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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有問題!走一場經濟學思辨之旅,釐清52個常見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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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基本工資能幫助窮人?」 「有錢人有義務回饋社會?」 「機器人與電腦化會造成失業?」 讓美國經濟教育基金會學者團隊帶你 →回歸經濟學原理,誠實破除52個常見迷思 不用盡信專家名嘴、不再盲從、不被唬弄,重新理解經濟學 不分中外,「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是經濟學論述目前的主流,核心觀念是要求政府強力介入,如擴大福利、保障最低工資、縮小貧富差距、規範財團壟斷等,認為社會應該達到真正的公平。 然而,主張有限政府、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經濟教育基金會總裁羅倫斯•里德及其團隊,根據市場原理、邏輯論證、歷史教訓等,提出了不同的思考: ※巴菲特的稅率比秘書還低? 其實→排除個人薪資稅,納入企業所得稅和薪資稅,以正確的分析方式計算後,巴菲特2010年的稅率,其實比員工的平均稅率高出10%以上。 ※立法規定基本工資,能幫助窮人? 其實→你不能期待只要立法,就會讓雇主支付勞工高於其生產力的薪資,畢竟經濟學原理是當價格(或薪資)較高時,購買者便較少。 ※政府支出能帶來就業與繁榮? 其實→政府的「支出」看似能刺激經濟,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它的重分配性質。如果政府多花錢,被拿走那些錢的人,就會少花同樣多的錢。 這場思辨之旅深入淺出,你不必是經濟學家或哲學家,就能深入了解經濟運作和思辨邏輯,看懂它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並找出自己的獨特見解! 【本書特色】 1. 觀點犀利,深入呈現經濟學思辨過程 當主流意見是「政府要包辦一切」、「貧富差距是大財團壟斷帶來的」、「基本工資越高越好」(也就是「進步主義」),作者及其代表的經濟教育基金會,回歸經濟學原理、歷史上的客觀事實和理性的邏輯分析,反思52種常見論點,帶讀者重新理解經濟學。 2. 每則概念4〜5頁,可速讀速學 經濟議題很重要,但是有看沒有懂?本書以精簡文字搭配有感案例,附上重點提要,讓經濟知識變簡單,5分鐘就看懂! 【名家推薦】 熊秉元(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黃春興(清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王之杰(商業周刊數位內容編輯部總編輯) 【國際名人推薦】 「在這個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感受到經濟停滯的時代,當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正在消失,對經濟現實與經濟政策進行審慎的批判思考是必要的。我們早就應該摒棄陳腔濫調,找回經濟的基本常識,因此我很高興看到這本選集問世。」 ──喬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法理學麥考密克講座教授) 「有些社會主義者假扮成『自由主義者』與『進步主義者』,本書是對抗這些人的必要指南。」 ──霍拉維茲(David Horowitz)(大衛.霍拉維茲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總裁) 「今日的大學生正需要這本書,來了解他們生活其中且很快要領導的世界。我鼓勵每位父母、祖父母以及深刻關切美國未來的公民,送這本書給他們認識的每位年輕人。這些學生也許只有這個機會認識這世界的真實運作方式。」 ──隆恩(Christopher Long)(校際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所長) 「在鼓吹自由市場的運動中,里德是思想最敏銳、溝通最清楚的健將之一。美國的自由與繁榮一日日被廣泛流傳的集體主義神話啃噬,這本組織嚴謹的傑作一一加以駁斥。里德及其他作者引領我們走過社會主義的瓦礫堆,規畫出一條常識鋪成的康莊大道,通往更好的未來。我從這本書裡學到很多,你一定也可以。」 ──默多克(Deroy Murdock)(福斯新聞撰稿者,頂天立地網(Atlas Network)資深研究員)

目錄

