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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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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把生命重新引回當下,構成歷史的動力;而不是遙遠的、被打造的烏托邦。 2014年3月,對許多臺灣人而言,都是一次「運動」的洗禮。一場因經濟而起的爭議,卻引發了國家與社群的命題;許多人第一次經歷所謂的「街頭」、「抗爭」,第一次認真參與公共事務的辯論,第一次思考個人與國家、歷史的關係……或是,第一次認真思考,我們該如何定義自己,做為一個公民。這一次的洗禮,有人稱為「三一八運動」,有人稱為「太陽花運動」。 2016年3月,兩週年的回顧。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場運動?是臺灣與中國以自由貿易為名,實則政治層面的算計角力?是臺灣公民意識/力量的勃發、社會運動的轉捩點?還是,每一個參與者生命歷程的重要分野?本書所收錄的十一篇文章,企圖從歷史脈絡、運動結構、法律和個人精神層面,來描繪「太陽花運動」所綻放出來的圖像。 吳叡人的〈黑潮論〉以「黑潮」和「帝國碎片」的撞擊為喻,鋪陳出島嶼不同階段的歷史際遇和政治塑型,以及島國內部的分化與融合。蔡宏政的〈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以民族國家與資產階級的互依或逆反做為觀察動線,並佐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來看臺灣今日何以落入依賴中國的路徑。吳鴻昌、林峯燦和湯志傑〈冷戰結構視野下的太陽花〉進一步邁向全球史軸線,從冷戰和後冷戰的脈絡,聚焦臺灣、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組關係如何成為激發太陽花最直接的力道。 歷史脈絡之後是運動剖析,社會科學的理論對在地者有什麼意義?吳介民和廖美在〈占領,打破命定論〉結合理論及數據,披露社會大眾關心的中國因素是什麼?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最近幾年臺灣民意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太陽花運動導致了哪些政治影響?何明修的〈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以蒂利的政體模型,從機會和威脅的角度分析太陽花運動過程的政治脈絡、歷史情境和「人際」互動,並對理論模型加以修正,呈現「人」為何是社會運動的關鍵。陳吉仲〈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透過經濟學方法的抽絲剝繭,分析兩岸服貿的特殊性,以及究竟該如何評估自由貿易利弊,最終的提問是:什麼才是經濟的根基?自由貿易、人民幸福,何者才是目的? Nakao Eki Pacidal的特別邀稿〈投幣式卡拉OK——部落點唱「湯蘭花」〉從原住民的位置看太陽花,除了內容,文章本身也從「形式」的自我「越線」,體現「動能」的持續,充分反映這是一場反抗和展現生命力的運動。 兩位法律學者分別從法律的不同面向切入。三一八是一個憲政危機的防禦行動嗎?黃丞儀在〈未完成的革命〉中告訴我們,這個問題不僅是法學、也是政治哲學的議題,身處一個具有「例外狀態」和「民主困局」的特殊憲政格局,如何既要反叛、又要依脈絡而行,將考驗我們對「民主」和「共和」承諾的意志。「將政治問題法律化,政治將所獲無幾,而法律全盤皆輸。」林佳和〈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以施密特的名言起頭,「三一八學運,合法或違法?」貫穿提問,這批運動者實則在不同具體關聯上,於前後相異的階段中,面對法律,定義法律,重新找回或創造自己要的法律內涵。 第一次,臺灣有學者以精神分析理論談論一場劃分歷史的社會運動。彭仁郁〈反叛中建構的主體〉從拉岡和克里斯蒂娃提供的視野,讓讀者領略一場由「反叛」所發動的「主體化」過程,不只停留在表層的政治倫理,而是直入微細的「野蠻驅力」、「欲望」和「認同」的深層心理世界和社會集體史的交錯。最末,林秀幸〈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企圖以社會詩意和空間詩學來看太陽花的政治伏流。一個從空間現象學辯證而來的政治解讀,如何讓維護親近性空間成為正當性的美學行動?這樣的動能又能如何推擠出臺灣獨立的政治地景和歷史方向? 這十一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把研究視野拉回具有創造性的人。不再強調定義分明的概念,把「生命」放回歷史、把「生命」放回研究視野,讓人的生命重新主導政治,讓人回到歷史場景,構成歷史的動力,幫助我們拉開觀看社會運動更豐富的角度。

目錄

導讀(林秀幸) 黑潮論(吳叡人) 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台灣價值(蔡宏政) 公民力量改變政經結構的里程碑——歷史長期視野下的太陽花運動(吳鴻昌、林峰燦、湯志傑) 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陳吉仲) 反叛中建構的主體——318公民運動中所彰顯的象徵秩序傳承(彭仁郁) 到太陽花之路——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吳介民、廖美) 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林佳和) 一場未完成的革命(黃丞儀) 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何明修) 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林秀幸) 【特別收錄】投幣式卡拉OK——部落點唱「湯蘭花」(Nakao Eki Pacidal)

