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桂越(《周刊巴爾幹》總編輯) 　　看這本書，是記者看記者……有些狀況，我覺得熟悉，有些狀況，讓我羞愧。譬如，她是戰地記者、我不是。但，她在前往戰地採訪初期，心情是煩惱不定的，「並非我討厭這份工作，也不是因為辛苦而想放棄，而是這工作有什麼意義？我突然喪失了自信。」這點我倒是沒問題，我一直確信我這個記者的意義，反而，常被人「詬病」太過自信。在阿富汗的行動診所，作者美香看到跋山涉水的婦人、滿臉倦容的擠在長龍隊伍裡，醫生為婦人聽診、量體溫後，「她的表情頓時轉為開朗、面露安心的神情，」美香現場目睹醫生的付出，相當感動，她覺得「身為記者的自己實在渺小」。我相信她的自信是因為採訪一步步贏回來的。在俯瞰難民營小山丘的斜坡上，美香在墓園採訪埋葬四歲兒子的父親……那位父親噙著淚對她說：「謝謝妳遠道而來，我以為我們早已被世人遺忘了，根本沒人知道我們的存在……」美香在書裡寫說：「看著他淚流滿面、不停道謝的樣子，給了我很大的衝擊！」她說：「我來到這地方也是有意義的，不，是非有意義不可！我得將此時此刻所看到的一切，報導給全世界知道，」美香找到了意義與自信。現場的事件「瞬間擊碎了我那微不足道的煩惱，」她說她覺得非做不可的事太多了，她說「要全力做好記者的工作」。 　　我覺得這本書非看不可的理由是：所有的道理是在她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流露，流出的不是採訪的技術或什麼了不起的榮譽感，而是簡單的告訴你怎麼樣活才有意思。我看出她時不時的把日本人現在的生活與戰地相比較，我看出她對生活的落差感到著急。記者本來就是橋，他把日本小朋友帶出柔軟的溫室，撒種子，讓他們看到戰爭的殘酷，或許有一天種子發芽，世上多一位了解戰爭是殘酷的人，多一個不輕言開戰的人，這應該是美香的終極目的。 　　然而，她要是不親自站在事件的核心，又如何描述事件？不融入又如何分析報導？她是有資格說說「波灣戰爭」、「車臣」、「科索沃」、「伊拉克」……她有絕對的資格「說三道四」，因為人家她是出死入生又入死的在現場採訪報導，換句話說，上世紀末到今天，幾乎所有的一級戰區，小女子她都親自踏過，伊拉克開戰當天就趕到貝魯特，美軍轟炸二十一天後，海珊政權垮臺，銅像被拉倒時這位日本記者在廣場站著，她說現場的「伊拉克人的確慷慨激昂、欣喜若狂，但在場的我注意到，也有不少伊拉克人在遠方看著銅像倒下，淚流滿面，是悲傷的淚水，甚至有人喊說『美國滾出去！』……」 　　近距離採訪，美香有能力釀出一篇篇有別於ＣＮＮ、ＢＢＣ的報導，這報導是日本人的觀點看法。她有能力說出這樣的話：「在阿富汗，我與美軍同行採訪，我坐在裝甲車裡，車裡有五名美軍，他們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背心、手持M16步槍，美軍軍車是塔利班射擊的目標，我們像是異世界的居民從基地出發，一上幹道便加速急馳，要是在半路停下來，受攻擊的機會會升高，」她說坐在裝甲車裡，幾乎聽不到外面的聲音「透過防彈玻璃，可以看到居民在外面走著，總覺得他們像是異世界的居民……」看到這裡，我有說不上來的情緒，我的世界因為她的文字靜止，幽靈般苦難的人，沒有重心的漂浮在苦難的地球上……美香在車裡訪問坐在隔壁的、二十一歲美軍，他是為了賺學費來當兵的，「是為了成為救人命的護理師而來到阿富汗殺人。」這位大兵還從口袋裡掏出女友的照片……我想、我猜，美香要表達的善惡不是電影裡說得那麼簡單，她說的最耐我尋味的一句話是「互相對立的『公義』經常是引發戰爭的近因所在，」但究竟該怎麼做，才能制止人類連續不斷的鬥爭？她是記者，不給答案，給你過程已經不錯了，自己去想吧。 　　山本美香在她書裡開門見山第一句話是：「我是前往世界各地戰區採訪，透過電視、報章雜誌等媒體報導的記者，我的工作器材有相機、小型攝影機和紙筆。」看完她的書，我要說的是，山本美香用行動、用生命採訪，讓這個世界更好一點，我也有相機、我也有小型攝影機和紙筆，我也有行動，但我沒有冒過生命危險「拿起相機就跑」的經驗，從來沒有！ 　　對所有的戰地記者，對山本美香，我立正敬禮。 ◎文／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作者 ) 　　翻閱山本美香這本書，我的眼睛模糊了，她把焦點對準那些被戰火蹂躪的孩子，寫得如此細膩，如果心中沒有真摯關懷的話，不可能有這樣的觀察入微。無助的孩子們都得以透過她的紀錄，在我們面前再次出現。 　　