新局勢下，回顧十九世紀東西方「大分流」的起點，將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由「大分流」所造就的現代世界。甚至進一步思考，今天我們是否接近分流的終點，正在走向合流，甚至，還將越過合流點朝著反向大分流而去？ 　　◎榮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榮獲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 　　◎入選美國圖書館學會傑出學術書籍 本書特色： 大分流創造的現代世界經濟，即將終結？ 【大師經典之作】彭慕蘭是唯一曾兩度榮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殊榮的漢學巨擘。原文出版後已成任何試圖回答「西方為何崛起」、「中國與東方為何衰弱」者必讀的經典，深刻影響激辯方向。 【重探關鍵問題】中國與歐洲曾擁有相似的經濟潛力，但為何西歐勝出主宰世界？這個由「大分流」所創造出的現代世界經濟勢力，是否正在走向終結？回答這個問題，有助於今日的讀者釐清過去兩三百年來東、西方勢力消長的原因，並反思現代世界是否正走向合流。 【改寫既有觀點】本書跳脫西方中心論，運用「交互式比較法」比較歐洲、中國、印度、日本、東南亞等地的近代歷史與經濟發展狀況，呈現出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全球各地多中心的經濟發展，反駁西方具有先天優勢的刻板印象。 【經典鉅著．全新譯本】華文圈最新中譯本。 專業推薦 專文導讀：陳國棟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專文解說：林明仁　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 共同推薦： 　　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院士 　　林益仁 臺北醫學大學醫文所所長 　　胡川安 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陳建守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共同創辦人 　　游博清 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劉瑞華 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蔣竹山 中央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閻紀宇 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按姓氏筆畫排列 一本極發人深省的著作，將一舉改變關於資本主義起源、西方崛起與東方沒落的辯論走向。──《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這本書非常重要，任何認為解釋工業革命對我們理解現代世界至關重要的人，都必須認真看待。……本書豐富到幾乎每一頁都有新的見解。──《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令人信服且有縝密研究為依據的著作。──《自然》雜誌（Nature） 本書最重要、最具影響力且絕無僅有的貢獻，就在於讓我們對導致西方與中國出現大分流的原因和機制，有了全新的認識。…….是一次完全嶄新與新鮮的創舉。儘管彭慕蘭是在對歐洲、中國、日本、印度、東南亞等地區進行比較，但他還透過大膽且新穎的嘗試將這些比較彼此連結，足以讓幾乎所有先前的相關作品都顯得過時。──《亞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透徹的研究與出色的論證……《大分流》無疑是近年來出版過最細緻、最重要的計量經濟史研究之一，尤其是在世界史領域。──《世界史學報》（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現代社會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便是收入與生活水平在國際間出現了巨大的差距：一邊是西歐與其分支，另一邊則是廣大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彭慕蘭的著作是對既有研究文獻的重要補充，挑戰了每一種關乎歐洲崛起的主要解釋。──美國圖書館學會《選擇》月刊（Choice） 彭慕蘭利用歐洲發明的經濟學來推翻歐洲中心論，替我們的世界樹立了一個毋庸置疑的新事實：歐洲人再也無法想像只有他們獨自站在經濟增長的門口，因為彭慕蘭和他的後漢學（new sinology）同事們已讓人重新認識了「中央之國」及其令人讚嘆的史料，並寫下一本不可或缺的書。──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經濟系教授《經濟寫作》作者 彭慕蘭結合了制度因素與技術和地理上的好運，解釋了這場經濟與生態上的「平局」如何突然演變成西歐對中國的勝利。