推薦序 52回有趣的思辨拔河 /王之杰 序言 編者與撰稿者介紹 Part 1 貧富不均就是危機? 迷思1 巴菲特的稅率比秘書還低 迷思2 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迷思3 有錢人有義務回饋社會 迷思4 大家喜歡羅賓漢,因為他劫富濟貧 迷思5 收入不均,是當代最嚴重的經濟與道德危機 迷思6 所得不平等是市場力量所引起,需要政府干預 迷思7 平等有助於實現共同利益 迷思8 資本主義鼓勵貪婪,政策應加以調和 迷思9 洛克斐勒的標準石油公司,證明我們需要反托拉斯法,對抗壟斷市場的勢力 迷思10 政府是打擊通膨的鬥士 迷思11 耶穌是進步主義者,主張透過所得重分配幫助窮人 迷思12 大政府可抑制大企業 迷思13 政府管制企業是必要的――從辛克萊《魔鬼的叢林》談起 Part 2 自由市場造成剝削? 迷思14 自由市場沒有顧及窮人 迷思15 工會能提高薪資與生活水準 迷思16 基本工資能幫助窮人 迷思17 自由市場會剝削婦女 迷思18 價格管制,可阻止奸商趁機發災難財 迷思19 業務跨國外包,有害經濟 迷思20 要合作,不要競爭! 迷思21 所有權必須透過分享來調和 迷思22 從集體情境看人性,最透徹 迷思23 以市場為基礎的自願協議,是在「利用」人 迷思24 自由市場無法提供公共教育 迷思25 利潤是行為可疑的證據 迷思26 統計數字的差距可證明種族歧視 Part 3 政府愈強大愈好? 迷思27 政府支出能帶來就業與繁榮 迷思28 有正確的人來掌管政府就夠了 迷思29 政府不救苦,誰來救苦? 迷思30 政府必須補助藝術 迷思31 保存歷史,只能靠政府來主導 迷思32 資源即將耗盡,政府必須加以控管 迷思33 我們正在毀滅地球,政府必須有所作為 迷思34 經濟需要計畫,而且是中央計畫 迷思35 社會愈複雜,愈需要政府來控制 迷思36 平衡貿易逆差要靠政府 迷思37 政府要有強制力,才能讓人民好好照顧自己 迷思38 解決人口過剩的方法是人口控制 迷思39 資源匱乏的國家,需要強大的中央計畫 Part 4 要權利,不要資本主義? 迷思40 醫療保健是人民的權利 迷思41 人權比財產權更重要 迷思42 安全比自由更重要 迷思43 我有權利! 迷思44 市場無情,但政府應該要有同情心 迷思45 資本主義的血汗工廠和童工亟需政府干預 迷思46 工業革命帶來不幸的童工 迷思47 機器人與電腦化會造成失業 迷思48 美國人將收入浪費在自己身上,卻漠視公共需求 迷思49 大蕭條是資本主義未受約束所釀成的災難 迷思50 即使小羅斯福新政沒做到,二次大戰也會終結大蕭條 迷思51 小羅斯福贏得大選,是因為進步主義的計畫經濟政見 迷思52 進步主義者立意良善,這還不夠嗎?

內文試閱

自由市場造成剝削? 迷思19- 業務跨國外包,有害經濟 泰勒.華茲
  2012年大選時,總統歐巴馬發表競選廣告,指責對手羅姆尼(Mitt Romney)做為私募股權公司貝恩資本(Bain Capital)的執行長,「將工作輸送到海外」。羅姆尼沒有否認公司這種作法,而是強調發生外包情況時,他已非積極管理公司的人。   我可以了解政治人物為什麼要淡化這樣的指控,畢竟「經濟」總是選舉的首要議題。很多選民相信這種煽動性的說詞:採取工作外包的公司,對美國就業機會的淨流失,要負上某種責任。   外包不應被當成指控企業的理由   但外包根本不是經濟問題的原因,事實上,任何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都少不了外包。基本上,外包是所有財富的根源。   要處理與這個爭議相關的錯誤觀念,我們且先從一個定義開始。外包意指「雇用外國勞工做某件工作,而不是雇用本國勞工。」企業家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理由很明顯,因為外國勞工成本較低。因此外包能促成兩項優點:一是降低產品價格,二是提供企業主利潤,這代表公司有能力運用資源創造更大的價值。因此,就像企業主管為外包辯護時可能會說的,外包的理由「純粹是因為對我們的顧客和股東較符合經濟效益」。   但是,對於勞工呢?媒體把焦點放在外包可怕的一面:「將美國的工作輸出到海外」。即使他們承認對消費者與股東有益(分別是價格較低與營運利潤較高),很多評論家仍會抱怨,這些好處都被美國勞工的損失給抵消了。   自由市場裡,外包無所不在   首先,我們要體認到,在自由社會裡,勞工對他的工作並沒有權利;多數工作都是雙方可隨時基於任何理由結束的。永遠有個別勞工因為各種理由失去工作,找到新工作──即使不景氣時也是如此。與外包相關的大量裁員,在經濟學理上並無不同,只是較引起注意,更容易受到政治煽動──尤其在不景氣時。   不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都不應忽略這種勞動力的變動。調整過程中不免會造成痛苦;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從來都不是容易的,更遑論一大群勞工同時被釋出到市場上。重新調整的成本對於很難離開特定地區(例如有家庭責任)的人尤其沉重,「溺水屋」(underwater mortgage,編註:房貸高出房屋價值)讓有些人很難搬到別的地方找工作;為投入新產業重新受訓,對於年長者特別困難等等,這些都是勞動力變動帶來的問題。悲傷的故事很多,政治人物會技巧性地加以操縱,以便制定法律與方案來干預正常的市場程序,以達到「拯救美國工作機會」的目的。   但經濟情況發生變化,自有其原因。在自由市場裡,當外包變得可行,基本上就是市場的力量在告訴企業家、勞工和擁有資源的人:「你們如此習慣舊的做事方法、地方和模式,但現在已行不通了。