內文試閱

占領,打破命定論(摘錄)
◎文/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廖美(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四、占領行動的主體與創意   前節闡述太陽花運動發生的因素、以及反服貿運動的歷史脈絡。這場占領,不但震撼臺灣政局,創造一種新形態的抗爭政治,也讓臺灣的抗爭聲音傳播到世界,並讓美中兩國都做出回應。這節將說明運動參與的主體、過程及其效應。   (一)學運力量、青年世代、公民社運組織的匯聚   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很明顯的,學生與青年的角色至關緊要。三月十八日衝進立法院的主力是學生與青年。因此,不少人把這個運動稱為「太陽花學運」。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場運動中,公民組織與社運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把時間的視野拉長,學生、公民社運組織、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先行世代,都是這波運動的參與主體。   回答「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這個問題,同時涉及這場集體行動的空間性質。由於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占領者(以學生為多數),被警察包圍;抗爭者要進出議場內外時,必須通過警察的封鎖圈,也必須通過占領者的糾察線。因此,抗爭空間便呈現三層結構:最內圈(第一層)是占領者、中間是警察、外圍是支援的抗爭者。議場內外的抗爭者之間的溝通協調型態,便呈現多元行動中心。當然,議場內外的抗爭者每天進行「聯席會議」,但是許多行動決策並非通過這個聯席會議做出決定。議場內有比較具有向心性的核心「決策小組」(九人小組),但議場二樓仍然存在一群守衛者的「奴工」,有獨特的自我認同。而在立法院四周所形成的對議場占領者的「保護層」(第三層),參與者的成分與背景則高度多元而複雜:有來自各種公民社運團體,其成員不乏各類社運幹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工運組織、媒體改革組織等等,以及教師與積極公民。這些人當中,許多在過去幾十年民主化運動過程都曾是積極分子,例如傳統臺獨運動世代、一九八○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世代」、一九九○年代「社運黃金年代」的幹部、二○○○年代的「反樂生療養院迫遷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世代」;加上許多難以使用「既定語彙」給予稱謂的參與者,比如自發在立法院周邊擔任糾察工作、但在組織上不屬於「糾察隊」的計程車司機與「兄弟們」,以及許許多多「沒有臉孔的人」。   這些NGO組織幹部與參與者,在立法院四周舉辦了各式各樣活動,並且展開各種組訓培力,如「非暴力抗爭訓練」、「公民審服貿」(D-Street)與「人民議會」(嘗試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的溝通模式,轉到街頭活動上)、「開放論壇」(讓圍觀者成為發言主角)、「街頭公民教室」等等。此外,還有「賤民解放區」、「大腸花」等與運動主流旨趣不同的論壇。多元而異質的抗爭模式不斷翻出,是太陽花運動可以延續二十四天而不致「冷場」的關鍵因素。從另一個角度,占領行動適時接隼了公民社會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聲音,將之轉化為自發的社會行動。其中,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如臉書扮演多大程度的動員?一項在運動現場針對參與者的大規模訪談,反駁了多數參與者是被「網路動員」說法;相反地,他們傾向自身的參與是「自發性」的行動。   (二)自發與創意   除了自發參與,這場運動的有序分工,也值得注目。當時,只要到立法院內外走一趟,即可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數以千計的參與者,聚集在臺北市內一個街區,日夜在一起工作、生活、進行抗爭,如何不產生嚴重的公共安全、衛生或其他問題?   學生與公民團體提供了各種後勤援助,使這個「無政府」的有序空間得以成立,包括飲食(飲水、便當、點心、「戰地廚房」)、臨時廁所與淋浴設施、舞台音響設備、帳篷、睡袋、垃圾分類、網路設施、醫療團隊、法律顧問、甚至心理諮商服務。而在運動本體的組織分工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與青年投入這些工作:現場主持與指揮、媒體聯絡、多國語言翻譯、文稿撰寫、糾察與安全、決策團隊、聯席會議等等,組合成一個「臨時擬政府」。此外,社群媒體和虛擬空間也提供抗爭活動的載體,許多網路社群更即時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與訊息。當然,在這樣的抗議運動場合,還有無數充滿創意的海報、塗鴉、與藝術作品。至於無序或有序,只是相對概念。議場內以及議場內外之間的溝通不良、信任等問題確實存在,各種人際與團體間的矛盾也經常可見。其中,原運分子離開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主場」,轉到捷運善導寺站三號出口附近的一個公園另闢戰地聚講(參見本書Nakao Eki Pacidal的文章)。但總體而言,這場運動仍然展現出高度的自治能力。可以這麼說,自發與自治是這場運動最成功的標誌之一。「無政府空間」與「臨時擬政府」並立,構成有趣的對比與張力,值得未來更深入探究。   充滿義憤、活力、與創意的青年學生,是運動的主力。青年世代對中國與兩岸關係的一般態度,以及對自由貿易的不滿態度正在醞釀中。二十年來,臺灣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上升、勞動貧窮人口增多等等。青年世代被稱為「崩世代」或「22K世代」(每個月賺取兩萬兩千元臺幣的薪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參與者除了大學生與高中生,還有不少剛進職場的青年,其中女性也占了大半。青年學生強烈感到「被偷走的未來」,或者前途茫茫,終於在這場運動中,找到抒發不滿的門路。在示威中,一條橫幅寫著:「拒絕去中國當台勞,待業青年接力反服貿」。而塗寫在立法院大樓外牆上的「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更直接傳達青年的憤怒。「大腸花論壇」則提供另類的發言空間,參與者透過粗口開罵,顛覆統治秩序(演說者必須以「幹××」做為發語詞),直接對「國民黨」、「馬英九」和「中國」罵幹。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參與大腸花的演說者不乏充滿創意而憤怒的女性聲音。在大腸花論壇裡,百無禁忌的「罵幹論述」(curse discourse),也是一種「論述狂歡」(discursive Mardi Gras)的縮影,它呈現臺灣青年世代的認同變遷,相對前一輩人,年輕人更能自在地表現認同。   