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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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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

  • 作者:周樑楷
  • 出版社:商周出版
  • 出版日期:2017-01-16
  • 定價:400元
  • 優惠價:79折 3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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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揚棄以菁英、政治領袖為核心的歷史書寫, 他們主張:平民才是社會發展史的主角。 當M型社會變本加厲、國際秩序失衡, 左派史家關懷社會的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更顯珍貴。 十九世紀末,英國經濟陷入低迷,學術界對於勞工社會史的研究開始萌芽,關心工人階級的左派史家漸趨積極活躍,對英國社會思想與工人運動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全書共介紹了湯恩比、衛布夫婦、漢蒙夫婦、柯爾夫婦、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等跨越三個世代的十位左派史家思想。 他們都屬於英國勞工社會史的學者,在近代西方史學史上貢獻非凡。縱使政治光譜各異,分別支持左翼自由主義、溫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然而史觀都一致傾向觀點的、參與的以及反思的。透過他們「對過去的看法」(史學思想)與「對當代的見解和未來的期盼」(現實意識),我們將更加理解近代一百多年以來英國的政治和思想史。

內文試閱

導論    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的辯證
  從一八八○年代起,英國的經濟日漸陷入低迷,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因而再度高潮迭起,不讓十九世紀上半葉專美於前。同時,許多學者更加專注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及其所釀成的社會問題。從這個年代算起,英國學術界研究社會史距今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光景。回顧這一百年來的研究績效,社會史已由昔萌芽的時期,蔚然綻放成為史學界的主要園地。以勞工史這門社會史的支系來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起步,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已卓然有成,不僅研究學者人數激增,學術團體相繼成立,而且研究取向也有重大突破,呈現一片繽紛景象。      談起英國的史學和政治思想,十九世紀和當今的觀念已有很大的差距。在前一個時期裡,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正值高潮。一八一七年,先有李嘉圖(David Ricardo)出版《政經及稅制之原理》(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三十一年後,亦即一八四八年,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也完成《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他們的觀點或許有些差別,並不完全吻合一致,例如,彌爾比李嘉圖較有社會改革的傾向。但是,基本上,兩位都相信:人們應該自求多福,以追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為前提,而且社會上競爭的現象是無法免除的。生長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湯恩比(Amold Toynbee)曾經說:「亞當斯密(Adam Smith)早先所提出來的競爭之說,後來被李嘉圖和彌爾所接受。這種觀點如今仍然支配著時人的看法……」 這段話應該是可信的。在古典自由主義以中產階級為出發點的思想籠罩下,惠格歷史解釋(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自然而然也大行其道。到現今為止,所謂的惠格歷解釋仍然沒有嚴謹的定義。如果按照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喬治三世及史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s)的說法:惠格史家與口典自由主義的學者及中產階級頗有淵源。 大致來說:惠格史家偏愛政治史學研究領域,尤其是憲法、國會和制度史。他們強調菁英份子(elite)對歷史的影響,喜好以自由主義的眼光談古論今,認為一部英國史就是一部自由政治的發展史。此外,他們和傳統的史家一樣,講求文采,偏好敘述性的方法(narrative method)。      儘管古典自由主義和惠格歷史解釋風行一時,然而,時到今日,雙雙都已過氣,不合時宜。二十世紀初以來,工黨(Labour Party)取代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赫然與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並列為英國的兩大政黨。今日的英國是個社會福利的國家(Welfare State),已成為不爭的現實。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社會改革好比近代英國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在洶湧的浪潮衝擊下,古典自由主義日漸淹沒,同時,惠格歷史解釋也一再遭到挑戰。例如,巴特費爾德和柯林烏(R. G. Collingwood)都採信新觀念論(neo-idealism),從認識論的基石上震撼惠格的史學理論。 那米爾(Lewis Namier)則採新實證論(neo-positivism)的取向,提出新的歷史解釋,攻擊惠格史家。他所寫的《喬治三世登基之際的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含有新保守主義或新托利(New Tory)的立場。 是本當代英國史學界的革命鉅著。 另外有些社會主義史家,例如衛布(Sidney Webb)、柯爾(G.D.H. Cole)、陶尼(Richard Tawney)、湯姆森(Edward P. Thompson)和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m)等等,都重新解釋國史。很顯然地,這幾種新史學取向的崛起,象徵著惠格歷史解釋的沒落。或者,反過來說,這些挑戰惠格歷史解釋的勢力,正是近代英國史學思想中的主流趨勢。這些挑戰者有些可以稱為新惠格(New Whig)史家。他們與十九世紀傳統的惠格史家不盡相同。例如,巴特費爾德在早年不遺餘力批判惠格解釋,但對艾克頓(Lord Acton)和屈衛林(Georg Macaulay Trevelyan)還是語多保留,相當推崇。其實這兩位史家,艾克頓被認為是位天主教的惠格(Catholic Whig),而屈衛林是眾多公認、相當重視文采的惠格(Literary Whig),兩人都是惠格解釋的嫡傳。