現在有了更好的方法、地方和模式。為了人群的利益,掌握最大的全球機會,我們需要重新安排一些事。甲地的一大群人現在能夠做乙地的人以前做的事,但成本更低。這表示乙地的人必須找別的事做,不論是遷移到丙地、投入丁產業或重新受訓等等。」   當然,市場不是人,它沒有動機。所謂的市場,只不過是以系統化的模式,在世界各地無數的個人之間,進行交易、生產與專門化。但經濟學帶給人們一個很重要的體悟:雖然人們通常只追求自己狹隘的利益,「市場力量」卻要讓整個市場(就是整個世界)生產出來的東西,發揮最大的價值。遠距商業交易是這個市場程序自然而重要的部分。只不過,若由大企業來做,且牽涉到特定生產流程跨國界的移轉,便稱為「外包」。這名詞讓人想到的畫面,類似電影《華爾街》裡股市大亨蓋柯(Gordon Gekko)的企業主管,在菸霧瀰漫的會議室裡,笑談將生產線從芝加哥移到上海,將帶來豐厚利潤的情景。   實際上,所有的經濟進步都涉及某種形式的外包,我們隨時都在做這件事。當某店家選擇德國啤酒或哥倫比亞咖啡,很少人會指責其外包(堅定推動「購買本地貨」的運動者除外)。但消費者參與的交易裡,某些生產是在遙遠的地方進行的。當我上網買波士頓的書或西雅圖的西裝,外包的程度就比較低嗎?不,外包無所不在!   外包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   一個沒有外包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你使用的每樣東西──我指的是每樣東西!──都必須在你居住地周遭幾哩範圍內購買。就像經濟學家羅伯茲(Russ Roberts)所說的,我們已經試過了,那叫作中世紀,當時的生活「污穢、野蠻、壽命短」。確實,幾百年來經濟進步的特色之一,就是愈來愈多外包──亞當.斯密稱之為逐漸擴大「分工」。多數的食品原本產於自家小屋後面的田地,其後外包到美國的玉米與小麥帶的大農田,運用大型農耕機器、基因改造與神奇的肥料,都要仰賴外包到世界各地的高度專業化生產流程。   我們將穿的需求從後院的牛羊與手紡車外包到紡織廠,紡織廠也在1700年代從北英格蘭逐漸外包到1800年代的新英格蘭,再到1900年代初的美國南方,現在又到了亞洲的部分地區。娛樂則是從偶爾出現的鄉村吟遊詩人,外包到大型錄音室,現在有了網路,更外包給全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   我還可以繼續舉例,但你應該已經明白我的意思。在整個歷史的長河,外包的興起與生產力、人類發展機會與成就、全球生活水準的提高同步發生。這不是偶然,經濟學告訴我們,外包不是影響經濟健全的禍根,而是經濟進步的核心要素。   國內外都有政府透過許多干預行動扭曲全球商務的模式,使其呈現異於自由市場所創造的樣貌,以上所說的都是在反對這些干預行動。   經濟學清楚告訴我們,問題不在外包,而是匱乏,外包是解決方法(的一部分)。總統候選人或有心推動經濟進步的任何人,應該思考如何改變政策,讓美國的企業家、勞工與擁有資源的人,更能融入連結愈來愈緊密的全球經濟。   SUMMARY 重點提要   .當人們尋找最划算的交易時便會外包,我們身為消費者一直在做這件事。如果外包能省錢,省下來的錢便可購買其他東西。   .外包能提高生產力與生活水準。阻止外包,等於強迫「購買者」(此處指企業)接受更昂貴或較不好的選項。   
政府愈強大愈好? 迷思27- 政府支出能帶來就業與繁榮 亨利‧赫茲利特
  一個不良少年朝麵包店的窗戶丟了一塊磚塊,老闆憤怒地跑出來,但少年已經跑了。一群人圍過來,帶著沉默的不滿盯著窗戶那個大洞,以及散落在麵包與餡餅上的碎玻璃。一會兒之後,群眾覺得要做點哲學的反思。其中一定會有一些人提醒彼此和麵包店老闆,這樁不幸畢竟有其光明面──可為某個玻璃業者創造生意。   想到這裡,他們再進一步探討。一片新的玻璃窗要多少錢?300美元?那不是小數目。畢竟,如果窗戶永遠不會破,玻璃業會變成怎樣?當然,這樣想下去會沒完沒了。玻璃業者會多出300美元可以花在別的商品上,那些商人又會多出300美元可以花在另外的商品上,如此無限發展下去。那片被打破的窗戶將提供金錢與就業,形成不斷擴大的圈圈。那群人可從這一切導向一個合理的結論:丟磚塊的小混混非但沒有對公眾構成威脅,反而讓公眾受益。   「破壞帶來建設」隱藏許多謬誤   接著,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群人的第一個結論至少是對的。首先,這樁破壞行為代表某個玻璃業者多了一筆生意,就像殯葬業者聽到有人死掉一樣,玻璃業者得知這個事件時不會不開心。但麵包店老闆卻少了原本計畫買新西裝的300美元,因為他必須修補窗戶,只好不買西裝(或某種等值的需求或奢侈品)。他原本可以擁有窗戶和300美元,現在只擁有窗戶。或者,他原來計畫當天下午買西裝,現在他不能同時擁有窗戶和西裝,只能滿足於有窗戶但沒西裝。如果把他想成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將失去原本可以有的西裝,也就比原來貧窮了一點點。   簡單地說,玻璃業者多出的生意只是裁縫少掉的生意,並沒有增加新的「就業」。那群人只想到交易的雙方,也就是麵包店老闆和玻璃業者,卻忘了潛在的第三方――裁縫。正因為裁縫與現在的情況毫無關係了,他們才會忘了他。