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揭開大和民族的神秘面紗。 「日本是個極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與剛烈的刀可以同時被人尊為至美而剛柔相濟。……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潘乃德所著的《菊花與劍》，在對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響力最為深厚。她著力闡述日本傳統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領悟到了這種矛盾性。」 ──三島由紀夫 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日本民族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作者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其細膩的描述擺脫了學術上的論戰，也因此掀起了讀者們的好奇心與之後美國的日本研究風潮，改變戰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情形。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就如同美麗的菊花與銳利的刀劍，如此極端，又如此神奇。 本書用「菊花」與「劍」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劍」是武士道文化象徵，也象徵日本人的本質，以及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並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對於天皇、倫理、情義（與恩惠不同）、社區、宗教、習俗等文化現象，也有精闢的觀察及看法。文本從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開始，在生動的敘述中進行有力論析，語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讀之既啟人深思，又引人入勝，可直接、準確地把握日本人的「根性」，是了解日本民族的經典讀本。

從歷史、風土、文化角度閱讀《菊與刀》：解構日本的原型 《菊與刀》的傳奇：無關風雅與殺伐 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維新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 情義最難接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養 第十二章 兒童學習 第十三章 投降後的日本人 附錄　我在曖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

◎文／于乃明（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 　　本書成於二戰末期，乃美國亟需瞭解其敵國日本而做的研究。故其國家戰略色彩極重。但不同於一般大多以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社會學或外交角度所做的國家戰略研究，本書作者是以人類文化學的觀點解構日本以及日本民族性和日本社會。因此，本書的人文學科本質之探研高於社會學科問題之探研，故在閱讀本書時宜以閱讀人文學之心態理解其內涵。 　　