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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經典復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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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陽【經典復刻版】

  • 作者:姜貴
  • 出版社:皇冠
  • 出版日期:2016-09-26
  • 定價:399元
  • 優惠價:79折 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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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讀者千呼萬喚,絕版超過30年的傳奇經典,終於復刻再現! 夏志清教授盛讚:「晚清、五四、三○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 葉子在變紅,重陽近了, 雖沒有滿城風雨,卻已是一年將盡的開始, 必將發生的大自然的悲劇方興未艾…… 覺醒與沉淪可能只有一線之隔,他們就這樣輕輕地跨過了…… 洪桐葉出身革命世家,在父親洪百厲去世後,他與母親、妹妹相依為命。為了負擔家計,洪桐葉中學畢業後,便在叔叔的介紹下,至洋行擔任學徒。洋行老闆烈佛溫不但要求洪桐葉學習法文,包辦公司大小事務,甚至還要幫老闆娘修腳。 洪桐葉雖然覺得辛苦,但為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只好咬牙承擔。沒想到母親卻在此時生病了,為了籌措醫藥費,洪桐葉向老闆請求預支薪水,卻遭到對方尖酸刻薄的羞辱。 就在洪桐葉近乎絕望之際,意外認識了柳少樵,並接受他的雪中送炭。柳少樵雖然家世富貴,卻極度反對封建傳統,將共產思想奉為圭臬。他的一言一行,對洪桐葉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刺激與洗禮。洪桐葉以為自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但他卻絲毫未覺,已經漸漸受到了柳少樵嚴密的掌控…… 姜貴於1961年出版長篇小說《重陽》,這本書與《旋風》並列為他的生涯代表作。他以高超純熟的諷喻及象徵手法,透過洪桐葉與柳少樵兩名主角之間的依賴與牽制,刻畫民國初年共產黨與國民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衡的關係。姜貴將擾攘而蒼涼的年代凝結成一年將盡的重陽時節,而我們也在這場以「革命」為名的風暴之中,洞見最真實的人性。

導讀

姜貴的《重陽》
◎文/王德威   雖然姜貴在四○年代曾嘗試過小說創作,但他一直要到移居臺灣後,才真正成為專業作家。我們今天讀他的作品,也許會輕易的將其歸為老掉牙的「反共小說」之流,事實不然。姜貴的小說雖毫不掩飾批共反共意圖,卻較一般的口號文學複雜太多。   姜貴的《重陽》寫的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寧漢分裂與清黨的往事,以革命青年的歷練與墮落作為情節骨幹。故事中的主人翁洪桐葉是國民黨先烈之後,因家道中落,淪為上海法國洋行買辦的學徒,工作辛苦,所得卻不足以養家。適值洪母染病,告貸無門。一神秘青年柳少樵即時出現,為洪解圍,兩人遂迅速成為好友。柳實乃共產黨徒,他藉此機會不只是吸收,更是吸引了洪。洪柳二人所發展的同性戀關係是《重陽》的一大主題。對姜貴而言,洪桐葉尾隨共產黨人,非但是意識形態的墮落,也是身體欲望的墮落。   《重陽》的重心是武漢國共聯合政府轄區內,種種驚世駭俗的事件。洪、柳以協助北伐的名義來到武漢,柳搖身一變,成了政府中的左派小頭頭。他策劃工運婦運、鼓動罷工搶糧,無惡不作。柳同時也是淫邪的雙性戀者。在洪桐葉外,他迫姦了洪母及洪妹,最後又搭上了自己原配妻子的女佣白茶花,一個醜陋的大腳婦人。柳與白這兩人一搭一檔,為所欲為,直把武漢鬧得一無寧日。國民黨實行清黨後,武漢大亂。洪在亂中為柳謀殺,而柳則與白茶花逃之夭夭。   姜貴把政治情欲化,或把情欲政治化的傾向,在《重陽》的第一章即可得見。洪桐葉受僱於法國商人為學徒,不僅為公事疲於奔命,還得為老闆夫婦整理家事,清洗污點斑斑的褻衣。洪後來更受命學習修腳術,好為太太服務。日久生習,洪竟對老闆娘的腳,產生愛戀。修腳不再是苦差事,反成為滿足他性幻想的古怪儀式。姜貴對戀足癖的描寫,並不僅於此。《重陽》中另有一名英國無賴,專事對中國婦女的纏足風,大事蒐奇。而我們也記得,小說中的首惡柳少樵迷戀白茶花,不為別的,竟是為的她那一雙既大且扁又跛的天足。   柳少樵吸引洪加入共產黨,不僅介紹他看馬列宣傳書報,也同時附贈性學博士張競生的《性史》。政治的墮落必須與性的墮落等量齊觀。姜貴牢牢抓住這兩者的對應關係,在《重陽》中發展了一複雜多姿的象徵體系,為現代中國小說所鮮見。對姜貴而言,我們的身體正是禮教與意識型態最後的戰場。性氾濫及性扭曲反映了整個社會法理制度的崩潰,而其後果的恐怖,十足駭人聽聞。小說開頭的戀足癖描寫只是熱場戲而已。之後虐待狂與被虐待狂、通姦、強暴、同性戀、窺淫癖、暴露狂、穢物癖,乃至(嘲仿式)亂倫的例子,處處可見。在一個道德政治混亂的時代裡,沒有一個人能潔身事外,而女性所受的禍害,尤其慘烈。書中所有的處女角色都喪失了她們的貞操,而尼姑、寡婦、丫頭等「被壓迫」的女性,又都被強迫參加擇偶大會。武漢政權以解放婦女為主要號召之一,但在柳少樵這幫人的導演下,卻演出了仇視蹂躪女性的瘋狂嘉年華會。   是的,在無所忌憚的原始欲力指使下,《重陽》充滿一種反常的亢奮狂歡氣息。姜貴對大革命的看法是群醜跳樑,倒行逆施。姜貴同期的許多反共作家,也抱著同樣輕蔑嫌惡的態度來看共黨革命,但少有人如姜貴般,寫出共產這個「玩笑」中的殺機,革命這場「胡鬧」中的血腥。他的主要角色,個個如上了獸欲之弦的機器人,橫衝直撞,絕不稍歇。當政治激情成了畸情,革命也真成了要命的遊戲。   由這一觀點來看,柳少樵是個極成功的反面人物。柳原出身世家,自響應革命大業後,他的作為即極盡驚世駭俗之能事。新婚之夜,他強暴了新娘,之後即棄如蔽屣,反與女佣白茶花戀奸情熱。柳愛女人,也愛男人。他與洪桐葉一度難捨難分,食同桌、寢同床。但洪犯了錯,柳卻大事體罰,彷彿在凌虐中,又另得快感。這段感情並不能阻止柳對洪母及洪妹的覬覦。兩位女性先後為柳所強姦。柳少樵其貌不揚、憊懶下流,但姜貴卻看出其人的無窮魅力,引得了一群又一群的角色,如飛蛾撲火般甘為其役、甘為其亡。武漢政府垮臺時,共產黨徒四散,柳也適時結果了洪桐葉一命。夏志清曾指出姜對革命家及色情狂一視同仁,因兩者均有絕難饜足的(政治或身體)欲望,對人生百態,卻殊少同情寬貸。觀諸柳少樵的行徑,信然!   《重陽》的書名指的是陰曆九月初九盛暑已過,秋風將起的時節。回望二十七年夏天的一場荒謬風暴,姜貴但願秋天能帶來冷靜與警醒。但秋風秋雨能不勾起姜貴蕭索蒼茫的感慨麼?除此之外,我也懷疑書名影射了書中兩個男主角以至兩個政黨的畸戀關係。《重陽》者,「重」「陽」也。對姜貴而言,洪柳的關係乖離常道,而武漢國共聯合政府也是變態的政治存在。   姜貴自謂是個保守的右派作家。然而細讀《重陽》,我們不禁要對他將政治色情化的寫法,暗暗叫絕。即便保守,他也絕非等閒的反共作家。他小說中身不修、家不齊而國不能治、天下不能平的論式,暗合古典小說常見的教訓,而走的路線卻是反諷托喻式的。就此我甚至要說姜貴的寫法提醒我們重審《金瓶梅》、《野叟暴言》這類古典誨淫小說的政治意涵。《重陽》將情欲的兇險、政治的無常、家庭的瑣碎、革命的高蹈合為一談,使全書不再是一個「乾淨」的歷史小說。這一將歷史庸俗化的舉動,代表了姜貴與歷史對話的激進姿態,也間接暴露了五○年代多數反共或擁共小說故作「天真無邪」的教條真相。   本文摘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小說.清黨.大革命-茅盾、姜貴、安德烈.馬婁與一九二七夏季風暴〉

