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教授　選書．導讀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四五）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的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與犧牲的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時代。 這場戰爭的規模，和它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幾乎難以用筆墨描述。 這場戰爭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讓它成為革命的溫床。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一書聚焦八年抗戰，其規模空前巨大且冗長，日軍採高壓的戰略，大舉屠殺平民，與中國初期越挫越勇的民族性兩相衝突，使中國在物質與精神皆受到巨大的破壞，大批難民開始流亡。為了生存，個人、親族、社會的道德羈絆嚴重斷裂，相互背叛。作者重新審視這段時期，將戰爭放在社會變遷的中心位置，指出長期的動盪不安，對社會所形成的後遺效應，是難以估計的。 戴安娜教授從記憶研究、創傷理論的視角切入，站在抗日浩劫的中心處，凝視受苦難的人們，重新理解社會的變動和歷史的弔詭。她指出，不記的過往是有危險的，對過往的無知會帶來重蹈過去錯誤與暴行覆轍的危險。這同樣也意謂人們無法正視、承認過往造成了什麼樣的傷害，或是去糾正、補償這樣的損失。 回到八年抗戰，本書銘刻逐漸被人們遺忘的記憶，為人性的暗影，互信感的喪失做最強而有力的解釋與辯護。作者在本書中亦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只是一小群屢遭痛擊的餘黨；抗戰後，卻在物質與精神的廢墟中，建立了新的社會。戴安娜說，「文革的暴行正是八年抗戰動盪之下的結果，這場戰爭結束不過才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於焉展開。戰爭時期對中國社會造成暴力與分裂破壞，隨之而來的是動盪的一九五○年代，導致了社會解體和分裂，使得人們得以輕易的相互殘殺。」 【名人推薦】 呂芳上（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的重大意義，更在於她能撇開戰爭的表象， 而直接切入戰時中國社會的深層， 接觸到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難。 三千萬人的死亡，對她來說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研究數字， 而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血淋淋的大悲劇。 ——白先勇

導讀：一幅苦難深重的流離圖／白先勇 緒論：戰爭的代價 第一章　戰事的高峰：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第二章　失敗與撤退：一九三八年 第三章　僵持與轉變：一九三九至四一年 第四章　陰鬱的年份：一九四二至四四年 第五章　轉捩點：一九四四至四五年 第六章　戰後初期歲月：一九四五至四六年 第七章　抗戰的遺緒 卷尾語

◎文／白先勇 　　戴安娜（Diana Lary）教授是民國史專家，著作等身，近期的重要作品有《中國共和政體史》（The China’s Republic）、《社會史觀下的中國內戰》（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等。戴安娜教授也是桂系研究權威。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國政壇上的桂系》（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乃最早的一本研究桂系之英文著作。這些著作皆由劍橋大學出版。 　　二○一○年出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係戴安娜教授的力作，這本書生動的刻劃出一幅中國人民抗戰八年苦難深重的流離圖。令人讀後，深深感動。戴安娜教授如此形容這場異族侵華的大災難： 　　八年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四五）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的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與犧牲的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時代。…… 　　這場戰爭的規模，和它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幾乎難以用筆墨描述。