就本文關心的軸線─臺灣公民社會如何抵抗中國因素─青年世代的「論述狂歡」所揭示的臺灣認同強度是驚人的。他們無畏於說出、也不吝於說出「我支持臺獨」。在這樣的言說互動中,解構「臺獨的污名」,也抵抗中國政府對臺灣獨立支持者的恫嚇。換言之,這場運動是「價值宣誓,宣誓『我們沒有被說服,被中國的大國價值所說服』」。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原先「統戰策略」設想的是,培育一群親北京的財團與政客、收買媒體引導輿論,便可以「解決」臺灣人的認同問題。但是這個「認識框架」已經被太陽花運動無處不在的「論述狂歡」所顛覆。對年輕世代而言,臺灣人認同屬於集體靈魂的尋索過程,是在日常生活的細微互動中點滴累積起來,其紮實、頑抗性遠高於「中國中心主義者」所能想像。   換言之,北京「收買臺灣」的策略,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難題。而北京似乎也很快在調適這個新現象,試圖做出回應,聲稱將「聽取臺灣年輕人的意見」。   五、誰支持太陽花運動?   前兩節描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的理由、主體、過程及其效應。那麼,在社會層面,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支持或反對的變數是什麼?根據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在二○一五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使用二元邏輯回歸(將贊成太陽花運動歸碼=1,不贊成=0),檢證幾組變項後發現,民眾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主要的顯著變數包括:政黨因素、中國因素、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世代/年齡、教育、統獨選擇、以及婚姻狀態。   在政黨因素方面,不同的政黨認同讓民眾表現出支持態度的差異:偏綠的政黨認同傾向支持太陽花,而偏藍的政黨認同則傾向不支持。認為國民黨政府太過「傾中」的人,強烈支持太陽花運動,這個變項的影響力是所有變項中最高的;在分析樣本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認為國民黨政府太傾中。此外,比較信任民進黨政府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也明顯支持太陽花運動;在分析樣本中,信任民進黨政府進行談判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而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同一個問題,在二○一三年調查時,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高於民進黨,當時信任國民黨政府代表談判的有百分之四十九,信任民進黨為百分之三十四。很明顯,民眾的態度在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發生了翻轉。   中國因素方面,在目前兩岸關係下擔心失業者傾向支持太陽花。關於兩岸交流協商中,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此外,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民主化的人,也傾向支持太陽花。但認為中國將持續快速經濟成長的人傾向反對太陽花。這組結果呈現,民眾對中國因素的考量乃是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評估,並且在總體層面衡量經濟利益與國家主權孰輕孰重。顯示民眾的態度並非情緒性的所謂「逢中必反」,而是理性計算,尤其民眾的考慮中,還包括對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評估。   在統獨方面,傾向獨立的民眾,相對於中間態度者,比較支持太陽花運動,而偏向統一的民眾則不支持。但就實質影響力而言,統獨因素的重要性低於政黨因素、中國因素、與世代因素。綜合中國因素與統獨選擇,我們發現臺灣的國家認同議題存在一個浮現中的「生計概念」,與我們之前一篇論文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的分析一致,亦即,當考慮了中國因素,原先統獨選擇對行為或態度的影響降低了,臺灣國家認同的內涵,可能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遷。   教育因素的分析顯示,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職與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呈顯反對太陽花;但是大學以上教育者(一樣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背景)則不顯著。婚姻狀態方面,已婚狀態者比較反對太陽花。   民主評價與政府評價方面,認為民主制度好於獨裁制度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對政府評價(即評判當政的馬政府)好的人則反對太陽花。   世代/年齡方面,年輕人顯著支持太陽花。十八到二十四歲對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支持太陽花的機率是二點七倍;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年齡層,相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年齡層,則是一點六倍;反觀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則傾向反對太陽花運動。這個發現證實了年輕世代對臺灣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正在提高,而且也跟晚近「年輕世代臺獨化」的命題吻合。觀察民眾的統獨選擇:不分年齡,選擇統一有百分之十六,選擇獨立有百分之四十六,中間立場為百分之三十八。分不同年齡層觀察,特別在十八到二十四歲年齡層,只有百分之二選擇統一,他們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九選擇獨立,另有百分之三十九選擇中間立場。要言之,愈年輕,選擇獨立的比例愈高(圖一)。   