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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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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奇里雅瑪圖書獎(Kiriyama Prize)得獎作品 ◆普立玆獎得主伊恩強森力作 苛稅、胡同和法輪功,看似沒有任何聯繫,但關於這三者的故事,確是底層中國潛伏的暗流,有如野草般的力量紮根在大地。 「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描述幾個老百姓懷著大無畏的精神,為維護自己的權利並反抗共產黨這頭大怪獸而奮鬥。」——華盛頓郵報 作者強森好像私家偵探,大膽機警的避開中國無所不在的警察和保安,探尋出底層中國因維權上訴而遭遇不同命運的三個平凡中國人的故事。好像三部以維權為主題的推理小說。第一個故事的主題是稅。一個看起來像個農民的陝西地方律師,竟然起訴當地政府向農民徵收苛稅,他被捕入獄,成為農民眼中的英雄。第二個故事的主題是老北京的四合院,這些已有幾百年歷史的住宅被政府和地產商粗暴得夷為平地,換之以摩天大樓。它們的主人被迫遷移,集體上訴,但既改變不了北京的命運,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最後一個故事的主題是法輪功,一位山東老婦人因修煉法輪功而被政府無辜害死,迅速火化,改變了女兒對母親的認識,也改變了這個女兒一生的命運。 作者冷靜克制、不動聲色的描述,呈現出當下中國荒謬的法律體制、令人瞠目結舌的維穩制度以及執法者的殘暴。這本書也改寫了我們對底層中國的想像:其實,它如野草般頑強不屈,充滿韌性的變革動力。這些小人物抗爭不公不義的故事,不管是出自狹隘利益的驅使,還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召喚,都顯示了人類良知無法壓制的力量,也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僅僅維持著一個無縫的表象。 而這些底層的故事,正是中國政治進步的希望之所在。中國的政治進步並非由知識分子用宣言來推動,也非藉由戈巴契夫式的改變,來自底層的維權和緩慢的革命,代表著一股正在撼動中國的力量。

目錄

序言:一日百戰;
第一部分:農民英雄;
第二部分:消失的北京之夢;
第三部分:轉法輪
註釋/致謝

內文試閱

序言 一日百戰

  
  中國的統治者緊張兮兮。中國境內失業率攀升,貪污和腐敗滲透日常生活,他們的對外關係屢屢導致危機。這種緊張狀況往往爆發小型抗議——有時針對政府,有時抵抗外人。通常,這些抗議會在幾天之內結束,也常常受到鎮壓,有時如果幾個領導人遭到逮捕,抗議者的要求也沒有完全獲得滿足,那麼抗議就會繼續糾纏下去。但這些事情從來無法獲得解決,問題仍會不時浮現,就像一具不願深埋地底的屍體。
  
  一年後,這些抗議的週年紀念日到了,有人會舉行紀念週年的儀式,更會提出要求。有些民怨的週年紀念日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那可能會是當初某個腐敗的建設計畫奪去了某個家庭的房子,因此那個家庭紀念那棟房子;也可能是一座村子紀念他們的地方領導人因為反抗舞弊而遭逮捕;或者是數百萬人一起參與的其他類型的紀念活動——悼念某個遭到殺害的學生,或者抗議某個廣受歡迎的宗教遭到政府查禁。
  
  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它的政權所面臨的挑戰,因而試圖牢牢掌控這些活動,所以抗議、逮捕還有拘留的過程無盡循環下去。每一年,受害者都會紀念這些災難;但每一年,政府也會在這些紀念日前後加強控制。漸漸的,這個國家的心理日曆已經成為一連串的瘡痂與痛處的疊合。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和精神首都,大多數的抗議活動都發生在這裡。由於來自廣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的請願者最終都會來到北京,所以它也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在每一個敏感日期,警察會加強巡邏,異議分子會遭到搜捕,他們的電話也會受到監聽。這些跡象不一定顯而易見,只是一旦你弄清楚了,你就不會弄錯:三倍的兵力封鎖外國大使館;警察深夜設置路障,還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進行不定時巡邏;廣大而深邃的天安門廣場被封鎖,唯有出示身份證通過檢查,才能進入。
  
  中國政府並非一直缺乏自信。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之後,共產黨其實頗得民心。一個世紀以來,共產黨讓中國首次結合在一起,讓人民有工作,還重新分配土地。即使災難降臨(旋即降臨),共產黨也不必太擔心動亂。在它執政的前三十年,饑荒和迫害是家常便飯。但極權統治將中國凍結起來,即使人們只是想要舉行小型活動,藉此抗議那些明目張膽的違法亂紀,也是困難重重的一件事。
  