…… 　　的確，八年抗戰，這場二十世紀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戰爭，其規模之廣，從東北到西南兩廣，中國幾乎半壁江山盡落敵手；而時間之長，如果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算起，則是十四年之久，造成中國社會、民眾的損失，根本難以用數字計算，估計有兩至三千萬人喪失生命，比整個台灣的人口還要多。國軍官兵的死亡達三百多萬人。人民財產的鉅大損失，已經無法列表，中國社會架構全面崩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國已經打得國困民貧，經濟上通貨膨脹失控，人民元氣大傷，這一場勝利可說是慘勝。 　　西方歷史學家書寫中國近代史，多側重在一九三七年抗戰以前，或者一九四九年中共崛起以後，中間抗戰八年，卻多所避諱。最近英國學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抗戰史《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其命名可見一斑，中國如此慘烈的戰爭，西方學者卻選擇「遺忘」。即使如米德等人的著作，多從軍事、政治、外交方面來論述抗戰，至於當時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則著墨不多。戴安娜教授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則是一個例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戴安娜教授分析這場戰爭當然保持她應有的客觀冷靜態度，但這本書的重大意義，更在於她能撇開戰爭的表象，而直接切入戰時中國社會的深層，接觸到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難。三千萬人的死亡，對她來說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研究數字，而是中國歷史上一場血淋淋的大悲劇。戴安娜教授以同情憐憫之心，替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記錄下他們的劫難如山的悲慘故事。 　　戴安娜教授這本著作的重要主題之一是由抗戰引發的社會變遷（social transformation），她參考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報導、回憶、文藝作品、電影、歌曲，其中有不少名人現身說法的回憶文章、小說詩歌，如學者費孝通、蔣夢麟、作家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等。根據當事人的自述，當時文藝作品及報導的反映，拼湊出一幅中國人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戰亂流離圖，極富真實感及現場感。 　　中國歷史不乏戰亂遷徙，西晉東遷、北宋南渡，都是著名的動盪時代，但即使元朝蒙古人、清代滿洲人入主中原，也沒有像八年抗戰那樣觸發如此巨大的難民潮。戴安娜教授引述的各省逃難的民眾數據，相當驚人：全國總共九千五百多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六。重災區如河南、湖南、江蘇、山東，都有千萬人以上，占全省百分之四十多。日軍攻打中國，對中國人民採取殘暴恐怖政策，以達到鎮懾高壓、最後征服中國的目的。除了南京大屠殺，三十萬軍民喪命，其他各地的屠殺事件亦層出不窮，日軍姦淫擄掠，引起占領區的百姓極大恐慌，於是紛紛棄家出走，逃向西南後方，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逃亡潮。 　　以我的家鄉廣西為例，日軍侵犯廣西兩次，一九三九年，日軍攻打桂南，時間尚短，並在崑崙關吃了一次大敗仗；第二次，一九四四年桂柳會戰，十一個月間，廣西軍民遭到重創，引起抗戰中最著名的一次逃難「湘桂大撤退」。廣西難民兩百五十多萬，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二十多。八年抗戰，廣西人民死亡二百一十萬，廣西官兵五十多萬為國犧牲。廣西遭受戰爭破壞之慘烈，我身歷其境。「湘桂大撤退」，我父母兩家八十餘人，由母親率領，倉皇登上最後一班火車，逃離桂林，火車頂上早已擠滿難民，桂林全城一片火海，國軍實施「焦土抗戰」，日軍進城前，所有建築、交通設施、物資，燬於一炬；五萬七千多家房屋只剩下四百七十餘家，我們家的兩處住宅，也片瓦無存。桂林保衛戰，日軍猛烈進攻，守軍不敵潰敗，殘餘桂軍最後拼死保衛家鄉，防守司令部參謀長陳濟桓、第三十一軍參謀長呂旃蒙，均壯烈犧牲，第一三一師長闞維雍自殺。日軍使用毒氣，各據點成千上百的守軍被毒氣窒息，殺死在巖洞中。普陀山七星岩裡，退入八百多最後抵抗的守軍，日軍施放瓦斯毒氣，以及噴火，八百多名中國官兵全數殉難，這是廣西版的「八百壯士」。我在桂林小學遠足，參觀鐘乳石林立的七星岩奇觀，璀璨瑰麗，彷若仙境，未料抗戰時，卻變成愛國壯士葬身的屍窟。