序跋

  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我在《今檮杌傳》(即以後用《旋風》原書名行世的那本小說)自序中寫過這樣幾句話:   民國十六年,我在漢口親眼目睹了共產黨那一套以後,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記憶歷數年而猶新。二十年,我寫了我的第三個長篇《黑之面》。我以為共產黨是屬於「光明的反面」的東西,必無前途可言。但在技巧方面,我卻並不滿意這一篇。過了些時候,逕把它付之一炬。   以後我一直想重寫一部,祗是沒有機會。當然沒有機會也就是沒有決心。而《黑之面》到底寫些什麼,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記憶。兩年前,偶步街頭,看見一家叫做「華的工藝社」的市招,才聯想起《黑之面》的女主角名叫「華的」。「華的」是女人的一種面飾,我們有時在西洋女人的帽子上看見插一根羽毛,現在婦人勒髮也有用與其髮色配合的羽毛的,「華的」大約就是那類的東西。往古男子出獵,獲得珍禽異獸,歸而以其羽或皮獻其所歡,用以市愛。婦人以羽為飾,起源大抵如此,而這就是所謂「華的」。《黑之面》寫些什麼,看了這個女主角的名字,也大致可以想像了。   共產黨注重階級利益。這個階級是由共產黨本身的暴力所形成的一個「新貴族階級」,而絕對不是所謂無產階級。這個新貴族階級,無視國家民族的利益,也無視個人的自由權利。時至今日,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自由公正的人士,對此都已深知,用不著說了。   但它在十六年的武漢,實在早已經給我們看過「樣子」。如果舉國上下,都重視那個「樣子」,都重視他們在那個「樣子」中所表現的許多「過火」的舉措,作為一個前車之鑒,戒慎恐懼,積極的消滅共產黨所由產生的那些因素,則今日大陸必仍為自由世界所擁有,是可以斷言的。   蔣總統是反共的先知先覺。但三十年來,他一直受到國內國外許多有形無形的掣肘,而未能暢行其志。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讀《蘇俄在中國》一書,真令人感慨萬端。   北伐期中在武漢所成立的「中央政府」,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頓挫」。《中國之命運》第四章第二節,蔣總統這樣說:   在這個時期,使中國國民黨的基礎幾至於破壞,國民革命的生命幾至於滅絕的事件,就是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汪兆銘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中及國民革命軍中積極的進行分化工作。   這個「分化工作」,在國民黨內部挑起了左右派系的衝突,在一般國民與社會之間,煽動社會革命的階級鬥爭,而民族的固有道德遭受鄙棄。蔣總統說:   狂瀾潰溢,幾乎不可挽救。乃復於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間……各地兵連禍結,閭閻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於這漢奸汪兆銘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   此一「慘劇」,以後蔣總統在《蘇俄在中國》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五節中復作如下之分析: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決議案」原是史達林的作品。史達林對於武漢政權的構想,就是要組織其為「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簡單的說,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   民國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惟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發表其共同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份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黨份子所把持。各軍之間,更飽受共產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和。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   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黨部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這一節書,小標題是「武漢左派的悲劇」。   現在,《重陽》所描寫的正是這一「悲劇」。   但我的意思,錢本三這個人物,並不代表「左派」。當時若干左派,以後幡然改圖,仍不失其為純正的國民黨黨員,無寧是值得贊揚的。而錢本三祗是一個投機份子而已。任何一個新興力量,都免不了有這樣的投機份子,問顯祗在看它能不能隨時刷掉他們,保持原有的質素,不趨於腐惡而已。一個健康的人,偶有癬疥之疾,不是可恥的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十七年總登記,以至於來臺以後的改造,都有這種去腐生肌的作用,那是盡人皆知的事。   錢本三有三套本錢,樣樣生意他都可做。他也許有他自己的見解,但是他祗耽於接受現實,隨波逐流,而完全不知道「擇善固執」。他是那一時代的一個自甘墮落的「自我犧牲」者。他和洪桐葉實在是同一條路上的人,不過有幸與不幸之別而已。   這裏邊,也有幾位「友邦人士」,不如此不足以表現那個時代的綜錯複雜。我以烈佛溫和魏蒙蒂兩對夫婦作對照的描寫,以期「無枉無縱」。那時的租界,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為罪惡的淵藪。我不曾歪曲或強調這幾位友邦人士,也無意唐突他們。蔣總統在《中國之命運》第三章第一節裏邊說:   帝國主義者在各地秘密約活動,實為民國成立後軍閥混戰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權足以掩護其間諜和特務人員。租界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等特殊區域,與列強賦有特權的鐵路航線,又足以供軍火的儲藏與販賣,似接濟土匪,助長內亂的便利。   蔣總統分析不平等條約對於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倫理、心理各方面的影響,亦涉及宗教。同書第三章第五節,於對基督教備致推崇之餘,又有這樣的話:   近百年來,基督教的教會,因為他有不平等條約的憑藉,享有特殊的權利,而且不注意中國國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視外人傳教為文化侵略。致其疑慮,甚至加以仇視和反對。   這些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所幸自不平等條約廢除之後,這些不正常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而《重陽》在這一方面所描寫的極小的部分,用意僅在為小說作技術性的烘托而已。   「種族歧視」使基督教義為之黯然無光,而無由自圓其說。