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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的未來下注:經濟學家與生態學者的警世賭局──我們將會邁向繁榮,還是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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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人類的未來下注:經濟學家與生態學者的警世賭局──我們將會邁向繁榮,還是毀滅?

  • 作者:保羅.沙賓(Paul Sabin)
  • 出版社:臉譜
  • 出版日期:2015-10-06
  • 定價: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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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2013年比爾.蓋茲推薦七大好書之一《新科學人雜誌》年度最佳科學類著作 普立茲獎得主丹尼爾.尤金、《再見,平庸世代》泰勒.柯文、《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自然》雜誌等鄭重推薦 「是誰讓我們以為,經濟與生態是零和遊戲?」 —經濟與生態之間,為何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又或者,這道鴻溝只是我們的想像? —跟著牽引當代經濟、環保思潮的兩位宿敵:經濟學家朱利安.賽門和生態學者保羅.埃利希, —回到衝突的開端年代,重新省思經濟與生態關係,借鏡歷史,探尋當代危機的解決之道。 一九八○年,信仰自由市場、科技力量的經濟學家朱利安.賽門, 公開挑戰因提倡環保、警告眾人末日即將來臨而聲名大噪的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 兩人以五種金屬的價格漲跌為標的,約定了一場為期十年的賭局, 背後代表的即是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 「人類能以科技發展克服自然限制」,或者「人類若不理會自然限制,終將自取滅亡」。 本書即以這二位學者的生平與思想為主軸, 深刻而全面地爬梳了二十世紀後半環境與經濟的衝突。 從六○年代環境運動的萌芽、七○年代環保風潮全盛期,到八○年代後崛起的反環保風潮, 作者呈現賽門與埃利希兩派的極端見解, 如何牽引著舉國上下的思想甚至三任總統的政策走向, 並導致今日全球環境主義者與其批判者之間產生難以跨越的鴻溝。 藉由本書,我們能重新思考,難道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真的無法兼顧? 水火不容的兩派人馬,又該如何攜手向前,走出正確的道路? 台灣專家學者共同推薦── 王道還 生物人類學者 張鐵志 《報導者》共同創辦人暨總主筆 周偉航(人渣文本) 作家 鄭國威 PanSci泛科學總編輯 林子倫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李明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李取中 《The Big Issue Taiwan 大誌》雜誌總編輯 李家維 《科學人》雜誌總編輯 邵廣昭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兼系統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執行長 高文媛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七○年代末,一個冬日的週末早晨,家裡冷得讓人直打哆嗦。」作者猶如小說般的開場自序,在童年記憶的引領下,逐步帶出一個人們反覆辯證的疑問:終究人類與地球該邁向什麼樣的未來?藉由一場生物學家與經濟學家的賭注,歷史學家保羅.沙賓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透過清晰易讀的記述方式,讓我們彷如親歷其中且共同思辨這個主題。」──李取中,《The Big Issue Taiwan 大誌》雜誌總編輯 美國知名人士、學者及刊物 鄭重推薦── 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令人驚豔的視角,來理解現今世上一個相當「邪惡」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全新的觀點來理解為何人類在面對艱鉅挑戰時,總會深陷於政治鬥爭的泥淖,而非聚焦於解決問題本身。──比爾.蓋茲(Bill Gates),微軟創辦人 保羅.沙賓透過描述預言人口爆炸的保羅.埃利希與擁護科技市場的朱利安.賽門之間的衝突,以及他們的知名「賭局」,清晰而富創意地爬梳橫跨半個世紀的環境政策鬥爭。本書也為我們提供一個非常有價值且合時宜的架構,來理解當代的重要環境辯論。──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普立茲獎得主、《石油世紀》作者 增長見聞、魅力十足且可讀性極高。──泰勒.柯文(Tyler Cowen),《再見,平庸世代》、《大停滯》作者 一本清晰易讀且充滿洞見的著作,記錄了美國從六○年代開始針對全球人口及資源議題激烈的政治辯論,以及兩個對彼此來說無可取代的宿敵。──J.R.麥克尼爾(J.R. McNeill),《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二十世紀的世界環境史》作者 本書精彩萬分、聚焦精闢且極度有趣。保羅.沙賓透過高度自負的兩位主角的著名賭局,設法將之與我們在處理當代環境危機時可能遭遇的根本問題作連結。──理查.懷特(Richard White),歷史學家、麥克阿瑟獎得主 有價值且洞察深刻。──《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一部和長久以來的政治議題有關的歷史學術作品,相當嚴謹,讀起來卻又像是一本小說,角色形象鮮明、引人入勝。──《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這是一本概念卓越的著作。透過保羅.沙賓引人入勝的記述,我們能看見對環境與資源威脅的兩種極端立場,而這也是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正在面對的。──《新科學人》雜誌(New Scientist) 透過賽門與埃利希的賭注,《對人類的未來下注》描繪了兩人的生平,以及美國在過去半世紀的政治環境史,為我們講述了一段相當有啟發性的故事。——《自然》雜誌(Nature)