一兩天後他們會看到新窗戶,但永遠不會看到多出來的西裝,因為不會有西裝了。他們只看到眼前立即可見的東西。   就這樣,我們分析完了「破窗戶」這個基本謬誤。你可能會以為,任何人略加思考後都能避免這種錯誤。然而,透過上百種方式的掩飾,破窗謬誤成了經濟史上最頑固的謬誤,現在的猖獗程度更超過以往任何時刻。每天都有人嚴肅地重申這個謬誤,包括了不起的產業大老、商會、工會領袖、社論、報紙專欄和電台的評論者、運用最細膩技巧的專業統計專家、優秀大學的經濟學家等。他們全都以不同的方式闡述破壞的好處,或宣稱政府只要花錢,就能「刺激」經濟,卻從來不問錢從哪裡來。   其中有些人或許不屑說出微小的破壞能帶來淨效益,卻在巨大的破壞中看到近乎無窮的效益。   〔英文版編註:像克魯曼(Paul Krugman)這類的「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可以大言不慚地暗示,你的房子被炸掉能刺激經濟,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炸掉自己的房子以貢獻一己之力來刺激經濟。〕   他們看到必須靠戰爭來實現的「生產奇蹟」,也看到「累積」或「壓抑」的龐大需求促成世界的繁榮。在二戰後的歐洲,他們開心地數著「必須更新」的房子──乃至整座城市。在美國,他們計算戰時無法建造的房子、無法提供的尼龍絲襪、老舊的汽車和輪胎、過時的收音機和電冰箱。他們計算出驚人的總數。   這只不過是我們的老朋友──破窗謬論──的舊瓶新裝,而且變本加厲到難以辨認。   SUMMARY 重點提要   .破窗謬論基本上在告訴我們,想問題應該更周延,只看眼前的或引人注意的事物還不夠,同時必須考量那項作為或政策對所有人的長期影響。   .政府的「支出」看似能刺激經濟,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它的重分配性質。如果政府多花錢,被拿走那些錢的人,就會少花同樣多的錢。如果政府多花錢,而且是靠舉債付錢而非課稅,那麼現今資本市場縮減的程度,恰好與政府支出增加的程度相當。
要權利,不要資本主義? 迷思47- 機器人與電腦化會造成失業 溫蒂‧麥克羅伊
  聳動的報紙頭條一再出現:「報告顯示,電腦化危及美國將近一半的工作。」「機器人要搶走我們的工作了!」這樣的呼聲,在整個北美迴盪著。但這份擔憂無非凸顯出對自由市場的恐懼心理──與誤解。   短期而言,機器人技術會造成一些工作的技術脫節(dislocation),然而,長期來看,只是促成勞動模式的轉移。運用機器人技術提高生產力與降低成本,基本上就和過去的科技進步(如生產線)是一樣的。過去的進步改善了數十億人的生活品質,創造出當時無法想像的新就業形式。   若考量這個事實,我們該呼喊的是:「要注意壟斷勢力是否透過限制性專利,或其他政府授予的特權,來控制科技。」   機器人的確比人力便宜   事實上,這種情況現在已經發生了。科技的進步本來就是是自由市場的一部分,創新者致力於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高的價值,企業家都想要競爭優勢,電腦化、工業控制系統與機器人技術,已成為這項努力的核心。很多勞力工作,如工廠的裝配線已逐漸被淘汰,被其他如科技、網路及遊戲相關的工作所取代。但基於一些理由,機器人很可能成為導致失業的兇手,筆者想到的兩個理由是:   一、機器人現在已高度發展且不再那麼昂貴,這兩個特質使得機器人成為愈來愈受歡迎的選擇。《盧森堡銀行新聞通訊》(Banque de Luxembourg News)曾報導過其發展樣貌:   目前估計的平均單價約五萬美元,但肯定會隨著「低成本」機器人進入市場而進一步降低。具備人工智慧的人形機器人「Baxter」與「Universal 5」尤其是如此,前者由美國的再思機器人技術公司(Rethink Robotics)生產,後者由丹麥的環球機器人(Universal Robots)製造,價格分別只有2萬2千美元與3萬4千美元。   更好、更快、更便宜,是生產力提高的基礎。   二、機器人更直接與一般大眾互動。速食業是很好的例子。人們可能已習慣了提款機,但若有機台型機器人詢問「你要加點薯條嗎?」必然會引發廣泛的討論――即使不久後就會退燒。   被取代的速食店員工的看法,恐怕不會那麼快消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台(NBC News)最近報導一場罷工,估計有150個城市參加。員工的主要訴求是15美元的基本薪資,也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諷刺的是,抗議者把自己變得更昂貴、更難管理,只會更快失業。   相較於人力,雇用機器人較便宜,一部分是自然產生的成本,另一部分則是因為政府干預。   自然產生的成本,包括訓練、安全需求、加班,以及聘雇、解聘、職場竊盜等人事問題。   根據奇點大學網站(Singularity Hub)的報導,機器人在扮演某些角色時,可以更有生產力。例如機器人「可在10秒鐘內做一個漢堡(一小時360個)。不僅快,品質也很好。餐廳可將省下的錢拿去購買更好的原料,便能以速食的價格做出美食等級的漢堡。」   政府施加的成本,包括基本薪資法和規定的福利,以及歧視、雇主責任及其他勞資訴訟。