  隨著毛澤東主席於一九七六年過世,極權專政崩解了。三十年來的失敗政策削弱了共產黨。因此,它必須收回對於人民個人生活的控制,准許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藉此贏回人心。過去數十年,這種控制鬆綁成功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卻沒有幫助共產黨贏得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當性。
  
  由於政府不再微觀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人們現在有更多時間旅行、思索並且逐漸提出更多要求。更因為中國人變得富足,也接受了較高的教育,所以開始能夠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形成獨立的權力中心,例如工會、宗教機構和俱樂部。這種「公民社會」的發展促成了上個世紀末東歐共產主義的垮臺。如今,這些團體也在侵蝕中國共產黨的權力。
  
  若說這些紛雜的要求癱瘓了中國領導人,此種看法並非公允之言。中國領導人認為關鍵的經濟問題攸關著他們的生存,所以他們願意在這些問題上努力推進改革。因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舉,彰顯了無論它的國名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堅持實施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中國有股票市場、勞力市場以及比某些已開發國家更加開放的經濟體制。
  
  但是政治力也侵入了經濟這個相對較為中性的領域;經濟改革的進步,必須藉由政治上的革新,因為這樣才能達成真正的市場經濟。簡而言之,這意味著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現象必須以某種方式結束,唯有如此才能讓中國走上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需要公平的司法體制,需要減少貪污腐敗,需要透明的規定。儘管中國政府竭盡所能區分政治和經濟,但是政治和經濟仍然向政府提出相同的要求。現在,政治改革是每一位中國思想家首要的思考課題。這個問題受到廣泛討論,甚至也是中國共產黨討論的重要主題。但如果涉及「政治改革」這四個字的實質意義,這種討論仍是一大禁忌。

就像其他承受壓力的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以民族主義作為解決之道。在這件事上,中國就像十九世紀的德國——衰退、保守的寡頭統治集團們,治理並主宰著發展勢不可擋的經濟體,民眾則因為生活富足和民族主義而得到部分的滿足。中國的民族主義彰顯於某個現象之上:他們有時會因為意識到自己受到鄙視,進而表現出一定規模的民族主義的憤慨。歷代的中國人都被教導一件事:全世界都輕視中國。許多人相信這是事實。這一點讓政府得以靠著某個手段贏得人民支持,那就是讓自己擔任中國最大利益的捍衛者。
  
  但民族主義只能是暫時的慰藉。動亂的真正源頭(共產黨那幾乎不受節制的權力)持續帶來動亂,問題持續浮現,迫使領導人必須竭力應付愈來愈多的需求。這種努力似乎讓政府精疲力竭;由於政治改革根本無法減輕它的重擔,「中國」就像一個人扛著愈來愈重的負擔,它的步伐緩慢下來,只能曳步向前,腰脊漸垂。
  
  這是一場政府不願輸掉的緩慢消耗戰。但無論中國最西邊的勞改營,還是北京商業區小販所賣的玩具兵,都彰顯出中國仍然是警察國家。政府傳達了再清楚不過的訊息:我們非常緊張,甚至十分軟弱,但少管閒事,我們仍可把你制服。
  
  這本書的主題,就是隱藏在中國境內的這些緊張狀況。我沒有貿然預測這些表象何時會破裂。這種預測通常是錯誤的。況且我相信,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可能還會持續多年。但結構性的轉變正在刺耳的進行當中,改變亦勢在必行,更因而爆發了中國內外都能感受到的動亂。
  
  這些壓力多半來自數以千計的中國百姓,他們小規模的向政府提出當前體制無法容許的要求。我們經常期待創造歷史的人物就是像我們一樣的平凡人物。學術界則認為改變將來自大膽的思想家,記者則寄望於勇敢的作家,而政客則渴望遇見中國的戈巴契夫。或許,除了戈巴契夫這一類型的人物,這些人都真的存在於今日中國。
  
  然而,改變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我們鮮少耳聞的人物:決定控告政府的小鎮律師、支持住家遭到政府強制拆除的人,進而挺身而出的律師、嘗試揭露警察暴行的婦女。有些人為了家庭或村子的地方利益而戰,有些人則受到了理想主義的感召。無論他們是否成功,都在中國佈下了改變的種子,協助煽動一場緩慢的革命。
  
  儘管我已經在中國見過許多有趣、勇敢、思想進步的人,但本書將會把注意力集中於三個非比尋常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股正在撼動中國的力量。如果現今的中國政府垮臺或變得更為民主,那將是這類人物努力的結果。不管他們是有心或無意,但都努力轉變了中國原已僵化的政治局勢,亦代表著中國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更象徵著中國農村、都市、靈魂的危機。
  
