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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西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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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達賴喇嘛出走50週年.2009年紀念版 你只需讀一本書,就能全盤瞭解西藏所有問題 「西藏就像一個失去了行動能力的人體,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巔,從不同方向飛來的鷹鷲,紛紛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從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搶奪主權,或是爭取民意,或是表現意識形態,或是討好國際社會,還有那些貪心不足的商人、盜獵野生動物的槍手、尋求刺激的旅遊者、厭倦了現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湧進西藏各取所需。綜觀歷史,西藏從未被外力擺佈到如此程度,如此無奈、身不由己。我給這本書取名《天葬》,就是取自這樣一種意像——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 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我曾在那些地方騎馬、步行、用自製的筏子沿河漂流,還有數次開車漫遊西藏。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採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我之所以敢寫這本書,就在於我有親身的經驗,成為讓我建立信心的基礎。 我不會說這本書能找到關於西藏的什麼真理,更不會說它可以對解決西藏問題提供「藥方」。按照這本書所遵循的脈絡和邏輯,西藏問題幾乎是無解的,而且那無解有一種宿命式的必然——不難想知:如果人類社會無法解決自身的總體問題,又如何能治好局部發作的一處病灶呢? 也許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遊。那?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有青稞、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 朋友,讓我們一起為西藏未來的命運而祈禱。 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中共統治給西藏社會造成災難性的毀壞,也為西藏帶來在現代意義上的長足發展;藏人既有保留傳統的願望,也有實現現代化的渴望,而傳統和現代化卻往往相互排斥;一邊是西藏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另一邊農村和牧區卻保持著千百年如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著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北京對西藏的政策既強硬又軟弱;漢人在西藏掌握無上的權力,而他們的權力在本質上又往往無效;一方面大量漢人自發地湧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漢人人心思走,「無人進藏」成為中共治藏的難題;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最寬鬆之時,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滿和國際社會的更多指責...... 這同時,西藏還存在著產生於不同立場和評價標準的矛盾:西藏究竟歷史上就屬於中國,還是直到本世紀中才被中共所佔領?未來的西藏應該獨立還是歸屬於中國?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願,哪一個應該是更高標準?首先應當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質生活,還是首先需要爭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為此不惜流血犧牲?宗教對西藏社會的作用與價值應該怎樣判斷,是需要繼續置其於社會核心的地位,亦或應該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不管對於中國或是西藏,主權是否值得奉為至高無上,為此而雙方你死我活地鬥爭無休?...... 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如果你希望只讀一本書就能對全球關注的西藏問題有全貌認識和清晰理解,本書是就是最佳選擇

目錄

再版說明 序 I 主權 1主權問題出現以前的中藏關係 2中國對西藏的控制 3確立主權的互動 4 主權與實力 II 革命 5 「一國兩制」的失敗 6 革命 III 宗教之戰 7無人進藏 8神界輪迴(上) 9神界輪迴(下) 10新興宗教——民族主義 IV 現代化 11天不變道亦不變 12被供養的現代化 13西藏的腫瘤 V 西方裁判的國際擂台 14西藏問題國際化 15中共在西藏的「撥亂反正」 16無法破解的「局」 跋 附錄 1《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二十九條章程) 2 《張蔭棠治藏十九條》 3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十七條協議) 4 胡耀邦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5 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詞

序跋

序一
  今天,西藏○1的資訊幾乎被兩部政治宣傳機器所壟斷。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達蘭薩拉。由於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仍處於封閉狀態,其他個人或機構在西藏獨立獲取資訊(尤其是宏觀資訊)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不管願意不願意,關注西藏的人大部分只能把兩部宣傳機器當作主要的資訊來源。   ○1「西藏」這個詞在當今中國的官方語言中,被有意識地用於專指「西藏自治區」。但是藏語中的「博」和英語中的Tibet,卻是指包括西藏自治區及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四省藏區在內的所有藏人居住區和整個藏民族。在涉及「西藏問題」時,按照中國官方使用的西藏概念是無法討論的,因此我在本書主要是按「博」和Tibet的含義使用西藏的概念。——二○○九年註   糟糕的是,那兩個來源提供的西藏資訊幾乎總是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面對這種荒謬狀況,解決辦法只好是先選擇立場,決定站在哪一邊,然後就把那一邊提供的資訊當作真的去相信,而把另一來源的資訊全視為謊言。   這種方式不見得是人們願意為之,實在也是沒有別的依據去進行判別。西方社會懷疑並反感共產黨國家的宣傳機器,所以西方人和西方傳媒幾乎都相信達賴喇嘛;而那些具有「愛國心」(國家主義立場)的中國人,即使在其他方面反對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卻寧願與中共站在一起。   