這是一個老問題。時至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許多地區猶在為這個問題爭論煩惱,以至流血,連自由民主的美國亦所不免。然則三十餘年前,當殖民主義風行之際,其情況之惡劣,可想而知。   歷史小說並不就是歷史,《重陽》的故事完全出於虛構。因此,如果以書中之人之事,證諸當時之實人實事,以求其所以影射,那就完全落空。   我的目的祗在重現那一時代的那一種特異的氣氛,給人重新感受,重新體會,用以「紀惡為戒」而已。或有人以為這個想法有近冬烘,而且為時已晚,我卻並不那樣悲觀。胡適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話。   同時我也一直相信,共產黨一定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必須敢於分析它所由產生的那些因素,然後才能希望有辦法把它撲滅。詛咒與謾罵也許能洩憤稱快於一時,實則並無多大用處。至於「諱疾忌醫」,其為害之烈,更不必說了。   反共,需要冷靜,也需要智慧。   我出身於一個小資產的藥商的家庭,我習慣於承認以合理的經營求取合理的利潤,而要求享有不受干擾的個人的以至家庭的私生活。我的反共思想,以如此平凡的觀念為基礎。我不是一個勇猛的鬥士。   但《黑之面》以後三十年始有《重陽》,我自己仍深以為愧。面對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而我所不能忍受的卻是無邊的寂寞。   《重陽》於四十八年九月間開筆,歷時十九個月始脫稿。這並非我在加工製造,寫出什麼較好的東西來了,而是由於一暴十寒,屢寫屢輟。其中最久的一次停頓,達七個整月。   這實在太「不景氣」。   本書曾有原稿,無意行世。庚子歲尾,我在臺北小住南返之後,忽然發生了一種「醜媳婦終要見公婆」的想法,使我改變初衷,決定印刷成書,芹獻於讀者之前。而於交付排印時,倉卒間把它刪改成這個樣子。雖不至於面目全非,但個人感情,總以為今不如昔。   我曾經聲明,對於寫小說,我是十足外行。因此,在這裏,我不得不要求我所敬愛的讀者,當你讀這本小說的時候,務必請你不要忘記作者是一個外行。如果你能一直想著你是在讀一個外行人所寫的一本外行小說,那你就不至於太失望,作者及其所作也就能得到更多的原諒和寬恕,而不虞求全之毀。   那真是功德無量。   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姜貴自序於臺南東門寄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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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桐葉中學畢業了。   四年肄業期間,正巧遇上從北京發生的五四運動。這一運動,立刻傳到上海,傳到全中國,使多少青年學生放下課本,離開課堂,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活動。洪桐葉就是其中的一個。   政治活動不免直接影響課業,畢業典禮中校長講話的時候,就曾不客氣地批評洪桐葉這一年級是歷年畢業學生中功課成績最差的一班。他感慨的說:   「我是一個辦教育的人。站在純教育的立場,我要求政治活動退出學校,學生不要參加政治活動。」   校長講話後,緊接着一個國文教員自動登臺致詞,他委婉地說明他個人的意見。   「五四運動的價值,在於思想上的啟蒙。接受科學與民主,讓科學與民主的精神貫澈到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民的生活,那才是中華民族的生機。我們不能固守兩千年以前的思想,而永久不變!」   國文教員的觀點顯然與校長有異。典禮之後,他們兩個私人之間就起了很大的爭執,國文教員又不肯讓步,據理而辯,把個校長氣得渾身發抖。當然這種爭辯是沒有結論的,但國文教員在這一暑假中卻沒有接到續任的聘書,最後他不得不捲鋪蓋離開。   洪桐葉的功課不好,他自己也坦白承認。在他這一班級中,他是以剛剛及格的分數拿到畢業文憑的。照校長的看法,他應當算是壞中之壞了。   雖如此,守寡多年的母親,還是希望他能進入大學。因為一個中學畢業的十多歲的孩子,不文不武,實在沒有較好的出路。尤其當她想到他的父親的時候,她更覺得有必要給他一個深造的機會。要不,對於生者死者都將留下無窮的遺憾,會使她永遠懷着不安。她豈能忘記洪家的門第?他常常想着不要玷辱了這個高貴的門第,更好是能從洪桐葉手裏把這個門第發揚而光大之,她才覺得對得起已死的丈夫。   原來洪桐葉的父親,曾經做過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部次長,他在任內因病下世。遺下他的夫人和一子一女,這一子一女便是洪桐葉和他的妹妹金鈴。這位洪次長,倒稱得起是一個為革命犧牲的人物,身後竟不曾留下什麼財產。因而未亡人的生活,就發生了極大的困難。   洪桐葉有個親叔叔,是留法學藝術的。但他學成回國以後,卻一直在交通界服務,歷任南北各線的鐵路局局長,也算是一個兜得轉的人物。但沒有人知道那真正原因,他把骨肉之親的洪桐葉的一家三口,視作路人,一點也不照應他們。   洪桐葉一家,以後流寓在上海閘北。母親和妹妹在商務印書館工廠作臨時裝訂工人,母女兩個把一點血汗錢省喫減用,卻教洪桐葉入學讀書。   讀大學,是母親的主張,洪桐葉自己也願意。但算來算去,沒有這個經濟力量。母親為難了很多天。最後,她抱着一種「姑一試之」的心情,親自帶着洪桐葉,破例來到局長叔叔家求叔叔了。叔叔結婚多年,自己並無兒女,洪桐葉算是他們洪家惟一的後代。照理,他應當負責任培植他成人,因為這在一個有錢的人,實在所費寥寥。但叔叔對於這個請求,並沒有一點興趣,斷然予以拒絕。   母親便無可奈何地退而求其次,試着說:   「聽說在鐵路上工作,倒是滿有出息的。你能不能介紹他?」   「桐葉要不是我的姪子,我還可以考慮介紹他。是我的姪子,倒不行了,因為我不能引用私人!」   局長叔叔歪着脖子想了一下,接着說:   「這樣吧。我有一個法國朋友,在霞飛路上開一家洋行,做獵槍生意。前些時,他託我找一個學徒。我看,就教桐葉去吧。學點法文,好好做事,將來做買辦,比我當局長還好呢。」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洪桐葉每天到洋行去上班,擦玻璃,擦地板,洗汽車,洗馬桶間,還帶給法國老板和老板娘擦皮鞋,洗內袴。洗內袴這個工作是非常奇怪的,每天早上總有這麼一條偶或兩條內袴交下來洗,有時是男人的,有時是女人的,有時男女兼有,而且祗要老板不出門,就風雨不阻,寒暑無間,準有。洪桐葉偶然問及當廚子的白手老王,這麼單獨洗內袴,到底是怎麼回事。老王裂着嘴笑了。   「小洪,我問你,你今年幾歲了?」   「十八歲。」   「十八歲了。還不懂這點事?傻瓜!」   說着又笑,倒把洪桐葉笑得臉紅了。   洋行裏用人極少,除了這個白手老王之外,祇有一個坐寫字檯的先生,有時聽見人叫他「買辦」。好像法國老板對這位買辦,也並不怎樣拿他當一回事,一直用一個字叫他「張」。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他一個人頭上。老板常使他到外邊去辦事,而又責備他耽誤了家裏的工作。   此外,原還有一個打雜跑腿的小王,洪桐葉進來之後,他的生意被歇了。   洪桐葉對於局長叔叔豫許給他的那一個作買辦的光明前途,等真正看到那位買辦「張」之後,倒也並不再有特別的興趣。但職業有時不是由人挑選的,碰到了這一行,同時又沒有別的機會,就祗好先幹着。   他每天下班之後,隨便買點什麼可喫的東西塞塞肚子,就趕到一家夜校裏去學法文。有時候身上沒有錢,就略去這頓晚飯,緊緊袴帶算了。法國老板每月給他四塊銀洋飯錢,另加兩塊錢零用,一總是六元。而他單單學法文,每個月就要八塊錢的學費。因此,他仍須依靠母親和妹妹的工資度日。   一年過去,洪桐葉也學會幾句法國話了,對於洋行裏的情形也大略摸清一點了。