  這三個故事也毫不意外的涉及了中國稚嫩的司法制度。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前三十年,法律或司法制度派不上什麼用場。爭端由黨居中協調,很少求助於法院。但是經濟改革使得法律不可或缺,因為如果人民和企業想要建立經濟關係,他們都需要清晰明確且具備強制執行力的法律體系。的確,當經濟改革開始後,最先頒佈的法令是一九七九年規定外國和中國公司如何形成合資企業的法令。
  
  但是,中國領導人有更大的野心——他們想要一套可以維持全國秩序的司法制度。這是因為極權主義時代的混亂局勢教會了共產黨,中國需要法令作為抵擋亂局的堡壘。因此,政府著手「建立」一套司法制度。他們於一九八二年訂立了憲法,自此之後,更以令人頭暈目眩的速度頒佈了許多法令:民法通則、合同法、智慧財產法、保險法、物權法、新的刑法,甚至是新的婚姻法。他們成立了法律學校,成千上萬的法官和律師在那裡接受訓練。
  
  正義感非常普及。中國人也興致勃勃的試驗著嶄新的司法制度。在純粹的經濟問題上,有時這套制度非常管用:公司發現法院可以讓合約生效。在另外一些狹小的領域,人民甚至可以成功的反對政府——例如反對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沒有遵守某種程序。但是大體上,中國的法律並不是中性的。法院和法官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不是獨立於政府的掌控之外。政法委經常指示法官如何裁決,甚至憲法也承認共產黨的至高無上。因此,如果共產黨感覺受到來自某一件訴訟案的挑戰,它就會利用法院來達到目的。政府沒有讓法律來治理中國,而是利用法律來統治中國。
  
  儘管如此,中國的生活水平仍然持續上升,教育變得十分普及,人民也更為認識自己的權利。不管共產黨多麼努力,它都無法制止人民要求改變。這樣的結果,導致中國的司法制度變成了一種縮影,映出政府與人民之間浮現的緊張關係以及從底層醞釀出來的革命。
  
  本書嘗試描繪中國政府防不勝防的各種情況,也暗示哪一種更為開放、公平的國家,才是中國人民的民心所欲。兩千多年前,中國哲學家韓非子寫下一篇政治哲學的論著,在那本著作中,他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戰」描述專制制度裡固有的君民緊張關係。正如以下故事所示,戰爭仍舊方興未艾。

第三部 轉法輪


  陳子秀獨自遠行。星期四下午,她躲避鄰居監視的眼睛,在天色漸黑之際悄悄溜出屋子。雖然天氣很冷,但她早已準備露宿街頭,穿上有保暖襯底的厚衣服以及棉質厚底的燈心絨鞋子。她搭上八點鐘的客運前往北京,斷斷續續的打瞌睡,思索著十小時後抵達北京時應該做些什麼。
  
  她的目標很簡單:在北京巨大的天安門廣場前,抗議政府鎮壓法輪功。因為那是她忠誠追隨的健身法和精神運動。四個多月前,政府開始查禁法輪功,將它視為「邪教」。那段時間,她認識許多人都因為拒絕放棄法輪功而遭到拘禁。政府也將法輪功的資深領導者判處多年牢獄。因此,她決定加入零零星星前往北京抗議鎮壓的同伴們,讓當局聽見他們的聲音。
  
  她只不過是第一次去北京,卻自信可以找到天安門廣場。只是警察已經堵住通往天安門廣場的小街道,所以當務之急是找人教她躲避警察的防線。她想到公園碰碰運氣。她也知道公開練法輪功違法,但家鄉的許多鄰里都會在清晨一早的公園裡煉功。此刻時間剛過清晨四點,公車抵達北京,她覺得還早,應該還能找到幾個修煉人,便隨手拿起用來攜帶私人用品的袋子,轉搭另一輛慢吞吞、嘎吱作響的公車,前往北京最大的公園:天壇。
  
  她在公園南側下車,步行到入口處。時間接近五點,公園已經開放。她付了相當於美金兩毛五的錢進入公園,對於每月靠著不到一百美元生活的退休人員而言,那是一大筆錢。她看了一眼地圖,決定前往祈年殿,這是一棟勻稱而美麗的建築物,外型宛如倒置的陀螺。祈年殿是主要的觀光景點,她認為那地方應該安全無虞。
  