其實若對西藏有稍微深入一點的瞭解,就會覺得真假的判斷並非那樣容易。北京和達蘭薩拉,兩邊所說都有真實的成分,同時也都一樣存在許多謊言。儘管達賴喇嘛的個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傳機器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宣傳離事實真相之遠,與北京實在也是伯仲難分○1。   ○1需要承認,我在寫作《天葬》時對達蘭薩拉沒有直接的瞭解渠道。那時網路尚未普及,難以突破資訊封鎖。經過這十多年較多接觸外部情況,我認識到把達蘭薩拉和北京的宣傳機器相提並論缺乏公正。首先比起北京的宣傳機器,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十分弱小。雖然它的確也存在事先設定立場、報導不平衡、誇大事實和數字等問題,但那一方面是弱小者面對被壓倒的危險可以理解的聲音變形;另一方面流亡藏人被隔離在西藏本土之外,掌握情況不準確情有可原。而對北京的宣傳機器則不能這樣看。它機構巨大,資源無限,借助權力操縱輿論,利用暴力封鎖真相,系統地製造謊言,這些在二○○八年的西藏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現。——二○○九年註   不過,如果一般的謊言都是說謊者故意騙人,有關西藏的謊言卻往往都出於真誠。對中共來講,它的確是打心眼兒裡認為自己有理由誇耀它在西藏的統治,它給西藏投了那麼多錢和物資,建設了那麼多工程,再說它壓迫西藏,它的委屈和憤怒肯定是由衷的;而達賴喇嘛一方對中共的指責,無論在事實上有多少出入,其基本立場的真誠則更可以確信無疑。   由此顯出進一步的問題:即使不以「相信誰」去判斷西藏問題的是非,而是力圖以事實(儘管瞭解事實非常困難)為根據,也同樣存在著立場問題。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標準,同樣的事實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一些力圖在中共與達賴之間保持公允的學者,他們似乎客觀的研究成果卻總是被對立的雙方各取所需,使他們在事實上違背初衷地成為服務於不同立場的工具,自己的觀點反而表現得左右搖擺,捉摸不定,既無法說明西藏的總體狀態,也不可能說服對立的雙方縮小分歧。   實際上,今天的西藏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   ——中共統治給西藏社會造成災難性的毀壞,亦為西藏帶來在現代意義上的長足發展;   ——藏人既有保留傳統的願望,亦有實現現代化的渴望,而傳統和現代化卻往往相互排斥;   ——一邊是西藏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另一邊農村和牧區卻保持著千百年如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藏人對漢人的依賴和對漢人的憎恨存在著一個難以思議的正比關係;   ——北京對西藏的政策既強硬又軟弱;   ——漢人在西藏掌握無上的權力,而他們的權力在本質上又往往無效;   ——一方面大量漢人自發地湧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的漢人人心思走,「無人進藏」成為中共治藏的難題;   ——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最寬鬆之時,反招致藏人更多的不滿和國際社會的更多指責;   同時,還存在著產生於不同立場和評價標準的矛盾:   ——西藏究竟歷史上就屬於中國,還是直到二十世紀中才被中共所占領?   ——未來的西藏應該獨立還是歸屬於中國?   ——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西藏的民族意願,哪一個應該是更高標準?   ——首先是應當使西藏普通百姓有更好的物質生活,還是首先需要爭取西藏的民族解放和政治自由,為此不惜流血犧牲?   ——宗教對西藏社會的作用與價值應該怎樣判斷,是需要繼續置其於社會核心的地位,抑或應該促其淡出西藏的世俗生活?   ——不管對於中國或是西藏,主權是否值得奉為至高無上,為此而雙方你死我活地鬥爭無休?   這些矛盾具有如此的根本性,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立腳點與這些矛盾置於同一平面,哪怕他的初衷是想公允客觀,也難以駕馭和解決如此不相容的矛盾。而一旦陷於這些矛盾,是不可能找到貫穿一致的脈絡的,只能被矛盾的雙方來回拉扯,最終或是投向一方以解決立場的統一,或是落入無法自圓的分裂。   我思考西藏問題,多年一直面臨這樣的困難。從去除北京和達蘭薩拉雙方的宣傳謊言著手,考察和確認其中的真實成分,卻發現這樣做的結果是無法建立一個完整框架,無法統一,只能在上述矛盾中身不由己地來回搖擺。   經過長久的困惑,我終於找到了問題癥結所在:我們不能將自己置身於那些矛盾之中,把那些對立當作互不相容的獨立事物,在它們中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需要超越那些矛盾,站到俯視它們的高度,將它們視為統一體,是同一事物之內的不同側面,從而對它們進行整體的綜觀和分析,才能最終找到避免分裂和搖擺的新思路。   從這種高度來看,所謂的西藏問題就不再是僅僅屬於北京和達蘭薩拉的爭執與是非。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   這個認識使我多年一直尋找不到的貫穿脈絡隨之在紛紜的歷史迷團中顯現出來。沿著那條脈絡梳理下去,上述那些似乎無法自拔的矛盾分歧便有了一個可以依託的整體框架,有了進行統一認識和解釋的基礎。   在這本書裡,我就試圖以這種新的視角,利用新的框架,對西藏問題進行一次重新認識和解釋。
序二
  我沒有打算把這本書寫成一本學術著作。在我來看,西藏問題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基本認識,而不是考證局部與細節。如果連基本認識都不正確,再精確的考證也會成為「假帳真算」。   基本認識不能僅從資料和文獻裡得到,更重要的來源應該是經驗——即對西藏的親身經歷和體驗。那不僅因為經驗本身最為真實,還因為經驗能夠幫助人在眾說紛紜的西藏資料中辨別方向。文獻和資料無疑是研究工作的基礎,但是沒有經驗作為依據,目前的西藏文獻和資料經常是無法使用,因為它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大量矛盾,往往到了荒謬的地步。   以西藏(西藏自治區)目前到底有多少漢人為例,達賴喇嘛一九八七年宣布的是,不包括軍隊,西藏自治區的漢人數量已經超過了一百九十萬藏人1。這說法在各種國際場合被引用,似乎已經具有權威性。而根據中國方面公布的數字,一九八七年西藏自治區的漢人總數僅為七.八八萬2,二者相差二十四倍。對兩個數字,應該相信哪個,怎麼確定?人口本該是最清楚的數字,都能差到這種程度,那些早已隨風而逝不可再現的歷史和公案,又會怎樣呢?   除了人為的有意歪曲,西藏資料的混亂也出於沒有可信的統計。達賴時期的西藏不必說,數字的含混和矛盾讓人常常感覺是隨心所欲的產物。即使在共產黨統治西藏後,引進了更有效的管理技術和文牘體系,數字混亂也照樣讓人吃驚。以官方宣布的藏族幹部數字為例:一九八○年七月,西藏自治區官員向採訪者提供的數字是四萬七千人,幾周之後,同樣的官員向另外一批採訪者提供的數字是三萬三千人;一九八一年,在同一個月的《北京周報》上,這個數字一次被公布為二萬七千人,一次被公布為三萬六千人;一九八二年的官方報紙上,這個數字又變成二萬九千人3。照理說手下有多少幹部應該是執政者掌握的基本數字,因此應該是所有數字中最清楚的。一九八○年代中共接管西藏政權已經二十多年,基本數字仍如此混亂,可想別的數字更需要仔細甄別。   加上西藏是一個具有神話傳統的地方。