個人的氣質與性格是整體民族性具體而微的顯現，而民族性則由歷史，文化所涵養孕育；風土地理則又形塑了歷史、文化。而本書所描述的日本、日本人、日本社會、日本精神、日本民族性無一不與其歷史、文化、風土、地理有關。 　　就地理而言，日本雖是一個孤懸於亞洲大陸東北角之群島國家，但其與扮演走廊通道功能的韓半島真可謂一衣帶水，即使在航海技術尚不發達的上古時代，循環於包含對馬海峽、日本海、東海間的洋流提供了往來交通的便利。大陸人種、大陸文化藉此進入日本，形成日本人與日本文化的原型。 　　早在西元前四世紀大陸與半島人種帶著以出土地命名的彌生文化進入日本，以後這扶桑三島一直是大陸人、半島人逃避戰亂、高壓統治的海上桃花源。戰國時，吳、越、楚移民如此，秦初以徐福為代表的膠東（齊）移民亦如此，爾後日本古代史上的秦氏、西漢氏、東漢氏、司馬氏莫不如此，唐代的百濟遺民、先避金後避元的北南兩宋人、民代衝破海禁違法走私，在九州北部生養子孫達數萬人之眾的假倭（倭寇），乃至明清鼎革之際，以朱舜水為代表的東渡明朝遺民，甚至近現代僑居日本的韓僑、華僑莫不如此。 　　此類每於大陸或半島動亂之際或被迫或自願出走日本的移民有一共通特徵，即大都是在族群生存衝突競爭中落敗的一方。他們沃野千里的故土為敵所奪，不得已帶著相較於島上先民進步的文明、文化進入日本，並逐漸取得在新土上政、經、文化上的優勢地位。 　　而這種以大陸移民為主體建構的日本民族原型，在心理精神層面上是複雜矛盾的。 　　他們一方面是自卑不安的。在面對故土的統治者時，他們是落敗者，是出局者，為了維持敗者的尊嚴，於是特別講求與大陸的對等、尊嚴，「日出之國」、「東天皇」之說就是這種心理的反射。另外，除擔心大陸的威脅會跨海而來外，多火山、多地震的風土條件更加深了精神上的不安。 　　他們攜至日本的文化原型先是韓半島的薩滿教、與中國的道教所象徵的自然崇拜與多神信仰。這種萬物有靈、敬天法地的原始宗教觀，再加上中國人以祖先崇拜為始的儒家道德觀和源起於印度的佛教思想共同融匯成中國、朝鮮、日本、交趾（越南）的文化基本土壤，而日本文化就是在這東亞季風氣候稻作區的文化基本土壤上，配合著本身地理風土的制約與歷史發展而綻放的美麗又獨特的花朵。因此，日本文化對我們華人是如此似曾相識卻又陌生。 　　日本社會中的上下尊卑井然有秩的身分階級觀念（二戰前是制度），在中國經五代動亂，至宋朝乃告解體。而這套身分階級制度正是日本得以維繫萬世一系天皇制度的根本。對此，宋太宗在召見東大寺學僧?（音同雕）然時曾甚為嘆羨。 　　在日本歷史上被稱為渡來人或歸化人的古代半島、大陸移民在五、六世紀輔佐初建立統一國家的大和王權時，有鑑於故土的權力興替頻仍，乃刻意抉取了儒家德目中的「忠」、「義」及佛教思想中的「報恩」觀念，讓政權得以安泰。古代天皇制於是成焉。本書作者所指出日本人重視忠、義、報恩的原因與背景即在於此。 　　至十二世紀武士階級崛起，以至十九世紀中葉相繼建立三個武士政權，即所謂的幕府。幕府的統治權是憑藉征戰的實力得來，於是將軍（主君）與從者（武士）間的關係必須以「御恩」（施恩）及「奉公」（服侍）加以強化。所以在忠、義外再加上恩的概念，以補強武士為主君效命既是忠、義的表現，更是報恩道德的實踐。而如何使武士不貪生怕死為主君效命，佛教思想中的生命無常觀、淨土思想、與禪宗的頓悟、生死等觀念，提供了陶冶武士人格與道德的素材。而這歷經數百年而熟成的「武士道」，不僅是武士階級的人生觀，也廣為其他階層的日本人接受。 　　這種由封建身分階級制度所涵育的人生觀讓日本人不但各得其所，也必須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指每一個人在社會中都有其定位，而且，這種定位是固定而不輕易改變的，甚至是世襲數代乃至十數代。統治者為了使這種定位穩定則必須讓每個人各安其分。如何使人安分？依賴的還是來自唐土（中國）的道德教條。於是君主待臣下以仁愛，臣下以忠義報君主。父母以慈愛護子女，子女以孝順待父母，夫義婦節、兄友弟恭、朋友誠信等這些儒家傳統封建德目形成了包含日本在內的東亞社會人際關係中綿密且牢不可破的規範。