  她走向祈年殿,它的天藍色屋頂漸漸從樹叢上方顯露出來。她左顧右盼,朝一排排的刺槐樹和槐樹望去,期盼看到有人盤腿而坐(那是最基本的打坐姿勢),或做起法輪功的緩慢煉功動作。但十五分鐘過去了,只有幾個慢跑、打太極拳的人。她只好拖著疲累的腳步,繼續往前。
  
  天氣很冷,太陽此刻只是地平線上一團近似灰色污塵的東西。她拍拍手,希望能夠找到幾個法輪功修煉人,讓自己可以安然度過這關。他們會有地方可以收留她,教導她如何通過警察檢查,進入天安門。
  
  「奶奶,你去哪兒?」
  
  她慢慢轉身,兩名警察就在眼前。
  
  「我去看看天壇。」
  
  「這麼早?」其中一名警察語帶懷疑,仔細將她打量一番:這名婦人矮矮壯壯,大約六十歲,方正臉龐配上那頭剪得很粗糙的頭髮。她的這番模樣、衣著、以及裝在袋子裡的私人物品——都在在說明這個婦人不過是個鄉巴佬。雖然警察的確知道常有農民來北京城參觀名勝,但很少人會在清晨五點單獨前來。
  
  「奶奶,我們得問問妳練不練法輪功?」
  
  陳女士猶豫了一下。法輪功已經遭到查禁,但當下她確實沒有在煉功。只是李大師教導修煉人不該說謊,因為那是一種罪。
  
  「是,我練法輪功。」她說。
  
  「妳打哪裡來的,奶奶?」一名警察問。
  
  「山東省濰坊市。」
  
  「我瞧瞧妳的身份證。」
  
  她將身份證遞給警察。他們查看了一會兒,然後還給她。
  
  「奶奶,請跟我們來。練法輪功的人不可進入公園。」
  
  她開始表達不滿,但警察板起臉,把她夾在兩人中間帶回南門。兩名警察陪她走出公園,進入一條小街,一輛警用巴士就停在小街右側。警察打開車門,壓她上車。車裡六人全都來自外地,她終於找到了其他的法輪功修煉人。
  
  四個月前,長年堅決不觸碰政治的陳女士受到了一些刺激。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二日,一位街委會的地方官員叫她看晚間七點的新聞,因為新聞將報導有關法輪功的重要消息。在此之前,陳女士不看電視報導,也不看報紙。她從過去數十年中國政治的風雲變化中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避開政治、盡可能的保持低調;她更告誡孩子:「專心過自己的生活,不要碰政治。」她一生當中泰半時刻,這種態度的確管用,但這天晚上她卻看了電視新聞,想聽聽他們如何談論她心愛的法輪功。
  
  陳女士曾說,法輪功只是健身運動團體,但這種說法並未正確勾勒出法輪功在她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九九七年,老闆(一位汽車零件製造商)要求她提早退休。自此以後,她慣常在大清早穿過公園、前往市場。當時十幾個街坊鄰居常在公園做法輪功的健身操,也邀請她加入。她本來有些遲疑,但在一時衝動之下,決定讓自己放縱一次。

她的生命跨越了中國歷史上最動盪不安的數十年,包括一九四〇年代的國共內戰、一九五〇年代的饑荒、一九六〇年代的瘋狂烏托邦主義以及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以來的經濟改革。經濟改革讓人民變得更加富足,但也使中國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她二十五歲時,丈夫死於一場意外,此後幾乎獨力撫養著兩個孩子。現在,經濟改革迫使她提早退休,除了一筆微薄的退休金以及一間鋪上水泥地板的小公寓之外,她的生命幾乎伐善可陳。她不過五十七歲,卻已經被視為老人,除了幫忙帶孫子之外,無事可做。所以她需要一種嗜好、一種和生命有關的東西。一九九七年的那個早晨,她嘗試了法輪功,從此以後就不曾停止追隨這個團體。
  
  陳女士本來就是個好動的人,但煉法輪功甚至讓她感覺更年輕、更柔軟、更靈活。現在她不再忙著做這做那,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而是終於能夠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她也喜歡法輪功提倡的嚴謹操守,這是建立在傳統佛教的「行善」和「寬容」觀念之上的道德規範。雖然陳女士成長於視宗教為違法事物的時代,但她認為法輪功的指導原則比政府善變的意識形態更具意義。共產黨政府雖提倡無私的犧牲,但是腐敗的官員和憤世嫉俗的公民卻廣為忽略這種觀念。她覺得煉法輪功很好,道德準則亦令人嚮往,如此組合實在令她難以抗拒。
  