廣西省境有四分之三、七十五個縣淪陷，受日軍踐踏近一年。 　　八年抗戰引發了中國難民大規模的流離遷徙，戴安娜教授認為，這場兵禍，徹底動搖了中國社會的根基，顛覆了中國社會的傳統架構。農村的家族制度原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力量，因大量青年人口外逃流失而解體。城市因日軍無情轟炸，家屋毀於一旦，菁英分子，紛紛逃離，物質的破壞與精神的挫傷，中產階級的弱化，城市的家庭結構也瀕臨崩潰。戰亂對人民的創傷，是情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痛苦沮喪，難以形容，而對中國社會的打擊，更是致命的。戰後中國所謂的「舊社會」分崩瓦解，成為一片廢墟。戴安娜教授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戰後國民政府的虛弱及中國社會之動盪不安，正好給予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機會。 　　抗戰最具重要性的後果，就是導致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取得勝利。…… 　　抗戰打得中國山窮水盡，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自信、強悍、冷酷無情的革命運動，搭好大展身手的舞台，最後接收整個國家。…… 　　社會所遭受的傷害，以及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流離失所，都是讓中共壯大的養分。…… 　　八年抗戰結束，中國人民並沒有嚐到勝利的果實，旋即國共內戰又起，戰亂再延續四年。人民厭戰心理，通貨膨脹造成的生活艱苦，失業破產，造就大量失望幻滅的民眾： 　　他們的夢想與事業企圖心，都因為抗戰而遭到摧毀。他們正在找尋一個新社會、一個很可能是經由革命而造就的新社會。…… 　　最後戴安娜教授引述夏志清教授在他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一段話，形容當時失望幻滅的中國人民： 　　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一股腦兒推到無能又貪汙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 　　對於中國抵抗日軍侵略的八年抗戰，戴安娜教授抱持「同情的了解」之態度。她清楚國軍與日軍相比，軍備、訓練、各方面皆有天壤之別，日軍有備而來，國軍倉促上陣，客觀上這場戰爭似乎勝敗已定，難怪日軍口出狂言，三個月要解決中國的戰事。當時世界各國也不看好中國，可是戴安娜教授指出來，日本卻忽略了中國一股隱形的強大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的精神。她用英文endurance一詞，指明中國傳統的民族精神。如岳飛〈滿江紅〉「還我河山」的氣概，結合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股現代的愛國熱情，築成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血肉長城，也正是當時響徹全國、〈義勇軍進行曲〉振奮人心的歌聲中傳達出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 　　戴安娜教授稱讚抗戰頭幾年中國軍民抵死抗敵的勇氣與犧牲精神，如張自忠將軍壯烈成仁。但她也惋惜經過長期抗戰，中國軍民人困馬乏，軍心漸漸渙散，失去前期奮勇高昂的士氣。人民因為不知戰爭何時了結，看不到未來，也逐漸失望幻滅。她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一些造成災害的措施，亦提出公平嚴正的批評，如一九三八年的「長沙大火」，造成人民財產巨大損失，與河南花園口黃河決堤相提並論。抗戰最後一兩年，國軍幾乎支撐不住。不過這時日軍亦是強弩之末，太平洋戰爭，節節失利，最後本土吃了兩顆原子彈而結束戰爭。 　　戴安娜教授在結論中指出，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八年抗戰對中國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國民黨政府失去江山，共產黨奪得政權，都是這場戰爭種下的惡果，而且影響深遠。她甚至發人深省的指出： 　　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結，就在於抗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場戰爭造成的騷亂動盪，在戰爭結束後仍舊持續。…… 　　抗戰造成的動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譯者廖彥博乃青年歷史學者，曾譯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名著《大清帝國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並撰寫抗戰史《決勝看八年：抗戰史新視界》。