原來他們賣獵槍,祗是個幌子,一年當中也不知道有沒有一筆兩筆交易。老板,他名叫烈佛溫,實在是做軍火生意的。他常常旅行各省,和當地的軍閥們聯絡,替他們從歐洲輸入軍火,而他也有辦法把各省的雅*片煙土推銷到外國去。   有個時候,為了搶一筆較大的生意,烈佛溫曾經和一個日本軍火掮客發生了衝突。深夜間,他從外面返回洋行,剛鑽出汽車門,就被人躲在暗處連擊三槍。算他運氣,三槍都擊中,而都未中要害。醫院裏躺了幾個星期出來,依然活躍在他的老生意場合中。但那一回他也留下了一個紀念,走起路來有點瘸腿了。   想到母親漸入老境,妹妹大了,都不很相宜再在外面作工,洪桐葉就更加努力工作,小心服侍老板、老板娘和他們的一兒一女,也更加勤讀法文。他的希望是極簡單的,早些學徒期滿,坐上寫字檯,多多少少有幾個薪水拿,就行了。他看得明明白白,這不是有給人飛黃騰達的機會的地方,在這裏,較高的願望無異是一種妄念。   老板娘每星期六下午要從澡堂裏叫一個修腳匠來家為她修腳。老板娘一雙手腳,保養得又白又嫩,得力於一個簡單不過的方法。香皂洗淨,拭乾;再用香皂和甘油,交搓,起大量泡沫,然後不用水洗,卻用柔軟的新毛巾把那些泡沫拭淨完事。有一回,在大冷的冬天,洪桐葉把手皴了,裂了幾條口,痛不可忍。他試着用老板娘的方法,偷着洗了幾回,不但裂傷好了,手竟變得嫩了起來。他因此心裏大大讚美老板娘的聰明。   經常為老板娘修腳的一個人,是浴德池的小黃九,每到星期六下午三點鐘,他一定準時報到。那時,老板娘剛從浴缸裏起來,軟椅上一靠,腳便伸到小黃九的膝頭上,那腳上有時還帶着沒有拭淨的水珠。小黃九為老板娘專用一套刀具和磨刀的細石,用完了由老板娘自己保存起來。   修腳的時間,老板娘照例看畫報,同時也吸煙。她喜歡享受小黃九的那種「技巧」,甚或是「藝術」,他實在修得好,但她卻不欣賞小黃九這張黃面孔。把一本大型的畫報,兩手攤開,隔開這張黃臉,一雙腳則暫時交給他,老板娘就有一種十全十美的快感。   小黃九方面,也有一種不應有而竟有的不寧靜的享受。老板娘的浴衣有時會從腿上滑下去。每當這種時候,小黃九總是停下他的刀子來,替她把浴衣拉上去。老板娘似乎看畫報看得出了神,對於這些事竟不察覺。小黃九捏住她一隻腳,準確地揮動着小刀,儼然像一個雕刻家在創作一件藝術品。   這回是偶然的。三點鐘過了,老板娘已經在浴缸裏泡彀*了,而小黃九還沒有來。洪桐葉打電話去問,那邊回說,人早就出來了。   老板娘坐在軟椅上等得不耐煩。眼看四點鐘過了,人還不見來。老板娘就對洪桐葉說:   「你實在應當學修腳。你學會了,你替我修,就不會發生像今天這樣的事了。我給老板講,你學修腳!」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命令,使得洪桐葉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為難了一下,他說:   「修腳和開洋行賣獵槍,不是一行生意。」   「怎麼不是?我是洋行老板娘,你給我修腳,正好是洋行生意呀。」   直等到四點半,小黃九才算來了。原來他搭電車,在電車上和人打架,巡捕房去了一轉,這才趕了來。老板娘告訴小黃九,要他收洪桐葉做徒弟。   「學費,隨便你要,多少由我出。」   洪桐葉便翻譯給他聽。小黃九一聽就明白,對洪桐葉說:   「你學會了,她就不要我來了。」   洪桐葉怕他不高興,扯個謊說:   「那倒不是。她是準備萬一要回國,你不能去,她要帶我去。」   「上法國,我也願意哪。」   「說實在的,我並不要學,這是她的意思。我現在告訴她,就說你不肯教我,回絕了她,好不好?」   「那也不必,看她能出多少學費吧。」   從第二天開始,洪桐葉晚上上過法文,便再趕到浴德池去學修腳。十二點鐘以後,才回洋行睡覺,天不亮又要起來,越發忙碌了。   那小黃九自從出師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收徒弟,倒鄭重其事。他知道洪桐葉沒有錢,跑出跑進,連電車都坐不起,便自己訂了一桌酒席,當着許多同行的面,給祖師爺上香,教洪桐葉給師傅和師爺師叔們磕頭。   一天的早上,洪桐葉正俯着身為地板打蠟,老板的女兒執着一柄玩具獵槍,跑過來騎在他背上,把他當馬,教他學馬跑。這個女孩,雖僅十一歲,卻是個胖子,怕不重有七八十磅,把個洪桐葉壓得透不過氣來。洪桐葉知道她是老板夫婦的寶貝,為敷衍她,便向前爬了兩步。   「好,已經學過馬跑了,下來吧。」   她不肯,要他再爬,而九歲的男孩也上來了。姐姐坐着背,弟弟坐着屁股,用玩具獵槍敲着他的頭,要他快爬。那個敲,並不是輕輕敲着玩的,而是用力真敲,不幾下,洪桐葉就眼裏迸金星。他不由不怒,猛可地直立起來,兩個孩子就跌了個仰面朝天。弟弟爬起來放聲大哭,姐姐拿那玩具獵槍,沒頭沒臉地把洪桐葉狠打,打得頭上臉上好幾處在流血。   老板娘聽見了,跑出來,把女兒拉開,問明緣由,就怪洪桐葉不好。   「他們是你的小主人,你原是他們的馬,他們教你跑,你就應當跑。你不該把他們摔下背來!」   安撫了女兒和兒子,老板娘裏邊拿出厚厚的一本書來,對洪桐葉說:   「我早就有幾句話想同你說。像你這樣一個人,沒有一個宗教信仰,是極危險的。你看我一家人,每星期上教堂,早晚做禱告。神和我一家人同在。忠心服侍你的主人和小主人,就等於服侍神,神會喜歡你。神喜歡你,你才有辦法。你的主人打你,罵你,把你當馬,當狗,你都要忍受,不可有反抗不滿的情緒。因為神說,有人打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儘他打你,永不還手,至死無怨,那是神的意思。人不可違背神的意思。神將會在你死後,請你到天堂上去享福。你的叔叔幫忙我丈夫做生意,他們是朋友,我這才成全你,告訴你這個便宜。吶,這是聖經,你拿去看,每天至少讀一章,不要間斷。這是法文的,不知道你讀不讀得懂?」   這個時候的老板娘,滿臉的親熱之狀,說話的聲調溫柔,又甜又蜜,比較平時竟像變了另一個人一樣。洪桐葉見洋老板娘看得起他,一時受寵若驚,不禁身輕如燕。用手抹一抹臉上的血跡,赧然接過那本聖經來,真是說不出的感激。   老板娘回到裏邊,見女兒還在生氣,便親親她的臉說:   「你們根本不應該接近那黃人。神自然會罰他,降給他災禍,像他降給埃及法老皇的一樣。」   於是姐弟兩個立時跪到床門前,喃喃禱告:   「神啊,神啊,降災禍給那黃人!降給他蛆蟲,降給他疾病,降給他血!……」   神和他們同在,他們馬上又快活起來了。從此,他們再也不理那洪桐葉,正眼也不看他,卻有時大聲叫他「黃狗」!   而這條黃狗,為加了一課「讀經」,休息和睡眠的時間更少了。他的法文程度還差,而這又是一本「天書」,雖然字典不離手,讀起來還是十分喫力。而這是老板娘親自交代下來的,可能他把這視為他工作的一部分,不讀恐怕是不行的。   有時,他想不如去弄一本中文本的來讀,倒方便些。祗是主人沒有如此吩咐,那一定不合主人的意思,他不敢。   轉眼三年。   這三年間,洪桐葉也有他的收穫。他學會了說法語,學會了閱讀普通的法文書報,包括那一部天書一樣的聖經。更教人想不到的是,他學會了修腳。還有,他磨練成一個極大的耐性,能彀壓得下烈火般的憤怒。雖然當有人稱讚他的好性格的時候,他常常覺得有點心酸。   令他焦灼的是,爬上寫字檯的願望,還不見有確實的消息。這六塊錢的學徒,不知道還要幹到多久!抽個空兒回家給母親商量一番,母親就去找局長叔叔,意思想請他給法國老板講講情面。局長叔叔說:   「一點用不到。我知道烈佛溫夫婦兩個都是第一等的好人,待人厚道,決不會錯。等到時候,他自然會對桐葉有個辦法。我一提,倒不好了。豈不使他覺得:難道你還信任不過我?」   於是洪桐葉祗好再忍耐下去。   祇是母親的身體,越來越壞了。整個下半夜都咳嗽得不能入睡,用過各種成藥,也看過醫生,都不見好。人已經瘦得賸*下一把骨頭,還得掙扎着每天去上工。不去上工,問題就更大,一家三口怎麼喫飯呢?   一天下午,她在工廠裏又忽然肚子痛起來,痛得厲害。女兒金鈴扶她到廠醫室裏去看看,醫生斷定那是盲腸炎,非立送醫院不可。金鈴忙求教那醫生:   「送醫院,大約要用多少錢?」   醫生代她計算一下,連開刀,帶病房,少說也得六十塊錢。金鈴便去給桐葉哥哥打電話,告訴了病情,問他能不能給法國老板借一點錢。洪桐葉自己也沒有準兒,放下電話,就去找老板。湊巧,夫婦兩個正在喝茶,洪桐葉就上去把話說了。