  於是陳女士有了一套新的生活作息:清晨五點起床,前往公園練九十分鐘法輪功。煉功時間的確很早,但年輕的修煉者因此就有足夠的時間回家準備上班。一天之內剩餘的時間,她則恢復既有的生活習慣:辦事、照顧孩子和孫子。晚餐後,她閱讀法輪功創建者李洪志的道德著作。李洪志宣揚道德準則——以真、善、忍三個原則為總結——以及一些獨特的觀念,例如外星生命的存在。有時候,修煉者會在陳女士家中客廳聚會時討論李洪志的著作。其他時候,她則看看李先生(她尊稱為「李大師」)的教學錄影帶。她擁有他的兩本主要著作以及四捲錄影帶。約莫在九點和十點之間,她就寢,結束了這一天。
  
  但是此刻她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卻聽見政府說法輪功的一切都是錯的。新聞播報員莊重的說法輪功是「邪教」,政府決定加以禁止。
  
  「我們必須徹底認識法輪功對信徒的身心健康造成的嚴重影響,更必須根本的意識到處理法輪功問題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新聞播報員宣讀著一篇社論文章,該文將出現於隔天的《人民日報》,一份專為共產黨發言的報社。
  
  陳女士無法理解這一切。她聽了十五分鐘的新聞報導後,旋即起身,走到樓下兩層的鄰居那裡。這位鄰居和陳女士一起練法輪功,也在家看了新聞報導。這位七十二歲的退休老人打開門,臉色就像陳女士一樣苦惱。「這到底什麼意思?」陳女士說。兩人坐下來思考了良久。陳女士非常沮喪。
  
  隔天一早,當陳女士來到公園時,當地法輪功團體的大多數成員已經在那裡討論新聞報導。幾個朋友推測法輪功這次遇上麻煩了,因為最近媒體開始批鬥一九九九年春天法輪功修煉者在北京舉行的示威抗議。一對從政府工作退休的夫妻甚至低聲說,北京有幾個法輪功組織人已經遭到拘留。
  
  「我告訴你們今天的報紙會怎麼說。」其中一位退休官員對大家說,「他們會逐字逐句重複昨晚宣佈的話。這件事已經變成國家問題,一個大問題。在這件事平息之前,我不會再來了。」
  
  大家隨後跟往常一樣一起練功。六點半結束後,有些人走到報攤買早報,結果證明那位退休官員所言不假:所有的報紙全都在頭版的同一處刊出同一篇文章,連文章的標題都一模一樣。陳女士慢慢的讀這篇文章。
  
  處理「法輪功」問題時,我們必須留意確保社會的穩定。穩定是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沒有穩定,我們將一事無成。
  
  有生之年,陳女士第一次認真思考政府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專注於養家活口,沒有吃太多苦頭,但是她現在開始懷疑政府了。她聽到謠言指出法輪功有麻煩了——就是那年春天,法輪功在北京的政府辦公室前抗議。但政府怎麼可以沒有和修煉人商量,就查禁法輪功?他們怎麼知道法輪功有這麼壞?於是陳女士效法許多反對政府的中國人所採取的第一步:無視它。
  
  她對政府的質疑源於自利,而非理想主義;但這份質疑卻在心裡愈演愈烈。大約在禁令宣佈的一週後,數名在公園等候的警察攔下陳女士等人,告誡她們法輪功是違法的,所以不能再繼續公開煉功。眾人解散回家,但仍然持續保持聯繫;他們以陳女士的小客廳作為聚會處,但從沒有密謀推翻政府或反抗禁令,只是一起煉功或讀讀李大師的著作。
陳女士所屬的法輪功團體位於最典型的中國鄉村:濰坊的許家村。這個小村位於中國東部,人口約莫六十萬,村裡如迷宮般的泥路佈滿煙塵、兩側盡是柳樹,平房的棕色磚牆正在斑駁瓦解。許家村的典型之處,則在於它即將被周遭環繞的城市吞噬殆盡。
  
  濰坊也是一座相當具有中國原始風情的城市。就像其他無數個五十萬人口數的中國城市,外界對它們一無所知。事實上,如果濰坊沒有自稱是風箏的發源地,或者沒有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風箏節,它可能會完全默默無名、無人聞問。整座城裡盡是貼上白色瓷磚的新建築物,那是幾個國營工廠和一個小型私人部門的所在之處。農業仍是濰坊命脈,而許家村就位於中國北方平原的玉米田和濰坊的擁擠街道之間。
  到了八月,幾個比陳女士更激進的濰坊人士前往北京抗議。他們加入來自中國各地的法輪功同伴,前往北京中央的天安門廣場,公開表演他們的健身操,希望藉此說明,這個團體只關注個人,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他們面對紫禁城這座數百年來中國皇帝統治龐大帝國的宮殿,盤腿而坐,將手舉到頭上,作出煉功的起始姿勢。在比較接近濰坊家鄉的地方,修煉者也在當地的共產黨辦公室前舉行了一次靜坐示威,也同樣無視禁令,當眾煉功。
  
