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崛起是獨特的現象嗎？陳志武告訴我們，從金融的角度解讀，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不是奇蹟，而是過去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向西方學來近代的金融技術，並趕搭上全球化市場的結果。近來廣受諸多學者推崇的「中國模式」的概念，作者認為是無稽之談。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中國人自己寫的反省中國模式的著作。那些自以為是的浮誇看法，以及那些危言聳聽的時輪觀點，也許都是為了滿足中國官方的說辭！ 陳志武對此一一加以解構。他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所憑藉的後發優勢已經逐漸耗盡，同時，後發劣勢越來越突出。和印度相比，在消耗完低價勞動力成本的時候，制度性劣勢就會拖住中國發展的後腿。在中國能源飢渴全球佈局之時，作者指出，在此時重新解讀鴉片戰爭，從跨國公司的角度換位思考，中國政府現在的海外利益保護，其實也面臨當年英國同樣的問題。只不過當年英國要靠武力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而中國應該依靠當下的國際秩序和法律來保護。 他還充滿了創見的從金融角度解釋傳統儒家文化，指出儒家文化其實是一種隱形金融工具，但這一文化制度使得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快樂，使得政府陷入財務危機而走入王朝循環週期。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陳志武的思想涉獵極廣。而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他都不認為「中國模式」有任何值得留戀之處。相反的，他期待今天的中國人能借重近代西方的金融技術，從古老的中國文化與歷史枷鎖中解放出來。在一片以西方學者主導的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議聲當中，這位出身中國農村的耶魯學者的鮮明立場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嶄新的視野。 【本書特色】 1.針對「中國模式」這樣一個關心世界與中國發展的人都會注意到的議題，提出不同看法。 2.探討中國議題，但是完全以金融的角度出發，這是市面上少見的。 3.作者是極少數的出身中國而明確反對中國模式的學者。 4.從金融發展的角度解讀當代世界歷史，幫助一般讀者瞭解金融創新與變革對人類歷史的重大影響。

推薦序：林向愷
自序：陳志武

第一篇：全球化中的中國
第一章：中國不是例外
第二章：是奇蹟嗎？中國如何搭上全球化列車？
第三章：從金融角度看中國的改革開放

第二篇：失敗的「中國模式」
第四章：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
第五章：古代王朝的週期性興衰：一個金融學的解釋
第六章：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第三篇：借鏡「西方模式」：金融乃國富之王道
第七章：從金融角度看西方的興起
第八章：為什麼美國大筆負債而又極度富有？
第九章：「西方模式」未終結：中國該如何看待金融風暴？

第四篇：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
第十章：韜光養晦：中國當以美國為首
第十一章：中國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結語：發展金融證券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整體經濟規模擴大許多倍，普通百姓的生活境況也變化巨大。這些事實顯而易見，沒有太多爭議。只是在這一經濟奇蹟的背後，到底是什麼要素在驅動？所包含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如此之快的發展為何之前沒能在中國出現？跟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當年的經歷有何異同？—— 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引發不少討論，眾說紛紜。
　　本人對中國的認識過程，既有隨機，也有必然。從小在湖南農村長大，雖然在一九六０年代、一九七０年代的大陸沒有市場經濟，只有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但是，卻還有許多機會觀察、瞭解真實人性，小到農民盡可能在自留地種上集市最吃香的蔬菜水果，大到村裡人在集體地裡幹活偷懶、在自家地裡最起勁，「花別人的錢不心痛、花自己的錢才心痛」；那時期，也當然看到過政治力量如何摧毀自然、行政管制如何閹割人的本能，並也逃避不了那時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包括中國傳統觀念對我的根深蒂固影響。一九八六年到了美國留學，有機會看到另外一個世界，在美國的經歷以及學習研究，使我慢慢開始重新梳理此前的信念和認識。
　　尤其到二００一年，中國的變化已經很大，特別是跟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對比，差別顯然。這些現象和事實促使我進一步思考與研究。於是，我的注意力從主流金融學純學術研究轉向對中國發展邏輯的探究，並同時給多家大陸媒體撰稿。這些文稿大體上記錄了我對中國以及世界經歷的思考和研究結論，或者說對這些經歷的梳理、審視、研究、討論的結果。
　　本書收集筆者的部分文稿。之所以說「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功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違背「基於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更促發展」的普世規律。大陸人喜歡說「發展是硬道理」，其實「自由促發展」是更基礎性的硬道理。在過去三十餘年的中國，我們看到，民間自由每增加一點，經濟發展就增多一籌。我衷心希望拙作不僅能幫助台灣讀者瞭解大陸的過去和未來，而且也能增加對人類社會共同規律的一般知識。
　　在這些文稿的寫作過程中，筆者得到過許多朋友的幫助，特別是李利明、文貫中、龍登高、郭宇寬、曾人雄、張磊、朱武祥、王永華、張維迎、林毅夫、盧峰、陳平、熊鵬、石明磊、韋森、陳雨露、梁晶、吳衝鋒、李玉、謝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維、張信東、李雲龍、周程、劉淩雲、馮玉、趙靈敏、谷重慶、曹惠甯、范文仲、李健、張宏、岳崢、袁為鵬、彭凱翔、孫濤、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張福山、高平陽、杜凱等等，還有許多其他朋友，這些朋友時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讀者，他們因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代價，在此一併向他們致謝。茅于軾、吳敬璉、袁偉時、朱學勤等老前輩也時常給後學以指導，這是本人一輩子的榮幸，也不甚感謝。當然，我也要感謝《經濟觀察報》、《新財富》、《財經》、《證券市場週刊》、《南風窗》、《南方週末》、《21 世紀經濟報導》、《證券日報》等雜誌與報紙讀者的支持。