這種規範，在中國叫「道義」，在日本稱「義理」。在中國，自宋以後隨著封建的解體這種規範逐漸淡薄，南宋理學家朱熹雖然想藉「大義名分」等恢復傳統秩序，但因歷史的因素終未能成功。反倒是朱熹的學說東傳日本後，在江戶時代發揚光大更補強了日本封建社會的人際統治規範。 　　不論叫「道義」，還是稱「義理」，都是東方傳統的普世價值，是對人從內心的約束與潛移默化。它不但是東方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也孕育出東方的美學。日本人以櫻花或菊花所代表的美學，或是「義理」、「家」觀念只不過是東方文化的亞流，是一種遺緒而已。想真正徹底了解日本文化，必須放大格局溯本求源，理解以中國為首的傳統東方文化。 　　十九世紀西潮東漸日本後，日本邁向近代化，此即所謂明治維新。明治維新讓日本以東方的血肉穿上了西方的盔甲。推翻江戶幕府的維新藩士取代了藩主及貴族世家，以天皇為頂點建構了一套絕對王權的新封建制國家─大日本帝國。只不過這新帝國汲取了俾斯麥的普魯士若干富國強兵之術和政法制度。這種東西結合的近代化竟然成功了，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引進西方殖民霸權之道的日本，對其文化母國中國大肆侵略，而這破壞了以門戶開放為原則想維持列強在中國的均勢的美國利益。這就是二戰的遠因，也是本書成書的歷史背景。 　　本書作者用人類文化學的研究方法，觀察出傳統日本的社會現象與文化特質，以供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的參考。但那是一九五○年代以前的日本。戰後經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占領和美國文化的洗禮下，日本人的傳統人生觀、價值觀、道德感已大部被美國資本主義式功利的個人主義的行為模式取代。此即繼「黑船事件」後的二次開國。 　　可惜本書作者英年早逝，未及見到二次開國後日本的轉變。 　　這篇導讀希望幫助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能對本書作者所發掘指出的日本特質、文化現象、民族性等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與體會。因為美國籍的本書作者以與歐美文化對比的觀點所看到的日本特異性，在身為東亞人乃至華人的我們眼中，作者筆下日本人的作為宛如是在我們鄰居甚至兄弟家中的事，過去的某個時期我們也曾有過，或是相似卻又不同。 　　人文學科的基礎是文學、史學、哲學等，是探討文化、民族性的本質。社會學科則是以本質為基礎因應各國家社會現況而發展出來的解決問題之學說方法。社會狀況與問題會與時推移，但文化與民族性則存在會比較久遠。《菊花與劍》這本書已是問世六十年以上的日本研究的古典了。日本社會與文化當然有了一番新風貌出現，但在以美國化為主色調的現代化彩妝下，日本人的素顏是什麼？如何生成的？希望這本書與這篇導讀能幫助各位讀者一窺這「東方美人の素顔」。

　　恩是債務，必須償還。但是在日本，還債被歸類到與恩完全不同的範疇。日本人覺得我們的道德觀很奇怪，因為我們的道德體系，以及義務和責任這類中性詞都沒有這兩種範疇的區分；就像我們覺得有些部落的金融交易很奇怪，他們的語言裡沒有金錢交易裡「債務人」和「債權人」的區分。對日本人來說，恩這種重要的也是時刻存在的負債狀態和主動而又緊張的還債行為完全是兩碼事，後者得通過另外一套概念來表達。一個人負債（恩）不是德行；還債（報恩）則是美德。一個人主動報恩就是美德的體現。 　　用金融交易來做類比有助於美國人理解日本的這種美德。就好比美國的房產交易背後都有防止拖欠債務的制裁措施，我們要求人人必須履行契約。如果有人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即便情有可原也不是理由。