  或許,法輪功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停止查禁,但是對於一個不容許任何異議的政府而言,這是一種挑戰。便衣警察和制服警察兩路人馬同時迅速襲擊北京和濰坊各地四處分散的小型抗議,警棍齊飛,數千人遭到逮捕、接受訊問。在警察嚴正警告一番之後,大多數人尚且得以獲釋返家。
  
  陳女士沒有參加抗議,只是留在家裡和朋友安靜煉功。她無法想像自己會去參與這種大膽的抗議,雖然如此,她私底下仍舊感到驕傲,因為其他修煉人都對自己很有信心,勇於挺身捍衛自己的權利。
  
  但是在該年秋末,政府再度逐步施壓。首先,最高法庭在十月初判定現有的刑法得以適用於懲罰邪教。《人民日報》也刊出另一篇文章稱呼法輪功為邪教。十月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禁止邪教的「決議」,賦予那些即將到來的鎮壓擁有合法地位的假象。最後,最高法院命令低等法院不要受理法輪功修煉人所提的案件。
  
  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所有主要的法輪功組織人也已經遭到逮捕。法輪功創辦人李大師在一九九八年移民美國,被逮捕的組織者就是李大師與陳女士這類一般修煉人之間聯繫的橋樑;他們將李大師的文章分發給追隨者,也同時做一些瑣碎的小工作,例如為修煉人預約使用公園的場地。現在,政府打算讓陳女士這類的法輪功修煉人感到恐懼,其所為一如陳女士在七月時的新聞報導中所看到的查禁,全國各地都在宣佈法輪功修煉人被起訴和判刑,有些修煉人甚至得在勞改所待十二年。
  
  陳女士嚇呆了。雖然她不認識任何被逮捕、判罪的人,但想到一個人會因為練法輪功,遭判十多年的勞改刑期,她就憤怒難平。好幾個月以來,她不停的制止自己直接參與抗爭。現在她改變了心意,決定前往北京抗議,但卻在天壇公園遭到警方逮捕。
  
  街委會打電話來時,張學玲和兒子在家裡。電話那頭的人說,她的母親陳女士在北京被警察拘留,所以她必須陪同當地官員到首都將母親保釋出來。張女士立即同意前往北京。
  
  法輪功,她滿腹牢騷的想著。過去幾個月,這個麻煩的組織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毒藥。因為法輪功,她的母親現在被關在牢裡,她還得大老遠跑到北京保釋她。這得花上一筆錢,但她們沒什麼錢。張女士的丈夫是一位木匠,她多半時候都待在家裡帶兒子,偶爾當當媒人,賺點小外快。
  
  張女士坐下來,數著皮包裡的錢,整理一下思緒。她承認,法輪功一開始看起來不錯。幾年前,她的母親剛接觸法輪功時,脾氣很壞;為了扶養她和弟弟,母親犧牲太多了,所以總是喜歡挑剔每一個人,每一次和她說話,總不免了發生一些小爭吵。
  
  她仍記得當初如何跟弟弟一同支持母親練法輪功。她的母親從來不是一個迷信或者有宗教信仰的人,但練法輪功似乎對她有益,而「善」和「忍」的信息也賦予她嶄新的人生觀。
  
  「原本她的脾氣很壞,」張女士帶著微笑大聲說,「但是後來,她變好了。」
  
  然而,張女士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法輪功被禁後,母親卻還要堅持練法輪功。張女士心想,你可以不同意政府的做法,但你得面對事實,每個人都知道政府認真的要查禁法輪功。早在查禁之前,警察就曾經搜索過帶頭修煉人的家。煉功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她可以諒解母親獨自在家繼續煉功,但是為什麼要邀請朋友?這不是在自找麻煩嗎?現在,母親竟然還跑到北京去抗議!母親究竟著了什麼魔?一個老太太搭客運到北京,還被警察逮捕。張女士暗忖,也許法輪功真是一種邪教。
  她走到城關(編注:城關是中國對縣政府所在地的通稱)的街委會。街委會是共產黨強大的控制系統中最低階的單位,這個控制系統的頂點是北京幾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然後往下經由五千五百萬名黨員擴展到每一個社區。張女士跟街委會鮮少往來,這個委員會既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也是社會服務辦公室,同時也身兼社區的監視者。張女士只記得街委會偶爾會安排掃街之類的「衛生」運動。其實,他們的工作多半涉及監視處於生育年齡的婦女,確保她們只生一個孩子。張女士只有三十二歲,但現在只有一個六歲大的兒子,所以街委會偶爾會過來探訪她。
  