目錄

第一章、拯救世界的生物學家 第二章、對於成長的夢想與恐懼 第三章、傾聽卡珊卓 第四章、樂觀主義的勝利 第五章、兩極化的政治 第六章、對地球的未來下注

序跋

  一九七○年元月初,一名留著黑短髮、蓄落腮鬍的高瘦男子,在美國NBC電台脫口秀節目《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中,與主持人強尼.卡森(JohnnyCarson)並肩而坐。他是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三十七歲的史丹佛大學生物學教授。保羅在座位上微微向前傾,向全國觀眾說明正危及人類與地球的重大威脅──人口過剩。早在兩年前,埃利希便以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Bomb)聞名。「養活全人類的奮戰已經結束了。」埃利希在書中警告世人,並預言上億的人「將死於饑荒」。他在《今夜秀》節目的首度曝光,使他一躍成為美國的良心預言家,專門預測即將降臨人間的災難。   卡森向全美觀眾介紹埃利希的同時,全新的環境主義也降臨在這塊土地上。尼克森總統透過該月的國情咨文,對國會與國人表示「一九七○年代的大難題」即是美國人能否「與自然和平共處」。當時適逢第一次世界地球日的前三個月,尼克森也正著手準備創立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撇開他對未來的悲慘預言,埃利希還算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來賓,機智、自信且滿面笑容。因此,同年二月和四月,埃利希再度受邀上卡森的節目。每次節目結束前,卡森都會在螢幕上秀出「人口零成長」(Zero Population Growth)的地址──埃利希為了倡導人口控制所創辦的組織。每天約有一千六百封郵件,湧入位於加州史丹佛附近洛斯阿圖斯(Los Altos)的總部。很快的,該組織在全美擴展至八十個分會。   此時,一位住在伊利諾厄巴納市、沒沒無聞的三十七歲管理學院教授朱利安.賽門(Julian Simon),對於埃利希的表現十分妒忌且不安。當卡森詢問埃利希人口成長與食品供應的關係時,埃利希說:「這很容易回答。」人口成長,食物就會愈來愈少。埃利希宣稱:「想避免會導致百萬人餓死的饑荒,為時已晚。」   然而賽門則認為,人口成長和食物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單純。這位在芝加哥受教育的經濟學者,最近發表了他的觀點,認為加工過的魚、黃豆和藻類可以「製造足夠的蛋白質,低價滿足現在和未來的需求」。相對於埃利希看見逐漸逼近的饑荒,賽門則在進步的科技中,看到得以解救許多國家面臨嚴重缺乏蛋白質的一道曙光。分配確實是一大挑戰,然而賽門卻認為,世界各地的新興人口不一定會造成全球食物短缺。   賽門一個人坐在客廳,一邊看著全美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注視著保羅.埃利希激賞的模樣,一邊發著牢騷。他後來更表示那主持人的表情根本是「一臉呆滯」。   賽門和埃利希代表了一九七○年代針對未來的兩種極端論調。埃利希的預言凸顯了那個時代新興的環境意識,而賽門的懷疑論,則點燃保守派對於聯邦機構監管擴張的反彈。十年內埃利希知名度逐步攀升,寫作與演說邀約不斷。他前後至少上了二十次卡森的節目,這是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曝光機會。同時,他也替《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撰寫專欄,在《花花公子》(Playboy)與《閣樓》(Penthouse)等雜誌與讀者分享對於饑荒與人口成長的憂心。埃利希針對核能、瀕危物種、移民與種族關係等各方面皆有評論。他慨然譴責「瘋狂追求成長的經濟學者與一心只有利益的商人」,警告世人留心因爭奪有限資源而起的「社會浪潮即將到來」。   另一方面,賽門多年來則都扮演著受挫又慘遭忽視的旁觀者。「我能做什麼?去和五個人宣揚理念?」他後來這麼問。「有個男人帶著環境主義分子的狂熱信仰拉攏觀眾,我感到徹底的無能為力。」如此憤恨的背後有個相當諷刺的事實:一九六○年代晚期,賽門也曾大力鼓吹減緩人口成長。他曾發表研究指出,節育對於想提高收入的國家來說是「極佳的經濟交易」。他運用自己的行銷專長,增進家庭計畫的效率。然而,埃利希於一九七○年在電視上曝光時,賽門改變了主張。他不再相信人口成長將是一個問題。相對於埃利希的末日預言,賽門認為更多人意味著更多的點子、新科技,以及更好的解決方法。與其說會引發世界危機,人口成長反倒會解決這項危機。賽門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指標著作中表示人類是終極資源(The Ultimate Resource)。   一位知名的環境主義者,與一位鮮為人知的懷疑論者,於七○年代末正面交鋒,使得這個十年結束在一場他們永遠脫不了關係的賭注。一九八○年,賽門在《社會科學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上直接挑戰埃利希,相互較量對未來遠景的預測──一方認為人口過剩將帶來末日且令人恐懼,另一方則樂觀看待這樣的發展。   埃利希同意和賽門打賭,他賭鉻、銅、鎳、錫、鎢的價格將在未來十年內上漲。