那裡特定的生活環境形成資訊傳遞的口頭性,在口口相傳中加進每個人的想像,常常是傳不了幾個人,一個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黃河漂流時,到鄂陵湖邊的一個藏民帳房喝茶。鄂陵湖是黃河流經的高原大湖。主人講起一個黃河考察隊的船剛剛在鄂陵湖上沉沒。我知道那個考察隊,而且和開船的回族小夥子有過交情,因此非常震驚。主人繪聲繪色描述了沉船細節——船在湖上快速疾駛,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魚一樣被山尖剖開了肚子,又像箭一樣扎進水下。聽完他的描述,我實在擔心我的朋友已經性命不保。沒想到沿著黃河再漂了幾個小時,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在岸邊手舞足蹈——他的船不過是在黃河上通過一座木橋時沒有順直,被橋樁頂翻了,人和船皆無恙。這麼近的距離,消息就能變形到如此程度,充分說明藏民族創造神話的天賦。西藏足以讓文學家折服,也實在是一個能讓考據者發瘋的地方○1。 ○1有人批評不能把這種特點僅歸為藏人,民間社會一般都有類似性質,而不管是哪個民族,至少漢人在這方面並不遜色。——二○○九年註   關於這一點,一位英國婦女也有同感。她對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後流亡在外的西藏難民抱有極大同情。本來她被邀請寫一本報導中共「暴行」的小冊子,但是當她在西藏難民中間做了大量採訪以後,不得不謝絕了寫作。她說:「……憑良心說,沒有收集到一個我認為是『真實的故事』。從本質講,普通的西藏人都是可信的、誠實的,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同時也要認識到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實』與西方人所認為的確鑿證據是不同的。認識不到這點是危險的。西藏農民從生到死都習慣於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接受……」4   面對這種局面,經驗能為排除其中的困擾起到多大作用?也許有人認為經驗只能寫遊記,不可以作為整體討論的根據。不錯,經驗肯定是局部的和不精確的,但是就好比知道一鍋湯的鹹淡不需要把湯全喝光一樣,只要完成了隨機化(把湯攪勻),一口的味道和一鍋就沒有區別。固然經驗不能回溯歷史,然而經驗會提供感覺。感覺有時比考證更容易判別真偽和抓住本質,許多研究者對此都有公認。我在閱讀西藏資料時亦感受到這一點,如果沒有對西藏的親身經驗,除非事先就選定立場,否則那些彼此對立的資料看得越多反而越糊塗。這時,正是經驗提供的基本認識,給人以想像和判斷歷史真實的可能與自信,才有可能對資料進行判斷和提取,在文字後面找到接近真實的材料。   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我曾在那些地方騎馬、步行、用自製的筏子沿河漂流,還有數次開車漫遊西藏。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採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我之所以敢寫這本書,就在於我有親身的經驗,成為讓我建立信心的基礎。   我不會說這本書能找到關於西藏的什麼真理,更不會說它可以對解決西藏問題提供「藥方」。按照這本書所遵循的脈絡和邏輯,西藏問題幾乎是無解的,而且那無解有一種宿命式的必然——不難想知:如果人類社會無法解決自身的總體問題,又如何能治好局部發作的一處病灶呢?   也許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遨遊。那裡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裡有青稞、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   朋友,讓我們一起為西藏未來的命運而祈禱。 註釋:   1《達賴喇嘛的五點和平計畫》,見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頁326。   2《當代中國西藏人口》,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200。   3譚.戈倫夫(A. Tom Grunfeld),《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年,頁257。   4洛伊斯.蘭—西姆斯,《西藏的存在》,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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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興宗教——民族主義節錄   民族主義是近代崛起的一種運動,由於它在相當多的場合對人的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成為日益強化的權威性因素,因此有人相對於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而稱民族主義為第四宗教。毛澤東的宗教破產之後,西藏傳統宗教重新籠罩西藏農村牧區的大眾百姓,而西藏的精英階層、城市居民和知識青年則更多地是以民族主義為共識。隨著商品經濟和資訊社會在西藏城市發展,傳統宗教受到世俗化瓦解不可避免,從這個角度看,達賴喇嘛對藏人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似乎應該有所減弱。然而傳統宗教讓出的空間,正好是被民族主義所填充。達賴喇嘛多年為西藏自由的奮鬥,使他成為西藏民族主義的靈魂和代表。那麼,如果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種現代的新興宗教,達賴喇嘛就同時是西藏傳統宗教和現代民族主義宗教兩大教派的最高領袖。   因此,毛的宗教煙消雲散之後的今天,西藏的傳統與現代都握到了達賴喇嘛手中。 一、文化衝突與民族歧視   民族主義的形成可能非常複雜,但文化衝突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本來文化只有不同,沒有高低,不過在實際的民族交往中,真正能夠以這種相對主義態度對待文化區別是很少的。尤其是作為征服者的民族面對被征服民族或弱小民族時,更容易表現出文化方面的歧視。高海拔的生活環境,決定了西藏文化與低地的漢文化有巨大差別。一向具有文化優越感的漢人不去從「天人合一」的角度理解西藏文化,而是把凡屬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一概斥為落後、野蠻和不開化。從與藏人接觸之始,漢人就一直持有如此心態。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被派遣進藏的清廷宗室果親王(雍正之子)所寫的《七筆勾》,可能是保留下來的專門譏諷西藏風俗的最早文字。   一、萬里遨遊,西出爐關天盡頭。山途穹而陡,水惡聲似吼。四月柳條抽,花無綿繡,惟有狂風,不辨昏和晝。因此把萬紫千紅一筆勾。   二、蠻柵拴牛,人住其間百尺樓。滿屋屎尿臭,遍地喪家狗。亂石砌牆頭,彩旗前後;金頂標桿,獨立當門右。因此把畫棟雕梁一筆勾。   三、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白雪堆山厚,簾下寒風透。紗葛不須求,氆氌耐久,一口鐘兒,常掛當胸扣。因此把錦繡綾羅一筆勾。   四、大腳丫頭,髮辮蓬鬆似冕旒。細褶裙兒皺,半截衫無鈕。腿褲不遮羞,春風透露,方便門兒,儘管由人走。因此把禮義廉恥一筆勾。   五、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甌。