就業諮詢刊物《勞動力》(Workforce)曾解釋:「透過披露辯護與申請簡易判決,可能讓雇主付出7萬5千到12萬5千美元的代價。如果雇主輸掉簡易判決──這種結果很常見──雇主可能要花17萬5千到25萬美元,才能打到陪審團做出裁決。」   到了某個時間點,只有一種情況,餐廳雇用人力才有意義,就是希望保留「人情味」或填補利基。   科技網站「主機板」(Motherboard)說得很中肯:「機器人勞工時代的來臨,主要反映了自古以來的一種緊張關係,從最早有地主將公地圍起來宣示為私有財產時就已存在了,也就是勞工與資本所有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進入機器人時代後,勞工的未來絕對與資本主義有關。」   科技進步反而解放了勞工   諷刺的是,主機板網站指出,有個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曾為製造科技的進步辯護,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他稱機器為「固定資本」,他的辯護文寫在〈機器散論〉(The Fragment on Machines)的一段,收在已完成但未發行的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馬克思相信,因機器而技術脫節的「變動資本」(variable capital,即勞工),可擺脫「剩餘勞力」(surplus labor,編註:勞工在工作上額外付出的勞力)的剝削。勞工的工資與產品售價的差額,過去都被資本家視為利潤放入口袋,機器則會讓「被解放的勞工」受益,因為資本家會「雇用勞工從事非直接或立即具生產力的工作,例如製造機器。」這個關係的改變將促成社會的變革,加速資本主義本身的終結。   姑且不論「剩餘勞力」的概念在學術上已經破產,科技終究還是會讓資本主義更穩固。但馬克思至少說對了一件事:很多勞工得以從高度重複、讓靈魂麻木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很多人恐懼科技,是因為認為社會是靜態的。但自由市場恰恰相反,自由市場是動態、快速反應的價值生態系統。教父級網路專家塞夫(Vint Cerf)認為:「綜觀歷史,科技創造的工作多於摧毀的工作,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次會不同。」   《富比世》雜誌指出,過去120年(1890至2014年),儘管職場科技有大幅進步,美國失業率並沒有太大變化:   失業率有三次重大飆升,全都是導因於金融家,而非工程師:1893年大恐慌是因為鐵路業者與銀行破產,大蕭條是因為銀行破產,最後一次是我們這個世代的經濟大衰退(同樣導因於銀行破產)。每一次只要銀行和政策制定者處理好自己的問題,企業、工程師和企業家便能恢復成長與就業。   未來工作需要更人性化的技能   但有一股力量,卻讓社會維持靜態,對恢復就業機會是一大阻礙。社會是如何變成靜態的?答案中的關鍵字是「壟斷」,但我們不應將兩種壟斷混為一談。   若是透過積極創新與卓越的績效形成壟斷,生產的產品必須比別人品質更好、價格更低,才能繼續保持優勢。而裙帶資本主義創造的壟斷,則是根深柢固的特權表現,服務的是菁英的利益。在裙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企業要成功經營,必須與政府維持緊密的關係,包括在法律上享有特權。   限制性的專利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因為能賦予企業排除競爭對手的「權利」。很多自由意志主義者否定任何專利的正當性。19世紀的古典自由派博姆–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便反對專利,稱其為「合法強制贊助的關係,其基礎是單一廠商擁有獨家銷售權」,簡單地說,就是由政府賦予的特權,侵犯了每個人自由競爭的權利。批評專利的現代學者,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羅斯巴德和智慧財產權律師金塞拉(Stephan Kinsella)。   醫藥與科技業對專利尤其飢渴,其飢渴程度,從業者花多少錢保護其智慧財產權就看得出來。2011年,蘋果與Google花在專利訴訟與購買專利的資金,據說比研發的資金還多。《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探討「專利蟑螂」加諸科技公司的成本,那些人並不是以其專利來生產或提供服務,而是利用專利來收取執照費與法律和解金。文章指出:「2011年,在美國與專利主張機構(專利蟑螂)相關的訴訟成本將近300億美元,是2005年的四倍多。」這些支出與相關的成本,如專利侵害保險,會造成停滯與阻礙競爭,傷害社會的生產力。   貝克(Dean Baker)是進步主義派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的總監之一,描述了市場上生產的機器人與壟斷生產的機器人有什麼不同。私人生產者「不會直接致富」,因為「理論上,機器人的製造成本不會太高,畢竟我們可以用機器人來製造機器人。