我們不允許把歸還銀行貸款當作是一時的衝動。無論是利息還是本金，負債人有著同樣的責任。這些和愛國及愛家完全是兩碼事。對我們來說，愛，源自於心，自願給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把愛國主義定義為視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美國人基本都認為這種想法有點天真，至少和不完美的人性不符，除非美國被敵國武裝侵犯，他們才會認同這一觀點。我們不像日本人那樣，一出生即意味著自動虧欠了極大的恩情。我們認為一個男人應該同情並幫助有需要的父母，不能打老婆，要有能力撫養孩子。但是這些不是像欠債那樣得把帳算得清清楚楚，得到的回報也不同於商業上的回報。日本人看待這些問題卻像我們看待財務償還能力一樣，他們對有恩不報的制裁之狠絲毫不亞於我們對欠債不還的制裁。對日本人來說，這些不是戰爭爆發或父母重病等危急時刻才需要注意的問題，他們時時刻刻都活在這些恩情的陰影中，就像一個紐約的農夫時刻擔心著房貸，又好比是華爾街的金融家，剛做空卻發現股市開始節節上升。 　　根據恩情的內容，日本人把相應的回報分成幾個不同類型，規則各有不同。一種回報在數量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另一種則是等量回報，並在特定的日子裡付出。那種無限的回報被稱為「義務」，有話這樣說，「難以報（此）恩於萬一」。一個人的義務包括兩種不同的種類：回報父母的恩為「孝」，回報天皇的恩為「忠」。兩者都是強制性的義務，沒人能夠逃脫。事實上日本的小學教育被稱為「義務教育」，因為沒有其他的詞能更好地表達「必須完成」這個概念。生活中的意外也許會改變義務的細節，但是義務是自動加諸所有人的，並不會因為意外而消失。 　　日本人的責任和回應簡表 　　一、 「恩」：被動產生的義務。某人「受恩」，某人「承恩」，也就是說，「恩」從接受者的角度看是義務。 　　「皇恩」：受自天皇的恩。 　　「親恩」：受自父母的恩。 　　「主恩」：受自領主的恩。 　　「師恩」：受自師長的恩。 　　「恩」：一生中和所有人接觸所受的恩。 　　（註：所有向某人施過「恩」的人都成為該人的「恩人」。） 　　二、 對「恩」的回應。某人向恩人「償還」這些債務，某人向恩人「回報這些恩情」，也就是說，從主動償還的角度看，這些是義務。 　　A. 「義務」。即便是最充分的回報也僅僅是報答了恩情的一部分，而且報答時間上沒有限制。 　　「忠」：對天皇、法律和日本的責任。 　　「孝」：對父母和祖先（意含後代）的責任。 　　「任務」：對自己工作的責任。 　　B. 「道義」。這些債必須等量償還給施與人，並且有時間限制。 　　a.對社會的「道義」。 　　對主公的責任。 　　對姻親的責任。 　　對無關的人，因為受了他的恩而產生的責任，比如收到禮金，得到幫助，工作上的貢獻（作為一個工作團隊的成員）。 　　對非直系親屬（姨舅、叔伯、姑嬸、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的責任，不是因為受了他們的「恩」，而是因為從共同的祖先那兒受到的「恩」。 　　b.對自己名聲的「道義」。這就是日本版的「名譽」。 　　一個人有責任「洗清」被污辱或指摘為失敗的名聲，比如他有責任復仇。（註：這種以算帳為目的的復仇不被認為是挑釁行為。） 　　一個人有責任不承認（職業上的）失敗或無知。 　　一個人有責任完成日本的禮節，比如遵守所有的禮儀，過與自己地位相應的生活，在不合宜的場所不隨便流露感情等。 　　這兩種形式的義務都是無條件的。日本把這些德行絕對化，結果就有別於中國的忠孝概念。自從公元七世紀以來，日本反覆多次引進了中國的道德體系，忠和孝就是中文詞彙。但是中國人並沒有把這兩種德行當作是無條件的。中國規定了一個更高級別的德行，也是忠孝的前提，那就是「仁」。「仁」幾乎包括了所有西方人認為良好的人際關係。父母必須「仁」。