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刊出了「感時篇」的最後一篇文章，作者張作錦先生向讀者報告，連載二十七年以後，「感時篇」暫時停止了。驟然讀到這個消息，不免惆悵。二十七年來，我是「感時篇」的忠實讀者，一方面因為作者的文字吸引讀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系列時論的內容，確實切中時艱，不能不引起讀者的共鳴。 　　近代中國報業史上，有兩大巨人，一位是梁任公，另一位是張季鸞。前者在民國初年的一些時論，傳誦一時，當時中國正在國運明夷之際，看上去一切草創，而另一方面，正在往前邁向現代。因此，他的文章激昂慷慨，發揚蹈厲，筆尖流露感情。後者則是國家建設剛剛開始，可是又面臨日本侵華。在微妙的時刻，許多事情要顧到內外周全，實在不容易。因此，他的文章，哀婉溫厲，的確符合《詩經》溫柔敦厚的原則。他批評時事，就由於他恨鐵不成鋼，寓指責於期待，具體提出應當開展的大方面。 　　張作錦先生的文章，介乎兩者之間，又更接近張季鸞先生的作風。我以為，梁任公身處的時代，是「成」、「住」之間，需要鼓勵。張季鸞的時代，在「住」的階段還剛開始，猶待充實，需要警惕。「感時篇」延續二十七年，則是從台灣的建設逐漸停滯，一直到今天，竟已走向「壞」的階段。這個時候，有眼光的人，關懷台灣，不能不「憂以思」，既要提醒世人，又躲不開自己的憂慮。「感時篇」之動人，正是因為我們身處其間，而又無可奈何。 　　這二十七年，確實是台灣轉變的關鍵時期。從兩岸分開，台灣由艱困，到站起來，經過了土地改革，發展工業，內部建設，以至於經濟起飛，然後引向政治的開放。這一長串的歷史，將台灣帶到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巔峰。「感時篇」開始時，卻是從巔峰下墜的階段，一直到今天，竟然疲軟不振。二十七年內，後面的二十三、四年之久，正值台灣逐漸喪失活力的時期。「感時篇」作者和我這一代，身經由盛而衰的世變，怎能不多所感慨？ 　　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紀，台灣最大的問題，乃是從發展轉變為內耗。尤其政治權力的內鬥，似乎將台灣開拓史上，「分類械鬥」的基因，完全呈現於現實政治。一個國家需要有政府，政府的功能是管理公眾事務，為國家求安定，為國民謀福祉。民主政治是集合全國的智慧，為最大多數國民，執行最好的政策。民主政治的理想，乃是從這許多不同角度的考慮，取得協議，制定政策；然後，再經過民意，監督政府，妥善執行大家同意的施政方向。如果，民主政治只是權力集團的走馬燈，由選票決定誰上、誰下，那只是民主制度的表象，並不能符合民主政治的真諦：經過和平的辯論，經過理性的考慮，制定最佳的國策。不幸，台灣的政治發展，卻是選擇了表象的民主，從來沒理解到，誤用民主，會在互相掣肘之中，一切內耗，蹉跎了光陰，也浪費了人才，使任何政策不能貫徹。 　　台灣國小，只有善用人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智力和工作積極性，一個小國才能以小搏大，對內使國民安居樂業，對外獲得世人的尊敬。要做到這一點，既不能浪費時間，也不能浪費資源，更不能自滿於目前的小小成就。這二十多年來，基本建設沒有增加，也沒有適當地維持。工業生產只以代工為主要方式。教育制度，在「築室道謀」的教改後，舉棋不定，終於形成頭重腳輕的混亂現象，既不能培育人才，還浪費了教育資源。地產與證券交易的投機，則造成許多巨富，而經濟卻是不斷地泡沫化。 　　更可悲者，社會上安於「小確幸」的沾沾自喜，而沒有開展的動能和活力。於是，在混亂之中，大家視若無睹；於是，「感時篇」成為罕見的時論，也未必是大多數人注意的時論！言念及此，能不惆悵？其實，何止於惆悵而已？乃是欲哭無淚！我輩老矣，無能為力。矚望時賢，等待有人出來，多寫一些當得了「曠野呼聲」的文章，做警世之木鐸，因為台灣需要你，時代也需要你！ ◎文／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一）「好人有好報」新解 　　大多數人相信：好人有好報；如果「好報」尚未出現，那麼「時間還沒到」。 　　這篇評述張作錦先生兩本新著的標題，「好人有好報」另有新解： 　　「好」的「人」才能辦出「好」的「報紙」。 　　好人辦報會有「好報」：辦出好的「報紙」，也會得到好的「報應」。 　　惡人辦報會有「惡報」：辦出惡的「報紙」，也會得到惡的「報應」。 　　一九七○年代我常利用暑假回台參與李國鼎先生主持的經濟發展研究，偶有機會投稿《聯合報》，認識了當時的張總編輯，立刻變成了理念接近的朋友，展開了我們四十多年的莫逆之交。 　　作錦兄在一九六四年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即投身《聯合報》，從高雄特派記者起步，四十三歲即升為總編輯（一九七五∼八一），然後赴美進修，並調任《世界日報》紐約總社總編輯（一九八一∼九○），一九九○年再回到台北，先後擔任《聯合晚報》、《香港聯合報》、《聯合報》社長等職。在《聯合報》系全盛時期擁有五千多位同事，作錦兄是極少數能擔任這麼多重要職位的人。 　　創辦人王惕吾先生愛才惜才，作錦兄以全方位的聰敏才智，熱情奉獻。對一份報紙，最大的貢獻是要來自新聞內容及編採；這正是作錦兄的最大強項：找新聞、編報紙、寫評論以及發掘及培植優秀記者是一生最愛，也是他一生最大的貢獻。 　　不僅他有敏銳的新聞感，更有深厚的文史底蘊及廣闊世界觀。他日以繼夜地投入，參與打造了《聯合報》系輝煌的歷史，成為全球頂尖的華人報業。《聯合報》系是他一生唯一獻身的工作機構。 　　（二）提出大觀察 　　作錦兄在聯副「感時篇」專欄寫了二十七年（一九八七∼二○一四），風靡海內外。他做為《天下文化》的創辦人之一，自然要由我們出版這兩本選集。一本為《誰說民主不亡國》，已於二○一五年五月底出版，另一本是《江山勿留後人愁》。在過去二十多年，我們曾出版他九本著作，從一九八八年的《牛肉在哪裡》，到二○一二年的《誰與斯人慷慨同》。 　　這兩本新書所跨越的二十七年，正是兩岸經濟起飛與民主發展的關鍵歲月。台灣這邊，民主浪潮席捲一切，兩岸關係從李陳的「兩國論」到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大陸那邊，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推波助瀾之下，快速成長，已在全球經濟棋盤上舉足輕重；美國則在外交受挫內政受阻下陷入「相對衰退」（relative decline）。 　　兩本書中匯集的文章，是以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歷史等主題為評論焦點；以兩岸關係，大陸崛起，美國政情等做為背景比較。兩本書每本各有不同部門，每部所定的標題，正反映出作者思維的大脈絡，可稱之為「對兩岸時局的觀察與觀點」。 　　（三）才華折服，觀點傷感 　　在典範人物缺少的台灣社會，作錦兄是少數之一。 　　在政壇及新聞界，君子已是鳳毛麟角，作錦兄是少數之一。 　　當「星雲真善美傳播獎」於二○一○年選出他獲得「終身成就獎」時，大家都認為名至實歸。 　　在一九五○∼六○年台海兩岸對峙動盪不安的年代；在六○∼七○年台灣經濟起飛意氣奮發的年代；在八○年後台灣民主化夾雜民粹的「寧靜革命」中不寧靜的年代；在九○年後大陸和平崛起，台灣內部分裂，兩岸關係不確定的年代；作錦兄或在現場報導，或在編輯台上取捨新聞，或埋首撰寫重要評論。 　　作錦兄是台灣社會及新聞事件半世紀變化中，站在前線的見證人。他這些銳利生動的評論，使海內外讀者宛如身歷其境。沒有人不被他的才華折服，似乎又很難不引起迷惘。這就需要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台灣人、華人做深刻的反思。 　　二○一五年九月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