蠻沖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與羊肘,連毛入口;風捲殘雲,吃盡方罷休。因此把珍饈美味一筆勾。   六、萬惡禿頭,鐃鈸喧天不住休。口念糊塗咒,心想鴛鴦偶。兩眼黑黝黝,如禽似獸;偏袒露肩,黑漆鋼叉手。因此把釋教風流一筆勾。   七、出入驊騮,勝過君家萬戶侯。世代承恩厚,頂戴兒孫有,凌閣表勳猷,榮華已夠;何必執經,去向文場走。因此把金榜題名一筆勾。1   果親王本人雖是滿人,不過已經漢化,所以說他這篇輕浮文字代表漢人對藏文化的歧視應該不算錯。   至民國,雖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時髦,主管西藏事務的最高官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在一九三九年赴藏之後所寫的考察報告中,還是充滿此類言辭描述西藏:「西藏可稱世界上極不講求衛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衛生」、「藏人衣服常終年不換,衣上滿積油垢,富貴者多以衣上之油垢越多為越光榮」、「藏人有隨地大小便之習慣,拉薩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於一公共廁所」……2   早期進藏的西方人對西藏更是充滿輕蔑。在他們眼裡,連中國人都是沒開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說了。一九○四年,榮赫鵬的武裝使團挺進拉薩時,西方記者首次進入西藏。他們第一次通過現代媒體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國《政治家》的記者這樣描寫他們最先到達的帕里:   今天早上我從屋頂鳥瞰帕里城,它就像一個在城堡下的養兔場。從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頂。臭氣刺鼻的濃煙從屋頂嫋嫋升起。屋頂上堆滿了麥桿。房屋與房屋之間五顏六色的經幡形成網狀,把屋頂連成一片。有時,作為大街使用的狹窄小巷也掛滿了經幡。無數的肥胖的烏鴉棲息在牆上,還有數不清的麻雀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出於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間都在地下。黑得像搬運煤炭的西藏人在這些地下住所裡與犛牛或騾子縮擠在一起。同樣骯髒的藏族婦女到處走動著,她們的臉塗抹得很髒,布滿了疙瘩。她們頭戴著像箍一樣的紅色頭飾,上面有時裝飾著綠松石,有時是紅寶石顏色的石頭。在城堡裡,人們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極其骯髒的女人爬上台階。她們背上背著已結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犛牛糞。這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3   另一位《泰晤士報》記者筆下展現的也是一樣糟糕的場面:   城堡的南牆抵禦住最嚴寒方向颳來的寒風,只有一層,至多有兩層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擠縮在牆下。房子互相支撐著。已經腐爛、位置放錯了的大梁不時地從一層層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從與搖搖欲墜的黑色假型板相連的幾扇小窗子可以辨別出樓上樓下。大門敞開,它也只不過就是三塊黑黑的厚板子,兩個橫梁及一個扣鎖。在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塗上了一層黑煙油……在大街中央,在兩堆污物和垃圾之間,流淌著一條臭氣薰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凍。西藏人吃掉的或沒有吃掉的動物的角、骨頭等都扔在裡面。狗或者烏鴉把它們叼走後,泥灰牆和門內的小溪才清潔可用。這種惡臭令人恐懼。4   他們不僅攻擊西藏的衛生狀況,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國《每日郵報》記者埃德蒙‧坎德勒這樣寫:   在這個佛教確立了自身地位的國家裡,人們仍然受著巫術和轉世活佛的指導。人們在處理世俗事務時,還要用一隻眼睛盯著那奇異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在他們的生活中是最實在的東西。這是一個亂七八糟、秩序顛倒的國度,這裡的人們用一生中的一半時間哼著晦澀難懂的經文和搖晃著轉經筒,死人則被砍成碎塊扔去餵狗餵鷹。5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厭倦,他表示即使送給他一千頭犛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亞麻布,渴望得到氣色賞心悅目的女人,渴望看到臉上刮得乾乾淨淨、衣著整潔的男人」6。   不過,以前的西藏由於封閉,與外部世界的文化衝突只在很小範圍被感受。那時能進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中國人除了少數經商者,只有一些執行公務的官員和軍人。他們身為上層人士,即使顯示出傲慢和歧視,也多被具有較強等級意識的藏人視為正常,不至於引起民族之間的文化衝突。   西藏被中共占領後,大批漢人進藏工作。不過那些漢人都是中共的幹部和職工,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約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馬列主義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從有利統治的實際需要出發,也一直在其隊伍內部對「大漢族主義」進行批評和整肅。毛澤東將其上綱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關係很不正常……此種情況,對於共產黨人說來,是不能容忍的。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幹部中存在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即是國民黨思想,必須立刻著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7   毛澤東把話說到這麼嚴重的地步,說明實際情況的嚴重。即使有官方紀律約束,對藏人的歧視在中共進藏官員中仍然廣泛存在。不奇怪,官員首先是社會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識形態和官方紀律只能定下民族關係的政策和大原則,卻無法約束其每個人的日常細微心態和表現。日常瑣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則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細節小事,時時刻刻地暴露「大漢族主義」,使中共籠絡藏人的成果不斷受到腐蝕和破壞。   聞名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幹部家庭。他在監獄裡就西藏問題寫給鄧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經歷說明中共幹部對藏民族的歧視:   我的父母既沒接觸過藏民也沒研究過藏族,他們對藏族的瞭解完全來自你們黨內的文件和公開宣傳,而這些宣傳留給他們的心理印象就是個「半牲口」的形象。所以當我準備和一位藏族姑娘結婚時,遭到了他們極強烈的反對,以至於要和我「斷絕父子母子關係」。