如果一個統治者不仁，他的臣民起義反叛就是正義的。「仁」是忠的先決條件。皇帝和官員的在位長短就取決於他們是否施行仁政。中國的道德體系把這一試金石應用到所有的人際關係中。 　　日本從來沒有接受過中式道德的這種先決條件。著名的日本學者朝河貫一在談到中世紀兩國的這點差異時這樣說：「在日本，這種想法顯然和帝國主權互不相容，因此哪怕只是作為一種理論，也從未獲得全盤接受。」事實上，仁在日本成為了法律之外的德行，完全失去了它在中國道德體系裡享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發音為「jin」（字的書寫和中國相同），哪怕是對最上層，「行仁」或者它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行仁義」也遠遠談不上是必須具備的道德。它被徹底排除在日本的道德體系之外，意思上就是指法律以外的行為。這種行為當然有可能是令人贊許的善行，比如支持公共慈善事業，或者寬大處置罪犯。但是重點在於這是職責要求以外的行為。也就是說你不是必須這樣做。 　　「行仁義」所含的「法律之外」的意思還有另一層意義，它也被用來特指「綠林道義」。在德川時期，浪人、劍客四處劫掠砍殺，他們只佩單刀，由此和身佩雙刀的武士區別開來。他們的綠林道義就是「行仁義」；當一人向一陌生人尋求庇護時，後者為了避免對方同夥的報復而答應幫忙窩藏就是「行仁義」。在現代用語中，「行仁義」的貶義越來越強，人們在討論該受到懲罰的行為時常常用到它：「下等勞工」，日本的報紙這樣說：「仍然在『行仁義』，應該為此受到懲罰。現在日本的街頭巷尾到處氾濫『仁義』，警察必須保證制止這種現象。」這裡指的當然是詐騙犯和黑道裡盛行的「盜亦有道」。特別是近代日本港口的一種小勞務承包商，他們像本世紀初美國港口的義大利包工頭一樣，和技術不熟練的勞工建立非法關係，再把他們租出去牟利，自己由此發家。因此他們被指為「行仁義」。中國概念裡的「仁」在這裡可謂被貶得不能再低了。日本人就這樣重新詮釋並貶低了中國體系中關鍵的美德，卻沒有補充其他可以作為義務的先決條件，於是孝道在日本成了一個人必須完成的責任，哪怕這意味著容忍父母的惡行和不公。只有在和對天皇的義務發生衝突時，孝才可廢。如果僅僅是因為父母不值得子女孝敬，或者父母摧毀了子女的幸福，孝還是不可違背。 　　在一部近代日本電影中，一個母親發現了已婚的兒子藏了一些錢。這個兒子是村裡的老師，一個年輕女學生的父母想把她賣給妓院，因為時逢饑荒他們瀕臨餓死。於是老師向村民們募集了這點錢來為她贖身。那個母親並不窮，自己開了家不錯的飯店，但她還是偷了這些錢。兒子明知是母親偷的，卻不得不自己擔起罪名。他的妻子發現了事實真相，留下遺書擔起所有丟錢的罪責，然後帶著孩子投河自盡了。事情傳得沸沸揚揚，但是沒有人質問那個母親在這場悲劇中的角色。兒子盡了孝道，只身前往北海道鍛煉自己的性格，以便未來能夠更加堅強地面對類似考驗。他是一個高尚的英雄。在我看來，罪魁禍首應當是那個母親，我的日本同伴卻激烈批判我的美國式論斷。他說孝常常和其他的美德衝突。如果那個兒子夠聰明，他也許可以找到一個法子緩和矛盾而不失自尊。但是他要是責怪了自己的母親，哪怕只是心裡想想，也要無地自容了。 　　小說和現實中都充滿了這樣的例子，年輕人一旦結婚就要挑起沉重的孝道。 　　除了「摩登」（新式）的圈子，一般體面的人家都是理所當然地由父母替兒子選擇妻子，通常會經過媒人的介紹。最關心選個好媳婦的不是兒子本人，而是整個家庭。因為婚姻不僅事關金錢交易，而且兒媳也會被加入家譜，她的兒子將是家族的延續。習俗是由媒人安排一場看似隨意的相親，男女雙方在父母的陪同下見個面，但是並不交談。有的時候父母會為自己的兒子安排利益婚姻，女方的父親可以得財，男方家庭則攀附上名門。也有的時候父母會根據品行選擇兒媳。作為要報答親恩的好孩子，兒子不能過問父母的決定，結婚後還得繼續報答。特別是如果他是家裡的繼承人，就得和父母同住。眾所周知婆婆通常不喜歡媳婦，會到處挑媳婦的錯，甚至會把媳婦趕走而結束這場婚姻，即使兒子和妻子相處和睦，想要一起白頭到老。