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展現了藝術修養以及對史料的嫻熟，剪裁出一幅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迷人圖像；在《通敵》中，則是處理卜正民另一個專精領域——二十世紀日本侵華史。 兩岸政權為了「抗戰是誰打的」，爭奪話語權、詮釋權不休；政治立場不同者，動輒饗以「民族大義」、「漢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標準驟然拉到無可轉圜的高度，無視於抗日的神話，有許多是事後製造出來的，也不顧錯貼亂貼的漢奸的標籤不在少數。 卜正民的《通敵》並非為某些特定的「漢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這五個地方的史料與數據，試圖從人性與生活的層面、實際發生的事情，讓讀者了解，「通敵合作」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模稜、廣泛而普遍。 當外敵入侵，烽煙四起，戰火燎原。無辜生靈，危在旦夕，無一能倖免於暴力威脅。你若是地方上的頭臉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業，或有心服務鄉里，值此危難，選擇挑起領導的責任。武裝抵抗，只聞其聲，游擊隊伏於鄉間，且與盜匪強梁無異。日寇的文職人員出現在你家門前，請你提供合作。那麼，你會怎麼辦？

第一章 何謂通敵合作 第二章 計劃 第三章 表象∕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串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整合各占領區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匈帝國王儲的人，不知道此舉將引發歐洲的全面戰爭。 　　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也會看到理解抗戰一條不太一樣的圖像。我們或許不大習慣，也不大喜歡，但是，我們如果要真的從戰爭的歷史中得到一些領悟，而不是持續澆灌仇恨，就必須要做這樣的嘗試，嘗試用不一樣的角度與方式，來挑戰自己的認知。 　　卜正民在《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與地方菁英》很清楚地理出日本在二戰前的對外擴張脈絡：日本在1895年透過國際承認的條約，取得對台灣的統治。1910年，日本不顧各國反對，逕自對朝鮮出兵。接下來，當然是繼續朝亞洲大陸推進。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深入人心，日本不好再拿對朝鮮的那一套，直接侵略東北，所以順勢弄一個「滿洲國」，有民族自決之名，但行控制之實。 　　日本控制東北之後，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是擴大勢力範圍、加深對中國的控制幅度。日本一方面漸次從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染指東北、華北；另一方面，透過與台灣、中國沿海之間的貿易，從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包括天津、上海、福州等港市，建立牢固的經濟影響力。也就是說，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的時候，日本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已經逐漸在中國的東半部建立勢力。對日本來說，最有利的不是全面佔領，而是建立實質影響力。 　　日本在蘆溝橋製造事端，目的並不在佔領華北。卜睿哲在《一山二虎》中也觀察，「大量證據顯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並無意在中國發動重大軍事擴張，」但是「蘆溝橋小型事故導致雙方不肯示弱。領導人因為掌握的情資不完整，做出誤判，使得戰爭加快爆發、而非推遲。」 　　火上加油的是，蔣介石眼見無法在華北取得優勢，決定在1937年8月開闢上海的第二戰場。蔣介石的盤算是「圍魏救趙」，分散日本的兵力，而且，上海有租界，在此開打，可以把各國列強拉進來，國軍的人數又遠超過日本在此的陸戰隊。結果，蔣介石此計完全失靈，國軍無法跟日軍抗衡。而蔣介石把華北的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面抗戰，等於是為日本國內主戰派壯聲勢。 　　日本陸戰隊起先被國軍壓制，但受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日艦砲火掩護，接下來，日本援軍趕到，國軍的陸軍與空軍全都不堪一擊。