如果機器人的所有者真的變得很有錢,那是因為政府給他專利壟斷權,能向想購買或建造機器人的每個人收取一大筆錢。」壟斷「稅」將會轉嫁,導致消費者與員工都變窮。   歸根究柢,我們應再次回顧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編註:知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智慧。他提醒我們,科技的進步雖可能改變生產模式,但通常能釋出資源投入新用途,長期而言會改善我們的生活。換句話說,以機器人取代勞工,只是創造性破壞的具體表現,就像汽車的馬達取代了馬車的鞭子,機器人可能會取代煎漢堡的人。也許煎漢堡的人必須轉而從事新行業,例如照顧老人,或是為忙碌的專業人士打掃家裡,但總有新方法可以創造價值。   增加使用機器人會導致勞工技術脫節,短期而言,對很多勞工是痛苦的。但如果能讓市場力量發揮功能,技術脫節只是短暫的。如果把歷史當作借鏡,替代的新工作將需要更能表現人性特質的技能,像是溝通、解決問題、創造、照護等等。   SUMMARY 重點提要   .使用機器人以提高生產力,同時降低成本,基本上這和過去的科技發展,如生產線的作用並無不同。這些發展改善了數十億人的生活品質,創造了新的就業形式,在當時是無法想像的。   .相較於人類,雇用機器人較便宜──一部分是自然產生的成本,一部分是因為政府的干預。自然產生的成本,包括訓練、安全需求、加班;聘雇、解雇、員工偷竊等人事問題。不是自然形成的非市場成本,源自政府提供的裙帶關係。   .增加機器人的使用,會導致勞工技術脫節,短期而言會讓很多勞工感到痛苦。但是,如果能讓市場力量發揮功能,技術脫節只是短暫的。   
貧富不均就是危機? 迷思1- 巴菲特的稅率比秘書還低 喬治‧哈比森
  2011年8月,巴菲特在《紐約時報》投書表達意見,聲稱他2010年的「聯邦稅率」(federal tax rate)是17.4%,而他辦公室裡20位員工的平均稅率是36%,相較之下,他的稅率低了18.6%。   巴菲特的稅額分析有很大瑕疵   巴菲特的文章引發媒體的高度注意,刊出後幾個月,他的「聯邦稅率」觀點被納入美國的政策討論中。他的分析形成「巴菲特條款」的基礎,政府將依歐巴馬提出的這項稅改計畫採取措施,讓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都要繳交最低30%的有效稅率(effective tax rate)。   巴菲特做為傳奇商人與投資人的地位(他被譽為「奧馬哈的先知」),他的稅率分析顯然讓人覺得很可信,因而從來沒有被挑戰過。大家毫不質疑地接受巴菲特的說法,但事實上巴菲特不曾公布(一)他2010年的聯邦稅申報書;(二)他的辦公室職員2010年的聯邦稅申報書;(三)他的「聯邦稅率論點」背後的分析。   事實上,巴菲特的說法完全不正確,其立論的根據是針對聯邦稅制原則的分析,但他的分析基本上有很大的瑕疵。他繳交的相關「聯邦稅率」,實際上遠高於他辦公室的任何一位職員。   首先,薪資稅(包括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與這類分析完全無關,因為這些稅並不是依照非薪資收入計算的(2013年以前),且2010年的社會安全稅,只依照106,800美元的部分薪資計算,巴菲特負擔的這部分金額(以美元計),很接近他每位職員所負擔的金額。但因為巴菲特總課稅所得將近4千萬美元,2010年他所付的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只占了總課稅所得的一小部分。對他的多數職員而言,這些稅金等於其課稅所得的7.65%(雖然以美元計,他們負擔的金額與巴菲特差不多)。這7.65%的薪資稅差異,是巴菲特在投書中所說的18.6%差異的一部分。   巴菲特實際上的稅率比員工還高   但是,巴菲特沒有提到一個事實,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的福利也有限制。退休時,巴菲特的社會安全與醫療福利(以美元計)和他的職員幾乎完全一樣。無論是繳交的稅或得到的福利,巴菲特與其職員的差距很小。因此,兩者因現有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課稅機制所產生的7.65%「聯邦稅率」差異根本不重要,而且是假象。   巴菲特的分析還有第二個瑕疵,他在計算自己及職員的「聯邦稅率」時,將雇主負擔的薪資稅包含進去。這裡有個明顯的問題,巴菲特的同僚並沒有繳納這些稅金,而是做為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老闆之一的巴菲特付的。巴菲特將這些由波克夏付的稅納入他的分析顯然並不正確,扭曲了他引述的稅率。當然,他將雇主負擔的薪資稅算進去,使得7.65%的「聯邦稅率」差額增加一倍,也就是前文指出的假象。   巴菲特持有波克夏33.9%的股權,此上市公司2010年的課稅所得達191億美元。以非常保守的25%聯邦公司稅率(corporate federal tax rate)計算,波克夏最後要依此課稅所得付47.6億美元的公司聯邦所得稅。