他結合了對全球的想像力與所需的科學細節，從而使其論點更加堅實。《大分流》值得被廣泛尊重。──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國際經濟學》作者 一本奠基在社會科學與歷史學領域之龐大知識、大量閱讀、以及密切與仔細分析的權威之作。──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西北大學經濟系教授《富裕的槓桿》作者 這是一本傑出的書，在豐富且紮實的證據與優雅論證的支持下，對傳統概念發起了認真仔細且極具毀滅性的進攻。──金世傑（Jack A. Goldstone），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為什麼是歐洲：世界史視角下的西方崛起》作者

‧導讀　　漫談《大分流》／陳國棟 導論　　歐洲經濟發展的比較、關聯與敘事 第一部　有著驚人相似之處的世界 第一章　歐洲領先亞洲？從人口、資本積累與技術解釋歐洲發展 第二章　歐洲與亞洲的市場經濟體 第二部　從新風氣到新經濟？消費、投資與資本主義 第二部的導論 第三章　奢侈性消費與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看得見的手：歐洲與亞洲境內的商行結構、社會政治結構、「資本主義」 第三部　超越亞當．斯密與馬爾薩斯：從生態限制到持續性工業成長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生態不堪負荷的西歐與東亞 第六章　廢除來自土地的限制：美洲這個新一類邊陲地區 ‧解說　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大分流》之後的反思／林明仁 附錄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導讀 漫談《大分流》 站在當下，回顧晚近數百年的歷史，儘管可以有不同詮釋，但是還是可以有一些能共同接受的認知，例如：東方與西方各自發展，十六世紀以後雙方才展開相互間的密集接觸。先是款步而行，繼而加速前進。到了上個世紀後半，由於貨櫃運輸、網際網路、跨境旅遊……等等活動的發達，不同社會彼此分享的共同點越來越多，差異性越來越少。這種歷史進程有人以一個簡單的名詞來概括：全球化（globalization）。 往細的方面去看，在這五百年的前面階段，東、西方還是以各自發展為主，而東方（以中國為代表）在經濟表現上領先西方（以西歐為代表）。轉捩點差不多就發生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從那個時代以後，西方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科學文化……勃然而興、沛然莫之能禦，如火荼毒地左右了世界。 無數的學者想要為十八世紀末啟動的「大分流」找尋一套合理的解釋。有的檢查全面性的要素，有的則指出當中的哪一、兩項才是關鍵性的作用者。彭慕蘭的《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一書也想為這樣的疑問找答案，並且在方法上採用一種不尋常的比較方式，不單單只做抽離性的比較，而且也考慮被拿出來比較的指標在各自體系中的狀態；不只以被拿來比較的單方面為基準作比較，而是做出雙方都被當作比較基礎的相互式比較。作者彭慕蘭把這種方法稱為「交互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自覺到透過這樣的處理，能做到更具兼容性、避免掉掛一漏萬的論述。 「分流」這一用詞是說本來走同一條路，現在分開來各走各的路。這種提法，牽扯到世界上不同經濟體（國家或區域）的經濟演變進程與特定時間點上的處境。我們配合書中的內容，用簡單的經濟學的語言來加以概略描述如下： 經濟演變進程如果長期發生進步的現象，我們就稱之為經濟成長。關於經濟成長，經濟學家通常區分出傳統成長與現代成長兩種模式。也有一些研究者，如同彭慕蘭所屬的加州學派那樣，還加上第三種，稱作「亞當‧斯密式」的經濟成長。 簡單地說，「斯密式成長」的重點是分工創造經濟成長；至於現代成長（modern growth）的重點則是新科技、新制度創造經濟成長。在許多討論中，也不乏稱之為「熊彼得式成長」或「顧志耐式成長」者，分別得名於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loïs Schumpeter, 1883-1950）和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傳統經濟成長不是沒有朝科技創新、區域分工、工序分工、技術創新、制度改革……等方向走，但是這些情況的發生零零落落、斷斷續續。傳統成長曾經存在於西方，也曾存在於中國。歐美研究者一般也深信一直到十八世紀為止，中國沒有落後於西歐，甚至於還一度領先。但是現代科學帶來日新月異的密集發明與創新之後，現代經濟成長就出現了。顧志耐把現代經濟成長稱作「持續成長」（sustained growth）。