11月，日軍在杭州登陸，從側翼攻打上海的國軍，於是蔣的部隊往西撤。日本在捷報頻傳的情形下，卜正民指出，「使得共識從有限作戰轉向全面戰爭。東京大本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下達重大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華北方面軍在北平成立政權；第二道命令要求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占領南京。兩道命令一出，衝突從意欲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略示薄懲入侵，轉變為推翻國民政府、另立接受日本指導的新政府之占領行動。至少有位派在上海特務部的軍官認為攻打南京的命令是對截至當時的軍事政策全面轉向，使得軍中溫和派再也沒有立場建議節制或主張和平解決衝突。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再也不能回頭。」 　　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的力道非常之強大，採取的方式也極為野蠻，餘波到今天仍然蕩漾。東京下令佔領南京，不到十天，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於，在近代文明國家的戰爭中，像這樣攻打一國之首都（當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以如此殘忍的方式，不分軍民，進行屠戮、強暴，其間所涉及的暴力與侮辱，注定留下難以撫平的傷口。而當時的南京，人民在日軍攻打上海時，許多人家已經聞風逃跑；國軍選擇撤退，並沒有在南京與日軍發生激戰，所以日軍到南京之後的作為，面對僅餘四分之一的非武裝人口，完全沒有必要殘殺至此。 　　日本雖然戰敗了，如今七十年過去，但是似乎並沒有學會做個戰敗者。但是反觀中國，雖然慘勝，似乎也沒有學會做一個勝利者，即使崛起了，仍時時強調受害者的形象。而台灣夾在中間，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戰敗者，還是勝利者。卜正民的《通敵》，在不同的華人社會、不同的華人族群，也將會引起不同的反應、甚至爭議。 　　這一點，就等《通敵》出版再見分曉了。

　　通敵合作絕不是單純的關係，前面幾章已經顯示。從遠處看，通敵合作像是直截了當的協議，順從的地方行政官員同意與武裝的占領當局合作。仔細觀察，它透露出一個非常堅韌的共謀網，牽涉到許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馬。錯綜複雜的這些路線交織出共謀的反面，即敵對競爭。有這麼多扈從擠在軍事當局籌劃占領機關時狹隘的走廊，這些扈從勢必互相爭寵。若是沒有敵對競爭，反倒代表菁英不肯與占領者發生關係；這將是占領者幾乎完全失敗、不能招徠他們進行國家建造、建立政權正當性的證明。但是中國完全不乏敵對競爭。占領政治使得敵對競爭存在；它也預料到會有敵對競爭。 　　由於占領突如其來，擾亂了政壇及涉及政治活動的人員，它招致各式各樣的投機者冒出來，從急欲維持特權的既有掌權者、到現在企求更高地位的非菁英，不一而足。那些我們或許會認為漢奸的人、以及當時被視為通敵漢奸的人，不是唯一進入占領政治的一批人。急欲保護本身利益、或打算藉常態停擺而占便宜的非漢奸，也爭先恐後搶進占領所製造的政治園地，與原先已經掌握權力的人士競爭。他們或許甚至尋求擠掉已在位置上的漢奸，爆料他們是投機派、自己才是正直的公民，為百姓福祉服務。日本人占領下的上海是探討這些敵對競爭的理想場域，一部分是因為上海幅員廣大、情勢複雜，一部分也因為它文件檔案豐富，留下最基層地方機關各派人馬較勁的紀錄。這些敵對競爭不僅使得合作的過程更加複雜，它也傷害到產生穩定的占領體制的可能性。 　　日本人處理上海宣撫工作的方法，與在長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我們已經看到，宣撫部派一小組滿鐵職員分赴各縣，盡力重建行政管理。上海則不同。在這個政治、社會都更複雜的都會中心建立合作政府，不歸滿鐵人員執行。它直接接受軍方特務部指導。低階的滿鐵人員被認為已足以處理縣級事務，但是上海宣撫工作要交給在中國促進日本政治、軍事利益有更長久紀錄的特務部人員。如此重要的任務，不能輕易交付給匆匆召募的業餘人員負責。 　　雖然日本占領下的上海比其他占領地區受到更多的研究，但它仍是個難以理解的題目。困難，有部分原因是它市區遼闊：上海面積太大、情勢太複雜、人口太密集，又分成好幾塊華人區和洋租界，非常不容易綜合歸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這個貿易城市的核心，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都沒受到日本控制。日本在公共租界中有一小塊日租界，位於蘇州河北邊，由它自行管理，日本特務部即設在這裡。