老板端着杯子,問道:   「你說借多少錢?」   「六十塊。」   「六十塊?那是你十個月的工資啊,你不是說笑話嗎?」老板說了,對着太太聳聳肩膀,撇一下嘴。   「希望你幫忙,救救我母親!」   「你出去吧,不要急!」老板娘笑笑說,「等我給你禱告,求神,神會替你安排。要是神要你母親到天堂去,人也留不下她!」   洪桐葉大失所望,退下來,急得滿頭汗,忙看去給白手老王借腳踏車。老王知道了緣故,便說:   「小洪,你沒有經驗,一下子誰會借給你六十塊錢?這等大數目,得零碎湊起來!你剛才應當給他借六塊錢。你有了六塊錢,再想辦法湊五十四塊,就又容易一些。」   說着,一邊從腰上摸出五塊錢來塞給洪桐葉。   「人,誰能無病無災呀。吶,這幾個錢算我幫你的,你用不着還我了。」   把個洪桐葉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就要再去找老板。老王說:   「剛才釘子已經碰過,你這回再去,六塊錢他也不肯了。再別耽擱,騎着車子,另想辦法去吧。記住我的話,再也沒有人會一下子借給你六十塊錢,要積少成多呀!」   洪桐葉騎上腳踏車,恨不得把它登得比汽車還快。第一站先到局長叔叔家裏。局長叔叔不在家,嬸嬸說:   「你叔叔做局長,比什麼都清苦,哪裏拿得出錢來!」說着,打開手提包翻翻,「這是我的零用錢,你拿去吧。」   那隻遞錢過來的手腕上,戴着一個一寸多寬的白金鑽鐲。   洪桐葉接過來,看是三塊錢,心裏起了一種極大的反感,有意不接受她的。但想起白手老王的話來,他又耐住,照樣說聲謝謝,出來。   趕到閘北的工廠裏,看看母親,一陣陣痛得臉像一張白紙。金鈴聽說法國老板和局長叔叔兩處借不到錢,急得哭了。有些看熱鬧的女工,就一陣嚷起來:   「救人要緊哪,不能讓洪大媽病死!我們來湊湊。」   於是好些人都掏腰包,零零碎碎,一時又有了十多元。   醫生看看洪大媽額上直冒汗珠子,便道:   「不能再耽擱了,趕快送醫院!我打電話,錢以後補繳。」   當天晚上,洪大媽在醫院裏開了刀,情形大致良好。祇為她下半夜裏那個不停的咳嗽,惟恐剛剛縫合的刀傷震裂,倒給守班醫生添了很大的麻煩。最後他給她注射了適量的嗎啡,才止了咳,安靜睡去。   洪桐葉給法國老板打電話請了三天假。有金鈴服侍着母親,他就一心籌款。凡有一面之識,半線希望的地方,他都誠惶誠恐地去試商一下。無奈跑了兩天,一無所獲。   第三天早上,洪桐葉把妹妹叫到病房走廊上來,輕輕打聽她,家裏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賣。妹妹想了半天,想不出來。一家全是破破爛爛,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母親的病讓洪桐葉和妹妹一籌莫展,在如此緊要關頭,他們能遇到好心人,助他們一臂之力嗎?洪桐葉沒有想到的是,母親的這場病,間接將他推入另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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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姜貴的《重陽》——兼論中國近代小說之傳統
◎文/夏志清   去年十一月,我在耶魯大學宣讀了一篇論文,專講我國近二十年來文學創作上的成就。口述的論文受時間的限制,我舉要地討論了三位傑出的作家:姜貴,余光中,白先勇。對國人而言,這三位作家當然是大家熟悉的,余光中和白先勇尤其受到年輕讀者的愛戴。但我國批評事業不發達,討論白先勇成就的也不過《台北人》裏附錄的四篇,余光中雖然是文壇的紅人,統論他成就的文章好像還沒有。姜貴祗有《旋風》剛出版時,受人重視,以後的作品,出版後自生自滅,從沒有書評家去理睬它。他今年六十五歲了,算是位老作家。近年來不受重視,可能因為他代表的是個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家的傳統,在風格上,在題材上,都不夠「現代」化。余光中今年四十六歲,初到台北時還是大學生,白先勇初來時祗是中學生,更比余光中年輕上九歲。他們都是倡導現代文學的功臣,雖然有一長段時間,余光中常和一批自命「現代」的詩人筆戰,覺得他們寫的詩文理都不通,遑論詩境?這場筆戰,假如我當時參戰的話,一定會完全站在余光中一邊,因為我覺得專標榜「現代」,並不是一個文壇的好現象。不少作家,自己學問不紮實,覺得非跑到時代尖端,不夠時髦,不夠當「現代人」的資格,這樣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會有「深度」的。當年最紅、最「現代」的詩人艾略脫,英美的年輕詩人已不再模倣。事實上,有些革命派的青年更覺得他是「守舊」、「頑固不靈」的反動人物。當然艾略脫目前市價跌,並不影響他的永久價值。同樣的,有朝一日白先勇的小說,余光中的詩文,都會給人不夠「現代」的感覺,雖然那時他們在文學史上可能已有鞏固的地位。「現代」是個相對的名稱,真正的大作家當然以表現時代為己任,但這並不是說他先學會了當代最流行的技巧,從本國和國外最時髦的作品裏,抓住了「時代意識」後才去創作的。   台灣作家,很少看得起五四時代的作品,也很少看過三十年代的作品。那些作品誠然不夠「現代」,但我們不能說它們的藝術水準一定不如當代台灣的作品,也不能說影響那時代作家最深的西洋文學傳統在成就上比不上支配台灣文壇的那個西洋現代傳統光輝。而且文學傳統是一條長流,後浪推前浪,所謂「進步」,往往是個幻覺。當代吾國作家,都很服膺哀思,且不論他們有沒有讀過《尤理西斯》。五四時代的作家莫不服膺易卜生,而事實上年輕的喬哀思最佩服的當代作家也就是易卜生,還貿貿然寫封信寄給他。現在同艾略脫一樣,在英美大學生間,喬哀思已不再是「走紅」人物,這一方面當然他們沒有耐心讀艱難的作品。但以客觀的眼光看,喬哀思最後走了一條死路,他的成就當然遠不如易卜生,這樣的多樣性,這樣針對人生、社會大問題而永遠逗人深思。同樣的,喬哀思的成就當然遠不如狄更斯,喬治·艾略脫,也遠不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退夫斯基。前幾年有些作家(尉天聰等),不滿現代主義籠罩台灣文壇的情形,倡導過人道主義的文學。事實上人道主義的文學即是上列十九世紀諸大家所發揚光大的文學。   我不敢說姜貴讀過多少西洋作品,但當年他是愛國青年,也是文藝青年,在一篇自傳裏提到過曾為托爾斯泰《復活》深深感動的情形,至少同類的作品,已有中譯的,讀過不少,而且無形中受其影響。同時,從他自己的小說裏,我們看得出他是熟讀舊小說的人,晚清、民初的小說一定讀得不少。(在他給我的一封信裏,他提到寫「碧海青天夜夜心」時,曾自覺地受徐枕亞——民初紅作家,以「玉梨魂」最著名——的影響。)一般人錯覺(我自己當年也如此),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後,一切文學形式都受西洋影響而擺脫了舊的桎梏。事實上,詩,短篇小說,話劇是新建的形式,而長篇小說,現成有光輝的白話傳統,在形式上,精神上,思想上,無必要完全創新,事實上也並未。像樣的新長篇小說要到一九二八年才問世,表示它的難產,事實上也表示它並沒有同章回小說絕緣。梁啟超早在一九○二年在橫濱出了種《新小說》的雜誌,提倡「政治小說」,造成小說界空前繁榮的現象。我們可以說,跨入二十世紀後的晚清時期才是中國小說史的劃界時代。這以前雖有以編纂小說為業的書商,可說沒有職業小說家。晚清時代才有李伯元、吳趼人這樣以寫稿為生的職業小說家。晚清以前雖也有寫諷刺小說的,沒有人寫過社會大變動,隨時有亡國危險的局面。這種針對社會政治現實,關心國是的精神是晚清小說的特徵,也是五四以後小說的特徵。一般人特別看重晚清時代的諷刺小說,其實言情小說也很多,到民初更盛行。這兩種小說裏,婦女悲慘的命運,往往是家庭黑暗,社會不公平,甚至政治腐敗的象徵。在五四以後的小說裏(不管是新派的巴金,老派的張恨水),這類不幸的婦女出現得更多。   