「持續成長」一旦開始，西方世界就取得經濟、軍事、政治等各方面的領先，其他邦國望塵莫及，所以說是「大分流」。 現代科學的起步肇始於西方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這個主題，學術界既有的討論早已汗牛充棟，而且也不是本書的重點，暫且勿論。不過，現代科學不但帶來接踵而至的發明與創新，而且很早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啟動了工業革命。而帶動或者擴大工業革命的力量，包括了煤作為高效率能源被使用與歐洲人海外殖民地在原料和市場兩方面作出的貢獻。《大分流》的部分重點也就針對這兩件事來著墨。 相對於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在優勢經濟條件下發展出來（或者已經現身而趁機加以強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佔居支配性位置的同時，東方的中國卻在十八世紀末以後「停滯」（stagnated）不前，並且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因此為何中國不能在十八世紀以後走出一條和西方相似的道路也就是值得深入剖析的課題。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很早就詢問過：「雖然中國古代科技曾經對人類做出許多重要貢獻，但是為什麼在近代中國卻沒有發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呢？」其實，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者如竺可禎（1890-1974）、馮友蘭（1895-1990）……等等也都認真思考過這個「大哉問」。李約瑟早在一九三○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就已經意識這個問題，而於一九六四年發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那篇文章時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位非常特別的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包定（Kenneth Ewert Boulding, 1910-1993）在一九七六年一篇題為〈變遷的大法則〉（The Great Laws of Change）的文章中徑直把這個問題稱作「李約瑟難題」（Needham Problem），無意間成為一個廣被接受的用法。業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也碰過這個難題。他在回答一個讀者投書時，乾脆引用科學史學者席文（Nathan Sivin）的話說「要去解釋沒有發生的事簡直就像小說一樣嚴肅！」很多人也主張應該問為什麼歐洲先發展出來現代科學，而不是去問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 因此，我們也同意彭慕蘭使用「交互性比較」方法的意義與價值。 比較這件事有兩個前題：一、拿來相比較的雙方都必須以一定的概念化方式整理出某些特徵；二、要對這些特徵建立起某種度量（measure）標準。做到這兩點後，產生出可以比較的數值，差異性便自然產生了。問題是一個經濟社會的特徵如何確立？不同的原因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拿結果的數據來比較，能有什麼意義？ 《大分流》一書使用比較方法來分析中國經濟落後的問題。比較的項目頗為不少，包括人口、技術、資本、土地、市場、消費模式、企業組織、社經結構……。上海社科院的杜恂誠覺得彭慕蘭所做的比較研究有缺點，因為他使用的數據大多還是靜態性的，沒有作動態性考察。杜恂誠所言不無道理，但是彭慕蘭費心建立的數據還算具體、清楚，畢竟能讓我們對十九、二十兩個世紀在不同時間點上，中國與西方的差異表現一目了然，極適合作為往深處探究的基礎。 《大分流》原著出版兩年多之後，作者彭慕蘭為第一次翻譯的簡體中文版作序，他說：「這並不是一個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論的課題。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稱讚的同時，它也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沒錯，這本書既然染指一個極大、極受注意的課題，並且受到極大的重視，當然也招引許多討論與批評。《大分流》一書的根本論點如何？它招致怎樣的批評呢？在在都值得注意。「大分流」究竟是怎樣造成的？絕對的答案肯定是沒有的，但是作者所探求的問題顯然足夠重要、足夠有趣，也就值得讀者關心與探索。 其實不管是深入鑽研還是只有點到為止，本書所涉及的問題都十分多元。