當然,後來他們認識這位藏族姑娘後就完全改變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卻不能容忍這樣的「親家」,所以我到底也沒做成藏族的女婿。8   其實,魏京生準備與之結婚的那位藏族姑娘,其父也是長居北京的中共幹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對到什麼程度了。   我在西寧賓館與同住一個房間的藏區漢人官員聊天,發現雖然他受過高等教育,在藏區生活了三十多年,對西藏文化的無知和偏見卻令人吃驚。諸如我記下了他這樣的原話:「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溝子」是西北土話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與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對同性進行雞姦。他還這樣解釋「雞姦」一詞的來歷:「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不禁拍著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欲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   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   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一九八九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有一些出於文化歧視而導致的決策,甚至可以達到荒謬的程度。例如一九六○年代曾發生有些中共幹部強制推行藏裝「改革」,其道理是藏裝的長袖長袍「浪費了材料,穿起來不方便」9。他們不屑稍微花點工夫瞭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環境下的特殊功能(後有專文談及),就想當然地得出自以為是的結論。   我還認識一位在西藏自治區政府主管農業的「援藏」幹部,私下談話時,他拿出一張照片感慨西藏農民的「懶惰」。照片是一片農田裡布滿巴掌大的石塊。「他們就懶到這種程度,就不願意動動手把石塊撿出去,年年這麼對付!」其實對西藏稍有瞭解就會知道,夏季西藏農區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沖跑,平時陽光又格外強,田裡水分蒸發過快。石塊留在田裡,下雨可壓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時石塊下又可保存水分。那是西藏一種特有而聰明的保墑方法,是不能用中國內地的標準衡量的。   到了鄧小平時代,隨著經濟交流增加和進藏交通條件改善,中國內地與西藏的接觸開始在民間層次展開,與藏人打交道的已經不限於漢人官員。而漢人老百姓不像官員那樣至少在表面不顯露歧視態度,他們的民族優越感往往溢於言表。即便是街頭做苦力的漢人,也自以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點身分的漢人就更是表現得居高臨下。而在資訊日益開放的年代,藏人已經獲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識,對文化歧視的反應也就越來越具有對抗性,亦成為民族主義滋生的土壤。   我在青海漢藏交接地區乘長途汽車時,車上的漢族售票員就像趕牲口一樣驅趕藏族人坐到汽車後排去,肆無忌憚地說他們太髒,別人沒法和他們坐在一起。當我堅持不讓坐在我身邊的藏人挪到後面時,周圍的漢人乘客就移到別處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農牧民,他們沒有抗議,但他們心裡難道會沒有感覺?兩個民族的對立不就是在這些小事中讓人一覽無餘?也許長途汽車上的底層藏人也就罷了,不會有什麼影響,換了另一些藏人呢?   我曾在火車上與咸陽民族學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學生坐在一起。我對面那條三座長椅,靠窗的是一個漢族女學生,另兩個座位是藏族女生,一個藏族男生沒找到座位,便與他的藏族女同胞擠在一起坐下。自然漢族女生的空間因此狹小了一些。他們都是同學,照理本該互相照顧,可是漢族女生立刻表現出反感,甚至推搡挨著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對面閱讀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導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覺得藏族人髒;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膚相親被她當作藏人男女關係的不檢點,她感到跟他們擠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實那幾個藏族學生至少跟她一樣乾淨,而且比車廂裡幾乎所有漢人都漂亮和健康。問題還在於,如果那女生身邊是她的漢人同學,也許她就不會在意,或者即使不高興,也不會流露。 16 無法破解的「局」節錄   相關事物之間形成一種固定結構,事物的發展被那結構所左右,而處在結構中的各方原本都不希望的結果,最終則一定出現,我把這樣的結構稱為「局」。   「局」的奇特之處還在於,即使陷在「局」中的各方——至少是各方的領袖人物——早知會導致什麼結果,卻仍然得向那個大家都不希望的結果策馬狂奔,既無法控制局勢,也無法控制自己。   從事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則,應該就是避免「局」的形成。沒有「局」,政治是活的,政治家可以發揮自己的意志引導事物,一旦成為「局」,政治就死了,政治家只能被「局」牽著鼻子亦步亦趨。車臣和波黑是近年出現的兩個「局」,足以警世。一旦入「局」,就誰也難以後退了。   但是在西藏問題上,「局」正在形成,甚至已經形成。 一、西藏的怪圈   鄧小平改變中共對藏政策,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不再干涉藏人對其傳統宗教的信仰。這種解禁使西藏宗教獲得全面復興。這時的中共才發現它落進了一個「怪圈」。   「怪圈」是這樣的:中共給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從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領袖→達賴喇嘛同時又是反對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領袖。   中共給西藏宗教自由本是為了爭取藏人對其統治的認同,緩解國際社會對其西藏政策的批評。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卻使其目標和手段背道而馳。達賴喇嘛是形成這個「怪圈」的關鍵一環。他以宗教領袖身分對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擁有的精神影響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民族跟隨他反對中共統治的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順理成章地轉化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則因此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重新禁絕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況也已沒有逆轉的手段和相應的替代意識形態;而放任宗教的發展,就無法防止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的身分對藏人所發揮的政治作用。   