公司稅由公司的股東支付,這些稅會減少下列取得的現金:一、分紅(dividend payments)(過去波克夏都沒有給股東分紅),或是二、再投資公司,以提高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   巴菲特的持股那麼高,在47.7億美元的聯邦公司稅裡,33.9%(等於16.1億美元)是由巴菲特付的。巴菲特在撰寫「聯邦稅率」分析時忽略了這個稅額。如果屬於巴菲特的公司應課稅收入及他所負擔的公司稅都被納入分析,2010年他的總體「聯邦稅率」將會增加7.56%,從17.4%增加為24.96%。   身為雇主,波克夏會依員工繳交的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等額提撥,這些稅是由波克夏的股東付的,理由與企業所得稅一樣。根據合理的假設,以及從該公司2010年美國證管會申報文件裡取得的資料,巴菲特分擔這些稅金的金額,在2010年大約是4千萬美元。如果這些稅金也納入(當然應該納入),這一年他的「聯邦稅率」會再增加6.16%,達到31.12%。   我們來計算一下。巴菲特在分析中誇大了職員的「聯邦稅率」,納入不相關的薪資稅(7.65%)和雇主付的薪資稅(7.65%)。實際上,他的職員2010年負擔的相關「聯邦稅率」是20.7%,不是36%。   巴菲特在他的分析中,忽略了企業所得稅是由他持有三分之一股權的公司負擔,他因而也負擔一部分,因此他的「聯邦稅率」少算了7.56%。此外,他忽略了波克夏所付的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也有他的一份,因此又少算了6.16%。如果你都記下來了,巴菲特2010年負擔的「聯邦稅率」是31.12%,不是17.4%。因此,結論是:巴菲特2010年負擔的相關「聯邦稅率」,至少比員工的平均稅率高出10.4%。   誤導大眾的分析,應該受到譴責   有誰知道這些真相?   讓人不安的是,巴菲特刊在《紐約時報》的原始投書,雖然建立在這樣有瑕疵又非常不完整的分析上,竟然在美國政界獲得如此不受挑戰的能見度與可信度。巴菲特發表如此不正確又誤導人的分析應該被譴責,右派的政治評論者也應接受批評,竟然沒有善盡查證之責,也未能有效挑戰巴菲特文章背後的思考破綻。   SUMMARY 重點提要   .巴菲特創造新的計稅方式,將個人所得稅與薪資稅合為「聯邦稅」。他接著指出2010年他的「聯邦稅率」是17.4%,比他的辦公室職員平均36%的稅率還低了18.6%。   .2010年適用的2010年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課稅機制,本質上是公平的。像巴菲特那樣,將「聯邦稅率」的差異歸諸受雇者負擔的薪資稅,在分析上是不正確的。這個7.65%的「聯邦稅率」差異是假象。   .難以置信的是,巴菲特將雇主負擔的等額薪資稅也納入計算,讓7.65%的差異增加了一倍。   .巴菲特在計算時,忽略了2010年大約由他負擔16億美元的企業所得稅,因為他持有波克夏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權;也忽略了他要分擔公司支付的社會安全稅和醫療稅等額提撥(約分擔4千萬美元)。   .將個人薪資稅排除,納入企業所得稅和薪資稅之後,以正確的分析進行比較,顯示了:2010年巴菲特的「聯邦稅率」,其實比他員工的平均稅率高出10%以上。

延伸內容

【推薦序】52回有趣的思辨拔河
◎文/王之杰(商業周刊數位內容編輯部總編輯)   「經濟一定得成長嗎?」翻開中華民國財經相關法規看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中央銀行法》第2條「經營目標」規定,本行經營之目標:1.促進金融穩定。2.健全銀行業務。3.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4.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   從字面上來看,前三個所謂「目標」:金融穩定、健全銀行及維持貨幣穩定,只能算是「手段」,真正的目標是協助經濟發展,用白話文超譯一下,就是讓經濟持續發展。   不只台灣央行,1913年制定的美國《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也明定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最重要任務有三:擴大就業率(maximum employment),穩定物價(stable prices)及保持長期穩定的利率水準發展 (moderate long-term interest rates),這三項重要任務,無一不是要求經濟穩定成長。   為何維持經濟一定要保持成長?利率一定要向上發展?難道不能衰退嗎?為何近來大家聽到「負利率」就聞之色變?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了解一個財務金融世界的基本概念――「折現率」(discount rate)。   折現率字面上看來扎眼,其實概念很簡單,就是:「未來的一塊錢,『價值』會比今天的一塊錢小」,因為大家預期經濟「應該」要持續成長,錢放在金融機構或銀行一段時間之後,「應該」會產生孳息收益,因此扣掉這些預見的「收益」,同樣「價格」的一塊錢,未來的「價值」,也就「應該」比今天小。   