這是個簡單的千元賭局:五種工業金屬在十年內價格會上漲還是下跌,然而其代表的意義很大:埃利希認為金屬價格將會上漲,證明人口成長導致資源匱乏,進一步支持他對政府呼籲的人口計畫及資源消費限制政策。埃利希的堅定信念,反映了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貿易限制後的普遍觀感,那就是全世界都面臨重要資源消耗殆盡的危機,以及各方面的有限成長。賽門則強調市場和新科技,將使金屬價格下跌,證明社會並未面臨資源限縮,人類福祉也在穩定成長。這場賭局的結果,不是會為埃利希反對人口成長及對環境災難的看法背書,就是會促進賽門對新科技與市場力量能為人類帶來資源的樂觀看法。   埃利希與賽門在二十世紀晚期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拉鋸之間立下賭注。人們忙著在學術期刊記載這件事情的同時,這場賭局也和發生在全美的文化衝突相呼應,並反映了一九八○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與其共和黨對手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迥異的主張。吉米.卡特是施政者,愛好自然,擁抱環保且相信限制,主張資源有限。他認為美國必須調整國內資源消耗與產品製造,因應「急速縮水的資源」。卡特貢獻出珍貴的政治資本,企圖改變美國能源政策,認定這是全國必須優先實施的策略。   相對的,雷根則信誓旦旦保證將要重振美國勢力。雷根堅持資源並非真的有限,不應以此為美國的未來畫地自限。他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宣誓參選時批評道:「有些沒沒無聞、無可辨識的﹃專家﹄竄改了當代歷史,而他們所作的評估︙︙讓我們相信我們對生活品質的高標準︙︙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自私的揮霍而必須捨棄,因為我們共同面臨著資源匱乏。」雷根相信一九七○年代的環境法阻礙了國內的經濟成長。他選贏卡特、接掌白宮後,立刻下令延遲上百件新法規,規定各部門首長複查並撤銷多餘的規定,其中許多與環境相關。   尼克森的「環境十年」至此畫下句點。雷根對聯邦法規的激進反對運動,也促使兩黨結束合作,這樣的合作關係,顯示環保運動早期是成功的。美國山巒俱樂部(The Sierra Club,美國最大且歷史悠久的環境保育團體,一八九二年成立於舊金山。)與其他倡導團體的成員則數量激增,一方面譴責雷根,一方面試圖將雷根政權任命的保守派人士逐出辦公室。全國上下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分裂成「謹慎」和「樂觀」兩種。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以及民主與共和黨之間的分歧,和埃利希和賽門的賭局背後代表的問題掛勾:美國和地球究竟是否正面對環境災難?資源是否正在短缺,人類因而被迫節約?而美國的成長,是否亦有其自然限制?這些與人口成長、資源和人類命運有關的問題,衝擊著長久以來的既定認知。   埃利希對於人口成長的恐懼,使得托馬斯.馬爾薩斯牧師(the Reverend ThomasMalthus,一七六六年∼一八三四年)的論點再度被提出討論。馬爾薩斯是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曾在他於一七九八年發表的一篇著名論文(編按:即為《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宣稱「人口增長」已遠超過「地球供養人類的能力」。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數量急遽增加,而地球的供養能力卻只能緩慢遞增,這種以指數成長的人口與地球有限生計之間的固有矛盾,使得人類注定得面臨嚴酷的災難。馬爾薩斯陰鬱地寫道:「自然法則中無所不在的必然性,」使得所有動植物都有著「預定的約束」。有限的供養力將透過「折磨人的必然法則、苦難以及對苦難的恐懼」限制人類數量成長。馬爾薩斯的人口成長、自然限制,與對生存的掙扎觀,皆影響了十九世紀中葉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與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等人透過天擇(natural selection)解釋的演化論,並在一個世紀後受到保羅.埃利希等生物學家信奉與擁抱。   然而,馬爾薩斯早期卻受到如英國哲學家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等人的抨擊,如同預見賽門對埃利希的批評般,嘲笑馬爾薩斯認為人類注定遭逢苦難的信念。戈德溫於一八二○年時便寫道,馬爾薩斯無情的人口成長理論,只不過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顯然毫無論述基礎」。戈德溫認為,人口將遠比馬爾薩斯預測的成長速度還要緩慢許多。他同時也相信,人類並未對地球大多數資源造成擠壓,地球足以在科技沒有太大進步的狀況下支持九十億人口的生存。其他於十九世紀批評馬爾薩斯的人,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則主張農業生產力可以「藉由資本、勞力與科學的應用無限制增加」。恩格斯宣稱:「可任由人類揮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而十九世紀工業革命與農業快速發展,的確短暫證明了馬爾薩斯的理論可能是錯誤的。世界人口從十九世紀初的約莫十億人,增長到一九六○年的三十億人左右。但埃利希與同時期的人,始終堅持馬爾薩斯相信的審判日只是延期了。埃利希與其他新興人口超成長預言家,因此被稱作「新馬爾薩斯人口論者」。這群人相信馬爾薩斯的警告:在不斷增加的人口與有限的食物供給之間,存在著無可逃脫的裂縫。   賽門駁斥埃利希的馬爾薩斯論思想,而他的這種觀點同時也帶出了一些神聖而古老的、甚至帶有點宗教性質的問題──人類生存在地球上的意義為何?我們該如何衡量人類社會的成功?