  她前去會見三個來自濰坊市政府公安局的官員,他們搭乘一輛政府的大眾桑塔納(編注:台灣稱福斯)汽車前往北京。七個小時後,他們抵達濰坊市政府在北京的代表辦公室,那是許多中國城市和省在北京設立的遊說處兼宿舍,作為地方官員到首都辦公時的住處。陳女士被拘留在那裡,鎖在一間宿舍房間裡。
  
  張女士繳了相當於六十美元的罰金(一個月的工資),母親便獲得釋放。兩人相擁而泣,但是張女士實在忍不住稍微責怪母親。
  
  「媽,」她說,「你怎能這麼做?自己一個人大老遠跑到北京?拜託,回家吧,不要再這樣做了。」
  
  她母親噘起嘴,沒有回答。
  
  他們用警車將母女兩人送回濰坊。回家途中,官員一直怒視著陳女士,偶爾會開口痛批這件事讓他們有多麼難堪。
  
  當地城關街委會必須為陳女士的事負起責任。街委會的主任就是七月時叫陳女士看晚間新聞的人,但這原本是個忠告,警告她正在做一件危險的事,也要求她注意自己的舉動。他們自認為早已提出過警告,但她就是不聽話,讓大家惹上麻煩。現在,陳女士落在他們的手上。
  
  他們告訴兩位女士,陳女士必須在接受進一步的處罰後才能離開。她想要抗議政府鎮壓法輪功,這一點已經傷害了濰坊在首都的名聲。回家之前,陳女士必須先坐兩個星期的牢,這是地方政府可以隨意施加的行政拘禁。為了殺雞儆猴,讓整個村子的人都瞭解地方政府的決心,陳女士將被關在街委員辦公室。街委會辦公室只是某間公寓一樓的幾間房間,其中一間被改裝成小牢房,陳女士將在那裡坐牢兩個星期。此外,他們也禁止她繼續練法輪功,也不許再讀李大師的書。張女士必須另外付一筆相當於四十五美元的錢,作為她母親的食宿費。
  
  一月三日,陳女士在獄中度過五十八歲生日。儘管日夜受到監視,她的精神仍然不錯。張女士去看她,開始重新對母親燃起一股敬意。
  
  「她知道自己是對的。」張女士說,「她只希望政府不要把她當成罪犯,因為她知道自己不是罪犯。」
  
  一月中旬,陳女士獲釋,但仍受街委會的密切監視。他們定期來訪陳女士家,並且沒收她的法輪功書籍和錄影帶。
  
  無論如何,新年到了。在這一年,西方和東方的千禧年主義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匯聚一同。在西方日曆上,新的一年是二〇〇〇年,許多中國人視這一年為特別吉祥的一年,而即將到來的二月四日的農曆新年,也被視為一個特別幸運的節日。這是龍年之始,在中國的十二生肖中,龍是最強大的動物。二〇〇〇年也正好是龍年,這個巧合似乎預示了新時代的開始。小型的嬰兒潮正在暗潮洶湧,因為夫妻們都希望孩子能夠誕生在這個加倍幸運的一年。政客談論著新的時代是中國的時代,一種嶄新開始的感覺席捲全國。
  
  即使是公開宣示自己是無神論者的中國統治者,也趕時髦的湊一腳,舉行了帶有幾分宗教味道的儀式迎接新的千禧年。他們在北京建造一根巨大的針狀建築:中華世紀壇,江澤民也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於壇前點燃那座巨大的香爐。
  
  數百名法輪功抗議者同樣受到這種千禧年時代精神的刺激,於二〇〇〇年一月底聚集在首都。他們在春節假期的數週之前抵達,想要抗議政府查禁法輪功,期盼這個吉祥的日子會讓他們的運動變得好運。儘管大批警察在場,每天還是有許多人來到廣場,做一些固定的法輪功動作。在他們開始之前,警察會朝他們撲過去,揮舞警棍,將流血的人拖入等待的箱型車裡。外國記者將這個場景拍攝下來,把這些影片傳到世界各地。藉由網路和口頭相傳,陳女士這類人物也得知了這些影片的內容。