這幾個「應該」的基本假設,幾乎是現今人類文明世界,所有金融商品定價的基礎。   金融活動在定價之前,都會根據期約的長短及客觀的環境,訂出一個折現率,也就是未來利率發展的假設,根據這個假設,才能決定商品的價格。從最簡單的定存、借款、買保險、發行債券、股票、購併,都是奠基在這個假設上。   一旦這個基礎假設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所有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可能都得改寫,因此「當錢放在銀行本來有孳息可賺的『正利率』環境,變成「錢放在銀行,還要繳交『管理費』的『負利率』環境時」,會引發全球的震撼。   還好,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大規模的戰爭減少、全球人口快速膨脹、科技持續發展、加上國際貿易暢旺,長線來看,人類一直享有不錯的穩定經濟成長。不過,發展過程中,波瀾也不少,1929年的十年全球經濟大衰退、1970年代石油危機,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災、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0年網路泡沫、2008年金融大海嘯,都是例子。   每一次「危機」出現,成長的基調就會改變,失業、貧富不均、剝削等經濟公平問題,也容易伴隨而生,要求政府應該「聞聲救苦」的聲量當然高漲。也因此,每一次危機,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維持「秩序」、「就業」及「公平正義」的程度就深一層,逐漸從糾察隊、資源分配者、管理者,一直擴大變成整體經濟活動的計畫者。   在經濟學世界中,「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就是支持政府應該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的代表。他們的核心觀念是要求政府強力介入,如擴大福利、保障最低工資、縮小貧富差距、規範財團壟斷等,認為社會應該達到真正的公平。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逐漸變成主流。   「我反對!」是《教授,我有問題!》編者勞倫斯‧里德(Lawrence W. Reed)提出的異議,這些被歸類在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主張政府不是萬能的天神,應該限縮自己的權力。藉由本書,他們與進步主義展開52回有趣的思辨拔河:「貧富不均會不會是一場假危機?」、「企業家正當做生意,卻被認為虧欠社會?」、「誰說機器人與電腦化會造成失業?」、「資本主義的血汗工廠和童工亟需政府干預?」   千萬別被這辛辣、反主流的問題嚇到,或是誤會他們在為富人辯護,其實他們想做的只是要彰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請政府從經濟成長的駕駛座上退下來。   如果你對皮卡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有興趣,更該看看這本書,聽聽兩派作者到底誰是誰非,就算難有定論,至少會是一場豐富好玩的腦力激盪!

作者資料

勞倫斯.里德(Lawrence W. Reed)

2008年起,擔任美國經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至今。曾任密西根州麥基諾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主任超過20年,以及密西根州諾思伍德大學(Northwood University)經濟系主任。 里德積極提倡自由,文章曾刊於《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今日美國》(USA Today)、《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等。著有(或合著)以自由為題的7本書。獲獎無數,包括麥基諾公共政策中心頒發的「自由鬥士獎」等。 過去30年來,里德每年至少有75場演講,在美國每一州,以及保加利亞、中國到玻利維亞等數十個國家,幾乎都演講過。最知名的演講包括「健全政策的七大原則」與「大蕭條的大迷思」──被譯成十幾種語言在全世界播放。

基本資料

作者:勞倫斯.里德(Lawrence W. Reed) 譯者:張美惠 出版社:商業周刊 書系:藍學堂 出版日期:2016-04-22 ISBN:9789869283571 城邦書號:5BWB0166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8頁 / 17cm×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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