2010年7月10日於耶魯大學

第六章：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一、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有？
　　中國過去三十幾年轟轟烈烈的改革實踐，不僅帶來了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與生活內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戰了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比如制度經濟學。由於制度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在一九九三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一瞬間我們都認識到制度資本或制度成本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可是，當轉過身看看中國的市場制度環境與法治水準，我們又開始納悶：中國的法治與產權保護還相當欠缺，可是這些年中國的GDP卻以年均超過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中國特色還真的能使在其他國家成立的結論在中國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國有中國的經濟學、西方有西方的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判斷制度優劣有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這個制度是否有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與深化。如果一國的制度有利於交易市場的容量最大化，有利於經濟的深化，那麼我們就說該國具有高的制度資本。不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則使交易的成本變高，這種成本通常被稱為「制度成本」。
　　當然，制度成本不僅僅指在市場交易發生過程中所實際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於制度障礙而根本無法做的或選擇放棄的市場交易（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包括「本來可深化的市場」但因制度障礙而只能半途而廢或者勉強發展的市場。 
　　
　　制度經濟學關注的核心是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機制。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狹窄，但實際上包括了一國制度的各方面，包括法制、政府權力與制衡結構、司法獨立，等等。比如，行政權力如果不受制約，最後一定會對私人產權與合約權益加以侵犯，因此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問題最終也是一個產權、合約權益的保護問題。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是經濟深化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不能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於自己。而經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停止交易、不願做出投資，即使他們想進行市場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於是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幾十年中國的制度在不斷朝著有利於市場交易的方向變遷，但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其離真正的市場制度結構還相去甚遠，特別是產權保護制度變革還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可是，這些並沒有阻礙中國經濟在近幾十年以年均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長。這種經歷似乎否定了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其實則不然。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即使一國的制度資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出奇的豐富，那麼這兩種資本可在一定範圍內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也就是說，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給定的人力資本與自然資本的情況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潛力並使市場達到最深化的地步，那麼制度資本則是決定性因素。 
　　
　　我們可用勞動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範圍內的替代性來解釋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歷。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對很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優勢在經濟增長初期可以彌補、對沖高制度成本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一道理，我們不妨想像這樣一種局面。假如北京市要蓋一棟特別的仿古中國大劇院，用料全部是傳統的青磚青瓦，並且聲稱要用在全國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燒出的青磚青瓦。結果其建築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鎮，決定從景德鎮買來一千萬噸泥土，每噸售價為一百元人民幣，共十億元。 
　　
　　為了說明問題，假設大家對法院解決合同糾紛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沒人相信正式司法解決合約糾紛的能力。現在的局面是，景德鎮賣方在沒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發貨，而北京建築公司又聲明在沒有收到貨之前決不付款，原因是在沒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況下，雙方都不相信書面銷售合約能值幾個錢。怎麼辦呢？有兩種選擇：雙方要麼選擇「絕對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麼經濟會無法發展），要麼通過某些運作上的安排來規避「交易制度風險」。 