其實在日本小說和個人傳記裡對丈夫的痛苦描寫一點也不比妻子的少。丈夫屈服於父母的壓力而終結自己的婚姻，當然是在盡「孝」。 　　一個現居美國的日本「摩登」婦女曾經在東京的寓所收留過一個年輕的孕婦，她被婆婆趕出家門，留下年輕的丈夫傷心不已。她病體不支，心碎神傷，卻不責怪自己的丈夫。漸漸地，快出生的孩子使她有了寄托。但是孩子一出世，婆婆就帶著沉默順從的兒子來領走嬰兒。孩子當然屬於丈夫的家庭，於是婆婆帶走了孩子，轉身就送了人。 　　上述種種例子都屬於孝道的範疇，是對父母親恩的適當報答。在美國，這樣的故事會被當作是外來干擾阻撓個人追求自己應得幸福的例子。日本不把這種干擾視為「外來」，因為有「虧欠」在先這個前提。就好比我們的故事裡誠實的人克服萬難還清欠債，在日本這樣的故事宣揚的是真正高尚的品德，主人公們為自己贏得了自尊，證明了自己堅強到足以接受適當的個人挫折。無論這些挫折多麼有利於品行，一縷怨恨總是在所難免。亞洲有關「可恨之物」的諺語值得注意，比如，在緬甸是「火、水、賊、總督和惡人」，在日本則是「地震、打雷和老頭（家長，父親）」。 　　和中國不同，日本盡孝的對象不包括幾百年以來的祖先以及由共同祖先繁衍下來的為數眾多的宗親。日本的祭祀只針對近代的先人。墓碑上的字必須每年重寫，以便辨認。當生者不再記得某位先人時，他的墓就會被忽略。家裡的佛龕也不再供奉他的牌位。日本人的虔誠只面向那些他們有活生生印象的先人，他們只關注此時此地。不少作家都談到過日本人沒興趣進行空洞的思考或者想像不在眼前的事物，日本版本的孝道和中國的形成鮮明對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這種孝道的最大實際意義就是把孝的義務局限在生者之間。 　　因為在中國和日本，孝道都遠遠不止敬重和順從自己的父母和祖先。西方人總把對孩子的悉心照料解釋為母性的本能和父親的責任，在中國人和日本人看來，這一點卻取決於對祖先的孝心。日本人說得很明白：一個人要把自己幼時受到的照料轉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以此回報自己虧欠祖先的恩情。沒有詞彙能夠表達「父親對子女的義務」，所有的責任都包含在對父母和祖父母的孝裡面了。孝道要求一家之長負擔起無數重任，包括撫養子女、教育兒子和弟弟，管理好家產、庇護有需要的親戚以及無數類似的日常事務。日本對家庭這個機構的嚴格規定極大地限制了男人負有義務的對象數目。如果一個兒子過世了，父親有責任撫養他的遺孀和孩子。有時候父親也會為孀居的女兒和她的家人提供住所。但是收容孀居的侄女或外甥女就不是他的義務了。如果一個人這麼做了，那他是在盡一種完全不同的責任。撫養教育自己的孩子是義務，但是如果是教育自己的侄子，通常會先把孩子過繼成兒子，因為教育侄子不是義務。 　　孝道並不要求對下一代施與援手時必須帶著敬重和愛心，哪怕對象是自己的直系親屬。一個家庭裡的年輕寡婦被稱為「冷飯親戚」，就是說她們得等到飯冷了才能吃，平時要聽家裡任何人的使喚，還要畢恭畢敬地接受對自己事務的任何決定。她們以及她們的孩子都是窮親戚，哪怕有時候處境好一點，也不是因為這家的家長有義務對她們這樣好。兄弟之間履行義務也不必溫情脈脈；哪怕兩兄弟彼此憎恨視對方為毒藥，兄長依然會完全履行對弟弟的義務，這樣被人稱道的例子比比皆是。 　　家裡最大的矛盾莫過於婆媳之間。媳婦以陌生人的身份進入這個家庭，瞭解婆婆怎麼料理家務並學會自己上手是她的責任。很多時候婆婆明確表示媳婦配不上自己的兒子，有些時候婆婆可能會非常嫉妒媳婦。但是就如日本俗語所說：「討人厭的媳婦不斷地生招人疼的孫子」，孝就體現在這裡。小媳婦表面上無限順從，但是一代又一代，這些溫和可愛的女子長成挑剔苛刻的婆婆，就如同自己的婆婆一樣。作為年輕的妻子，她們不能表現出凶悍，但也不會就此永遠溫順。她們後半生會加倍地把自己歷年積累的怨恨加諸自己的媳婦。