假如我的假設可以成立的話,則我們不得不承認,十八世紀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兩部超時代的小說,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影響最大:前者培養小說家對社會、政府自覺性諷刺的態度;後者激發他們的同情心,尤其是寄予不幸婦女的同情心。寫「紅樓夢」時,曹雪芹自有他一番出世的哲理,但世世代代的讀者,讀小說後感受最深者,莫不是書中多少可愛女子生活和下場的悲慘。《紅樓夢》同情女性不是那時代單獨的現象,《儒林外史》裏也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女子。同時代深閨婦女自己寫的彈詞,如《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之類,專供婦女閱讀。這類作品,據我學生陳豐子(日籍,嫁華人)的研究,一方面把婦女的苦難,家庭的醜態,寫得淋漓盡致,一方面把些頭挑女子,寫成人中瑰寶,喬裝男子,中狀元,當宰相,得意一時,充分在一個想像世界裏補償她們女作家自己生活上的缺憾。   我《近代中國小說史》的結論,五四到大陸淪陷那一時期較好的小說家,差不多全是著重諷刺和富有同情心或人道主義精神的寫實主義者(Satiric and humanitarian realists)。有些作家以諷刺見勝,有些更富于憐憫之心,但二者實為一個銅幣的兩面,同樣是看到醜惡的現實後,必然的反應。我前面所寫的,僅是說明「諷刺」、「同情」這兩種態度,並非是「新小說」的特徵,在晚清小說裏已很顯著,也可說是《儒林》、《紅樓》兩大小說精神的延續。大體說來,五四以來以諷刺見長的小說家,如魯迅、老舍、張天翼、錢鍾書,比較耐讀。那些專寫人間疾苦,青年男女的作家,他們文筆較壞,沒有含蓄,一方面不免自怨自艾,一方面叫囂「革命」,給人淺薄的印象。但這不是說這些題目不應寫,祗是一般作家,才氣不夠,寫悲慘的題目,難免落人「溫情主義」的圈套。   姜貴在大陸時,寫過兩三本小說,當時沒有人留意,在文壇上可說是毫無地位的人。他真正從事寫作,是到台灣來後的事,《旋風》是一九五二年脫稿的。但就年齡而論,他從大半三十年代初露頭角的作家應算平輩。就遭遇而言,也同他們有相像之處:從小就愛國,年紀輕輕就聽到一位長輩鼓吹共產主義的學說,中學時代就從故鄉山東跑到廣州去參加革命,加入北伐的隊伍,一九三七年再度投軍,抗戰八年一直在前線或敵偽區為國家服務。所不同者,三十年代那些作家,雖然愛國心重,但很早就左傾,至少看不起國民黨,而姜貴少年時代即入黨,三十年代沒有真正從事文藝,可能因為他覺得同當時操縱文壇的左派作家合不來,不甘同流合污。但姜貴的小說大半寫的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陸情形。那是當年大陸作家所寫的題材。所不同者,姜貴深感共黨禍國之痛,把當年的情形,比他們看得更清楚,更深入。他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台灣年輕一代的小說家,另受西洋現代文學的影響,氣魄不夠大,同那個傳統血脈相承之緣,已疏。   我說姜貴是那個傳統的集大成者,專指他兩本傑作而言:《旋風》和《重陽》(作品出版社,民國五十年初版,共廿四章,五七四頁)而言。他的第三部長篇《碧海青天夜夜心》(民國五十三年),長達八百四十餘頁,作者自己很偏愛,但我認為是失敗之作,可能當時姜貴牽入訟案,蒙不白之冤,心神不安,不能集中精神寫作。之後,姜貴生活更清苦,為了稿費,長短篇寫了不少,我還沒有好好研讀,希望其中有精品。   姜貴是晚清民國小說傳統的發揚光大者,主要因為他諷刺手法特別高妙,有勝前人,雖然《旋風》和《重陽》都是富有悲劇性的作品,題材牽涉到中國整個的命運,不能純粹當諷刺小說看待。在〈論姜貴的《旋風》〉(譯文曾載《中國時報》副刊)裏,我曾提到《旋風》和杜思退夫斯基《著魔者》同樣處理一個瘋狂的世界,其諷刺的效果可令人大笑大哭,讀《重陽》後,我更有同樣的感覺。杜氏早年是激進者,對帝俄時代的革命黨,無政府主義的暗殺黨心理摸得最熟,但西伯利亞放逐回來後,他變成了所謂「反動」派,希望帝俄不受西歐思想的侵犯,人民保持他們的單純,相信耶穌救世的愛。因之,他覺得那些革命黨人又可笑,又可怕,他們是魔鬼附身,可以擾亂天下的罪惡元首。五四、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們大半敬重杜氏人道主義這方面的廣泛的同情心,但因為他們嚮往革命,也反對宗教,不可能同意杜氏「反動」的觀點,在寫作上也沒有受到他多少影響。近代中國的讀書人,一般講來,不信什麼宗教,姜貴也不例外,但從他的小說裏,我們也可看出他同杜氏一樣的「守舊」和反動。他守住的是孔孟儒家的正義感,倫常觀念和忠孝精神。他認為共產黨是中國固有文化的死敵,黨內積極份子都是反倫常,非忠孝的禽獸。杜氏信得過沙皇和教會,姜貴信得過國民黨,雖然黨在過去曾吸引了不少投機份子和敗類,其中不乏忠貞男女,發揚真正儒家不屈不撓的精神。《旋風》裏的方八姑,《重陽》裏的朱廣濟、錢本四都是這類人物,雖然他們都被共黨正法或暗殺,他們所代表的精神卻將與中華民族同存。   同晚清小說一樣,姜貴個別諷刺對象有封建地主、舊式官僚、頑固份子以及投機取巧、不學無術的新派人物,空頭作家,洋場惡少,但因為他的主題是中國文化的存亡問題,他們的種種行動,不論自甘墮落也好,自命前進也好,顯得更可笑,更可悲。《旋風》的主角方祥千,《重陽》的主角洪桐葉,都是受共產主義理想騙惑的人,一個覺悟太遲,一個覺悟雖早而無力自拔。他們都值得同情的,也可說是悲劇的人物。正因如此,小說裏看來似乎是誇大式的諷刺,襯托出一個惡夢似的現實。洪桐葉和他的妹妹金鈴都是母親辛苦領大的,他們的父親早亡,曾任民初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部次長,可算是「革命先進」。桐葉中學畢業後,他的叔叔雖然是鐵路局長,卻不肯資助他讀大學,介紹他到一家法國洋行去學生意。那洋行主人烈佛溫是位販毒的軍火商,他的太太卻是滿口上帝的基督教徒。桐葉學法文,讀聖經,每週還得替老板娘修腳,而且修出味道來,樂此不疲。姜貴好描寫有性變態的人物,有時性變態心理的發展,來得突然,不能使讀者信服,但桐葉愛同老板娘修腳,一方面當然是性的享受,更重要的,它象徵一種當時中國人自甘奴服洋人的卑賤心理。在當年,貧窮的孩子在洋行裏熬出頭,當買辦,也算一條「光榮」的出路。姜貴寫《重陽》,煞費苦心,每個角色,都或多或少代表那一類人所有的特點。即以烈佛溫夫婦而言,男的販毒,同軍閥勾結,販賣軍火。女的滿口仁愛,要中國人相信西洋人的上帝,這正代表帝國主義侵略的兩方面。   桐葉有機緣結識一位名教授,後者覺得革命先進的骨肉學洋行生意太可惜了,介紹他去見錢本三,一位上海國民黨的負責人。此後桐葉要脫離洋行,為黨國服務。但早在此以前,他結識了一位共產黨柳少樵。桐葉母親是女工,患盲腸炎,送醫院沒有錢,柳少樵暗托工廠裏一位心腹彭汶學資助了一百元。桐葉非常感激,自己的叔叔不肯資助,洋行裏支不到多少錢,共產黨卻這樣關心他,使他走上共產黨的路。柳少樵一方面也給他淫書看,腐化他。   桐葉初次在柳少樵弄堂房子亭子間見到他,「打量他,年紀大約比自己大幾歲,人瘦瘦的,細高身材,蓬鬆鬆一頭亂髮。滿腮鬍子,少說也彀半個月不曾刮了。」談了半天,桐葉和柳、彭二人一起去喫晚飯。三個人剛要往外走,洪桐葉又一陣聞到剛才在後門外邊的那種怪味,覺得有點要作嘔,很不好受。那味道好像是從前窗隨風吹進來的。便問:   「這是一種什麼味道?」   「隔壁是一家煉豬油的小工廠,這個是豬油香。」柳少樵說。   「你說香,我說是臭,我真受不了!」   「久了,習慣了,你就好了。你難道不知道『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那句話?」   「但願我能遠著它一點,不要那習慣也罷了!」   「實逼處此,祗怕你遠不了它。」   在一陣笑聲中,三個人走了出去。   這一段引文,很能使我們體會到姜貴的象徵手法。桐葉所聞到令人作嘔的臭,不僅是煉豬油的臭,也是共產黨的臭。柳少樵聞慣了,覺得它香,後來桐葉常去那弄堂,果然「久而不聞其臭」了,到那時他已中了共產思想的毒了。   