廖彥博譯筆流暢精確，頗能掌握原作者之語調態度，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歷史譯作。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哀傷悲痛 　　對於戰時社會最大的衝擊就是死亡，以及隨之而來的哀痛。美國就算沒有花上一整個世紀，也費了數十年時間，才能面對南北戰爭當中六十萬人死亡的損失。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各國都因為哀痛而震動。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是個舉國都在服喪的地方，因為全國人口中有超過百分之四的人死亡，當中主要是年輕男子。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失去了兩千六百萬人。存活下來的人，通常在他們的餘生中，都會為亡者而流淚哭泣。最常見，情感上也最為動人的蘇聯戰時回憶，就是正在哀哀哭泣的女人、寡婦和母親們。中國的軍民在抗戰時所蒙受的損失，就和蘇聯在二次大戰時遭受的傷害一般無二。中國背負著她身上遭受的巨大哀傷。 　　在這樣的哀痛裡，蘊藏著社會和政治的含意。個人遭受的損失，加上幾近絕望的情緒，將人們從本來在社會上安頓好的位置裡逼出來，促使某些歷經戰禍的倖存者加速轉變其立場為政治激進主義——在那個時代，這就意味著參加共產黨。曹日昌是中國第一代的心理學家，在他的妻子與兩個孩子遭到日軍殺害以後，他便參加了中共。他只是許許多多原本生活遭到這場戰爭所粉碎的其中之一，而他將社會主義革命拿來填補自己失去家庭後的空缺。…… 　　全書架構與史料 　　這本書的書寫架構，按照時期的先後順序排列；時期則由軍事和政治事件作為分隔。這些時期長短不一。頭一個階段，包含一九三七年戰事初起、驚魂未定的前六個月；第二個時期，是敗仗與撤退的一九三八年；第三個階段，是為期數年的蕭條停滯，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第四個時期是接下來艱困的兩年半；第五個階段，是抗戰具災難性質的最後一年（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第六個時期，則是抗戰後的初期階段（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在每個階段裡，我探討該時期的主要社會議題，不過許多議題會由這個時期，延續到下一個階段。 　　在抗戰期間，中國被一分為數個區域。我把討論的焦點放在幾個不同的地區，以反映出這種劃分的情況。除了討論國民黨政府的首都重慶與中共總部所在地延安以外，我還引用了以下幾個例子，分別是抗戰初期就被敵人占領的山東半島、部分遭到敵人占領的閩南地區、以及到了戰爭的最後階段，才遭到敵軍攻陷的廣西。抗戰時期兩場最大的浩劫都發生在河南，所以我同時探討黃河大堤在一九三八年的決堤，以及河南大饑荒。 　　我所使用的材料來源相當廣泛。我並不只是以單一的資料來檢視抗戰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舉例來說，如同安格斯．卡爾德（Angus Calder）僅僅只是運用英國的《大眾觀察》檔案（Mass Observation Archive）裡的材料，就寫出具有開拓性的著作《人民戰爭》（The People’s War）那樣。雖然當時中國已有少數社會學者記錄下戰爭對社會帶來的巨大改變，戰時對於社會的調查研究，數量仍然很少。抗戰時沒有全國發行的報紙和雜誌，不過有的地區性報紙，品質相當高。我引用了一部非常珍貴的剪報資料集：現藏於廈門大學的《末次剪報》。政府的各種宣傳品是有用的材料。其他的中外官方紀錄，提供了若干數據，不過它們很少直接觸及社會議題。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們，留下非常豐富的回憶錄；近年來，這些回憶文字已經陸續出版，算是中國傳記體文學復興的一部分。西方記者、傳教士、外交官所留下的記述文字也同樣重要。從一九八○年代開始，中國各地開始出版《文史資料》，裡面包含了許多極為珍貴的記載，從中可見戰爭對特定地區造成的影響。 　　我沒有使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很容易就忽略了占領區百姓遭受的苦難。除了某些例外，很顯然這些研究調查報告都是由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本部所收集的；這一點非常關鍵，也就是說，日本資料當中不會有太多中國人民的戰爭體驗。有些資料甚至想呈現這場戰爭是中國的歡樂時期。有一本近年出版的著作，《戰時日本藝術》（Art in Wartime Japan），書中在中國所拍攝的照片，都是凱旋勝利的場景；舉例來說，關根康弘所拍攝的〈勝利入南京〉，以及向井潤吉的〈陰影：飛越蘇州〉，照片裡的中國百姓都歡欣鼓舞，正在歡迎日本軍隊。 　　