賽門深受英國哲學家傑洛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哲學影響。邊沁提出的觀點是:社會中「衡量對錯的標準」理當是要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順著這個邏輯,賽門張開雙手擁抱持續不斷的人口成長,因為這代表有更多人可以過著有生產力、有意義的人生。邊沁同時也表示「兩個最高主宰──痛苦和愉悅」掌控了全人類,並認為善(good)的定義就是能使愉悅極大化、痛苦極小化的事物。賽門並未真正提及「痛苦與愉悅」,但他也將人類福祉放在他的道德世界中心。賽門透過人類平均壽命、疾病普及率、食物與工作普及率、國民平均收入等指標來衡量社會進步的程度。但埃利希拒絕以這些過於簡化的計算方式衡量一個社會的成功。埃利希認為人類並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他認為我們必須接受自身在更廣大的大自然均衡之中的角色。埃利希也不同意賽門的樂觀預測。他警告人類,若繼續走相同的道路,人類終將邁向更嚴重的災難。   埃利希與賽門的衝突因而承接了這場長久以來的無解論戰。但這場賭注的構成卻相當符合時勢。隨著將由自然資源的冷硬價格決定出贏家與輸家,這場賭注儼然是美國政治當前越趨兩極化論述的縮影。政客和評論者不針對政策選項做出冷靜細膩的評估,反而將複雜議題簡化,逐漸導出彼此相反的主張。因為缺乏努力整合、協調彼此間的矛盾,生物學與經濟學提出的重要觀點往往相互牴觸,對於自然限制或市場力量過度浮誇的主張,更加強了衝擊的力道。社會的價值觀及面對社會風險在態度上的潛在差異往往未受到重視。缺乏深度的衝突使狂熱分子心滿意足且充滿動力,卻癱瘓了立法,深化了政治敵意。舉例而言,始於一九九○年代的針對氣候變遷越演越烈的政治辯論,便落入了人口成長與資源短缺辯論的窠臼,一如埃利希與賽門的論戰。在這樣的兩極化論述中,氣候變遷不是成為神話,就是人類文明可能的終結者。我們是否還能以其他方式思考未來?理解賽門與埃利希之間的分歧,將帶領我們跳脫非黑即白的道德觀,以及對環境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即便相互牴觸,兩個人強而有力的論述之下都有著經過深思熟慮的重要觀點。這場賭注最終都帶給了雙方警示,或許能引領世人對未來進行沒那麼激烈,卻更有效、更有希望的對話。

內文試閱

第一章、拯救世界的生物學家
  一九六八年冬,長期擔任山巒俱樂部執行長的大衛.布拉爾(David Brower),從廣播節目中聽見埃利希預言地球面臨的災難:食物短缺與饑荒、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擁擠的地球上逐漸增加的衝突。於是,布拉爾邀請這位當時年約三十五歲的史丹佛生物學家,希望他將他的觀點一一寫下,由巴蘭坦出版社(Ballantine Books)出版為山巒俱樂部平裝本系列的其中一本,而埃利希同意了。出於一股熱忱,埃利希與他的妻子安緊密合作,在幾個月之內火速完成底稿。埃利希「極盡瘋狂之能事」,在短短幾星期內寫成草稿,並商請朋友替他修潤。於是,《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書於一九六八年中旬出版,而埃利希為該書的唯一作者。埃利希表示,出版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可以「使人口危機成為今年選舉的熱門議題」。埃利希在寫給朋友查爾斯.貝奇(Charles Birch)的信裡提到:「至少在接下來這一學年裡,我將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他決心要改變美國人對於人口議題的思考模式。   埃利希透過《人口爆炸》將訊息傳遞給了相信人類將面臨嚴酷未來的讀者。該書出版的同一年,甘迺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遭暗殺,華盛頓特區、芝加哥、堪薩斯市皆傳出暴動,學生亦在巴黎與墨西哥市等地發起抗議。同時,越戰死亡人數也攀上新高峰。在這些災難之上,埃利希雪上加霜地警告可能發生「廣泛的饑荒」,呼籲進行「徹底的手術」以根除失控的「人口成長癌」。埃利希將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的危機描繪成一則更巨大的故事。埃利希表示,過去四個世紀以來,人類經濟不斷成長,然而「這種發展很明顯已經結束了」。他呼籲讀者將一切關於社會問題的爭議歸因至人口總數:汽車排放廢氣造成空氣污染,而人口過多則是導致車輛過多的根源;更多的嬰兒出生,意味著需要更多學校,也就是更多的教育公債(編按:美國地方學區為了建設學校,基於財源不足所發行的債券。)需要償還。埃利希警告世人,為維護社會福利,出生率必須與死亡率達成平衡,否則「人類將走向滅絕一途」。   《人口爆炸》在全美暢銷,三年內便再刷了二十二次,埃利希因而成為家喻戶曉的環境議題演說家,來自各界的演講邀約不斷。在人口超載的框架之下,埃利希同時也宣導其他認為會限制未來食物生產的威脅,如過度消費、殺蟲劑的使用、疾病與生態的局限等。許多環境分子紛紛認為,伶牙俐齒又滿懷熱忱的埃利希是「我們的最佳戰友」。埃利希的幽默感無所不在。某個感恩節早上七點鐘,他在舊金山電視節目中接受觀眾的叩應時,一位女士打來告訴埃利希:「素食就是所有問題的解答。」他當下即回應:「除非吃沙拉會讓男性性無能。』埃利希也曾開這種玩笑:「我們該怎麼稱呼那些以計算安全期來避孕的人?──父母。」埃利希十分能言善道,恰好和那種為了解釋論述絞盡腦汁的典型學者相反。為了確保《人口爆炸》能夠吸引最廣泛的讀者群,埃利希付了十塊美金給他當時十二歲的女兒,請她閱讀底稿並標記出所有困難的段落。   很快的,埃利希便行程滿檔,從一名科學家搖身一變成為名人。他的演講費漲到每場上千美元(約等同於二〇一三年時的六千美元)。電視和廣播節目紛紛訪問他,出版商也向他邀約出書。一九六八年八月,埃利希告訴一位朋友:「我最近花在廣播和電視台的時間,好像要比在床上來的多。」當月某天,埃利希在華盛頓特區從早上七點到半夜,一共上了七家電視台和廣播,外加午餐時間與一位新聞記者的訪談。埃利希解釋:「這本書讓我多了許多機會,在大眾媒體前砲火全開,我勢必要好好利用這些機會。」