柳少樵算得上是湘西世家,家裏歷代開布廠,他父親的紗布廠,最後不能同日貨競爭倒了,晚年開爿布店自娛。他老人家最疼愛三兒子少樵,自己看中名門閨秀葉品霞,想盡方法花了一萬五千兩銀子,討回家,但求三兒子婚姻美滿。少樵老大不願意。洞房花燭之夜,柳少樵看看新娘子,確實生得彀漂亮,父親沒有騙他。賢慧不賢慧,雖然一時摸不清,但看了那一副馴順溫柔的表情和動作,不至太離譜兒。柳少樵本來一整天累了,但此時忽然興奮,一口氣把燭和燈吹了。   「怎麼,」新娘子意外的大喫一驚,在黑暗中說,「今天晚上不興吹燈的。」   「管他呢!」柳少樵撲到新娘子身上,「快脫衣服!」   「那怎麼可以?總要過三夜,我才好脫衣服。」新娘子慌成一團,對於新郎的魯莽,一時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黑暗中,柳少樵不再答話,祗管去撕她的衣服。新娘子帶著哭聲說:   「好人,好人,求求你!」   「不要說廢話,你是我花了一萬五千銀子買來的,怎好違拗我!」   聽了這話,新娘子的拒抗立刻鬆了下來,她祗有傷心流淚的份兒了。   事畢,柳少樵把燈點上,整整衣服,點頭稱讚道:   「一萬五千銀子,果然味道不錯!」   他拉一條毯子,在床對面一張長靠椅上,蒙頭睡了。   柳少樵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在他自己看來,他在響應新文化運動反封建、反舊禮教的呼聲。舊式婚姻是不合理的,他要反抗,他要報復,非得侮辱自己的新娘子不可,非得施強暴不可,這樣她傷心,他父親傷心,他心裏才舒服。他這種不顧情理、毫無人性的行為同時也表示一種意志支配一切的瘋狂。「家庭革命」這個口號不是新文化運動叫開頭的,李伯元的《文明小史》裏就有一兩位青年鬧家庭革命,婚姻自主。但他們的舉止雖很可笑,他們的人性並未喪失。這種青年發現自己的老子替他討了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一定歡天喜地,向老子磕頭都來不及。即使新娘醜,想她也是個禮教社會的犧牲品,可憐蟲,不會去強姦她,凌虐她。少樵不是不歡喜葉品霞,他獸慾大動,把她姦了,這樣更可一逞自己意志的勝利。   柳少樵是憑了這種「反抗的精神,打破傳統的勇氣」,極邏輯地加入了共產黨。《旋風》裏的土共倡導人方祥千,代表老一輩的智識份子,認為共產主義是可以實行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最後發現被騙了。柳少樵並沒有什麼理想,即使加入共產黨時,對人類、對國家還有些想望,加入後,受了黨的訓練折磨,就不可能再有了。他是聰明人,知道黨是什麼一個把戲(他自己人性早已喪失,意志受人支配,並不感到多少痛苦),一方面,他可說是個「硬漢」,不管路走錯走對,他認了,「黨」變成了他的終身事業。他聽上司的領導,自己也用同樣方法去領導上鈎的青年。有一次,他「揍」了洪桐葉後,再騙他去嫖法國女人。他說:   「小洪,你應當高興才是,因為我的上司也是這樣對付我的。你將來領導別人,這是一件祖傳的法寶,你不要忘了。用暴力,用甜言蜜語,或是用未來的美夢,不拘用什麼都好。可是永遠不要期望任何人可以長期為你作片面的犧牲,而沒有他自己的願望。一面滿足他,不管是屬於他的下意識的或是獸性的。一面鞭策他,他自然會接受你的領導,你就天下歸心了。」   「難道就沒有例外?」   「當然有的。偶然遇到例外,就剷除他,連根拔掉他!那時候,你需要的是機智、迅速和果斷一點猶豫不得!」   書的末了,洪桐葉早已想跳出共黨的火坑了,柳少樵憑著他的「機智、迅速和果斷」,把他結果了。   柳少樵和洪桐葉二人各有各的個性、命運,但在小說故事的發展上,在反映當詩的革命現實上,他們二人是分不開的,他構成了一個double character,正像杜氏《白癡》、《著魔者》裏面的男主角一樣。就歷史現實而言,洪桐葉代表了那種思想糊塗,一時是非不明而被共黨脅誘上鈎的愛國青年。他的父親代表了一種光榮傳統,但在帝國主義肆虐,軍閥統治中國的時期,他行動上拿不準方向,而走入歧途了。   事實上,早期國民黨容共時期及抗戰初期,這類青年多得很。柳少樵代表那種自動自發的共產黨,走了新文化運動極左派的路線;覺得剷除封建,打倒禮教,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才是新青年應幹的事,自鳴得意,看不到在他破壞性的行動裏所表現的極端自私。加入共產黨,爬得相當高後,柳少樵更名正言順地發揮他破壞、殘害的潛能。同時他在私生活上,可以胡作亂為,也正對他獸性的需要。二、三十年代、這類共黨幹部也多得很。他們即是劉鶚在《老殘遊記》裏所預言的「革命黨」:「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過去,這種痛快,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在《旋風》裏,姜貴已描繪了不少共產黨人的面貌,柳少樵的畫像更顯出他想像力之高超,對當年在大都市活動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瞭解之深。在工人、學生界活動的中級共黨領導人物在二、三十年代左派小說出現得很多。在茅盾、蔣光慈、丁玲的筆下,我們常見到這種拜倫英雄式的典型人物:他行動神祕,辦事果敢,心裏充滿了人類愛或階級愛,但表面上看來冷面無情,甚至大義滅親。他是女同志愛慕的對象,但他對她們不加鼓勵,從不讓男女私情影響到他為黨服務的凜然不可侵犯的精神。同他們比起來,柳少樵好像是個漫畫式的人物,事實上姜貴刻劃的才是這類地下工作人員的真面目,那些左派作家反而把這個典型理想化了,千篇一律,多讀了令人生厭。《重陽》讀來這樣驚心動魄,令人髮指,多半同柳少樵造型的成功有關。   洪、柳初識時,人都在上海。後來,北伐開始,二人都被派到吳佩孚統治下的漢口,作地下工作,預先為國軍開路。洪桐葉名義上是國民黨,事實上同柳少樵走一條路線。接著,汪精衛、陳獨秀主持的武漢政府成立,政權落在共黨手內,推動了不少荒謬的新措置,社會秩序大為很亂。姜貴當年人在武漢,親歷這種亂況,二、三十年後,憑他的記憶把那些可怕、可笑的事件一一寫下,給人真切的印象。全書最精彩的幾章都是寫武漢混亂現象的。事實上,當時共黨、汪派推動的是一個「社會大革命」,後來汪精衛怕自己政權不保,同南京政府妥協,才開始分共,社會大革命才告停止。   武漢「大革命」時期受損害最嚴重的是女性。假如柳少樵代表一種反倫常的瘋狂,《重陽》裏的女人,除了柳少樵的情婦白茶花和兩三位歷史上的名女人外,大半是善良的,她們的感情是正常的,也就是說,她們還是有良心,還逃不出,也不想逃出倫常道德的支配。可是在共黨策劃的「家庭革命」、「婦女解放」之下,她們非得做違心之事不可,受盡欺侮。姜貴對婦女深度的同情心,發揚了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小說的精神,在《旋風》裏即有深刻的流露。在《重陽》裏,被損害的少女老婦各色各等都有,前文提到了葉品霞(她同她公公全家最後都被柳少樵毒死),這裏只能略述洪金鈴、洪大媽的苦境。同她哥哥一樣,金鈴去武漢,也沒有向媽媽告別,是溜走的。臨走時,「想著米缸是空的,油瓶和鹽罐是空的,媽媽的荷包是空的,她真有點說不出的酸楚,噙住兩泡眼淚,一逕下樓而去。」到漢口後,她更是想念媽媽。她同哥哥會面了:   「我老想著我走的時候,」洪金鈴悽然說,「她正身體不大好,家裏喫的用的,什麼也沒有,這些日子不知道她怎麼過?像這樣,我們對她一點責任不負,太對不起她了!」   「這是你的舊腦筋。」   「新腦筋不要媽媽?」   「也不是說不要。不過一個人總得勞動,她可以做臨時工人,自食其力。」   「她老了,做不動了。」   「那就活該沒有辦法。」洪桐葉搖搖頭,苦笑一下。「將來革命成功了,國家會有養老院。現在是青黃不接的轉變期,自然不免有許多小悲劇。」   「你說是小悲劇?」   「是的,我們有更多的正在受難的無產者!」   「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照顧,我們還有資格設想那許多人的事嗎?」   洪金鈴說著,撲簌簌落下淚來。