總體而言,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與否,政黨因素的實質作用力最大,中國因素次之,再來依序為世代/年齡、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教育程度、統獨選擇、婚姻狀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歸類為政黨因素的變項,其實也包含一定程度的中國因素成分,例如國民黨政府是否過度傾中、兩岸談判比較信任哪個政黨等題目,就涵蓋了臺灣與中國關係的評估;換言之,這幾個變項測量已「被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   最後,我們需要討論那些在直觀上重要、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的變項。首先,階級變項全部不顯著,省籍、所得也都不顯著。至於,本文關切的「人們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呢?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三贊成與中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有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九十贊成與美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只有百分之十。臺灣的一般民意幾乎一面倒支持自由貿易。但是,不論是「跟中國大陸擴大自由貿易」或是「跟美國擴大自由貿易」,贊成或反對的立場,都與支持太陽花與否在統計上沒有顯著關聯。   以上發現,指出兩個特點:第一,太陽花支持者與太陽花運動幹部/積極參與者之間,存在著關注議題的差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中,有一部分人反對服務貿易的理由是反對自由貿易,這個現象可以由抗爭現場的海報布條與論述獲得證實,儘管我們無法確定其比例程度。但是,一般民眾支持或反對太陽花與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態度無關。第二,晚近青年政治運動蓬勃發展,被認為是左翼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或者民族主義社會的基礎向左移動。但是,在一般民眾層次,調查資料顯示階級因素並不顯著。   六、「被統一」的焦慮與張力   太陽花運動的爆發,民眾對此集體行動的支持與否的態度,以及此行動對民意的影響,都與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息息相關。而且,近年來,民意對中國相關因素的態度,顯示出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在升高。在臺灣政治深層,一個主要的伏流是「被統一」,或是臺灣被中國兼併的焦慮。我們先從國族認同的變化趨勢談起。   臺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TEDS)長達二十餘年的調查,從一九九四年以來,臺灣人認同一直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圖二)。臺灣人認同在一九九四年占百分之二十,低於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到了二○一五年,臺灣人認同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九,而中國人認同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雙重認同(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在一九九四年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二○一三年則為百分之三十四,呈緩慢降低。從圖中,可觀察到臺灣人認同與其他兩種認同的交叉。第一,在一九九五年,臺灣人認同超過中國人認同,此後持續拉開差距。第二,臺灣人認同在二○○八年超過雙重認同,此後也拉開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一~二○○七年之間,大約是陳水扁執政階段,臺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處於拔河狀態;臺灣人認同在馬英九執政階段大幅度領先。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結論: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其拉近與中國關係的大陸政策,加上中國因素開始在臺灣發生作用,在民意態度上,反而伴隨更為高漲的臺灣人認同。

作者資料

吳叡人、蔡宏政、吳鴻昌、林峯燦、湯志傑

吳叡人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蔡宏政 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吳鴻昌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林峯燦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湯志傑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吳介民、廖美、何明修、陳吉仲、Nakao Eki Pacidal

吳介民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廖美 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何明修 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陳吉仲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特聘教授 Nakao Eki Pacidal 馬太攻守聯盟

黃丞儀、林佳和、彭仁郁、林秀幸

黃丞儀 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林佳和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彭仁郁 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林秀幸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基本資料

作者:吳叡人、蔡宏政、吳鴻昌、林峯燦、湯志傑吳介民、廖美、何明修、陳吉仲、Nakao Eki Pacidal黃丞儀、林佳和、彭仁郁、林秀幸 出版社:左岸文化 書系:左岸時事 出版日期:2016-03-23 ISBN:9789865727345 城邦書號:A0400064 規格:平裝 / 單色 / 408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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