書出版後的一年間,埃利希的瘋狂步伐把他逼得又累又病。醫生限制他出席活動,但他根本沒把醫生的話放在心上。單單一九七〇年,他就進行了一百場演講,參加兩百個廣播和電視節目。每個行程埃利希都帶回了一大堆的信件,滿載著許多人的建議或疑問。埃利希達成了他的目的,站上了舞台的正中央,擁有為數眾多的觀眾和讀者。其後的生涯裡,他只花了一部分時間做生物研究,將大部分的時間與心力投注在寫作和演說人類與自然世界岌岌可危的關係。    保羅.埃利希成長於紐澤西近郊,當時核能與化學產業剛起步,郊區正蓬勃發展。他的父親威廉是名襯衫銷售員,母親露絲則是家庭主婦,畢業於賓州大學。一九四一年,當保羅九歲、妹妹莎莉四歲半時,他們一家從費城搬到紐澤西的楓林鎮(Maplewood)。楓林鎮有著安靜的街道與絕佳的學校體系,而埃利希家則是從鄰近城市搬來此地的猶太家庭之一,他們甚至在鎮上高中正對面買下了一棟房子。威廉時常出差,帶著他的襯衫樣本四處奔波。他們搬到紐澤西幾年後,三十多歲的威廉罹患了霍奇金淋巴瘤症。他勞心勞力的工作與疾病,使得照顧小孩的重擔幾乎都落在露絲肩上。淋巴瘤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帶走了威廉。威廉不是那麼在意保羅小時候對昆蟲和蝴蝶的興趣,露絲卻鼓勵兒子盡量到戶外探險。露絲是位堅強而溫暖的女性,和她的兒子一樣「一點也不笨」。威廉死後,她又重回費城教授英語和拉丁語課程。       青少年時期的埃利希,常常拿著蝴蝶網在楓林鎮上閒晃,探索大自然的奧妙。他在佛蒙特州參加暑期夏令營時,第一次學會抓蝴蝶和保存蝴蝶標本。他覺得蝴蝶「很美」,也很喜歡收集東西。蝴蝶標本很快就塞滿了他房間裡專門放標本的抽屜。養著熱帶魚的水族箱則是放在二樓。埃利希甚至一度搬到閣樓睡覺,好在臥房裡挪出更多空間收藏標本。有一次,家裡電線短路走火,露絲特地衝到學校叫兒子回家,把他心愛的魚救出來。十五歲時,埃利希搭乘火車到紐約市,向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蝴蝶收藏員查爾斯.米切納(Charles Michener)毛遂自薦。但米切納沒有多餘的錢聘僱一個高中工讀生,他於是給了年輕的埃利希色彩繽紛的熱帶蝴蝶標本,這些標本沒有標籤,因此對博物館而言不具有收藏價值。   高中時的埃利希已經流露出對科學的早熟天分,勇於挑戰他人的觀點,熱愛田野工作。他總是「非常相信自己」。一九四七年,埃利希年僅十五歲時,他已是為研究蝴蝶而甫成立的鱗翅目學會(The Lepidopterists’ Society)創社成員,也是少數來自紐澤西的幾名會員之一。接下來的一年裡,埃利希在學會印製出版的《鱗翅目季刊報》(Lepidopterists’ News)中,首度發表他的田野筆記。埃利希的三段報告詳細記載了他在楓林鎮,以及曾經度過一整個夏天的馬里蘭州貝塞斯達(Bethesda, Maryland)的蝴蝶觀察。埃利希觀察了超過四百種橙粉蝶標本的眼睛顏色。他對科學的熱情,使他和同齡學童不大一樣。他的母親事後回憶:「埃利希可說是個獨來獨往的孩子。他總是拿著蝴蝶網追捕蝴蝶,大家都會笑他。」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埃利希就知道要跟著自己的靈感走,他對自己理解世界運作的能力發展出了強烈的信念。他看見了大自然中其他同齡的孩子忽略的模式與美感。    紐澤西近郊顯然有著培養年輕環境分子所需的沃土。楓林鎮與其周遭城鎮,是一片與昆蟲對抗的化學戰場。大卡車直直開上街,噴灑殺蟲劑、滅殺蚊蟲。埃利希發現,要找到「沒噴過殺蟲劑的食用植物給毛毛蟲吃」越來越困難。隨後,與殺蟲劑相關的研究便成為他的學術興趣。一九五一年,埃利希在研究所的第一份助理研究工作,就是研發抗DDT殺蟲劑的果蠅。同時,房地產開發商也為了建設郊區住宅,大肆開發紐澤西的農地、山坡地與鄉間小路。埃利希很不樂見紐澤西的地景如此變遷。後來他曾回憶起,他對環境議題的興趣便始於他「眼見劃分好的住宅區取代了他曾經收集蝴蝶的地方」。就這樣,埃利希成為了典型成長在蓬勃發展郊區的環境分子。郊區的田野、林間與後院,在在吸引著這些家庭遷居到此,然而,房地產發展與控制蚊蟲的作為,同樣也威脅了郊區的自然環境,刺激埃利希這類的年輕人發展出政治意識。    一九四九年秋天,埃利希就讀於賓州大學。大學時期的他,對昆蟲和生物的熱忱不變。其中一年,他賃居校外,室友是兩名二戰時期的老兵。他很喜歡和朋友相處,也喜歡讀書,但他形容自己的大學生涯主修「酒和女人」。說話和笑聲都相當洪亮的他,在學生時代許多眾人高談闊論的時刻,自然而然都扮演著意見領袖。人類的未來是話題中常見的主題。正是此一時期,埃利希讀了兩本寫於一九四八年,有關人口超載與資源短缺的著名警示之書:菲爾菲德.奧斯朋(Fairfield Osborn)的《被掠奪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與威廉.發格特(William Vogt)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奧斯朋是紐約動物學會(The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的執行長,而優秀的鳥類學家發格特則強調人類對大自然的依賴。他們紛紛引用幾年前落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強調資源缺乏與人口超載的危險。奧斯朋寫道,「人類和自然的衝突」是一場「安靜的戰役」,威脅著世人,將導致「比誤用原子能還要嚴重的終極災難」。奧斯朋在書中描繪枯竭的森林、減少的耕地及人口成長的危機,警告讀者:「下個世紀若延續上個世紀的作為,人類文明將面臨終極災難。」奧斯朋呼籲人類學習謙卑:「對這些問題的蔑視將告終結。」人類這個「地表上的新力量」必須「認清和大自然合作的必要」。發格特和奧斯朋的觀點一致──人口過多與資源枯竭,將危及人類存亡。發格特在書中表示:「人類毀滅性的開發手段,就像廣島被投擲原子彈後炸開的蘑菇雲一般。」他堅持人類不過是「另一種臣服於生物法則之下的生物」。對年輕的埃利希而言,奧斯朋和發格特的書,無疑提供了他與朋友們徹夜長談的豐富話題來源。他深信,人類和其他生物沒兩樣,都臣服於相同的自然法則,有著相同的資源限制,而人類也正因為這些問題面臨著可怕的風險。    埃利希對科學的興趣逐漸增加,並決定以科學為未來的職涯。