山本美香在書中這樣說：「醫生拯救眼前正處於痛苦中的人們，記者則是藉由向全世界報導這群人的存在，創造出一個讓大家思考該如何解救他們的契機……我深信，只要每人各司其事，必定能以緩慢卻踏實的步伐，一步步擴展世界和平。」 　　沒錯，即使和平何其遙遠，只要有人願意播下種子，已經可以帶領我們一步步向前邁進。這令我想到美國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 ( James Natchwey ) 的一番話： 　　「有人類歷史便有戰爭……當人類愈文明，殺害同類的手段便愈殘忍、愈具效率。不過，我們是否有可能透過攝影來終止此種一直在歷史存在的人類行為？這聽起來真是癡人說夢，但我卻在此獲得一種動力…… 　　「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那麼，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話，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或者，就是這個理由，戰爭的發動者絕不樂於看見攝影記者在戰場附近走動。」 　　因此，記者在戰區已逐漸失去受保護的特權，成為襲擊的對象。 　　當山本美香在二○一二年八月二十日於敘利亞採訪時，冷不防敘利亞政府軍在對面開槍，子彈射穿她的身體。根據她的戰友佐藤和孝憶述，她倒下一刻仍緊握手中的攝影機，拍下了鏡頭對著地面滑落而下的影像。 　　山本美香雖然已永別塵世，但她所留下的影像和文字，繼續推動我們的思考，並成為一股力量，鼓勵更多有志的同行追尋真相，把戰火的真實面貌暴露於世人面前，令戰爭的發動者不能為所欲為。 　　從山本美香，我想到過去我在烽火之地所認識的日本朋友，他們每一位面容，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在這些朝不保夕的地方，為什麼會看到如此多的日本人身影，而且大部分都為反戰而來，當中更有不少是自由身的記者，他們要追尋日本主流傳媒以外的戰爭真相。我在巴勒斯坦遇過一位年僅十八歲、自稱為公民記者的日本少年，他拿著專業攝影機向我侃侃而談，如何希望利用鏡頭讓他的同胞，明白到戰爭的禍害和不公不義。 　　我問反戰的日本朋友，他們為甚麼反戰？他們回說，就是因為日本在二戰時期作為侵略國，同時又是唯一嘗過原爆的戰敗國，深受戰爭的教訓，因此他們對戰爭特別敏感，致使他們推而廣之，把視線轉到其他有類似遭遇的地方。 　　繼山本美香後，又有後藤健二這位熱血的日本自由身記者遇害，他的遺言與山本美香何其相似，他們至死所記掛的就是戰火的孩童。 　　其實，除了日本記者外，在戰火地區我遇上有更多的是來自歐美的獨立記者，為了展示戰爭真相而冒險走到前線。近年國際大媒體已不願派出自己記者到戰爭前線，因為成本太重，改為特約自由身記者，令到在戰場上遇害的，大部分都是這類記者，為何他們在毫無保障下，願意以身犯險？ 　　或者，我們可從第一位被「伊斯蘭國」( ISIS ) 斬首的美國記者弗利 ( James Foley ) 身上，明白一下這類記者的心態。他曾公開說，他心裡就好像有一支魔笛，不時吹奏起來，他不禁又回到中東地區去犯險。好多記者都會說，犯險是因為尋找真相，但真相本身就是一支魔笛，當你試過尋獲真相的滋味，就會成癮，不惜一切，務必要解開「謎語」為止。 　　只要當地一有甚麼事，心裡便有聲音在呼喚。加上現場的魔力，曾到過現場的人，都會知道，只要在現場，一定會知道得更多，甚至拉出一些線索。此刻，他們會感到任重道遠，存在很有重量。當中有些更有一種為國家贖罪的想法，他們要為當地人發聲，因此走上記者之途，結果無法停步。正如他們說，在戰區，生命是脆弱的，存在卻是實在的，當回國後即感到空虛。 　　說到贖罪，此話不假。當一戰奧圖曼帝國瓦解後，歐洲強國接手，名義上說託管阿拉伯地區，其實就是殖民。第二次戰爭快要結束時，那些強國按自己利益胡亂畫界，跟著以色列立國，美國也取代歐洲介入此地區事務，從此阿拉伯世界永無寧日。 　　國家的業，難道就由國民去償還？結果這些自由身記者倒在他們所關懷的土地上。此刻，聖嚴法師圓寂前有兩句話在我腦海裡浮現：「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 　　山本美香以及其他堅守人道精神的記者，還有那些和平工作者，他們的犧牲讓世人驚覺，原來世界上還有願意為仁愛而自我豁出去的人，世上有些比生命更珍貴的價值，我們應該去思考這些人行動背後的意義，好讓他們手中的燭光在世人心裡能燃點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