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時，租界以外的上海各地全被日本控制。法租界南邊是明朝即已建城的舊上海，稱為南市，它是本地人的商業中心。公共租界的西邊是越界築路（Extra Settlement Roads Area），中國官員稱之為滬西，西方人則稱之為「惡劣地區」（Badlands）。北邊是新劃定的江灣區（英文為 Central District）。另外，公共租界北邊還有閘北區和真如區；洋人租界之東，隔著黃浦江是浦東區。即使它們都歸同一個政府管轄，甲區所發生的事，乙區未必照單全收。即使住在當地的居民也沒把這個分治的城市當做單一一塊地區，「上海」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 　　就我所知，特務部或滿鐵都沒有留下日本治理上海的報告。接近建立上海市政府過程的日本特務人員或觀察家，也沒有人留下回憶錄。這表示上海本地通敵合作的故事，幾乎必須完全借助中方保留得並不均衡的文件予以重建。（註1） 中方的文件視角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有關占領者的資訊，但是對於漢奸的狀況倒是頗多鋪陳。通敵合作者小心穿梭於來自上面及底下的種種不同主張之間，與日本人及許多競爭者周旋，前者仍是一切爭端最終裁決者，後者則隨時隨地會出現，要從占領的亂局中伺機圖謀私利。讓情況變得更複雜的是大家都玩推拖手法。宣撫工作在其他縣份還可大致保持一致，在上海就不行。呈現出來的就是各路人馬各顯神通，治理上海占領區成為人人頭痛的問題--中國人、日本人都力有未逮。 　　上海的宣撫史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所謂「大道政府」這個令人難以想像的實體宣誓就職。儀式於南市舉行。當著一小群形形色色人等，這個新實體的首腦蘇錫文行禮如儀，朗誦宣言。一群人旋即坐上渡輪過黃浦江，從設在浦東的臨時總部負起治理上海的任務。新政權當天第一項動作就是分發一套文件，向上海廣大群眾宣示政權的正當性和權威：正式宣告蘇錫文接任市長、公布臨時組織大綱、通電其他政府機關宣告政府更迭，並向實力強勁的銀行公會和市商會做類似的通告。大道政府亦貼出告示，通知前市府員工可在七天之內決定是否打算回到工作崗位上。宣言、電報和歸隊通知送到上海所有報紙，並附一封信要求報館立刻發表。那些反應遲緩的人又收到第二封信，重申這道命令。（註2） 　　 在這些文件中，大道政府的身份只是市政府，背後還有個幽靈國家，由它代表發言。宣言揭明，國民政府製造「人間地獄」，「無法選賢與能」，戕害真正民主的活力。它的「一黨專制」也製造負面氣氛，「國際上無法信任、親善」--這是唯一一處間接提到日本。大道政府將診治國民政府加諸中國之弊病，以華治華。宣言將和平這個目標--日本在東亞稱霸的潛台詞--和傳統的大同世界概念的訴求結合在一起，透過大道的形象表達出來。它說：「唯有人與國彼此互動時履行大道，才能達成真正的和平。否則，無論法律如何限制，如果它們不遵循大道，肯定談不上真正的和平。」「大道」一詞出自《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英文本係由理雅各（James Legge）所翻譯（註3）上海新政府希望恢復大道的傳統理想，超越家族本位、促進公共服務和公共福祉的意識型態。大道政府選擇陰陽太極為標誌，以它和其他標誌自我標榜為道地的中國政府，致力恢復傳統價值，拯救華東中國人不再受近年習染的外國風氣汙染。 　　日本在創造這個地方政府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在這些文件中只有模糊的影子。發給各政府機關的電報承認日本扮演了角色發起改組，它說：「幸好日本皇軍來到華中，替我們剷除奸邪頑癖。」大道政府十二月五日發出去的文件就完全不提日本在促成政府成立做了什麼。隻字不提宣撫班，也不提日本顧問。日本方面對大道政府的紀錄同樣滴水不漏。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方一份內部報告有一段簡短評論提到，大道政府「在皇軍協助」下成立。次月東京發行一本有關大道政府的宣傳小冊，提到西村展藏是大道政府首席顧問，但是堅稱「這個政府裡只有兩個日本人」。鑒於內部報告顯示不下於三十四個宣撫人員擔任這個政府全職顧問，我們很難分辨這個說法究竟有何依據。很顯然雙方的共識是大道政府必須維持完全獨立不受日本控制的表象。就職典禮演出的政治自主、具有全民正當性的啞劇，其實是進入民國之後每個政治演員必須表演的一幕戲，免得沾上軍閥罵名。對於合作者而言，想要表現得具有正當性的壓力更大，尤其是背後替它撐腰的是日本人，這是再明白也不過的了。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遠流出版 書系：綠蠹魚 出版日期：2015-08-01 ISBN：9789573276531 城邦書號：A1200733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