除了冷硬的史料，我還運用小說和詩歌來呈現這場戰爭帶來的痛苦與悲傷。我和麥可．貝里（Michael Berry）一樣，堅信「以藝術手法表達暴行，從苦痛與犧牲裡獲得啟發，在廢墟與灰燼中得到成長，書寫他們各自的故事，從當中會興起一種新的文學形式，那就是『歷史敘事』。」小說和詩歌動人地刻劃了人們怎麼面對他們所身處的折磨與艱困。我在書裡選擇了若干當時的小說作品，以及近年來以這場戰爭為題材所書寫的小說。在抗戰時期，小說的出版數量是相當受限的。出版在抗戰中是一大困難事。出版審查（國、共以及日本三方）和紙張的匱乏，使得作家們很難將自己的作品付梓面世。毛澤東時代的種種限制，延續了出版關於抗戰作品的困難程度，在當時，以這場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是不被接受的。所有這一切，都意謂著若干刻劃這場戰爭最為鮮活生動的故事，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作家們終於可以處理抗戰題材之前，都沒有被寫下來或者出版的機會。電影作品的情況也是如此。過去的二十年以來，主流電影拍出了許多關於這場戰爭的作品，全都生動的再現了抗戰那段歲月。我在書中列舉了幾部重要電影的片名。藝術家、攝影師和插畫家的作品，為我們提供抗戰的強烈圖像，我在本書裡還運用了當時的插畫、照片、木版畫、漫畫以及繪圖。 　　以文字書寫的史料裡，聽不見平民大眾的聲音。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其他那些識字的人，則生活在某種程度或某些特定的壓力之下，不敢將事情寫下。抗日戰爭倖存者的口述回憶，是我在寫作本書時的重要資料來源。我在一個被第二次世界大戰陰影所籠罩的社會底下長大，這個社會的人們不停的談論著這場戰爭，通常用的是強烈的字眼。從我頭一次到中國開始，就聽到許多人們說起各自在抗戰中的經歷，混雜著不同的元素：超越、失去、愛國精神、以及悲傷哀痛。從這些回憶當中，我開始了解到這場戰爭是如何改變了中國。在書裡，我引用經歷過抗戰的人們和其子女們的口述訪問，為討論這場戰爭，添加了額外的深度。 　　本書通篇之中都安插了成語，它們都是四個字的短句或是語錄。其中若干成語來自古典文學，另外有些則是傳統的口語。這些成語在中文裡相當普遍，它們被廣泛使用，用以總結一種情況或是某種態度。它們有時候又被叫做「格言」，不過，這些成語的使用，實在太過普遍，當中所蘊含的意思，又是那樣的多，讓我很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在後頭加上特定的英文翻譯。我在本書裡列入了中文的人名、地名，這是恢復舊時漢學研究的做法，因為現代文字處理的能力，讓這種做法得以實現。…… 　　戰爭的後果 　　掀起戰爭的藉口，也就是開戰的導火線，未必會反映在戰爭的結果上。日本以「防杜共產主義」為名侵華，意在阻止共產主義由蘇聯輸入中國。中國方面從來就不怎麼相信這個侵略的藉口，尤其是因為日本軍隊只進攻過蘇聯一次，那就是一九三八年，日蘇雙方在外蒙古諾門漢爆發的軍事衝突。戰爭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日本進攻的並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反倒去侵略立場反共的國民黨中國。在戰爭行將結束的時候，這個攻擊共產主義的託詞，看起來不但老舊陳腐，而且還矛盾荒謬；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共的實力遠比之前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強大，而且準備在內戰當中席捲天下。中共是這場抗日戰爭的政治受益者；它在戰後奪取政權，抗戰使中共壯大，而且準備好在內戰中與國民黨政府一較高下。 　　抗戰留給中國一個滿目瘡痍的社會。各個地方之間的受創的差異是很大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有任何區域能逃過這場戰爭的衝擊。戰爭的傷害為中共改造新社會的需求，提供了絕好的條件：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一張白紙，讓中共黨人們按照他們的構想，打造一個新世界。而這場戰爭也給了中共所需要、爭取民眾追隨的工具：群眾動員。在中國，政治動員的第一步，必須和抗日扯上關係，在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是其早期形式，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以後，政治動員的模式就更形加強。在抗戰開始時，國共兩黨都以民族抗日為名，行政治動員之實；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主要活動根據地都位在淪陷區的中共，由於在這些地方，抗日動員的需求最為緊要的緣故，它已經將自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主張，匯聚成一股巨大的社會運動。 　　