我們不可能在此抽絲剝繭地討論任何一個問題，因為沒有那麼多的篇幅，也不想先讓個人觀點喧賓奪主。不過，我們不妨還是隨意舉個例子來啟動大家的發想吧！ 例如，作者在〈導論〉提及，並且在第二章〈歐洲與亞洲的市場經濟體〉詳加討論的、所謂「內捲化經濟」（involuted economy）。帶進「內捲」這個概念，主要是為了駁斥他人的說法，以利於建立或支持自己的說法。對「中國經濟內捲化」說法的批駁，其實未能直接建構出作者的理論。然而跟隨作者的批判，讀者必能獲悉一些前此未必接觸過的有趣知識。 「內捲」（involution）這個概念原本是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為研究印尼水稻文化變遷而提出來的說法，簡單化來說，他認為在長時過程中，印尼的水稻種植日益集約、社會也越來越複雜化，經濟上雖然有所成長，但是欠缺顯著的技術、政治方面的改變。美籍華人學者黃宗智（Philip Huang）在其一九八五年討論華北小農經濟的書中加以援用。不過，這樣的說法也不乏挑戰者，包括彭慕蘭。 就中國經濟發達的區域而言，所謂的「內捲化」現象未必支配著整個歷史的動向，因為市場經濟發達與農業生產商品化的影響，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與政治也不是一灘死水。以當時的政治參與來說，商人子弟由於受教育的能力與機會大，通過科舉或者靠捐納而取得出仕資格的機會變多，對國家與政策的影響力自然增強。商人有錢，不管是出於自抬身價還是熱心公益，往往也多支持文化活動，自然也讓社會有變動性的發展。 最後，我們不妨蛇足一下說：「大分流」隱喻著分流（divergence）分得太開了，暗示著難以再次合流（convergence）、再走同一條路的可能性。就這點來說，恐怕與事實出入很大。在《大分流》原書於的二○○○年出版時，當時的國際經濟還是西方世界（歐美以及步武歐美的經濟體）顯著領先世界其他部分的年代，但是二十年後，中國經濟及華人資本家的崛起卻已大大改變了眼前的面貌。大分流說不定正在走向一個死亡交叉――反向大分流（anti-divergence）前的合流（convergence）。 其實，也正因為華人在科學、工業與經濟……等多方面的表現都不再落後於歐美，因此十八世紀後發生「大分流」的究竟更加惹人關心。對很多人而言，在二十世紀思索這個問題和在二十一世紀初思索同一個問題，不但是兩樣心情，顯然也可能提出不同的說法吧！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Part I　有著驚人相似之處的世界 第一章　歐洲領先亞洲？從人口、資本積累與技術解釋歐洲發展（節錄） 在十八世紀之前，世界許多地方已有類似蒸汽機的發明，只是它們始終被當成是奇珍異物，沒什麼實用價值。中國人老早就懂相關的基本科學原理（知道大氣壓力的存在），老早就掌握與瓦特的裝置極類似的某種雙動活塞／汽缸裝置（作為中國「鼓風爐」的一部分），以及把轉動變為直線運動，其精良程度並不遜色於二十世紀前任何一種裝置。 尚待改良之處，就只剩用活塞來轉動輪子，而非用輪子來推動活塞（在風箱裡，活塞運動是為了送出熱氣，而非為了驅動輪子）。一六七一年，有位耶穌會士在紫禁城展示了可運行的蒸汽渦輪驅動車和蒸汽船的縮小版模型，而這個設計似乎同時參考了西方與中國的模型。於是，從純技術的角度看，這個最重要的工業革命技術本可能在歐洲境外也發展出來。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類似，都存在著需要紓解本地木頭供給吃緊情況的誘因，也存在著先進技術和高度商業化的經濟。而當我們拿兩者相比，就會發現歐洲的優勢之處，主要是在整體的技術水平與地理上的偶發事件，而非整體經濟的市場效率上有什麼優勢。 西歐在十八世紀領先世界的重要技術，也就是英國獨步世界的技術。採礦技術是其中之一，但像時鐘製造、槍炮製造、航海儀器等其他技術，其重要性則非一眼就能看出。 中國整體採礦業的歷史，特別是採煤業的歷史，有點令人費解。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煤蘊藏豐富，在華北擁有中國政治、經濟、人口中心的漫長時期裡，中國發展出龐大的煤鐵複合體。事實上，根據羅伯特．哈特韋爾（Robert Hartwell）的估計，一○八○年左右中國的鐵產量大概比一七○○年俄羅斯以外歐洲的產量還要多。 此外，這一煤鐵複合體不只規模龐大，還十分先進：例如中國的製鐵業者似乎已懂得製造和使用焦煤（精煉煤），而其他地方還要再過數百年才會發現這東西。然而，在一一○○至一四○○年這段期間，中國北部和西北部遭遇多得令人咋舌的一連串天災人禍打擊：從外族（蒙古人等）入侵和占領、內戰、到嚴重水災（包括黃河一次大改道）與瘟疫等。 十二世紀攻打中國的女真人，往往要求宋朝交出京畿一部分手藝最精的工匠，作為（暫時）停止圍城的代價，而我們並不清楚那些工匠有多少人返回。到了一四二○年後該區域局勢開始恢復某種程度的穩定時，中國的人口中心、經濟中心已轉移到生態上較適人居的南方，且這一改變從未逆轉；十五世紀時，華北許多地方人煙稀少，不得不仰賴朝廷主導的移民以充實人口。 與過去的認知相反，如今我們知道中國的採鐵和製鐵業的確有從蒙古入侵的破壞中復原。