　　
　　一種規避交易合約風險的辦法是把這筆「大交易」分成一百份「小交易」，每次運十萬噸泥土，等兩天將泥土運到北京之後，北京方立即付給景德鎮賣方一千萬元。這樣，即使哪一次北京方不能付款，賣方最多損失掉一千萬元，而不是整個交易的十億元。但問題是，如果分一百次交貨，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兩天時間才能完成，那麼整個交易需要兩百天才能完成。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夠非常可靠地處理合約糾紛，那麼雙方就能以交易合約為准，簽約即可發貨，整個交易可在兩天內完成，而不是要等兩百天。 
　　
　　在這裡「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幾項：第一，北京的中國大劇院工程被拖後兩百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開始。當然，如果整個經濟的市場交易環境都是如此，那麼整個社會裡人們在單位時間能創造的價值整體上就會很低，也就是生產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數和交易量都會很少，經濟增長就慢。當然，也正因為如此，許多市場（比如跨區域市場）可能根本不會發展。第二，本來兩天可以完成的交易被拖延到兩百天完成，在中國或許還能接受，原因是勞動力成本低，而且勞動力數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點而已，忍一忍就過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勞動力成本高的國家，這種規避交易風險的安排顯然難以執行。換言之，正是由於廉價的勞動力，中國才有對沖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為制度資本的欠缺才使人們單位時間的產出（生產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創造的價值很低，這反過來又使人們的收入也不可能很高，迫使勞動力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終表現形式是人們的低收入水準。 
　　
　　上面的例子只是談到一類制度缺陷。制度障礙也可以體現為那些各式各樣的行業准入審批、對市場的行政管制，還有許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規章。這些都拖延了創業時間與交易速度。比如，從申請註冊公司到真正能得到營業執照、開業這一層層審批過程是創業者要經過的第一道關，走完這一道關所需時間的長短基本能反映一國、一地區的制度環境有利於還是不利於創業和更廣義的市場交易。可是，審批步驟僅反映了書面檔的要求，實際運作的過程可能會長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國家的政府機構效率千差萬別，同樣內容的審批在不同國家所需的時間會大相徑庭。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四位教授在二〇〇一年對八十五個國家完成這一審批過程所需時間做了估算，結果發現加拿大最快（只需兩天），美國需七天，義大利最長（一百二十一天），在中國需要一百一十一天。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審批時間已經減少了，但是相比之下，還是非常慢。
　　
　　為了彌補這些制度成本、規避交易風險，人們不得不格外勤奮、一天多工作幾小時、少拿些收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週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點還在通工作電話，這是中國人為制度成本必須付出的代價。按照茅于軾先生的說法，中國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奮，但卻還是那麼窮，道理也在這裡。
　　
　　眾多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在經濟增長初期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這是中國經濟得以增長的重要原因。在制度資本欠缺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能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增長所依賴的行業，也就是，製造業的發展和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環境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眾所周知，中國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吸收外資、發展經濟，使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廠。這種政策選擇不僅發揮了中國的勞動力優勢，讓眾多廉價勞動力能夠如上所說的那樣彌補制度成本，而且在目前和當年的市場制度架構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發展政策選擇。 
　　
　　任何市場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援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消費者權益或買方權益的保護機制。如果買方事後發現所買東西並非如賣方所說或者是次品，那麼買方可以訴諸正式司法。雖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據外並無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種隱性合約（在你決定買那樣「東西」時，你和賣方對所買的「東西」是什麼當然有起碼的共識），因此由產品品質或產品規格引起的糾紛也屬於合約糾紛的一種。第二是交易雙方的資訊披露機制，可信的資訊披露是幫助買方準確評估交易產品的價值的必要條件。對這兩類制度機制的要求程度會因各行業自身的特徵而有所差異，有的行業對這兩類制度的依賴性弱，而另一些行業則會很強。 
　　
　　以汽車製造業為例，在汽車買方（消費者）和賣方（製造商）之間交易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它有式樣、顏色，買方可打開汽車查看各部件的設計、做工、組裝，也可自己試開一次或多次。 
　　