對於陳女士而言,這又是另一個無法置之不理的暴行。就像中國各地的法輪功修煉人,陳女士沒有受到驚嚇,只是覺得憤慨。就在慶祝春節的那兩個星期當中,某次用餐時,她和女兒談起這件事。
  
  「政府不明白我們是好人,也是普通百姓,」她說,「我們沒有反抗政府,法輪功對中國有好處。」
  
  張女士歎了一口氣。
  
  「媽,」她說,「實際點,別人都知道你仍然在追隨李大師,如果你繼續這樣,只會讓我們惹麻煩。」
  
  但是,陳女士再度陷入沉默,不想和女兒發生爭吵。
  
  二月十六日,正當春節假期即將結束時,陳女士的門鈴響了。來的人是當地區黨委的頭頭,一位高階官員,負責管轄區內五萬人的政治行為。六位地方官員同他前來,包括公安局的代表,以及一位街委會的女士,後者曾警告陳女士必須放棄法輪功。
  
  陳女士讓那些幹部進來,請區黨委書記和副手坐在家中的沙發,那是最舒服的位置了;其他人則坐在廚房的椅子上。陳女士侷促不安的站著,問他們要不要喝茶,他們拒絕了。區黨委書記要她坐下,她在廚房桌子下找張板凳,將它拉出來,坐在他們對面,就像面對學校紀律委員會的頑皮孩子。
  
  「陳子秀,」區黨委書記叫她的全名,沒有使用比較親暱的稱呼,所以她變得很緊張。「我們聽說了法輪功在北京的抗議,政府對這類事情非常寬容,憲法容許人民抗議,我們都知道這一點。」
  
  「看看妳的下場,」書記繼續說,「這件事讓我們很難堪,也花了我們一大筆錢。但妳去北京後得到什麼?被拘留、被送回來,就這樣而已。妳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就到此為止吧,好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的國會,一年開一次會〕不久就要開會了,我們不要再去抗議,擾亂這次會議吧。我的工作就是讓人民務必了解這一點。」
  
  陳女士安靜的坐著,認真聆聽書記所說的每一句話,這也是書記向其他幾個法輪功修煉人說的話。她知道這很重要,因為這是黨委書記的個人警告。黨委書記繼續對陳女士說,拜託不要讓你的家鄉難堪,請好好善盡公民義務。的確沒人喜歡發生這種事,但別鬧事,你知道情況。
  
  黨書記停止說話,來自街道委員會的那位女士給陳女士一個大大的微笑,然後補充說,「我們都是一個大家庭,不要擾亂大家。」
  
  他們又沉默下來,輪到陳女士發言了。現在她本該說一些明智的話,贊同他們的說法。然後黨書記會報以微笑,每一個人都鬆了一口氣,他們就可以去找下一個法輪功修煉人,發表類似的言論。這件事前前後後只會花十分鐘,而且沒有人會知道她是否有在家裡練法輪功。
  
  但是,就像所有狂熱的宗教一樣,法輪功也教導修煉人們不可隱藏自己的信仰——所以絕對不可以一邊私下煉功,一邊卻公開否認自己的信仰。儘管政府在過去八個月大肆宣傳它查禁法輪功的決心,陳女士也已在北京經歷一切,但她仍然是一個修煉人,所以她的回達也非常簡單:
  
  「我不會向任何人保證不去任何地方,我有權利去喜歡去的地方。」
  
  他們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區黨委書記低下頭,眼裡充滿怒火。之前,他也從這些該死的法輪功狂熱修煉人那裡聽過類似的話。他將接下來的部分交給助手,後者站起來,讓自己能夠高高在上的看著陳女士:
  
  「到目前為止,政府對待法輪功信徒,就像對待任性的孩子。但我們的紀律也可以變得非常嚴厲,想想你的態度代表什麼。」語畢,官員們立即站起來,魚貫走出她的房間。
  
  陳女士坐在那裡,思考她的未來。幾個小時後,她第二次前往北京。

作者資料

伊恩.強森 (中文名:張彥 )(Ian Johnson)

 《華爾街日報》柏林辦事處的負責人以及駐北京資深記者,普立茲獎獲得者。他出生於加拿大的蒙特利爾,他以報導社會、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事件見長。強森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憑藉對中國國內社會發展的報導而屢獲大獎,並最終出版了《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此外,他追蹤報導了歐洲激進伊斯蘭教的起源,並依此出版了《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

基本資料

作者:伊恩.強森 (中文名:張彥 )(Ian Johnson) 譯者:吳美真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八旗中國觀察 出版日期:2012-08-30 ISBN:9789868845428 城邦書號:A1390010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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