一九五一和五二年夏天,埃利希就讀大學二年級與三年級時,他參加西北昆蟲調查隊(the Northern Insect Survey),在加拿大的極地與副極地負責實地監督。大學一畢業,埃利希緊接著進入了堪薩斯大學的生物研究所。他重啟早年對蝴蝶研究的興趣,接受高中時期的良師益友──米切納的指導。米切納當時已從紐約搬到堪薩斯定居。一次的訪談中,米切納回憶並開心地表示,埃利希「吵鬧而傲慢」,但也同時是個「開朗能幹」的年輕人。堪薩斯大學裡,人們都說:「想找米切納,只要去走廊上聽尋保羅.埃利希的大嗓門就可以了。」在這個滿是科學研究人員的社群中,埃利希以他的魅力和社交能力聞名,有著遠超出蝴蝶研究以外的廣泛興趣。   研究所時期的埃利希,邂逅了安.浩蘭德(Anne Howland),一個在堪薩斯大學主修法文的女大學生,比埃利希小一歲。安和保羅讀了一些相同的書,對人口超載有著共同觀點。安成長於愛荷華州首都狄蒙(Des Moines, Iowa),出生在一個愛好藝術和文學的家庭,有著現代都會女性的外表。她的祖母曾參與婦女爭取投票參政權的遊行,而安的媽媽和阿姨,也都非常堅持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安的母親為《狄蒙紀事報》(Des Moines Register)社會版撰寫文章,阿姨則在一家知名的芝加哥廣告仲介商工作。然而,安的教育機會和生涯規畫,卻因為和保羅的關係而受到影響。他們在她大三那年開始交往,幾個月後,兩人便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結婚。他們唯一的女兒莉莎於隔年十一月誕生,她的出生在計畫之外。因此,家中經濟拮据,又多了一名嗷嗷待哺的新生兒,安只得休學在家,專心當傳統的妻子和母親。當時的他們不認為自己還有辦法生養第二個小孩,等到家計可以負擔時,兩人卻已錯過了最佳生育時機。    安的求知欲很強,卻再也沒機會完成學業。她和保羅緊密合作,首度在保羅的博士論文中嶄露繪畫天份,並為兩人於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了解蝴蝶》(How to Know the Butterflies)畫了上百幅的插圖。畫畫是安在家裡忙著照顧小孩的同時,還可以應付得來的工作。保羅後來開始撰寫人口相關評論時,安也一起寫作,最後她自己也成了公眾人物。保羅負責「說」,安負責「出主意」。保羅喜歡拿他們之間異常緊密的合作共生關係開玩笑。個性外向的保羅,喜歡在人群中讓人開懷大笑,而早婚的安,則習慣在保羅背後默默做事。    一九五九年,保羅結束在芝加哥的博士後研究,和安帶著莉莎搬到了加州帕羅奧多市(Palo Alto)。保羅開始在史丹佛大學生物學系任教,為他往後超過五十年的教學研究生涯起了頭。他的人口生物學研究,後來衍伸成為幾百篇的科學論文,包括一九六五年由他和史丹佛的同事彼得.瑞文(Peter Raven)共同撰寫、頗具影響力的一篇論文。該篇論文隨後發展出「共同演化」(co-evolution),亦即動植物在一系列適應性防衛和反應(adaptive defenses and responses)中共同演進的相關研究。埃利希論述的強度,以及他所提出的新生態科學,可看出他將注意力放在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埃利希和瑞文等生物學家告訴大眾生態系統如何運作,並記錄快速變遷的環境、對瀕危生物的威脅,以及DDT等有毒物質如何透過全球食物鏈在各地遷徙。    埃利希在史丹佛大學發展出一套成功的研究計畫,使他成為二戰後世代的生物學家其中一員。這些生物學家在更廣闊的政治背景下看待自己的工作。瑞秋.卡森於一九六二年出版《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後,大眾開始對化學殺蟲劑帶來的危害感到憤怒。這股憤怒恰恰將大眾的關心,推向了新的政治環境主義。埃利希擁抱環境主義,將之視為世俗宗教。他找到了實現人類道德義務,維持自然和社會以及生態系統之間平衡的方法。他形容自己的政治發展是「自然的進展」。「我並非是某天平白無故站起來說:『老天,我要讓所有人不再做愛。』而是一連串的事情累積的結果。」和一九六〇年代多數的美國人一樣,埃利希逐漸開始質疑,既然政府和企業都選擇了隱瞞新化學和核能輻射的風險,那麼他們究竟能否信賴這兩方會對生態危機做出有效回應?他積極宣傳,呼籲美國人更加重視簡單生活,放棄使用有風險的科技,還有奢侈浪費的消費行為。   一九六〇年代中,印度的食物危機喚醒了埃利希,促使他從實地的田野研究來到了大眾面前。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間,保羅領取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金,和安搬到澳洲住了一年。一年將盡之時,埃利希全家到印度旅行幾個禮拜,這也是他們走訪泰國和柬埔寨之旅的一部分。就在同時,新聞報導警告隨旱災與穀類生產不足而來的「大型饑荒」,威脅著印度上百萬人民的性命。原本保羅希望在喀什米爾地區取得蝴蝶標本,卻意外發現該地區「過度放牧」的問題。隨後他們來到了德里。當地隨處可見的貧窮群眾,震驚了埃利希,深深影響了他的思考。「理性上,我研究人口超載很長一段時間了,」埃利希在《人口爆炸》的開頭如此描寫他的印度之旅,「卻在幾年前德里的一個悶熱夜晚,才真正了解了這個問題。」   太太、女兒與我一起搭乘一輛老舊計程車,打算回到我們歇腳的飯店。車上座位跳著跳蚤,車上唯一還能運作的設備只剩下三檔。車子駛過城市,我們進入了擁擠的貧民窟。溫度少說也有三十八度,空氣中滿是煙塵。街道上滿滿都是人,有人吃東西,有人東看西看,有人在街上睡覺;有人觀光,有人爭吵,有人尖叫。乞討者將手伸向計程車窗。有人隨地大小便,有人試圖攀住公車,也有人在放牧。人,人,人,除了人,還是人。我們的車慢速通過人群,喇叭按個不停,所有的灰塵、噪音、熾熱和從廚房飄來的油煙,交織成一幅地獄般的景象。    埃利希擔心自己能否順利抵達下榻的飯店,他承認自己就只是「不習慣在印度所見所聞的事物」。他們在德里街上的感官經驗,同樣也給了埃利希一種混亂的「人口超載感」。埃利希對印度街道景象的反感,許多西方遊客也感同身受。他直覺地抨擊人口數量,而非詰問當地文化與政府的管理統治,顯示了正在改變的西方思考模式。    