新的生產中心在廣東、福建、雲南、湖南出現，西北地區的產量也有某種程度的恢復。一六○○年時，總產量更達到歷史新高，至少四萬五千噸，生產技術上有一些新的進展。 我們不知道有關中國煤礦開採與使用方面的知識，在十二至十四世紀間的天災人禍裡失傳了多少。失傳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晚至十九世紀的中國和歐洲，知識的傳授往往仍是透過師徒間的口授而非透過形諸文字的記錄。而隨著中國大部分煤礦床所在的區域變得停滯落後、遠離主要市場近而無法與其他行業的工匠有相輔相成的互動，有多少知識被束諸高閣或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也是不得而知。採煤業在中國依然重要，但它再也不是一門先進的行業。 十八世紀的長江下游是當時中國最富裕與森林砍伐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該地區透過河路、海路貿易買得了木頭和作為肥料的豆餅，進而擴大其原料供給（有了豆餅當肥料，人得以把原本得丟回田裡增加地力的禾草和作物殘餘物當燃料燒）。長江下游的人藉助貿易紓解了燃料吃緊，但並未因此就不嘗試使用化石燃料（這兩種作法在其他地方同時並存，在長江下游很可能也是如此，只是未在文獻裡留下許多痕跡），只不過長江下游的工匠和企業家恐怕也不會因此對煤寄予大量關注，因為不管是在長江下游，還是在長江下游商人經常貿易的地方，煤產量都很少。 華南九省蘊藏的煤，只占當時中國煤蘊藏量的一．八％，華東十一省則占八％；相對的，西北省份中的山西加上內蒙古就占了六十一．四％。在華南幾個地方和華北北京的商貿腹地裡，的確有一些煤礦在開採，但它們大部分規模小，地理位置不佳，無法利用中國最富裕且最渴求燃料的長江下游市場來快速發展。它們也受阻於官方政策的不一致，時不時受到干擾。幾個最大的煤礦床都位在西北，理論上可使長江下游人順理成章投注巨資於生產和運輸改良。 事後來看，如果能把那些西北煤礦床與長江三角洲連結起來，似乎會有非常大的收益，大到讓人覺得應有人曾努力促成此事。但我們並不清楚如果此事成真，會出現什麼情況；今天的我們已知道煤的用處，因此能想像這類計畫的收益會有多大，但在當時，其中大部分收益乃是事前所看不出的。 與此同時，由於西北的煤礦業普遍落後，煤礦主不大可能知道有其他地方可用來解決他們自身問題的技術發展動態，而且也沒什麼機會遇到在製作時鐘之類專業奢侈品上擁有一身高明手藝的工匠。這類工匠的確存在，而且他們的手藝，甚至他們的人數，似乎沒輸西方這類工匠多少，但他們幾乎都在長江三角洲或東南沿海。即使西北地區的煤礦主已懂得如何改良採礦技術，他們也沒理由認為開採較多的煤會使他們得以拿下大上許多的市場，因為無法克服的運輸難題，他們的礦場仍無法與中國大城裡有錢但欠缺燃料的燃料用戶搭上線。 最後，對中國煤礦主，特別是西北地區的煤礦主來說，其所面臨的最大技術難題，基本上就不同於英格蘭的同行。英格蘭的礦坑時常積水，因此需要強而有力的泵將水抽出。中國的煤礦場比較沒有積水的問題，反而時時受苦於太乾燥而導致自燃的隱患，這也是《天工開物》（這個時期中國最重要的技術手冊）的編纂者宋應星最念念不忘的困擾。 但即使存在較有效的通風方法來減輕這個困擾，或者礦工不惜為了對煤的強烈需求而冒高度危險入坑採礦，通風技術還是無法像英國的蒸汽機那樣，既抽出煤礦裡的積水，也有助於解決煤（和各種物品）的運輸困擾。因此，儘管中國的技術、資源和經濟條件，在催生煤／蒸汽革命上，未必遜色於整個「歐洲」，但中國境內天然資源的分布情況，使得這類革命發生的機率低了許多。 歐洲技術創新上的突飛猛進，肯定是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這話本身其實是種套套邏輯），但在把這技術創新說成遠非十八世紀其他社會所能匹敵之前，或在把它說成歐洲後來稱雄世界的唯一原因之前，我們應謹記英國煤和蒸汽機之所以能引領工業化，其實要大大歸功於它們兩者地理相近和同時並存的這些偶然因素。 事後來看，如果說歐洲賭對了馬，那麼使歐洲贏得賭注的因素似乎得歸功於偶然條件，具體點來說，與英格蘭的條件（大部分是地理條件）密切相關。光從歐洲在科學、技術、哲學上的傾向去解釋工業革命，似乎無法盡詮其原委；而所謂兩地在經濟建制與生產要素價格上的差異，似乎大部分也無關緊要。 最後，誠如在後面幾章會理解到的，若非其他特定的資源難題也得到解決（這大半要歸功於歐洲征服世界其他地方），這一能源上的突破性發展本有可能被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歐洲人口的急速成長給吃掉。煤和殖民地使歐洲得以減輕來自資源的約制，但若單靠其中一項，作用都會大大遜色；若非兩者皆有，光靠歐洲的其他創新，也不會創造出一個土地有限但人均成長還是無限持續的新世界。

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衛城出版 書系：藍書系 出版日期：2019-07-03 ISBN：9789869716529 城邦書號：A1690083 規格：平裝 / 單色 / 576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