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幾年來的經濟成長放緩，是可預見的事。 金融市場和分析師早已認知到，以中國經濟規模之大，本來就不可能持續每年兩位數以上的成長。二○一五年官方的經濟成長目標為七％，然而依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實際上為六．九％，成長率是二十五年來的最低。這區區○．一％的差距，倘若換算成具體數字，大約是六百八十億人民幣。這個數字雖然不小，但也不至於造成這段期間來如此嚴重的股市跌幅。上海A股自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的波段高點（五一六六點）至二○一六年二月中旬（二八○○點），跌幅已達四五％。 之所以如此，筆者認為箇中原因之一，正是因為當經濟下行之際，世人終究開始正視中國經濟統計資料的問題，仔細分析後才驚覺：實際狀況恐怕比官方數字所顯示的，還要嚴重許多。 當然，中國統計資料失真的問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二○○○年前後，便有研究機構和外資券商提出類似的疑問。當時，中國剛剛加入WTO，正要「打開大門迎向世界」，開始與世界的標準接軌，統計資料開始受到重視，也受到國際間的檢驗。例如《亞洲華爾街日報》和倫敦《金融時報》，就雙雙在二○○一年十一月，分別針對中共官方預估之七％經濟成長率，公開表示懷疑。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指出，中國各省市公布的經濟成長資料，和官方公布的整體成長率並不相符。以二○○○年為例，除了雲南一省外，其餘各地成長率均高過全中國。 這種「各地都比平均高」的奇怪現象，開始受到廣泛關注之後，人們也漸漸發現更多中國經濟數據的可疑之處。匹茲堡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基（Thomas Rawski）的研究發現，一九九八至二○○一年間，中共官方公布累計經濟成長率，高達三四．五％，但同時期能源的使用量卻減少了五．五%，物價下跌二%，就業幾乎無增長。這種種現象，與一般成長中國家的經驗法則不符。另外，德意志銀行曾以電力使用量、飛機載客率、零售銷售及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推估一九九一至九八年間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成長率，結果發現平均虛增了四．七%。 除了經濟成長率之外，中國另一個重要數據――失業率，也被關注和置疑：《新聞週刊》曾指出，二○○一年官方公布失業率為三．六%，但這不包括一千萬名從國營企業下崗的工人，以及當時一億五千萬名分散在各大城市、工作狀態不穩定的農民工。失業率數字之所以失真，外界普遍認為是基於不能「動搖國本」的政治考量。 不是唱衰，而是正視事實 對投資者而言，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與現實狀況可能存在嚴重誤差，直接影響的是資產評價和成長性預估。許多看衰中國經濟前景的觀察家和分析師，多半認為中國過度的投資和閒置產能――包括房地產和都市化建設，都將引領債務泡沫破滅和經濟崩潰，像是長期經濟趨勢預測家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便抱持這樣的看法。本書提到長期看空中國市場的章家敦並指出：「……中國經濟早已在嚴重衰退中，多年來中共當局以偽造的統計數據隱瞞這個跡象，但紙終究包不住火……」知名分析師謝國忠也認為，中國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數字，確實存在扭曲的動機，因為「中國沒有獨立的統計局」。 當然，我們不用一味追逐這些空頭大師的腳步，大肆批評中國政府「政治凌駕一切」。但中國官方統計數字可信度低卻是不爭的事實，就連前面提過二○○○年前後「各地都比平均高」、「影子省分」的現象，經過十年仍未見改善。二○○九年大陸各省GDP總和超出全國三．一兆人民幣、二○一○年超出三．一兆、二○一一年超出五兆，到了二○一二年超出金額高達五．八兆，三十一省區市總和超過全國一○％（本書第一章有相關討論）。 高盛在二○一三年四月曾指出，中國的進出口數據可能造假。因為高盛發現，當年一季度中國對歐洲出口同比僅增加一．