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組織力量,是人民唯一的資訊和指令來源,是全部社會財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為缺少溝通渠道,也無法發揮多大影響。他那時與那些逐漸被人遺忘的下台領袖和過時人物沒有多少區別。隨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復,情況就完全變了樣。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廟為依託,有一個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會階層的網絡。依靠這種網絡,西藏宗教成為不受中共控制的傳播資訊和發布指令的獨立系統。目前,這個擁有一千七百八十七座寺廟的系統覆蓋面,已經達到可以與政權系統(八百九十七個鄉級政府)覆蓋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廟同時具有從民間「斂財」的能力——那可以被視為建立在信徒自願基礎上的納稅制度。大量財富作為供奉流入寺廟,寺廟(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廟)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資源。既有組織網絡,又有財政來源,加上其至高無上的精神影響力和一呼百應的群眾基礎,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了「潛政權」的性質。   對廣布藏區的寺廟和僧尼,中共雖然一直進行著所謂的「統戰」,不惜花費大量財力和精力,但是以為西藏僧侶們因此就會盡棄前嫌,並且在達賴和中共的對抗中站在中共一邊,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達賴喇嘛所具有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是藏傳佛教的基本原則之一。很清楚,按照這樣的原則,西藏的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士服從達賴喇嘛,是符合邏輯的行為,指望他們不服從達賴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廂情願。   例如班禪喇嘛的傳統駐錫寺廟——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主持恰扎‧強巴赤列活佛,他平時對北京表現得絕對順從,以致被一些藏人指責為漢人走狗。北京對他也信任有加,給了他全國政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禪去世後,北京讓他全權負責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撥專款六百萬元。而在這個關係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則的大事面前,他在內心深處最效忠的是誰就考驗出來了。他花著北京的錢,用了五年時間,對北京始終虛與委蛇,暗中卻把尋訪靈童的每一步情況向印度的達賴喇嘛彙報,聽取達賴喇嘛指示,最終使達賴喇嘛得以搶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卻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   按照正常尋訪的結果,根敦‧卻吉尼瑪本來的確是最佳的靈童人選,就因為達賴喇嘛搶先對他進行了確認,中共大為惱怒,導致了另選靈童的風波,結果既造成了靈童合法性危機,出現了兩個班禪並立的局面,也嚴重打擊了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利用班禪制約達賴的戰略。中共將恰扎‧強巴赤列活佛投入監獄,判了八年徒刑,有報導說還對其實行了人身虐待。   恰扎活佛並不後悔,他這樣解釋他的行為:「我是受了比丘戒,並由達賴喇嘛灌頂的。我必須服從灌頂上師的意志,否則,是上不了天堂的。」1   僧侶之所以成為僧侶,就是為了崇拜神並為神而獻身。要他們把熱愛世俗國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之上,那完全違背宗教的本質。反而正是為了實現神的旨意犧牲自己,才是他們追求的光榮。達賴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們思想和行動的指南。據有關材料統計,從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薩發生第一次騷亂到一九九六年底,一共發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騷亂鬧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獨立」的名義下帶頭鬧起來的。一九九五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是僧尼。儘管達賴喇嘛本人進不了西藏,數萬服從他意志的僧侶卻廣布在西藏的每一個角落。   如果中共要對付的僅僅是寺廟和僧侶,雖然對上千座寺廟和數萬僧侶進行控制困難多並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決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對的,除了僧侶,還有人人信教的整個藏民族。對此前面已經談及,這裡再舉一個小事為例。   我在雲南藏區旅行時,有一次攔了一輛軍隊的越野吉普車。在向司機問路時,我看見車後座有一位中共解放軍大校,是個藏人。這樣高級別的藏族軍官不太多見,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軍銜,而是他懷裡捧的大把柏樹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樹枝下面。他要幹什麼?我留下一個懸念。   不久懸念就解開了。我的車和那軍車前後到達一個山口。那山口正對著梅里雪山○1。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磕長頭。山口扯滿經幡,幾座焚香塔繚繞青煙。那位大校把他帶的柏樹枝全部添進焚香塔,隨之空氣中散發出柏樹燃燒的香氣。大校沒有磕頭,但表情虔誠。解放軍的高級軍官應該是藏人中對中共最忠誠者,也是受中共無神論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樣要拜他們民族的神,其他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個多小時,過往汽車沒有一輛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還是政府官員——全都下車對神山頂禮膜拜。 ○1藏人稱為「卡瓦格博」。——二○○九年註   當前,宗教已經成為西藏民間社會的主導力量。藉著宗教回歸,達賴喇嘛對整個藏族地區的影響已無所不在。儘管在具體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數老百姓與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馳,但對他們而言,宗教與世俗是兩個世界,一個形而上,一個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擾。