埃利希認為人口成長對資源所造成的壓力,將會壓過所有科技進步,農業創新亦將遭遇人類所無法克服的自然限制。他批判「心胸狹隘的同事提倡愚蠢的萬靈丹,認為可以輕易解決世上所有食物問題」。有了來自私人企業與政府的資金補助,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等農業經濟學者,著手尋找使用肥料、農藥和種植新作物的方法,企圖大幅提高農產量,這後來被稱作「綠色革命」。布勞格於一九七〇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成功研發高產量、抗病蟲害的小麥種類,使印度當地的穀類產量激增,緩和了食物危機。埃利希認為,食物產量增加,最好的情況也只是讓社會大眾多出了一些時間,針對人口增長問題採取適當行動;最糟的情況,是綠色革命將讓事情變得更糟,使未來「人口問題爆發時,我們將會有更多的人」。埃利希於一九七〇年一月寫了封信給農業經濟學家樂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他在信中表示像是對殺蟲劑漸增的抗藥性等「生物因素」,將使得綠色革命「在不久的未來結束」。他也苦惱地發現,綠色革命的成功使得許多人誤以為「人口問題已經解決」,以及「不管有多少人」,未來地球都可以餵得飽人類。    埃利希對人口超載與饑荒的恐懼,反映出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菁英們的普遍顧慮。世界人口從一九五〇年的二十五億人,成長到一九六五年的三十三億五千萬人,因此,許多評論者都不約而同質疑地球究竟能否支撐這麼龐大的人口數。《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一九六五年時宣布世界人口已經超越了地球的食物供給,饑荒已然開始。該雜誌宣稱,即便是「最有效的對策」也無法反轉現況,「全球災難」將在十年內降臨。雜誌報導,世界饑荒將成為「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十幾年裡,唯一且最具影響力的事實」。美國駐印度大使徹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同意此觀點,他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向美國參議院其中一個附屬委員會表示,腳步漸近的世界饑荒,將是「史上最大災難」的警訊。一九六八年一月開始,大約是埃利希撰寫《人口爆炸》的同時,一個團體自稱是「制止人口爆炸大作戰」,開始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全頁廣告宣傳。這些宣傳的比喻很有啟示錄的意味。其中一則畫著大型計分表,宣稱每八點六秒就有一人「死於饑荒」;一則廣告表示「世界人口已超越地球的食物供應」;另一則廣告是一張嬰兒圖片,上頭標題寫著「對和平的威脅」,並警告「暴增的人口成長,將帶領我們居住的世界走向末日」;另一幅三張連環圖,將地球描繪成一顆即將爆炸的炸彈──而人口控制,是唯一能拆除這顆未爆彈的方法。    這些暴力的隱喻,顯示了全球人口成長問題和美蘇之間的冷戰如何交會。美蘇兩國為了爭奪戰略優勢,不斷透過經濟發展援助,企圖擄獲「第三世界」國家的結盟關係。而人口成長正危及這些針對國際發展所做出的努力。美國執政者相信,饑餓的人民更容易受到共產分子的影響。一九五九年時,一份由國外援助調查的報告曾斷然表示,人口超載與資源匱乏「為共產分子創造了掌控政治和經濟的機會」。想經由國外經驗證明資本主義極富生命力的美國人,擔心他們的努力將在貧窮和飢餓問題中化為泡影。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於一九六六年的一場演講中表示:「當上百萬人心中沒有一絲希望,任何和平或力量都不足以長久支持他們抵抗心中的焦躁不滿。」    「馬爾薩斯災難(Malthusian calamity)可能加深全球衝突」,這樣的恐懼催生了激進的處方籤。威廉和保羅.佩達克兄弟(William and Paul Paddock)在他們於一九六七年出版的《饑荒一九七五!》(Famine 1975!)一書中表示,美國政府的國際食物援助方案,理當採用軍事檢傷分類(military triage)的概念。比方說,接受援助的國家應該分類成「無法救援」(海地、埃及、印度)、「尚可救援」(利比亞、甘比亞),或者「應受援助」(巴基斯坦、突尼西亞)。佩達克兄弟的軍事檢傷分類建議及食物援助限制,在華盛頓首府得到了迴響。詹森總統於一九六六年時,拒絕運送美國小麥至印度救援,直到印度採取了嚴格的家庭生育計畫。總統顧問約瑟夫.卡里法諾(Joseph Califano)表示,詹森總統告訴他:「我才不要把國外援助浪費在拒絕處理自己國內人口問題的國家。」詹森總統和其他美國政策制定者,究竟相信印度發生馬爾薩斯災難的機率有多高──以及他們有多需要利用饑荒來勸使國會繼續執行「糧食換和平」(Food for Peace)出口計畫──是一項歷史爭議。美國的大規模援助是無庸置疑的:兩年內,美國送往印度的小麥超過國內年生產量的四分之一。    印度政府否認「饑荒」的標籤,堅持所有短期的國內食物短缺,都源自於著眼增加工業產量的國家政策。然而,埃利希、佩達克兄弟以及許多其他的美國人,都深信印度的人口成長已超越該國生產食物的能力。埃利希很欣賞佩達克兄弟呼籲以食物援助控制人口成長,將他們提出的方案形容成是「意圖良好的強制政策」。「我最近一直在有關人口危機的演講中,引用佩達克兄弟的話。」埃利希曾於一九六七年這麼告訴同事。埃利希表示自己「相當驚訝」,因為美國人竟然會對將軍事檢傷分類制度應用在國際食物援助上感到「驚恐」。美國政府應該宣布將不再運送食物到印度這樣的國家,「客觀分析顯示,不成正比的食物和人口,已經沒有補救的可能。」一九六八年埃利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這個觀點。他也在寫給澳洲同事查爾斯.貝奇的信中提到:「若未將人口控制列入考量,所有針對低度開發國家的援助,就只是一場浪費而已。」這種言論和觀點嚇壞了許多讀者與聽眾,像是物理學者阿爾文.