一％，對美國出口同比僅增加六．八%，但出口香港卻暴增七四．二%！香港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這實在太不合理了。這種畸形現象，主要與地方省市首長下令力保全年一○％外貿增速的目標有關。在力保政績的壓力下，各種奇怪現象應運而生，例如將一千萬美元的商品運到香港，第二天再運回深圳，一來一往之間，便「創造」了二千萬美元的貿易額；更不用說可能存在的虛假交易（目的是套取匯差或洗錢，本書第八章有相關討論）。 在二○一五年三月的「兩會」召開期間，中共政協委員、國家審計署原副審計長董大勝表示，中共「地方政府形式主義和浮誇主義嚴重，很多數字有水分。像是GDP增速、財政收入、信貸數據、進出口等都造假」。這是官方人士少見對資料真偽做出如此露骨的說明。同年十月，中央巡視組發現東北三省GDP灌水嚴重，以致「一些縣的經濟規模都超過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也指出，地方政府「命令企業向中國統計局謊報投資、銷售和利潤資料，而且是成倍數的方式謊報……」。 面對各方越來越多的質疑，二○一六年一月國家統計局在公布二○一五年全年GDP增速六．九%的同時，統計局長王保安回應：「中國GDP核算有扎實的、準確的基礎數據，有制度、體制和機制保障。」不過幾天後，王保安就因「嚴重違紀」無預警地遭到調查，動作之快令外界震驚。原因可能是針對個人過去任職的違紀有關，也可能是官方開始認真面對資料不實的問題，因為統計資料不實對政府施政影響之大，不言可喻。 研究中國，必須具備的新知 筆者過去曾參與中國股市的投資，讀過不少中國官方和民間各式統計資料和企業財報數據。慚愧的是，即使心中有過對統計數據的懷疑，但並未認真思考和比對。所幸有本書的翻譯工作，讓我得以回頭拾起過去的資料再做分析，得出不少心得和啟發。以下茲舉一例，抛磚引玉，與本書做一呼應。 以貿易為賺取外匯主要手段的新興國家，央行的外匯占款（類似外匯存底概念）數字和進出口資料大都呈現正相關。也就是說，當貿易出現順差時，外匯占款大都增加，反之則同步減少。 但是，這樣的關係在中國的統計數據裡卻不一定成立：過去，在大量貿易順差時，外匯占款每月增加不足為奇，恐怕也沒多少人在深究貿易順差和外匯占款增幅之間的正確性（當然我們允許誤差和時間差）。不過二○一四年開始，當中國貿易狀況明顯轉弱時，外匯占款仍然增加就顯得突兀了。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資料（我們姑且認為可信），二○一四年一月的商品貿易順差為三一九億美元，二月甚至出現二三○億美元逆差。但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資料中，一月份外匯占款增加將近五千億人民幣，二月還能增加將近一千二百億人民幣，就算把匯率因素考慮進去，也明顯背離！ 本書英文版於二○一四年四月推出，作者郭馬修（Matthew Crabbe）既非金融從業人員，也不是從事經濟分析預測，更不是一路唱衰中國搏版面的「專家」。在他二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大都生活在中國，與各項數據（以零售消費為主）為伍，這讓他對中國數據的敏感度高於一般人。本書對中國統計數據涵蓋的範圍甚廣，從宏觀經濟數據（人口、經濟規模、政府財政、債務以及貨幣政策）、企業財報（包括產出、銷售及貿易）到民間消費（零售、就業、所得和房地產），超越了過去金融市場以投資為出發點所討論的範疇，更是研究中國的專業人士必須具備的新知。 作者比對各項數據，指出中國官方資料的誤差和謬誤之外，也分析了這些資料如此離譜的背後原因，包括歷史、疆域、統治權，以及「社會和諧」等。悲觀論者會認為，中國的數據無一可信，但作者的態度顯然不是如此。畢竟，中國正在不可知的未來中，嘗試面對過去的鄉愿和錯誤，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這絕不容易，但它開始做了。 筆者有幸能迻譯本書，雖曾有譯作經驗，主題又接近工作專業，但難免仍有疏漏誤失之處，若文中出現不合理的邏輯、謬誤或語意不清，應為翻譯失誤，無關原文的完整性。此外，筆者也在各章針對原文中未加以說明的名詞、人物、事件等另行註釋，說明來由，期能盡力讓讀者了解全貌。 唐祖蔭 二○一六年二月 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