力求二者統一是理性思維的邏輯,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沒那個能力,也沒那種需求。宗教賦予達賴喇嘛神的地位,他的與宗教本無關聯的政治主張就混同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數藏人就會無條件地服從,或至少是不敢表達異議。   宗教是達賴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絕的時期,他只是一條無水之魚,而西藏宗教一旦復活,他就是根深葉茂的大樹。西藏宗教的一切實體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資源都可以為他調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與宗教關聯在一起,達賴喇嘛的靈魂因此就能附著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雖然西藏的政權由中共控制,達賴喇嘛卻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權和人心,哪一個更有決定作用?中共奪取中國的政權,當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嗎?   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達賴喇嘛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雖然當時的拉薩還在中共軍隊戒嚴之下,拉薩卻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群眾自發慶祝狂歡。人們歡呼著向空中揚撒糌粑,向地上倒灑青稞酒,吉祥符和傳單滿天飛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廣場交通完全堵塞,因為買糌粑(揚灑用)的人多,糌粑價格從每斤三角暴漲到每斤兩元。畫有龍、虎、羊等圖案的吉祥符紙片鋪滿了地面,大昭寺門前積存了一釐米厚2。這種場面給中共心裡留下什麼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對這個怪圈,長時間地不到應對辦法,使局勢向著矛盾激化方向發展,直到危機爆發,措手不及。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發表「五點計畫」的演說六天之後,作為回應,拉薩發生了一九五九年以後第一次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獨立國旗幟,高喊「中國人滾出西藏」的口號,環繞人群擁擠的八廓街遊行五圈,警方因為沒有接到上級的明確指示而無所行動,直到遊行者向西藏自治區政府所在地進發,才出面進行阻止。   警方的遲鈍和息事寧人鼓舞了僧人進一步表達他們的意志。三天後的中國國慶日,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遊行。這回已有準備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但卻非常沒有策略地把他們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進行審問,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還對不馴服的僧人進行了毆打。八廓街是拉薩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區,僧人被打的情況和慘叫之聲可以被周圍的藏人聽聞。這極大地刺激了在傳統中把僧人視為「寶」的藏人群眾,勾起他們對西藏宗教在毛澤東時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憶。群眾開始自發地對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議口號並扔石頭。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圍攻局面。而當局對那種情況既無預料也無措施,可想而知,事態如果不是在一開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會擴大。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不久就發展到縱火,燒汽車,毆打街上的漢人,還有人趁亂搗毀和搶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獨立」和「把漢人趕出西藏」的口號也立刻傳遍拉薩。   我訪問過一個當年在場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為當官的怕丟烏紗帽,誰也不敢做決定,不下令採取措施,事態就制止不住。他們當時被調到現場,但只能被動地挨打,什麼裝備也沒有,沒有盾牌、警棍,更沒有國外警察那些防暴設備,連鋼盔在開始都沒有,後來才從野戰軍調來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說的「決定」和「採取措施」,說白了就是下令開槍。平時沒有準備,遇到這種突發事件,要麼束手無策,要麼就只有開槍一個選擇。有槍不開,拿在手裡還不如燒火棍好使○1,遠敵不過藏人手裡的石頭。何況群眾人多,軍警人少。這和北京「六‧四」時的情況是一樣的。 ○1武警士兵說因為不讓開槍,只能用槍托打人,他同宿舍一個士兵就是被別的武警用槍托打人時槍走火打死的。有些槍還被圍攻者搶走。   當八廓街公安派出所被圍攻的群眾點火焚燒時,困在裡面的警察通過對講機向西藏的中共首腦請示,首腦們只回答「要冷靜,千萬不能開槍」,但是對警察們繼續追問怎麼辦,對講機裡只有雜音而聽不到回答,氣憤的警察向沒有聲音的對講機大喊:「你們他媽的是人不是人,還管不管我們死活。」3   警察死活是小事,對西藏的中共首腦來講,沒有北京的明確指示,他們絕對不敢擅自下令開槍。開槍不開槍是分水嶺,性質截然不同。他們既沒有別的手段和辦法,又不能下令開槍,就只有乾等北京的指示。其實誰都明白,所謂的北京指示,別的照舊沒用,等的就是一個開槍的許可。   然而允許開槍對北京又何嘗是輕易之事?八廓街發生騷亂三個多小時之後,西藏黨政首腦終於等到「中央指示」,那不過是公安部辦公廳一位副主任通過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傳達的,內容有五條:   一、可以出動消防車救火;   二、一定要保護好群眾;   三、對搶槍、燒車、砸車採取堅定果斷措施;   四、現場指揮要沉著冷靜;   五、不要開槍。4   一眼就能看出來,對於制止事態,這實在是等於什麼都沒說的五條。希望能通過北京指示減掉自己壓力的西藏黨政首腦,壓力更為沉重。沒有獲得開槍許可,他們就沒有任何「堅定果斷」的措施。事實上在那幾天,拉薩中心的八廓街一帶基本失控,被有人說成是已經實現了「獨立」5。   當然,警察還是開了槍,並且打死了人。現在無從證實是有了允許開槍的命令,還是警察自發開的槍。不過不難想像,警察手裡有槍,總讓他們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即使沒命令,他們最終也一定會開槍。也許那正是西藏黨政首腦所希望的。上面不下開槍許可,自己就不能鬆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開火,再多發射一些子彈也就沒有本質區別,騷亂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懾可以形成,事態就能平息。如果事後上面要追查責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負責。