　　按照前面談到的兩類制度要求看，正因為汽車是有形物，也可以讓買方多次試開，等等，這種商品交易市場對資訊披露的要求相對較低。就產品責任、消費者權益保護而言，汽車交易對正式司法的依賴性也較低，因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產品責任與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張三們、李四們或許可以在交錢買車之前多試開幾次、多找幾個懂車的朋友幫助檢查幾次，這些舉措可以大大降低買方被騙的可能性，是規避交易風險的手段（於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還行」）。這裡的關鍵是交易的客體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務業（第三產業）則不同。以證券市場為例，深圳發展銀行（中國大陸第一家面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的商業銀行）賣給股民們的東西是一種金融合同，是一份寫在紙上的許諾。交易的東西沒有形狀、沒有顏色、沒有味道、也沒有聲音，這種合同所保證的權益可以值很多錢，也可以一文不值，關鍵在於上面講到的兩類制度保證是否可靠。第一，投資者能否得到關於深圳發展銀行的公正可靠的資訊？這不僅要求上市公司經常披露相關的資訊，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聞媒體去獨立地驗證資訊、挖掘有損股東權益的內幕，因此新聞自由、資訊自由至關重要。第二，是否有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法律及相匹配的司法體系與訴訟程式？這也是一種特殊的產權保護、合約權益保護問題。如果沒有可靠的保護合約權益的制度機制，那麼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沒有意義，當然就一文不值。 
從上面的比較中我們看到，製造業遠比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業容易發展，前者所依賴的交易市場相對於後者不容易被騙（儘管在絕對意義上任何產品交易中都會有欺騙的空間），因此製造業市場的發展對制度機制的依賴性較低。而第三產業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的服務或許諾，道德風險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講的「逆向選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資本欠缺的社會裡，這種市場、行業更容易停滯甚至關閉。
　　
　　二〇〇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貢獻是他在一九七〇年發表的《檸檬市場理論》一文。他的基本論點是，如果舊車交易市場的資訊混濁，讓買方無法分辨好車和壞車的話，那麼在舊車市場上不管是好車還是壞車，買方願意出的價格就只能基本一樣。如果長此以往，那些有好車的人自然就不再願意參加這種混濁市場上的交易，會選擇退出市場，使市場上剩下的舊車只能越來越差。看到這一局面後，買方願出的價格當然只能越來越低，迫使那些有「較好車」出售的賣方也選擇退出市場。依此下去，到最後舊車市場就會無人光顧。這種逆向選擇過程最後只會促使市場關閉，而不是促使其發展。 
　　
　　汽車市場與證券市場相比，雖然都面對著資訊混濁和逆向選擇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雙方資訊不對稱程度遠較後者的要低，因此對制度機制的要求也低。這就是為什麼製造業在中國也可以發展（更何況製造業能最好地發揮中國的勞動力優勢），而證券市場在中國則發展艱難。 
　　
　　經濟的持久發展，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對制度的依賴很高。具體可以從新聞媒體的自由度以及產權保護程度，來做進一步分析。一般來講，媒體言論權受到的限制越多，它們就越會只報喜不報憂，願意收集資訊的程度和範圍也都將大打折扣。結果是，一方面市場參與者能得到的資訊的失真度與片面性就越大、客觀性就越低；另一方面虛假資訊的可能性也越大，那種社會裡市場訊息的混濁程度只能越高，到頭來，以無形產品（服務）為交易物件的第三產業在那種國度裡就越難發展。
　　
　　我曾經做個一份分析，即選擇了一百多個國家，比較其新聞自由程度和第三產業發達程度之間的關係，其結論也證明了這一點。新聞媒體最自由的國家其第三產業也最發達，媒體最不自由的國家其第三產業最不發達。因此，一個基本的實證結論是：如果一國的新聞媒體不開放，那麼其制度環境相對更適合發展製造業工業，而不利於發展第三產業。這一實證結果跟我們的理論命題完全一致。第三產業發展水準與產權保護之間的關係也非常密切。產權保護最好的國家，其第三產業也最發達；而產權保護不好的國家，其第三產業最不發達。
　　
　　中國與印度的第三產業發展情況之比較，也可以得出這一結論。在一九八〇年，印度第三產業占GDP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六，中國第三產業占GDP 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八。但到了二〇〇二年，這兩個比重分別為百分之五十點七和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同一期間，印度的第三產業在其經濟中的分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一，而中國的只增加了百分之三點七。一方面，這說明中國並沒利用製造業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帶動第三產業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長，沒能發揮出更大的內生增長潛能；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在同是人口眾多、勞動力廉價的條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相應的行業：中國選擇了製造業，而印度則利用其相對的制度資本優勢發展服務業。 
　　
　　說到這裡，一個自然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第三產業對制度機制的依賴性這麼強的情況下還要推動制度改革來促進第三產業發展？答案在於兩個方面：首先，製造業的經濟增加值低、利潤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務業的增加值和利潤率相對要高。其次，第三產業是經濟持續增長、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的關鍵點所在，靠「硬苦力」的製造業是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獲取更大份額的。
　　