現在的日本女孩公開談論起不嫁給繼承人的最大好處，那就是不必和專橫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盡孝」並不是為了在家裡實現仁愛。在有些文化中，仁愛是大家族中道德法律的中心，但是日本不同。就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說：「正是因為日本人高度看重家庭，他們一點也不看重家庭裡的個體或者個體之間的家庭關係。」這種說法當然不是一直正確，但是由此可見一斑。日本人強調的是義務和恩情的回報，家裡的長者身負重責，其中之一就是保證小輩們做出必要的犧牲。是否心甘情願並不重要，他們必須服從長輩們的決定，這是他們的義務。 　　日本孝道的典型特徵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懷恨可以表現得很露骨。但是這種怨恨在另一種與孝類似的重大義務中卻並不存在，這種義務就是對天皇的忠。日本的政治家們有先見之明，把天皇當作神聖的首領與喧囂的塵世隔離開來。只有這樣，他才能把全日本人民團結起來，毫無異心地為國家服務。僅僅把天皇當作萬民之父是不夠的，畢竟家庭裡的父親往往不是「很讓人敬重」的角色，即使子女要向他盡很多的義務。天皇必須成為一個不為俗世成見所困的神聖之父。對他的忠是人的最高品德，表現在必須把天皇當作幻想中不為俗世所染的仁慈聖父那樣衷心景仰。明治早期的政治家們在訪問西方國家之後有過記載，說所有這些國家的歷史都是被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所左右，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們回國後便在憲法裡加入了如下內容：日本的統治者「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不必為手下大臣們的任何行為負責。他將是日本統一的至高象徵，而不必是負責的國家元首。既然天皇已經有近七個世紀不曾作為首腦執政，就這樣把他的幕後角色永久化並不複雜，那些政治家們只需把所有日本人心中無條件的最高德行─「忠」─和天皇聯繫起來。在封建時期的日本，忠是對世俗首領將軍的義務。這一悠久歷史給了政治家們警示，在新制度下要怎樣做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即日本在精神上實現統一。在此前的數個世紀裡，將軍既是軍事首領又是行政長官，儘管人人都應向他盡忠，謀反和行刺依然接連不斷。對將軍的忠往往和對自己的封建領主的義務衝突，而高級別的忠反而不如低級別的緊迫。畢竟對自己領主的忠誠是在面對面的交流中形成的，相形之下，對將軍的忠誠不免失色。動亂年代裡，武士們也會為了推翻將軍把自己的主人送上這個寶座而戰。明治還政的預言家們和領導人們用了近百年的時間和德川幕府作鬥爭，用的口號就是忠於深居幕後的天皇，至於天皇的具體形象輪廓，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在心裡描畫。明治還政是這個政黨的勝利。正是因為效忠的對象從此由將軍變成了有象徵意義的天皇，一八六八年的事件才有了「還政」之名。天皇依然避世，他授權給「閣下們」，自己卻並不管理政府或軍隊，也不親自頒布政令。掌管政府的依然是顧問們，只不過人選更好了一點。真正的大變革是在精神領域，忠從此成為每個人對神聖領袖的回報，這位領袖也是最高祭司，是日本統一及永久的象徵。

作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 譯者：陸徵 出版社：遠足文化 書系：遠足日本 出版日期：2012-05-16 ISBN：9789865967086 城邦書號：A6800454 規格：平裝 / 單色 / 384頁 / 15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