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後一系列抗議活動和騷亂的開端。中共後來也習慣了開槍,並且動輒以開槍解決問題。這方面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多報導,這裡就不再贅述。對於為什麼偏在西藏社會進入最好狀態時發生如此廣泛的動亂,下面是中共《人民日報》記者採訪的一些拉薩人的言論片段:   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著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   既然讓信教,又讓批宗教的領袖,感情說不過。   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又突出宣揚信教,這本身就矛盾。恢復寺廟可以適當一點,現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組織了,有大的宗教節日,自治區領導都要參加,公安人員很多,幹什麼嘛,政權和宗教本身就是分開的嘛。年輕人打石頭,跟著騷亂分子跑,為什麼?有些還是小孩子,還不是家庭和社會的不正常影響。   好幾年來八角街不時就有反標,寫「西藏獨立」之類的內容,可是沒有重視,總以為群眾在我們一邊。上邊看來不瞭解民情,光報喜不報憂。如果真是政府說的形勢那麼好,那麼團結,騷亂根本不會鬧起來嘛。光是喊請示中央,請示中央,自治區是幹什麼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過是怕自己烏紗帽掉了,誰也不明確表態。   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越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於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現在是鬧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們幹部,在社會上孤立,在家裡也孤立。你們問為什麼?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年代要我們,八○年代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像我們辦事處,四個居委會,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個黨員幹部,騷亂以後,只有一個居委會幹部來反映了一下群眾的情況。基層政權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6 附錄五 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史特拉斯堡,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   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個國家再也不能獨自解決所有的自身問題。如果缺乏世界責任,我們的生存就會危機四伏。這就是為什麼我堅信更進一步的瞭解、更密切的合作,和世界各民族更互相尊重的理由。我們可以從歐洲議會的例子汲取經驗。在混亂的戰爭之後,昔日的死敵僅僅在一代之間就學會和平共存與合作。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在歐洲議會向各位表達我的想法是一件特別榮耀、令人高興的事。   各位都知道,我的國家——西藏——目前正處在極端艱苦的時期。藏族人民,尤其是生活在中國人統治下的藏族人民,渴望著呈現自由、正義和自決的未來,以便保護他們的民族特徵,並且和鄰邦和平相處。   千餘年來,我們,藏族人民,為著要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高原上的生態平衡,而不斷地從事精神和生態環境的潛修。遵循菩薩慈悲和不用暴力的教誨,又有高山峻嶺為屏障,我們盡量尊重各種生命,並且揚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想法。   在我們可以遠溯至二千餘年的歷史中,處處顯示出我們是獨立的。從西元前一二七年立國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我們藏族人民,曾經把我們的主權讓給外國勢力。就和其他的國家一樣,西藏也曾經走過幾段受到蒙古人、滿人、中國人、英國人、尼泊爾廓爾喀人影響的時期。這些時期都是很短暫的,藏族人民從來不認為這是主權的喪失。事實上,在某些時期西藏國王還不是一樣曾經在中國和其他鄰近國家占領大片土地。然而這些並不就表示我們,藏族人民,可以要求取回這些領土。   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侵犯西藏。從那個時候開始,西藏就處在它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從占領開始,我們已經喪失了一百餘萬的同胞。數以千計的寺廟被摧毀成廢墟。新生的一代沒有受到教育,生活不能溫飽,也沒有自己的民族特徵。雖然現在的中國政府曾經推行某些改革,但他們也相對地對西藏高原進行大量的移民。這個政策已經使六百萬的藏族人民淪為西藏的少數民族了。以所有藏族人民的名義發表談話的我,很遺憾地對各位說:我們的悲劇還在持續進行著。   我一再勸告我的人民要他們不要採取暴力行為來紓解痛苦。然而我相信就道德標準而言,所有的人民都有權利使用和平的方式來抗議不正當的行為。不幸的是,在西藏的示威遊行卻被中國的警察和部隊以暴力血腥鎮壓。我繼續要求不要使用暴力,然而如果中國不放棄他們的粗暴手段,藏族人民對未來情勢的惡化將不負任何責任。   每一位藏族人民都希望也企求重新建立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上百萬的同胞已經為爭取獨立而犧牲了,我們整個國家都在為這場鬥爭而煎熬。不久前,又有一些藏族人民再度為著追求這個珍貴的目標而勇敢地犧牲。相反地,中國人對藏族人民的渴望沒有任何的回應,並且繼續採行高壓政策。   長久以來,我一直在為能夠為我國家的悲慘情形找到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法而深思熟慮。我的內閣和我自己,我們曾經為了這個問題請教了很多的朋友以及有關人士。終於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的時候,我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的人權委員會上提出了西藏和平的五點計畫。這個計畫極力主張將西藏轉化成為和平地區,一個人類和自然能夠和諧共處的地區。此外,它也要求尊重人權和民主思想,保護自然環境以及停止中國人向西藏的遷徙。

作者資料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驚悚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影響力深遠。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權民一體論》(解決溝通結構被權力綁架的困境,避免社會動盪的遞進自組織社會制度思考)。

基本資料

作者:王力雄 出版社:大塊文化 書系:from 出版日期:2009-02-27 ISBN:9789862131077 城邦書號:A1400460 規格:平裝 / 單色 / 600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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