後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自由主義的英、美、法等國聯合對抗集權主義的納粹德國,在國際環境的氛圍中,巴特費爾德轉變態度,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英國人及其歷史》(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中,極力頌揚惠格的政治傳統。這位新惠格史家一方面批評傳統惠格解釋的是非,另一方面又褒揚惠格的政治精神。 為了能較周延、涵蓋所有英國史學界中向惠格挑戰的學者,本書擬自創「惠格歷史解釋的批評者」(the Critiques of Whig Interpretation)一詞,以取代「反惠格解釋」(the anti-Whig Interpretation)。當代史家布拉斯(P. B. H. Blass)在《連續與時間錯置》(Continuity and Anachronism)中,提出「反惠格解釋」這個概念。 但是「反」,(anti)的用詞過於誇張,與事實不盡相符,不如「批評」在修辭上來得貼切,再說這個名詞可以涵蓋新惠格、新托利和左派的史家。      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中,曾經說:「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個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証。」 這句話,毫無疑問地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人是社會的動物」。不過,二十世紀唯物史觀的人士把這句話扭曲了,說成外在的社會條件決定個人的思想,即所謂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的意識觀念。其實,馬克思在這篇《手稿》中也提起:「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 由此可見,依照馬克思的說法,人是有自主性的意識,而不是完全被現實環境所決定的。馬克思批判人們陷於「異化」(alienation)之中,他的目的是為了重建人的自主意識與現實環境之間的辯証關係。      由於「人是社會的動物」,史家屬於「人類」的範疇之內,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史家是社會的動物」。或者引申說,史家的主體意識與其社會環境之間,是不斷互動、交相影響的。研究史學史時,觀念論及新觀念論的學者多半貶低或忽略外在的因素。他們偏好切入認識論、本體論、形上學及倫理學的層面,直接由此剖析學術菁英份子的史學思想或史學理論。這個取向頗富有哲學的色彩,其研究成果也很類似哲學史的撰寫,或者換個名稱,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取向。例如,柯林烏和巴特費爾德都有這類的研究著作問世。我們肯定這種取向的成就,但也不諱言他們有所偏頗。在唯心論(idealism)和唯物論(materialism)這條譜系(spectrum)中,唯心論(或觀念論)太偏向思想、觀念或文化的因素,而唯物論又太傾斜到物質和經濟的因素。我們寧可接受馬克思的辯証法,強調:「思想、文化因素與物質、經濟因素的互動關係」。所以,為了分析近代英國社會史家的思想,本書一直扣緊現實政治和社會中的問題。      史家的內在思想至少包含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三個層面。所謂歷史意識,是指某個人具有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覺得萬事萬物都不斷地變動。好比見了滾滾流水,而有「逝者如斯」的感觸。有了這項最起碼的認知後,才能發展出他的史學思想,處理有關歷史因果論、歷史認識論及道德價值判斷等問題。而所謂的社會意識,是指某個人對當下現實社會的關注,及對未來人類何去何從的看法。有了這項最起碼的立場以後,才能有個人的主張,在政治和社會思想上提出自圓其說的學理。可見,所謂的社會意識也是某個人的現實意識(presentism)。從史學史的演變來看,每位史家的社會意識和歷史意識其實都息息相關,互為一體的。或者說,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之間,是辯証的,無法任意切割成片面雜碎的觀念。而且更值得留意的是,個人的生命風格、主體性生命意識也是史家思想的元素,與歷史意識、社會意識環環相扣。研究史學史,除了外在現實環境,史家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應該是必要探討的項目。本書撰寫期間,除了閱讀各種相關的、已經出版的著作、短文和日記等資料,而且也參考未出版的手稿史料,以及親自會見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進行口述訪問。從這些資料中,一再揣摩和體會,希望能感受他們的生命意識。      為了論證上述的觀點,本書以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為基調,專門研究近代英國幾位社會史家,即湯恩比、衛布夫婦(Sidney and Breatice Webb)、漢蒙夫婦(J. H. and Barara Hammond)、柯爾夫婦(G. D. H and Margaret Cole)、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Edward P. and Dorothy Thompson)。這幾位史家就出生年齡來說,可區分為三個世代:十九世紀中葉、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就現實意識或社會思想來說,湯恩比和漢蒙夫婦屬於左翼自由主義,衛布夫婦和柯爾夫婦提倡溫和的社會主義,而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則篤信馬克思主義。廣義地說,他們都是左派知識份子。然而,就史學思想來說,他們在「觀念論-實証論」、「唯心論-唯物論」這兩條譜系中,各有立場。本書為了避免空談各種「理論」、「思想」和「意識」,所以深入各史家的歷史作品,從他們的實際成果應証史學思想與歷史解釋的關係。這幾位史家都主修英國近代勞工社會史,同屬「惠格歷史解釋的批判者」的左派學者,將他們並列加以比較研究,多少可以看出英國社會史如何被書寫。希望藉此研究能增進我們對英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的瞭解。

作者資料

周樑楷

歷史學者、教授。 1947年生於台中清水(舊稱牛駡頭)。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畢業。美國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SUNY at Buffalo)歷史博士。 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現職中興大學歷史系、台灣大學歷史系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研究志趣包括史學理論、西洋史學史及歷史意識、世界史、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由於深信中學歷史教育也是種社會實踐,因而參與高中歷史課綱的制定和教科書的書寫。 主要著作有《近代歐洲史家及其史學思想》、《歷史學的思維》及多篇論文與評論。目前正著手撰寫《史譜:歷史意識的開展》。

基本資料

作者:周樑楷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7-01-16 ISBN:9789864771783 城邦書號:BK7072 規格:平裝 / 單色 / 38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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