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學，是一門學科
翁佳音

　　日常生活中，我們面對友人名姓、公司行號，行車經過之站牌，甚至是世界各國國名、都市名，難免有時會想：為何這樣取？有心者，或許會更進一步追求解答。其中，台灣（台澎金馬）各地地名的產生與變化，可能是相當重要的項目。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是不少人興趣談論，以及想要了解的對象。
　清代，就已經有人說：「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臺海使槎錄》），正顯示自古以來，人們業已知道台灣地名之難解，以及具有非中國風味的一面。另一方，清代官編史書也不忘對地名提出解釋，例如說打狗（高雄）：「其山踞海岸上……其形如鼓，故名」；講雞籠（基隆）：「……形如雞籠，因以為名」（《重修台灣府志》），可惜，清代人並未別開一面討論。
　　日本時代，日本學者與官僚受到近代地理學的影響，開始有台灣地名的系統登錄、標音與解釋，並有詞典書籍刊行，奠定台灣地名科學性研究的基礎。戰後，有關地名文章、書籍，雖談不上汗牛充棟，卻不算少數。諸家各持一說，有時還真讓讀者難以適從。
　　文章一開頭所講種種命名的來源探討，在學術上，歸屬名源學（Onomastics）研究範圍。地名（toponymy, place-names），亦為名源學之流。長久以來，國內各地地名的解釋，業餘愛好者所占比例不少，可見這個議題，具有日常生活的親密與通俗性。不過，地名解析與研究，牽涉到地理學的自然、人文地理，也涉及語言學之構詞、語音，以及語義、文字學等，進而與文獻學、時代脈絡等歷史學關係密切，嚴格說來，這確實是一門獨立學問，應與其他學科並駕齊驅。
　　正因為這個原故，有意繼續探討地名流變，以及正確音聲、文字表記的地名愛好人士，總得花一點時間參考與學習地理、語言與歷史學方面的學術論著。無論如何，地名研究是一門學科，不能重蹈以前僅憑聽聞和推想的業餘興趣，要取信於人而成為定說，需經學術規格不斷檢驗。
　　截至目前，地名研究之學術成果，多來自地理學出身的學者所調查與解釋。畢竟，地理學（geography）研究對象之一的地表形態，是土地、地點（topo-），地理學者所調查、測繪與記述，便是地形學或地誌學（topography）的內容。就中，有關土地之命名，亦為地誌學或人文地理學，也就是地名學（toponymy）的範疇。必須提醒的是，人文地理學在草創之初，歷史學出身的學者即貢獻不少力量，例如法國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Paul Vidal de la Blache，他本身就是歷史家。所以，地名學研究，不能忽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
　　現在您手上這本書，書中問題意識、視野與方法之出發點，便是歷史學，由歷史文獻學等方法論逼近地名音義。畢竟，文獻之應用與解析，是歷史學專長。本書所以出現一些有異於通論之新說，說是來自歷史學、歷史結構想像力的發揮，也不算誇張。這裡姑且舉兩個論證例子，證明所言不妄：
(一)基隆有順序之五堵、六堵，與七、八堵，向來多解釋命名起源為防番機構。但從歷史脈絡思考，這一地帶在十七世紀已是北部重要橫貫道路，原住民早已非「生番」可言。所以，防番之說難以成立。進一步，既然地名帶有數字順序，理論上應有一到四堵之名，但這可不能隨意想像，還得找文獻紀錄，或不厭其煩求問當地耆老。拜今日文獻數位化之賜，在電腦網路中鍵入「頭堵」、「二堵」，果然可在汐止地方文書上找到佐證。再放回地形脈絡上，則更可確定一到八堵之位置與距離有規則，均屬河流彎曲處。這就更能證明「堵」，是台灣閩南語指「隔間」、「壁」之「堵tóu」，與防衛機構無關。
　　語音與表記一旦清楚，那就進一步可理解新北市淡水區的「埤島」，原來是「埤堵（pi-tóu）」，指蓄水處的水閘。台北市被誤為一小島的「社子島」，為「社仔」與「葫蘆堵」兩舊地名合體，即「社子堵」，後來演變為很容易讓外人誤會的「社子島」。社仔，是台北著名麻少翁大社所附屬之小社；葫蘆堵，不用說，是指基隆河河曲，狀似葫蘆的「堵」。
(二)宜蘭「蘇澳Sou-ò」，目前幾乎是一致被斷言起源於蘇姓所擁有之灣澳，但所示證據均屬渺茫傳言，無法定讞。目前雖無直接文獻可徵，若回到地理、歷史結構角度探索，則可知蘇澳灣澳，自古迄今，一直是東部台灣唯一可容大船停泊之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把這港口地區命名為St. Lorenzo，荷蘭人延續，並以荷蘭語風St. Lourens 標記於地圖上。Lorenzo 澳，用台灣閩南語念，是：「路連蘇澳Lōu-liân-sou-ò」，日久口語簡化成「蘇澳」，自可預期。
　　這可不是無直接證據情況下而膽敢隨意推測，是有歷史結構在規範著想像的。西班牙人統治過淡水、雞籠（基隆），與宜蘭花蓮一帶，正如他們在美洲殖民地都會改成西班牙式的地名（荷蘭人倒沒這種作風），本書所論也提到，除大家都知道的三貂角（St. Jago）之外，還有一些被遺忘之西班牙語風地名，如野柳、哆囉滿等。野柳、哆囉滿地名，望漢字，真的很難生出實際意義來。賴給已呈死語的原住民語，雖然安全，卻非誠實學問。用歷史脈絡，推論蘇澳也是北、東台灣的西班牙風地名之一，至少還保留後續的討論與核證空間。
　　以上所說，都是歷史文獻、結構想像，也不脫語音、語意學與地理學論法。總之，本書所提出之再解釋假說，均屬可不斷再檢證的另一選擇（alternative），可說已擺脫業餘愛好者易淪於天馬行空臆測之弊害。台灣既然屬於多族群先後移居之地，用各種族群所留下的口傳或文獻，繼續再解構、再重建我們周圍的地名，顯然還有一段路可走。
　　我相信，透過資深記者老友曹銘宗先生的深入淺出敘述，以及貓頭鷹編輯部張瑞芳等人的細心補充資料與編輯，一般讀者絕對可從本書中學得不少地名之歷史研究方法。書中所示理論與方法，乃至文獻，不少是我因應老友與編輯而提出。因此，書中若有錯繆，頭號戰犯是我，我虛心受教。
　　最後，以如下意見收尾。地名，是歷史重要一部分；地名標記與解釋，或更改，若有不當，易造成歷史混亂。曾有學者說：恣意更改地名，就是竄改歷史。信然。地名研究若再成風潮，一方面可防止官方無深思熟慮地更新地名。另一方面，因地名學具有日常生活與通俗性，若擁有本書所舉示的學問技術後，再透過地名之窗看過去，那麼，我們真的可以在現實旅遊休閒外，同時又可享受歷史之旅的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