　　而且，在當今世界上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已不再是自然資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寬廣，而是取決於你的制度機制是否最有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現代運輸技術、通訊技術出現之前的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早期，跨地區經濟市場還沒完全形成，那時的市場交易可能依賴道德規範、習慣法即可，有沒有新聞媒體（更不用說開放的新聞媒體）、有沒有可靠的正規司法可能並不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競爭優勢，那時「地大物博」決定競爭優勢。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國際市場交易中與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來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國商人。道德規範、習慣法已不夠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規司法和開放暢通的新聞媒體才能促進交易更高效地進行。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不僅認識到中國改革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而且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改革沒有挑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卻取得了成功，這恰恰是中國人勤勞辛苦卻並沒有很富有的制度原因。 
　　
　　

二、印度比中國強在哪裡？

　　
　　一九七八年中國的人均GDP是印度的三分之二，現在中國的人均GDP比印度高百分之七八十。正因為這一點，中國內部很多學者和政府官員都說，印度儘管有新聞自由、民主制度、私有產權，等等，但是它並沒有創造出中國這樣的經濟奇蹟。 
　　
　　最近幾年的跡象進一步表明，某些關於中印比較的結論下得太早了，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尤其是從金融發展對社會和經濟影響的角度來看，印度內在的經濟增長潛力比中國大得多。 
　　
　　中國這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眾多廉價勞動力，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製造業和其他相關行業的服務，生產鞋、服裝、玩具、家用電器等。從國外轉移到中國來的製造業生產，技術含量並不高，即使是電腦生產，表面看來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這些技術實際上已經非常標準化，成為簡單的加工生產，利潤率也不高。 
　　
　　當然，這些年通過改革開放，的確使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含量上了一個新台階，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管理水準也上升到新的高度。這些轉變為中國經濟增長走出以簡單的製造業來創造工作機會、增加收入的模式，創造了越來越好的條件和基礎。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國不在契約執行架構、資訊提供架構、權力制衡架構等方面做更進一步調整，如果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沒有實質性進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變革，如果仍然不能為市場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構和資訊架構，那麼中國要在經濟增加值、利潤率更高的服務業、第三產業上超過印度，將非常難。 
　　
　　我曾多次撰文講述這樣一個觀點，服務業跟製造業不一樣，服務業交易的內容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製造業的各個環節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若市場上交易的內容是看得見的商品，比如衣服、鞋類，這種市場的發展對於法治架構和資訊架構的要求相對來說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發展更高端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證券業，沒有相應的法治架構和資訊架構是不行的。因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資訊很少，即使資訊足夠多也非常不可靠，那麼人們從事這種高端服務業交易的風險太大，人們的交易意願自然會下降。金融業發展的核心是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進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價值，包括勞動力資產的價值，制度差別的長遠價值即在此。 
　　
　　我們先看一個香港的例子。二〇〇五年滙豐銀行總運營收入大概是七百七十二億港元，其中四分之一來自香港，也就是說其中兩百億港元來自香港市場。香港人口才六百萬，兩百多億港元除以六百萬，平均每個人為滙豐銀行提供的收入達三千多港元。這說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麼高。當然，這只是滙豐一家的情況，其他銀行和金融公司還不包括在內。香港是中國和亞太地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場，包括滙豐銀行在內的很多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實際上不只是針對香港本地人，它們同時也為很多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新加坡等亞太各地區的客戶服務。 
　　通過這個例子，我想說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別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強的能力去配置和調動資源。金融證券業發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資產，包括人力資本、房地產、土地以及未來的收入流，等等，通過金融票據化的發展變成活的資產，主要形式就是進行貨幣化或者證券化，這樣一來，資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達到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香港每個人可以為滙豐銀行貢獻三千多港元的利潤的原因，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帶來的奇蹟。 
　　