她雙手捧臉,不住地抽噎。   洪金鈴這句反問,桐葉是無法回答的,等到他覺悟,知道自己是個「悲劇的丑角」,已是太遲了。洪家三口都是柳少樵侵害的對象,他好女色也好男色,很早就是桐葉的愛人。桐葉固然生得俊俏,但少樵玩弄他,也表示一個人加入共黨後,必定絕對服從上司,喪失自己的人格。少樵也垂涎金鈴的美色,桐葉熱心地為他牽馬,金鈴不從,但最後還是屈服了。少樵對桐葉說得根冠冕堂皇:「我是在向一個處女的貞操觀念挑戰,我要打破那種資產階級獨佔意識的處女貞操觀念。為黨,為無產階級,她應該獻出她的童貞!」少樵姦污金鈴,一大半出於淫心,但後來洪大媽接到漢口後,他也姦污她,可說出於好玩,也表示對她人格的鄙視。被姦之後,「第二天快近中午了,洪大媽還沒有下床。眼睛有一點紅腫,顯然她哭過。她有某一方面的滿足,這一滿足彌補了她長久的孤獨和寂寞,但她自己並不曾顯明地察覺到,它躲在另一更重更大的陰影之後。她現在所有的是深長的冤抑,被侮辱的,被損害的。」   《重陽》不僅寫洪、葉兩家的恩怨故事,它是歷史小說,人物很多,不便一一介紹。代表國民黨的有投機政客錢本三,和他的弟弟錢本四,後者腦筋清楚,忠貞愛國,覺得應把共產黨「斬盡殺絕,客氣不得」。還有辛亥人物,隱身教育界的朱廣濟,更是有骨氣讀書人最好的代表。當時軍政要人,不少在書中出現,姜貴把吳佩孚寫得真活,正像在《旋風》裏,寥寥數筆,把韓復樂寫活一樣!還有空頭作家司靈鶯和謝文短(柳少樵也寫新詩),都寫得栩栩如生,一貫晚清小說諷刺無聊文人的作風。洋人也很多,但可能姜貴生平同洋人接觸不多,寫得不夠真,寫洋人魏蒙蒂到東北去的二二、二三兩章,講的是間諜美人故事,離武漢地區太遠了,篇幅佔得太多,使小說結構鬆懈,可算是敗筆。但有些洋人的故事,可能是真事,讀後令人哭笑不得,深感當時中國人的恥辱。第九章裏講到一個上海英國流氓「碼頭鬼子」,僱了個名叫「小魚」的侍役,「和他食同桌,睡同床,要好非常」。後來「小魚」討了破落大戶的閨秀,她從未見過洋人,根怕碼頭鬼子!   她又纏著一雙小腳,碼頭鬼子要給這一雙小腳照像,預備寄同英國去分贈親友,讓他們也見見世面。女人家兩隻小腳,是神祕而又神聖的,可遠觀而不可褻玩,怎肯給外國人照像?無奈碼頭鬼子執定要照,小魚沒有法子,對夫人百般譬解,祗是不從。最後小魚惱了,把夫人打了個半死,才算制服了她。她滿面流淚,委委屈屈的把一雙腳伸到碼頭鬼子的餐台上,讓他前後左右照了好幾張。碼頭鬼子還不盡興。又要她脫下鞋子,褪下裹腳帶來,赤著足再照幾張。女人當然又是不肯,逼得緊了,她就放聲大哭起來。   碼頭鬼子口袋裏摸出一張金鎊票來,塞給小魚,說:「教她不要哭,好好再照幾張,我給她這個!」   小魚並不把這個金鎊看在眼裏,但從這個金鎊他看出碼頭鬼子的決心,這事要做不到,飯碗會受影響都不一定。他想想,知道好說沒有用,一橫心,就動手把女人又是一陣毒打。這辦法果然有效,女人賭氣,不但不哭了,反而爬上餐台,居中坐了,脫下鞋子和裹腳布,把赤著的一雙小腳伸了出去,自己兩手捂著眼睛。   這故事下面幾段,同樣精彩,抄錄太長,祗好讀者借小說來讀。小魚就是洪桐葉的縮影,一受帝國主義、一受共產主義的欺負奴役。桐葉也是同柳少樵「食同桌,睡同床」的,也把自己的親妹媽媽誘逼給少樵去玩弄。《旋風》和《重陽》裏這類交代身世的小故事很多,細細玩摩,都和小說主題切切有關。   武漢分共後,朱廣濟有一天過江到武昌訓練共黨幹部的軍政學校去看看他的女兒。朱凌芬本是好學生,被逼攻擊自己父親,備受凌辱後,變成了共黨積極份子。朱老先生到學校,學生、教官一個都不在,都上江西去了。祗見「一個穿軍服的黃瘦孩子,約摸十二三歲,正把些亂草往小灶裏塞著燒,一邊不住地用手去抹臉,好像在哭。」朱廣濟同他交談了一陣,孩子才說:   「我原是學校裏的公役兵。他們走的時候,湊巧我腿上生瘡,走不得,所以沒有跟了去。」   說著,把褲子擄起來給朱廣濟看,原來一條左腿腫得像個小水桶,好幾處都在潰爛。朱廣濟用手摸摸孩子的額部,人也已經在發燒。就有點替他著急,忙說:   「你這個病不能再拖了,要馬上住醫院才行。」   孩子搖搖頭,冷冷的說:   「醫院是資產階級住的。我是無產階級,住不起醫院。」   招得朱廣濟忍不住一笑。   「不但你的腿中毒,原來你的思想也中毒了!我告訴你,你不要聽他們亂說。醫院並不專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也一樣。如果你不相信,現在我就可以送你進醫院,不用你花一文錢,把你的病治好。」   「你說得這樣好聽,到底有什麼陰謀?」   朱廣濟聽了,又是可笑,又是可嘆。   「這個問題我不答覆你,我請你自己說,你一個小孩子,腿病到這樣子,我把你送醫院,你說我有什麼陰謀?」   孩子似乎還有話說,朱廣濟知道難以弄得清,就緊接著又說:   「好了,好了,現在我沒有時間同你談這些。你現在祗說,是不是願意去住院。願意,我就帶你去;不願意,我走了。」   孩子想了一下,說:   「好,我跟你去。我不怕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卑劣的陰謀!」   朱廣濟不理他。想到街上沒有車子,而自己又背不動他,就試著和那幾個揀破爛的人打個商量,給他們一點錢,替換著把那孩子背到過江的輪渡上去。朱廣濟問孩子: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打資』。」   「你叫什麼?」朱廣濟聽不明白。   「就是打倒資產階級的那個打字和資字。」   「怎麼叫這樣一個名字?」   「我原叫『達志』,學校裏閻隊長給我改的。閻隊長真革命!」   「你姓什麼?」   「我從前姓李,閻隊長給我改了姓列。」   「改了姓什麼?」   「列寧的列字。我現在和列寧同姓,我和列寧是一家人。」   孩子這樣回答。他一本正經,確信不疑。   朱廣濟深深知道,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改變他的,便不再說什麼。心頭卻似壓上了一大塊石頭,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痛苦。   在五百七十多頁的小說裏,「列打資」這個孩子僅佔四頁的篇幅,但我們讀後,他的形象將牢不可忘,因為在他身上集中了共產黨摧殘青年幼苗的一切惡毒。在這樣一個小穿插裏,姜貴寓以最深的涵義,實在可算是寫小說的大手筆。   《重陽》出版整十二年了,一直沒有被報章注意過。我這篇文章,不能算是評論,主要說明一下,姜貴延續、發揚了中國近代小說的傳統,介紹一下《重陽》的主題和其主要人物,多抄幾段原文,以引起讀者閱讀該書的興趣。一方面也借機會勉勵姜貴先生寫幾部和《旋風》、《重陽》同等功力,同等份量的大小說,以饗當今和後世的愛國讀者。   一九七三年六月

作者資料

姜貴

本名王林渡,1908年生於山東省諸城縣,1980年病逝,享年73歲。 姜貴自青年時期便展露寫作天賦,20歲即發表長篇小說《迷惘》,而後有戀愛故事《白棺》、以共產黨事蹟為題材的《黑之面》,以及描述一二八事變的《突圍》。這些作品多表露姜貴強烈的反共意識,但卻沒有受到重視。 1948年,姜貴為了躲避戰禍,離開中國,來到台灣。1952年出版小說《旋風》,這本書於1999年獲選《亞洲週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49名。1961年出版小說《重陽》,與《旋風》被譽為反共文學的經典之作,也是姜貴寫作生涯的兩大代表作。 姜貴是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得主,一生共完成二十餘部作品,夏志清教授推崇其為「晚清、五四、三○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

基本資料

作者:姜貴 出版社:皇冠 書系:JOY 出版日期:2016-09-26 ISBN:9789573332633 城邦書號:A1300328 規格:平裝 / 單色 / 54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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