中共堅持遵循由西方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之後又混合了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大旗之下，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猛力使中國走上一條快速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抗戰所造成的創傷，卻始終沒有癒合。這場戰爭及其所造成的苦難，全都是一九五○年代那些驚天動地的政治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十年浩劫的背景。有一個重大的疑問，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回答：這個國家竟然由自身內部釋放出如此可怕殘酷的暴行，後人該如何去解釋？「就和發生在二次大戰中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一樣，文革是如此的令人驚駭、毫無理性，不禁讓全世界的人們都感到好奇，到底它是如何發生的？我們中國人也同樣在問。」 　　文化大革命被稱作「失落的十年」，人們通常對此是按下不表，避而不談。對於這樣的沉默，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發動文革的這個政黨，現在仍然在執政。可是，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人們內心有種深沉的羞恥與羞辱感，眼看著這樣一個精緻優雅、組織細膩、奉行古老經典為圭臬的社會，如今竟然被充滿了邪惡和相互背叛的洪流所吞噬。這種所有傳統價值都遭到顛覆的情形，和猶太人大屠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卻有一個最主要的不同之處：納粹對付的是亞利安種族之外的「非我族類」，而中國人卻在同胞之間彼此互相殘殺。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諸多恐怖，有許多可能的解釋：比如中國社會結構的根本缺陷、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造就的諸多扭曲、以及受到一位患有自大狂妄想的領袖毛澤東所帶來的惡意影響等。本書要提出另一種看法，基於歷史事實來提出解答：文革的暴行正是八年抗戰動盪之下的結果，這場戰爭結束不過才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於焉展開。戰爭時期對中國社會造成暴力與分裂破壞，隨之而來的是動盪的一九五○年代，導致了社會解體和分裂，使得人們得以輕易的相互殘殺。 　　文化大革命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連結，就在於抗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場戰爭造成的騷亂動盪，在戰爭結束後仍舊持續。抗戰加速了社會分崩離析的過程，接著又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政策而更形惡化，造就了一個舊時代人際間的共同鍊結全部遭到侵蝕腐壞的社會。這種腐壞侵蝕的過程繼續下去，接著在中共建國初期、階級鬥爭熾烈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的各種攻擊與恐怖就成為可能——於是它們便發生了。抗戰造成的動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對於這場戰爭開始時的救國情操而言，更是徹頭徹尾的矛盾悖逆。抗戰歷史所走的這條陌生軌跡，可以反映在一首最為知名的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以及譜寫這首歌詞曲的兩個人遭遇的命運上頭。這首歌曲原來是為了抗議日本侵略東北而作，後來幾乎成為抗戰時舉國傳唱的歌曲。作詞者是田漢，譜曲者是聶耳。這兩人的結局都令人哀傷。聶耳於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游泳時溺斃，雖然這或許是一次意外，不過他的死還是被解釋成一場暗殺。田漢在文革時死於獄中，當時他被扣上「毒草」的帽子。但這首歌卻存活了下來，配上不同的歌詞，繼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作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 譯者：廖彥博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歷史與現場 出版日期：2015-12-04 ISBN：9789571364766 城邦書號：A2201332 規格：平裝 / 單色 / 36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