　　當前，印度經濟的金融證券化程度無法和香港比，但我們至少可以將印度和中國大陸作一個比較。印度股票市場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百分之百八十（二〇〇五年數據，下同），而中國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百分之十，也就是說，印度資產和財產的股票化、證券化的程度是中國的八倍。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印度通過民間的和證券市場的金融證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調動資源、利用現有資產和財富發展經濟的能力比中國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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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來說，印度的銀行體系中有二十七家政府銀行，二十五家私人銀行，四十六家外資銀行，四萬七千個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私營的。這種情況下，印度為創業者和企業所能夠提供的融資手段和管道以及融資額，就比中國多很多。 
　　
　　印度銀行的商業貸款中，有百分之三十五貸給國有企業，其他百分之六十五都是貸給私人、家庭和私營企業；相比之下，中國銀行的貸款方向剛好顛倒過來，百分之七十貸給國有企業，百分之三十貸給私人。此外，中印銀行呆壞賬的比率也不一樣。從貸款去向來講，正因為印度的銀行體系和整個非銀行金融體系包括資本市場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營化程度遠遠比中國高，所以它們的貸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帶來更高回報、產生呆壞賬比率比較低的私有企業，而不是像中國這樣不斷將資金送往國有企業。 
　　
　　印度的私有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經濟能夠為創業者提供比中國高得多的發展資金，印度年輕人創業的機會，比中國年輕人好得多。印度有四萬七千個非銀行的金融與融資機構，這足以為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和中年創業者的事業發展提供金融支援，而在中國金融體系由國家壟斷的情況下，一百個年輕人裡面可能九十九個只有打工的份，只能是從事製造業或者簡單的研究或者其他行業的工資人，而不能變成創業者。 
　　
　　中印兩國的財富效應很不一樣。金融化、證券化程度越高的社會，越能夠提供條件讓大家更好地配置資源、創造財富，尤其是從事更高經濟增加值的生意的機會和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那麼，為什麼印度的金融證券行業比中國更發達得多呢？這涉及我談得比較多的一個話題。從根本上來說，金融證券整個行業平時的交易都是票據交易、契約交易，如果沒有可靠的、獨立的第三方即政府來提供契約執行的架構，也沒有作為獨立第三方的媒體來提供充分的可靠資訊，那麼誠信環境就無法建立起來，以金融票據和金融契約交易為核心的金融證券業就不容易發展起來。 
　　
　　對誠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個口號、一個願望，而應該具體落實為提供契約執行的架構，保證行騙者不會在沒有任何懲罰的情況下就輕而易舉地逃脫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新聞媒體等媒介所能夠提供的信息量以及資訊的準確度都能提升，那麼金融證券市場上人們受騙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減少，從而使更多的投資者和金融從業者以及需要金融證券服務的人，願意加入這些行業從事市場交易，這樣，金融市場、證券市場才有可能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如果沒有這些制度架構的支持，很難讓金融證券業健康和繁榮地發展起來。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相對於印度的比較競爭優勢也就很難產生。 
　　
　　在今天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之下，競爭已經遠遠不只是簡單的勞動力競爭。全世界共有六十億人口，六十億雙手，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簡單勞動力的供給量幾近於無限，簡單一雙手的邊際價值非常低，幾乎等於零，因此，簡單勞動力的價格自然就沒有那麼高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源上的競爭也沒有太大意義，人們可以通過很便宜的輪船運輸把資源從一處運到另一處。因此，今天世界的競爭主要就是制度競爭，看哪個國家更能夠為金融證券交易雙方提供更好的契約執行架構和資訊架構。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在這兩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從事那些經濟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經濟增長品質就可以更好。 
　　
　　據我瞭解，卡耐基基金會投資委員會所遞交的任何一個要投資印度的專案，百分之百都會被輕鬆批准，大家一致認為印度擁有民主、法治、新聞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證，他們對印度的經濟增長一點也不擔心。然而，卡耐基基金會投資委員會遞交的投資到中國的計畫，十個中有八九個都會被打回來。 
　　
　　不僅卡耐基基金會這樣，其他基金會也都是如此。里昂證券本來非常關注中國，但現在它的相當一部分注意力轉移到印度去了。它們無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國，因為在中國證券業賺不到錢。中國市場上的投資機會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嚴加管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資金的流向、投資意向偏好從中國轉向印度是必然的。
　　
　　事實上，很多機構現在並不放心也不太願意把更多的錢投在中國，它們更願意把錢投在印度，但短期內沒有辦法，因此，暫時還只能投資在中國，畢竟目前中國的勞動力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相對印度尚存在優勢。我在和紐約投資機構的接觸中已經很明顯地感覺到這種投資意向的變化，中國必須及早瞭解這種投資意向的變化，這是非常重要、有遠見和預測作用的指標。 
　　
　　中國表面看來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地方官員和高層官員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中國不能只陶醉於這種表面的東西。中國如果繼續把錢大量投入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而忽略看不見摸不著的制度建設等軟體，是很危險的。印度與中國在進行一場龜兔賽跑，事實上，它正在緊步追趕。 

作者：陳志武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八旗中國觀察 出版日期：2010-07-31 ISBN：9789868563292 城邦書號：A1390021 規格：平裝 / 單色 / 304頁 / 14.8cm×21cm