溫伯格(Alvin Weinberg),同時也是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的執行長,便大力譴責有錢人家的「菁英主義」以及衣食無虞的美國人,把「馬爾薩斯機制」視為唯一能迫使人類降低生育的方法。「人們飢餓時,除了給予食物之外,我們難道真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嗎?」溫伯格認為「今天我們造成的悲慘……都是為了人類長遠的未來」這種觀點「是可惡至極的科學傲慢。」    埃利希對於國外食物短缺的極端反應,包括他同意停止給予這些國家進一步的援助,直接根源都來自於他的科學研究。正如其他許多生物學者一般,埃利希認為人類不過只是動物的一種。他對人口超載的恐懼,也反映在他對蝴蝶數量動態的結論上。蝴蝶在有限資源與外在威脅,例如掠食者與疾病之間的纖細平衡中生存。和緩的「大自然平衡」,並不會穩定蝴蝶數量,相對的,數量在繁榮成長與衰退減少間循環,才是所有物種的特徵。超過一定數量的物種,會因為資源短缺、疾病,或者其它限制人口成長的因素而降低數量。埃利希在一九六九年針對人口超載而寫的〈生態浩劫〉(Eco-Catastrophe)一文中表示:「生物學者對於人口成長的曲線從不陌生,這是一連串從爆發到崩壞的過程。人口因為資源豐富而迅速成長,然後終於食物吃完了,資源也用完了,人口就急速降低,甚至來個大滅絕。」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間的不平衡,終究無可避免地會透過「人類史上最嚴重的災難」而「重新調整」。埃利希警告世人,人口超載將導致饑荒、瘟疫或熱核戰爭(thermonuclear war),提高人類死亡率,並降低過多的人口數。埃利希於一九七〇年時在《奧杜邦雜誌》(Audubon)發表:「人口問題已經爆發了──剩下的就是崩毀。」    許多生物學者也和埃利希一樣,從生物系統和非人類的動物人口推斷人類社會的命運。埃利希同樣研究蝴蝶的朋友,耶魯大學人口生物學家查爾斯.雷明頓(Charles Remington),也將昆蟲數目和人類人口作連結。雷明頓對蟲類十分癡迷,甚至曾在電視節目上生吞一隻蟬,就為了證明牠的美味。雷明頓在研究中,檢視昆蟲數目與植物的關連,發現昆蟲個體在低族群密度中存活得比較好。他認為這個事實帶給人類社會的訊息再清楚不過,那就是人口數量一旦增長,悲劇就很可能發生。簡單來說,人口一多,人類的生活就沒那麼完滿。「我很害怕,」一九七一年,雷明頓在一場訪談中表示:「我害怕在人口達到平衡之前,很多可怕的事就會先發生了。會有廣泛的饑荒、嚴重的污染、為了娛樂用途而導致的土地耗盡、教育只供給付得起錢的人、劣質服務等等問題。」生態學者尤金.奧登(Eugene Odum)如此寫道:「人類生活的持續進步,會因為癌細胞一般的人口成長而受到威脅。」人類好比環境裡的寄生蟲,透過「摧毀宿主」一步步朝滅絕走去。而值得讚賞的是,埃利希、雷明頓和奧登等生物學者,將重點放在對抗人類對大自然逐漸增加的掌控力量,最終導致的一些奢侈浪費的科技計畫,好比一九五〇年代晚期以核爆在阿拉斯加炸出深水港的戰車計畫(Project Chariot proposal)。但另一方面,就如同後來賽門批評的,這些生物學者也顯露了他們對於人類和蝴蝶有多麼不同,還有經濟體系如何可能協助改變資源短缺問題、促進投資與創新的了解十分有限。    美國太空計畫的成功與來自太空的地球照片,同樣也對埃利希和同事造成了影響。地球從月球旁升起、浮在太空中的驚人畫面,激起了對人類存在的全新思維。人類在宇宙中是孤伶伶的,全然依賴地球上有限、共有且脆弱不堪的資源。埃利希於一九六七年的演講中如是說:「第一步,就是要說服所有人去思索,地球好比一艘太空船,它能載運的貨物就是這麼有限。」月球表面的荒涼景象,也讓世人印象深刻。無論是月球、火星還是金星,都無法像地球一樣,支持個體人類的生活,這是一位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大學生物學家蓋瑞特.哈爾丁(Garrett Hardin)的發現。哈爾丁的結論是:「能力有限的世界,能支持的人口也很有限。」人類必須要學會和地球有限的自然資源共處。埃利希、哈爾丁與其他學者呼籲人類急速轉彎,為「太空船地球」轉向「太空人」經濟。一九六九年,為了勾勒太空船的生活樣貌,或說人類共存於救生筏的概念,加州一共有八十九名男女性共同禁食一星期,住在狹小、只有兩個房間的庇護所裡,體驗「人口超載的後果」。   

作者資料

保羅.沙賓(Paul Sabin)

耶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主要教授美國環境史、能源政治,以及政治、法律、經濟史,近年研究主要以美國的近代環境法規的演進及影響為主題。他在2000年時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學位,後至哈佛商業學院進行商業史後博士研究。他曾在許多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並曾獲Ray Allen Billington Award、W. Turrentine Jackson Prize、Robert G. Crist Pennsylvania History Prize等獎項。此外,他也是非營利組織「環境領導人計畫」(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Program)的創始人,訓練及支援由五百名以上高等教育、政府、商界、非營利組織的公共領導人組成的合作網絡,現仍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之一。另著有《原油政治:1900~1940年的加州原油市場》(Crude Politics: The California Oil Market, 1900–1940)。

基本資料

作者:保羅.沙賓(Paul Sabin) 譯者:池思親 出版社:臉譜 書系:臉譜書房 出版日期:2015-10-06 ISBN:9789862354711 城邦書號:FS0050 規格:平裝 / 單色 / 312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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